鳳凰周刊：香港是誰？

回歸10年，香港人仍在痛苦掙扎，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在許多香港人看來，他們無論相對於大陸，還是對於西方世界，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他者。 我們是誰？ 從1842年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這種追問就已開始。回歸10年後，這種追問仍未終結。 1990年，麥嘜/麥兜系列漫畫開始風行香港。 1997年以前，故事主角是麥嘜。母親會為麥嘜做褲子穿，買手錶給麥嘜戴，開了一張附屬信用卡給麥嘜；麥嘜能畫得一手好畫，中英文基礎也很好，生活無憂。 那些年頭，香港是「東方之珠」，歌舞昇平，民眾自信。在東西方交匯中，它始終是一個中心，一個惹人艷羨的焦點。 1997年之後，取代麥嘜的是另一隻漫畫小豬——麥兜。麥兜的生活充滿挫折，似乎如何努力都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 麥兜同樣引起整個香港的共鳴。經歷金融危機洗禮的香港中產階層的破產者眾，看不到成功的曙光。 麥嘜/麥兜系列的創作者謝立文接受記者訪問時便開宗明義地說：「我想要一個更有血肉有局限的人物，於是有了麥兜；麥嘜好像想怎樣就能怎樣，但麥兜就有好多掣肘。」這些掣肘自1997年之後便與香港人相伴，讓他們對自己的身份產生憂慮和恐慌，或表於形，或隱於內，卻一直未得解脫。 七一大遊行、爭建迪斯尼，甚至那些反對大陸孕婦來港的普通市民，那些當初選擇移民後又回港的中產，每個人的背影中，都隱藏著一個追問： 我們是誰？ 從1842年淪為英國殖民地，到後來的經濟明珠，再到1997之後，伴隨經濟下滑的挫折感，港人走在兩次歷史轉折之中，無所適從。 在好光景時，她是自由港，一塊有著無限活力的土地；而失落時，她只是一葉無根的浮萍。「去殖民化」的弔詭 「回歸之前有的時候填表要填國籍，我們都是填『英國』。」1960年代出生在香港的劉偉民說：「雖然我們出生下來就被告知是香港人，但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我們也沒辦法填中國，因為我們不在中國的統治範圍內。所以最後只能填英國，雖然心裡也覺得怪怪的。」 1842年《南京條約》將香港變成「日不落帝國」諸多殖民地中的一塊，但英國人卻在這裡推行了完全不同於其他殖民地的統治方式，這也造成了香港特殊的身份危機。英國政府不僅沒有像當時的日本、法國那樣在殖民地推行同化政策，甚至沒有推行「去中國化」的措施。 1841年，英國人登島之後便宣布華人社會仍按《大清律例》管理，直到130年之後才完全廢除。這使得香港的納妾制到1971年才結束，是包括大陸、台灣在內的所有華人社會中最晚廢除這一習俗的地方；在1970年代，研究中國華南鄉村社會組織結構的西方學者是在新界，而不是在廣東，找到了風俗禮儀保存最為完整的華南村落 這看上去甚至讓人懷疑英國人是否準備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 英國人的做法並非是出於仁慈，而是精明的計算。 與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不同，香港沒有豐沛的自然資源，英國人當時所需要的，只是香港優良的深水港。從統治成本的角度考量，英國人顯然沒有必要在香港建立嚴格的自上而下的殖民體制進行整體控制。正像當初英國人沒有選擇同是良港的舟山，就是因為嫌舟山「太過繁華，不便管理」。 「香港人是否認同自己是英國人，對英國來說並不重要。」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呂大樂說，他將英國在香港的殖民方式稱為「非直接式（indirect）統治」。 在這樣的思路下，早期英國殖民統治層與香港的普羅社會基本上處於分離狀態。即便到了後來，英國人仍然沒有接納香港人作為自己的子民。 1982年7月，英國政府宣布，在香港的英籍華人如果在大陸遇到了困難，英國領事館將不予協助和保護。英國政府更是因此而修改《國籍法》。 英國的這種做法，就是因為擔心如果中英談判無法確定香港的未來地位，香港社會會發生動蕩。只要一小部分香港「英籍華人」湧入英國，就會對英國造成巨大的負擔。當時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後來也在回憶錄中透露，正是基於這樣的本國利益，所以她更傾向於尋求一種「能夠使大多數香港人願意繼續留在香港的措施」。 另一方面，英國人也意識到，一個擁有強烈「中國意識」的香港對於殖民統治來說是危險的，所以英國人在香港儘力淡化身份認同，有公民而無國民教育。香港也因此成為幾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長達100多年的時間裡沒有進行過國民身份教育的現代文明地區。 在港英時期的中學歷史課本中，中國歷史停留在鴉片戰爭，而且這場戰爭的性質被描述為「因為商業利益而爆發的戰爭」。不願透露姓名的香港市民黃小姐說，甚至直到1980年代她作為中學生去大陸旅行，站在天安門前，她只是覺得這是一個很雄偉的建築，不知道它到底有什麼意義。直到回歸之後，她才第一次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英國人在香港推行的這種特殊殖民統治方式是有效的。在香港長達150多年的殖民史中，這個華裔人口高達96%的社會對殖民統治幾乎沒有爆發過持續性的反抗，甚至沒有持續性的敵對情緒。 加之1950年代之後香港經濟飆升，香港的人均GDP甚至超過宗主國英國，使得香港不僅缺少那種一般殖民地所特有的悲情意識，反倒生成對殖民統治的認可。 但是，香港人的「中華根」仍然被英國人完好地保留著，比起僅僅經歷過50多年殖民統治的台灣，香港卻從未出現過成規模的「港獨」思想。這便形成了香港人獨特的矛盾心態，學界有人以「雙重效忠」稱之。 這種心態在香港的武俠小說《鹿鼎記》中也有精彩的體現。 金庸在小說結尾處為「異族皇帝」康熙設計了一段獨白：「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歸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 《鹿鼎記》成書於1970年代初，此時的香港在經歷了1966年「反英抗暴」運動之後，港英政府整頓吏治，成立廉政公署，為商人階層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對草根階層推出一系列福利措施，香港經濟也進入黃金期，使港人對殖民統治的認同感大大增強。 康熙的這段獨白不能不說是當時香港人對歷史的借喻，也是彼時香港人一段委婉的心路表白。 「香港的去殖民化非常有趣。」香港時政評論員梁文道說：「雖然都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是印度的去殖民化很明確，他們可以塑造出一個完整的國家身份認同來肅清英國人的影響。而香港不同，面對一個巨大的母國，香港的去殖民化本質上是回歸而不是新建，但是它又發現自己已經與母國是那麼的不同。」 從中英談判到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的一段時間裡，在大陸的描述中，香港的回歸一直都被納入「中華民族洗刷被侵略被殖民的恥辱」這樣的論述之中。 這樣的論述給香港人的身份重塑造成困難。身為「炎黃子孫」的他們不僅沒有自動將自己納入這樣的判斷之中，反而流露出對「九七大限」的恐懼。 從中英談判開始，香港便斷斷續續出現了移民潮。據香港學者的統計，從1981年到1986年，移民海外的人數為平均每年2萬人，在1989年之後更是達到每年6萬人。香港廉政公署曾預計，14名首長級官員中有一半會在1996年之前離職移民。 大陸迅速淡化，以至最後完全放棄了這樣的論述，但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仍然沒有得到完整的重塑。相反，出於種種因素的考量，港英時代的很多制度安排被完整地保留下來。 港島的大小道路仍然保留著過去的名字，「皇后大道」、「干諾道」，它們仍然是以英女皇以及歷任港督的名字命名；英資色彩濃重的滙豐銀行仍然是香港的發鈔行之一；除了基本法，香港仍然沿用英國法律，香港的大法官中仍然有很多英國人。 最早負責香港回歸事務的廖承志甚至說，香港回歸不過是換個總督，換面旗。 變或不變都成為難題。 「都說回歸之後我們香港人要調整心態，其實大陸也應該調整。」一位在大陸工作的香港人半開玩笑地說：「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說『港澳同胞』，但從來都不會說『廣東同胞』，既然我們都回歸了，為什麼稱呼還沒有變呢？」 一位研究香港20多年的大陸學者在談及回歸時不無感嘆地說：「政權回歸易，心態回歸難。」 從「北進」豪情到「居港權」之爭 自從中英談判開始，香港人的身份探尋中，如何界定自己與大陸的關係便成為最重要的課題。 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人並非總是處於移民潮的悲情意識之中，他們甚至一度是那麼的自信，相信自己不僅不是被改變的對象，而且可以改變整個大陸。 1980年代當大陸開始試水改革開放的時候，香港的經濟、文化和制度魅力都達到了最高峰。香港也第一次從大陸的「窗口」變成大陸最為重要的「老師」。 1988年6月，大陸領導人鄧小平第一次提出「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香港這塊殖民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陸的話語體系中被賦予了無上榮耀的榜樣地位。 港資成為第一批湧入大陸的「外資」。1990年，港資在大陸已經僱傭了約300萬工人，8成以上的香港上市公司在大陸開展業務，約有10萬香港人在大陸工作。 香港的自信心迅速從經濟轉移到制度。 1980年代末期，正當中英談判進入關鍵階段的時候，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上書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要求「民主回歸」，希望香港能成為大陸的「民主窗口」。一些大陸學者甚至將香港看作是大陸進行民主改革的「可控性試驗田」。 19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口號之後，中組部便組織多達1000名左右的地市級幹部到香港學習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律、證券、房地產等知識。這次培訓中的很多幹部成為後來推進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的骨幹。 一位參加過當年培訓的廳級幹部在10多年後還能清晰地回憶起當時上課的內容。他說：「當時給我們上課的梁振英說，他覺得大陸的房地產不是太冷，而是太熱。但是當時大陸的房地產剛剛起步。後來海南房地產事件爆發，證明他是對的。這讓我在這10多年的時間裡對房地產的發展始終抱有警惕的心態。」 香港還變成大陸普通百姓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元素。 即便是在大陸最為偏僻的山村，也能看到劉德華、成龍的電影和梳著和他們一樣髮型的年輕人，香港的佐丹奴也成為大陸最早的流行服裝連鎖店。 1990年代初，香港作家梁鳳儀的小說開始風行大陸，並迅速得到官方的認可。當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稱「改革開放時代想參與經濟活動的大陸讀者」都可以從梁的小說里借鑒知識，大陸官方媒體更是將其美譽為「有鳳來儀」。 「當時香港人有一種『大香港主義』的優越感」，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王家英說：「香港人認為『我是最好的，你們都要來學我』。」 香港學者周蕾就在文章中公開宣稱「作為一個殖民地，香港不就是中國的未來都市生活的範例嗎？」 這不僅是當時香港知識分子的豪言，也是深圳河兩邊從領導到小市民的共識。 但是，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香港經歷著移民潮。香港人從過去的「雙重效忠」演變成「三重身份」。 1995年，香港一些學者寫了一本名為《北進想像》的書，對此時香港人複雜的心態進行了很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解剖：香港人對於被英國人殖民的身份持有曖昧態度，內心認同殖民帶來的繁榮，甚至有種因此而來的優越感，但不敢公開表露，害怕「政治不正確」；對於回歸卻持有一種恐慌，將大陸看成是新的殖民者，這也是移民潮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隨著香港資本主義文化和經濟力量的「北進」，香港又在大陸扮演著瘋狂賺取利潤，傳播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殖民者角色。 但是，「北進想像」很快破滅。 剛剛回歸的香港接連遭遇金融危機、SARS，股市、樓市等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大幅衰退，香港經濟奇蹟也就此破滅。而於此同時，大陸卻實現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大陸的改革開放榜樣也早已越過香港，直接瞄向了西方發達國家，在香港的官員培訓項目也迅速減少。 「香港人的北進豪情急轉直下，迅速變成一種對於大陸的防範心態。」《北進想像》一書的主要作者之一盧思騁說。 1999年，香港終審法院在一宗案件中判決：香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包括私生子女在內。這一判決引發了聲勢浩大的「居港權爭論」，也成為觀察香港這種「心態急轉彎」的極好案例。 終審法院的判決迅速遭到特區政府官員以及香港中產階層的強烈抗議。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公開宣稱，這一判決將導致167萬大陸人移居香港，對於香港的社會和福利制度是一個巨大的負擔。她甚至連同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一同上京，要求中央釋法，抵制大陸赴港潮。 香港的《星島日報》也發表文章稱：「這對於香港納稅人是不公平的。為什麼我們要為那些對婚姻不負責的人和他們的錯誤承擔責任？」（很多擁有這種居港權的人是香港人在大陸的私生子。） 「你會發現在香港人的論述中，有個詞特彆強烈——『我們』，」盧思騁說，「這樣的論述說明，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中產階層心中與大陸還是有強烈的『你我之分』。他們強調的是『我們』與『你們』是不同的。在整個事件中，香港人把大陸想像成是一個可怕的外來體，香港人的心態是要『抵住』大陸。」 在一些研究中，居港權事件被認為是進一步強化了香港與大陸之間長久以來就存在的心理邊界。 「『一國兩制』的安排就是為了安撫香港人的恐懼心態。」王家英說：「但是經濟的交往不可能不帶來政治的影響。」在王家英看來，香港與大陸的關係就像州與聯邦政府的關係一樣，自治度再高，也畢竟只是一個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的節制。 但是香港人對「自我」的消失特別敏感。擔心上海會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擔心深圳、廣州會取代香港的航運中心地位。香港媒體甚至感嘆說，回歸10年之後的今天，香港的郵筒和警察制服也已經變得與大陸一樣了 這種擔心與閉門自保的心態彼此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 一些嗅覺敏銳的香港人顯然已經意識到了大的趨勢。 「既然大陸的影響力是註定擋不住的，香港人就要調整自己的心態。與其龜縮，不如主動融入。」盧思騁說：「我們其實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城市，不要總想著關起門來自己搞一套。」 王家英對於香港的優勢非常樂觀，他認為今天的香港仍然對大陸有不可取代的示範效應，而且比起當年理想主義色彩濃重的「北進想像」，這種示範效應在今天更務實，也是更高層面的。 「香港有良好的法治傳統，如果香港在這樣的基礎上實行民主，絕對會比台灣走的更好。」王家英說：「大陸恰恰缺少制度的經驗。香港可以為大陸示範如何在民主之前建立良好的制度，這對於大陸今後的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為何難唱「獅子山下」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一曲《獅子山下》唱盡香港人歷經艱苦、自強不息，也唱出香港能夠從一個小漁村成為世界大都市的奧秘，很多香港人將其稱為是自己的「區歌」。 陳文才就生活在獅子山下，是典型的靠一雙手打拚一輩子的香港市民。 陳1970年代開始做廠房中介，後來轉作寫字樓中介，再後來轉作住宅中介。在生活好的時候，他住在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雇了兩個菲佣。 陳文才的生意轉型非常直接地反映出香港的經濟變遷——從早期的製造業中心，到後來製造業轉移北上，第三產業興起，再到後來成為金融中心。這是香港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但也是香港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過程。 1997金融危機也引發了香港社會結構的重新洗牌，大量剛剛萌發起來的中產階層被徹底擊垮，也包括陳文才。 2002年，香港經濟持續低迷，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自己遞交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的結尾引用了《獅子山下》，希望以此振奮人心。也正是在那一年，陳文才生意破產，他辭退了菲佣，與妻子和兩個20多歲的兒子一起搬到了政府修建的只有40平方米的廉租房裡，他的廉租房恰好也在獅子山下。 此前香港人堅信，只要金融好，房地產好，香港經濟就不會有問題。但是金融危機將香港產業升級帶來的結構性弊病全都暴露出來，隨之而來的衝擊，也並沒有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 「香港的失業是結構性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工會聯合會副會長陳婉嫻說：「現在在香港，如果教育水平低，很難進入主流經濟。」 《獅子山下》當中所歌唱的那種依靠汗水就可以換來成果的勞動，在今日的香港早已成為歷史。 從1980年代開始，香港的製造業不斷外移，香港轉而以金融服務作為主業，加之香港的壟斷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使得普通小市民逐步失去了自我創業的空間。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呂大樂的父親早年就是依靠艱苦勞動積累下原始資本，最後開設了屬於自己的小廠。「但是這樣的情況在今天已經不可能了」，呂大樂說：「製造業在香港已經消失，而且壟斷也使得小工廠沒有生存的可能。」 社會結構的轉變使得社會心態也慢慢發生轉變。不用民意調查，只要問問普通香港市民對李嘉誠的態度，就會有很深刻的體會。 昔日依靠自我打拚而最終成為香港首富的李嘉誠被香港人稱作「李超人」，也是很多人的榜樣。但是今天，這個香港致富童話已走向另一端。 「剛剛回歸的時候政府把一塊土地交給李嘉誠，要他建設數碼港，結果他卻開發成房地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香港市民說：「這是與政府合在一起欺騙我們啊！而且他開的超市將很多小商販擠得沒有活路，要麼破產，要麼只有到他的超市裡面去打工。」 2001年，香港的基尼係數飆升到0.52，貧富差距成為世界上所有發達經濟體中的「冠軍」。 「殖民地時代英國人要在香港獲取商業利益，維護統治，都要依靠大商人，所以香港一直都是親商政府。」香港時政評論員梁文道說：「香港在制度層面對中下階層的保護甚至遠遠不如大陸。」 長期從事工人權益保障工作的陳婉嫻也頗有同感，因為擔任議員，她更感受到這種貧富差距的背後更是一種制度弊病所帶來的。 「我對工商界的人說，現在香港月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有80多萬人，他們說沒有關係，我們把他們養起來。」陳無奈地說，她經常為了工人權益的事情與政府發生矛盾，但是政府往往要顧及各方面利益，特別是商業階層的利益，所以在推動諸如最低工資制度這樣的政策立法時總是困難重重。 在談及如何解決香港面臨的社會問題時，王家英舉了個例子，香港目前的企業所得稅僅有15%，是世界發達國家中最低的。王家英半開玩笑地說：「如果香港實行普選，普通民眾也有選票的話，我想特首早就會把稅率加上去了。」 制度安排使得香港根本不具備自我調節的動力。一些香港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央的身上。 一位香港人特別提醒記者注意今年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有一句是中央「將與港澳各界人士一道，為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而努力奮鬥。」 「我們都能看到今天香港社會的問題，阿爺（香港民間對中央政府的一種稱呼）不可能看不到」，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香港人說：「這句話或許就是一個信號，阿爺有可能會改變單一依靠工商階層治理香港的策略，並且對香港的社會財富分配、社會結構進行積極的干預。」 「大陸不是一直在提創建和諧社會嗎」，他特彆強調說：「今天的香港也特別需要。」 香港人口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逃難來的大陸人，從太平天國、日本入侵到國共內戰。難民情結使得香港華人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無法形成本土意識。香港對很多人來說只是暫居之所。 1966年，因為不滿港英政府對渡船費用加價，香港爆發「反英抗暴」運動。這次事件，被看成是香港人第一次形成了「自我」的概念，這些人與他們難民情結深重的父輩不同，他們開始以港為家，爭取權利。 創作於1970年代的《獅子山下》更是為這種「自我意識」做了明確的概括和提煉。自強不息的「獅子山下精神」使得沒有找到明確國族身份的香港人找到了明確的自我精神，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維繫香港人的精神紐帶。 香港在身份認同上似乎從來都處於一種緊張感之中，他們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來描述自己的處境。唯有在唱起《獅子山下》的時候，他們顯得那麼自豪，對自己的身份那麼明確。

對這塊飄零一百多年的土壤和其上幾百萬生靈來說，這根精神紐帶不應因為任何原因而褪色或被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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