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學】?邵育群：美國與全球化關係的再定義 高度不確定的未來

作者繫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關鍵詞】 美國； 身份認同； 全球化； 民粹主義

內容提要

2016年總統大選標誌著美國與全球化的關係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即重新界定美國與全球化關係的時期。特朗普反對自由貿易協定,支持收縮移民政策,反對所謂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其成功當選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在全球化衝擊下,美國中產階級出現"空心化"現象。一方面,中產階級中下層特別是藍領工人的工作崗位不保,經濟利益受損;另一方面,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社會流動性減弱,"美國夢"的實現難度陡增。第二,"美國身份認同"危機因人口結構的迅速變化及文化多元化發展而爆發,令部分白人產生嚴重的不適與不安。第三,政治極化使兩黨難以在國會內達成妥協,聯邦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民眾對政治精英和主要政黨的信任度降到歷史低點。美國政治體系"失效",令民粹主義抬頭。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短期內將推行逆全球化的經濟政策;繼續將外部因素作為"替罪羊",以回應國內民眾的訴求;外交政策會出現回擺,但美國不會退出全球化。外界不應高估美國的逆全球化立場和影響,但應做好準備應對一個傾向"孤立"的美國。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獲得總統大選勝利，成為2016年繼英國「脫歐公投」後又一次震驚世界的「黑天鵝」事件。特朗普反對自由貿易的政策立場獲得了大批所謂全球化的「輸家」——白人男性工人的支持，其赤裸裸的種族歧視言語不僅沒有因「政治不正確」而招惹麻煩，反而滿足了在全球化進程中出現「身份認同」危機的白人選民的要求。自20世紀70年代全球化進程席捲全球直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一直自視為同時也被公認為是全球化的領導者。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全球化常常被認為就是美國化。因此，對美國之外的世界來說，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似乎意味著美國與全球化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特朗普的當選令全球的觀察家提出了同樣的問題：美國與全球化的關係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又會對全球化未來的發展帶來什麼影響？筆者認為，美國中下層中產階級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空心化」、美國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美國身份認同」危機及美國政治體系的「失效」使其無法對上述問題做出有效回應，是特朗普當選的主要原因。上述問題的產生都與全球化發展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未來 美國與全球化的關係將發生複雜且難以預測的變化。

1經濟全球化與美國中產階級「輸家」

美國曾是經濟全球化的領頭羊，但新當選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經濟政策主張卻表現出很強的「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色彩。特朗普的當選說明，經濟全球化的效應在美國社會逐漸發酵，產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影響，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國中產階級特別是其中下層成為全球化最大的「輸家」。美國中產階級特別是其中下層的遭遇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這種遭遇是否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中產階級的遭遇和美國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之間又存在怎樣的聯繫？

（一）美國的中產階級：全球化的「輸家」？

1999年托馬斯·弗里德曼稱，全球化已經替代了冷戰體系。與冷戰體系不同，全球化是技術發展和盲目的經濟力量的產物，而非政府政策的結果。全球化就像是沒有工程師的高速列車，如果不及時上車就會被永遠拋棄或被其擊敗。拒絕全球化就好像拒絕日出一樣是徒勞的。反對全球化的力量將主要來自窮國的人們。但經過近20年之後，人們卻驚訝地發現，導致美國和歐洲製造業和文員職位大幅減少的力量，已使得中國和印度數億人擺脫貧困。這些力量大大加劇了西方經濟體內部的不平等，同時卻讓全球變得更平等。贏家是中國和印度的工廠工人，而輸家則是西方的中產階層。這個圖景在2016年美國大選過程中被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中產階級中下層和對未來感到無奈甚至恐懼的年輕人，對意識形態光譜上的極左人士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極右人士特朗普的堅定支持令主流社會詫異不已。

民主黨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以74歲高齡參加選舉，其「社會主義者」的身份及其在國會內「反對者」的姿態不僅沒有嚇倒選民，反而在青年民主黨支持者中引發巨大的熱情。其競選政策主張包括：改變美國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和財富分配嚴重不公的現狀、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擊敗財富影響美國政治的潛規則、提高富人的稅率、推動美國能源改革、公立大學免費等，這些主張均獲得了基層選民的熱烈歡迎。他在50個州的初選中拿下23個州對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造成巨大壓力，迫使希拉里最後依靠黨內「超級代表」的支持才獲得了民主黨候選人的提名。

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最終競爭中，決定兩人勝負的是「鐵鏽帶」上的幾個搖擺州，如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州。這些州在四年前、八年前都支持奧巴馬，但在2016年卻倒向了特朗普。「鐵鏽帶」作為美國中西部一帶的老工業區，曾經是美國經濟的引擎。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美國的交通運輸、產業結構、環境壓力、貿易需求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鐵鏽帶」進入了由盛而衰的過程。以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為例，1980年，通用公司在此地僱傭了8萬工人，但現在只有7200人。由於製造業崗位的迅速減少，密歇根州的居民把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稱為「失去的十年」。在這個十年里，密歇根州汽車製造崗位減少了一半，人均收入在全美各州中排名降到了第34名。有大學學歷的人紛紛搬離該州，使得密歇根的人口更趨老化、教育程度更低、人們的心理狀況也更脆弱。「鐵鏽帶」的問題在統計數據中並不能完全顯示出來，甚至常常會被更深地掩蓋起來。例如密歇根州的失業率是4.5%，看上去低於全國平均失業率，但究其原因，並非就業崗位有所增加，而是工人數量已經減少。特朗普正是回應了白人藍領工人和中下層中產階級的焦慮和憤怒，才一舉拿下了這幾個搖擺州的選舉人票，由此奠定了勝局。

2016年大選反映出的美國中產階級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艱難處境，始自20世紀70年代。此後，中產階級「空心化」現象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更加嚴重。美國中產階級的人數曾經佔總人口的多數，但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2015年的統計，美國中等收入成年人共1.208億，高收入和低收入成年人共1.213億，即中產階級總人數小於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人數之和。中產階級人數在美國總人口中的佔比從1971年的61%下降到2015年的50%。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社會總收入正從中產階級向富人階層轉移，富人階層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從1970年的29%上升到2014年的49%。中產階級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受到最沉重的打擊，其2013年的中位財富比2001年下降了28%。

（二）美國的中產階級：為什麼「輸」了？

在全球化過程中，美國中產階級「空心化」的形成原因在主流學界的研究中與中國 墨西哥這些受到特朗普指責的國家並沒有多少關係。

第一，生產率的提高導致對製造業崗位需求的減少，而生產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信息技術及其他各種技術被廣泛地運用於生產中。其實早在21世紀初，美國製造業崗位的減少已成為事實，而且製造業崗位減少並非美國一國獨特的現象。據研究，從1995年到2002年，全球製造業產出增長了30%，卻喪失了約2200萬個就業崗位。其中，中國喪失了1600萬個製造業就業崗位，跌幅達15%；巴西和日本的製造業減員幅度分別為20%和16%；而美國製造業裁員200萬，就業萎縮11%。根據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得出的結論，美國就業減少的80%與信息技術的應用和有關生產能力的其他效率提高有關。此後，這種情況繼續發展，根據對2000年以後的情況分析，美國減少的製造業就業崗位中，絕大多數（88%）是被機器人替代的。通用汽車現在用5000名工人可以製造出的汽車在20世紀60年代需要25000名工人。

第二，中等收入工作崗位的數量在過去20年里幾乎停滯。市場並不像一個自動扶梯，而更像是兩層缺少樓梯連接的地板。最上層的工作崗位在增加，且工資在上漲，最下層的工作崗位也在增加，而工資保持不變，但對於接受過中等教育、工資水平也處於中等的工人的需求卻沒有增加。美國的經濟正在一分為二，要求接受過大量教育和培訓的、高學歷高收入的工作崗位正在快速增加，而不需要怎麼接受教育或者特殊技能的、低工資低門檻的就業崗位也在快速增加。唯有中產階級的工作崗位數量停滯不前。

第三，美國男性作為一個群體在適應變化的勞動力市場時表現相對較差。男性的教育成就在下降，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參與度也在顯著下滑。對於沒有大學本科學位的男性來說，過去30年里工資或從未上漲過，或有所下降。當這些男性離開中等技能的藍領工作後，他們的職業技能和收入狀況更加糟糕。由於這部分男性一般是所在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其退出中等就業市場對所在家庭的經濟衝擊無疑是致命的。

另一個讓普通美國人感到不滿的是日益嚴重的分配不公現象，而與之伴隨的則是美國社會流動性的減弱。奧巴馬總統在2013年的一次演講中曾表示，二戰後美國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收入一直佔據全國的三分之一，但由於每個人的工資和收入都在上漲，而且整個社會是向上流動的，所以人們總體上比較樂觀；但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美國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佔據全國的一半，而最富有的1%家庭的資本凈值比普通家庭高出238倍，創下了美國歷史記錄，同時美國社會的向上流動性也比其他發達國家差。日趨嚴重的不平等和流動性減弱一起構成了對美國夢、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國全球地位的根本威脅。美國經濟學家的研究為總統的言辭提供了學術根據，研究的結論是不論一個美國人的教育背景如何，他的起點對其終點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從統計意義上講，圍繞著財富分配的總體流動性在下降。或者說 如果一個美國人屬於中產階級，他就將一直屬於這個階級，這也意味著讓其他人進入中產階級的空間正在變小。人們難以通過教育提升自己的階級屬性。至於這種美國社會向上流動性減弱的原因，學者的回答並不肯定，猜測的原因包括工會的作用漸漸弱化，無法幫助工人談判漲薪；中等收入的工作崗位數量沒有增長等。

2全球化擴散與「美國身份認同」危機

全球化過程是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的過程。人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其自由流動範圍的擴大、速度的加快，除了具有重要經濟意義外，其社會和文化意義也正出乎人們意料地展現出來。如上文提及，經濟全球化導致美國中產階級特別是其中下層成為「輸家」，它所產生的影響已經超出經濟領域，直接關係到人們對實現「美國夢」的預期。這種預期曾經是美國之所以成為美國的重要原因，當這種預期出現問題時，說明美國社會內部出了問題。隨著美國政治、社會、文化不斷受到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政治、文化、移民等全球化力量的衝擊，美國人的身份認同開始出現動搖。過去三十多年裡，這種衝擊由小變大，影響也日積月累，以至於出現了所謂的「美國身份認同」危機，這個危機最終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全面爆發，成為決定大選結果的重要因素。未來美國應對該危機的具體政策及效果將對其與全球化的關係走向產生重要影響。

（一）「美國身份認同」危機

用美國中產階級在經濟上遭遇挫折來解釋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的崛起太過簡單，因為這無法解釋何以特朗普在競選中瘋狂使用充滿種族歧視的言語，顧問團隊中充斥「白人至上主義者」，支持率卻未受影響。這意味著一定有經濟以外的因素讓部分美國人感到極度不安，也就是已經出現多年並在2016年爆發的「美國身份認同」危機。

2004年，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發出警告，盎格魯—新教文化以及「美國信念」正在受到威脅，而後者正是前者的產物。所謂盎格魯—新教文化包括以下因素：英語；基督教；宗教義務；英式法治理念，統治者責任理念和個人權利理念，對天主教持異議的新教的價值觀包括個人主義、工作道德以及相信人有能力和義務努力創建塵世天堂即「山巔之城」。亨廷頓認為，盎格魯—新教文化受到的威脅來自以下方面：一是來自拉美和亞洲的移民潮，以及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國政府對美國社會施加的影響；二是政治和學術精英推崇的多文化主義、多樣性理論、世界主義和跨國身份認同。中國有學者把這解讀為「次國家認同」和「跨國認同」分別是解構「國家認同」以及威脅國家安全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亨廷頓在12年前發出的警告在2016年的美國國內政治中得到了回應，特朗普的當選是潛伏於美國社會的「美國身份認同」危機的外在表現。

美國一直被認為是個移民國家，因此一般認為在這個「熔爐」（melting pot）中，移居美國的各民族人民會逐漸「美國化」形成「美國身份認同」，並實現「美國夢」。但其實從建國開始，美國就不是一個外界想像中的「移民國家」，始終與其移民史相伴相隨的是或隱或現的「白人民族主義」（whitenationalism）。1790年美國第一部歸化法案規定，只有「自由的白人」移民才能獲得公民權，該政策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黑人自建國以來就受到長期的歧視性對待，這是美國人權史上抹不去的污點。其他民族，如亞洲人和歐洲人也受到不平等對待。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禁止所有中國勞工進入美國。1917年美國國會制定了第一部限制性較強的移民法案，其中規定了「亞洲禁區」（Asiatic Barred Zone），即除了日本和菲律賓，出生在其他亞洲國家的人不得移民美國。日本和菲律賓的情況相對特殊有其原因。日本早於1907年就根據日美君子協定（the Gentlemen』s Agreement of 1907）限制了移民美國的人數，而菲律賓作為美國的殖民地，其公民被認為是美國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美國。但是，1924的《約翰遜—里德法》（Johnson-ReedAct）進一步加強限制，幾乎所有亞洲國家公民都不再被允許進入美國，日本和菲律賓也被納入其中。20世紀初期，一些白人本土主義者認為，在「白人」的三個來源——斯堪的納維亞、阿爾卑斯山和地中海——之中，只有斯堪的納維亞移民可以與美國社會共處。《約翰遜—里德法》把歐洲移民的國別配額寫入其中，以減少斯拉夫人、猶太人、義大利人和其他國家移民的數量來換取斯堪的納維亞移民數量的增加。這說明伴隨著美國歷史發展，「白人民族主義」以各種形式或明或暗地出現，卻從未消失過。直到20世紀中期至60年代，美國出於打擊納粹種族主義及與蘇聯競爭在亞非地區的後殖民地國家的原因，才開始放棄國內的傳統「白人民族主義」。在此國際大背景下，「白人至上」思想無法繼續在國內政治中佔據上風，美國黑人的不斷抗爭終於獲得了回報，在法律意義上擺脫了選舉權的限制和種族隔離制度；而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內的改革派也成功推動了移民制度改革，終止了移民政策中的國別配額制。正是因為這一改革，使得此後拉美和亞洲移民數量劇增，直至改變美國的人口結構。

當然，除了國際政治因素，在全球化進程中人員流動更為便捷、美國經濟對高技術人才和普通勞工的大量需求，也是美國改革移民政策並導致拉美和亞洲移民數量劇增的重要原因。根據2010年美國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美國拉美裔人口已從2000年的3530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5050萬人，增長率高達43%，佔美國總人口的16%。與此同時，美國白人人口在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間從1.946億人增加到1.968億人，增長率僅為1%，在美國人口總數中所佔比例從69%下降至64%。預計到2042年，美國白人將成為「少數民族」。到2050年時，拉美裔人口將佔總人口的30%，非洲裔將佔15%，亞裔也將達9.2%，其他少數族裔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形成「多數少數化，少數多數化，整體拉丁化」的種族格局。

（二）新的「美國身份認同」尚未產生

人口和種族結構發生巨大變化，但代表新的社會結構的「美國身份認同」尚未形成，也就是在人口和種族結構發生巨變的過程中，曾經的「熔爐」並未很好地發揮作用。「身份認同」光譜上的「左」「右」兩派各持己見，卻都無法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同。進步主義「左派」從根本上否定「熔爐」的概念。他們認為，各種文化的平等性決定了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要優於追求一種共同的文化（acommon culture）。因此，與其再尋求用「熔爐」的方式幫助形成一個新的「美國身份認同」，不如用「攪拌碗」（mixing bowl）或者「色拉盤」（saladbowl）的模式取而代之，以使各個民族/種族的文化可以得到保留。以「另類右翼運動」（alt-rightmovement）為代表的「白人至上主義」思想屬於極右派。所謂的「另類右翼運動」沒有實體組織或主導機構而是一場發生在網路上的運動。參與者通過網站、聊天板、社交媒體和表情包傳遞信息。該運動的參與者多為白人男性青年，除了支持白人至上，他們反對多元文化、移民、女性主義和「政治正確」（politicalcorrectness）。有意思的是，這場運動起源於很多右派保守主義者反對小布希政府的政策特別是入侵伊拉克，「另類右翼者們」都是孤立主義者。他們對自由市場抱懷疑態度，認為商業利益與文化保護和文化同質有必然的衝突。兩位自封為「另類右翼運動」的領導人表示他們是「自然的保守主義者」（natural conservatives）對於「外國和不熟悉的東西有本能的警覺」，與「華盛頓特區的保守主義者」（belt way conservatives）完全不同，因為後者比「民主黨人和獃頭獃腦的進步主義分子」更憎恨「另類右翼」追隨者。

特朗普在競選後期聘用布萊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執行主席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為競選經理，當選後又任命他為白宮首席戰略師，使「另類右翼運動」正式進入主流政治進程。班農曾公開表示，布萊特巴特網站是「另類右翼運動」的平台。特朗普雖然為其提供了發揮更大政治影響力的機會，但他本人並非其中一員，很多白人中老年男性支持者也非該運動的追隨者。特朗普在競選中對墨西哥裔美國人和穆斯林美國人的攻擊，符合保守主義男性的心理狀態。一方面他們對多元文化衝擊感到不適和不安，另一方面他們對失去工作崗位、美國在中東反恐陷入困局並連累國內安全充滿擔憂和憤怒。此外，很多右派保守主義者支持特朗普，但不支持他的「種族主義」言論和政策主張，因為不希望由一位民主黨總統來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這也反映出美國社會保守力量對社會、政治和文化嚴重自由主義傾向的擔心和恐懼，這也是「美國身份認同危機」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3政治體制「失效」與民粹主義盛行

主流的學術研究表明，美國中產階級中下層在過去幾十年中的生存狀態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已經成為全球化的「輸家」；部分白人對美國社會日益轉向自由主義價值取向感到不安，對白人將成為少數人種感到不適。儘管如此，美國政治精英和主要政黨並未真正重視上述問題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更有甚者，為了自身利益，他們利用失敗、不適和不安的情緒破壞政治合作，使得體制「失效」的情況更加嚴重。這也是桑德斯在民主黨初選中獲得超高人氣以及特朗普最終贏得大選的重要原因；和屬於建制派的希拉里·柯林頓、傑布·布希（JebBush）等人相比，他們都屬於非建制派。當選民的基本訴求無法得到美國主要的政黨和政治精英的有效回應時，選民就對建制派喪失了信心，選擇接受一個「反智」的政治素人，以尋求方向並不明確的改變，民粹主義抬頭必然與反建制運動同時出現。

（一）政治精英與現實的疏離

希拉里·柯林頓在競選中曾將特朗普的支持者稱為「可憐蟲」，雖然她此後公開為這種說法道歉，但這可能真實反映了美國東、西海岸政治、媒體和文化精英們對特朗普的支持者即藍領工人和所謂「紅脖子」的鄙視。這也是美國政治、媒體和文化精英對此次總統選舉結果感到分外驚訝的主要原因，他們完全沒有想到「可憐蟲」為數不少，他們真的願意把票投給特朗普，以民粹式的反抗成功地擊敗了看不起他們的精英。精英們沒有「可憐蟲」似的朋友、同事和鄰居，他們生活在一個真正全球化的世界中，他們的生活和「可憐蟲」們完全沒有交集，這是兩個平行的世界。

政黨有自身的選民基礎，它們為了爭取選票，必須為一部分選民提供服務或幫助他們謀得利益，以獲得其支持。民主黨多年來已經發展成一個以專業精英和少數族裔為主要支持者的政黨，而共和黨的主要支持者則是意識形態保守者、富人和藍領工人。兩黨共同存在的問題是在服務和關注主流支持者的同時，忽略了另一部分人，他們是對前途感到日益渺茫的年輕人（千禧一代），因經濟利益受損、身份認同危機而產生不安全感的白人中老年男性。兩大主要政黨的缺位也是黨內精英與現實疏離的一種表現。

（二）政治體系「失效」

根據哈佛大學商學院2016年9月的一份報告，政治體系是美國競爭力最大的弱點之一。雖然這一政治體系曾經被其他很多國家羨慕，但在冷戰結束後的20多年裡，政治越來越成為美國的負擔。目前，美國政治體系已經成為阻礙美國經濟發展最大的障礙。具體而言，美國政治體系出現了以下一些主要的問題，使得體系「失效」令民眾失望而無奈，轉而呼喚變革。

第一，政治極化嚴重，談判和決策過程日漸透明，使兩黨達成妥協的難度大增，國會工作效率低下，民眾對國會的不滿意度居高不下。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政治極化現象日趨嚴重，民主、共和兩黨「基本盤」高度對立，迫使政黨高層在關鍵議題上不得不堅守極端立場，因此兩黨間很難達成妥協。著名的案例是2013年美國聯邦政府關門一事。共和黨內極端勢力「茶黨」代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等人以預算案為籌碼，強力推動反對奧巴馬政府的醫改法案，但國會內民主黨要堅決守住醫改法案，因為它是奧巴馬第一任期內的最大政績，雙方為此激烈爭鬥，不願做任何妥協，最後導致政府關門。談判和決策過程的透明化也是政治妥協難以達成的重要原因。由於信息傳播速度加快和媒體生態的變化，民眾對知情權的要求提高，政黨和政治人物之間的談判與決策過程透明度逐漸提高，這使得參與談判的各方做出妥協的風險變大，政治人物為了自身利益，與政治對手達成妥協的意願下降。妥協文化的逐漸消失，使得國會的工作效率低下，第112屆和第113屆國會制定的法案數量處於歷史最低點，很多議案僅僅因為政治利益而通過，之後從未成為法案。

第二，共和黨被黨內極右派綁架，處於事實上的「失控」狀態。美國國會工作的低效很大程度上與共和黨有關。一方面，共和黨在奧巴馬當選總統後就採取了「反對奧巴馬」戰略（anti-Obamastrategy）拒絕與國會內的民主黨和白宮合作；另一方面，當共和黨當權派發現採取上述戰略對共和黨也無益而試圖改變時，卻發現被黨內極右派綁架，無法領導共和黨朝正確方向前進了。根據國會運作規則，共和黨在一般的程序性投票中需要獲得218票才能將相關提案送至眾議院審議。共和黨領導人約翰·博納（JohnAndrewBoehner）在擔任眾議長期間，需要在247名共和黨眾議員中確保獲得218票，但是他卻受到了黨內「茶黨」勢力的要挾使得爭取218張票成為「不可能」。在眾議院內，由40名極右派共和黨議員組成的「自由小組」（freedomcaucus）以選票為武器，要求黨內領導層將其極端主張塞入相關議案。博納為了確保程序性投票獲得通過，不得不一次次地滿足「自由小組」的要求，而其代價就是黨內主流派和極端派的裂痕加大，兩派共識難以形成，國會運作停滯不前。在此壓力下，博納最終提出辭職。

第三，新的信息傳播方式使得傳統政治人物和政治組織方式難以適應現實。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戴文·努尼斯（Devin Nunes）自2002年進入國會工作，他認為這十幾年來美國政治發生的最大變化是網上媒體管道和利益團體的崛起。在他看來，它們傳播負面的、有時甚至是錯誤的信息，而眾議員們又覺得有必要去應對這些「錯的」問題。努尼斯回應選民的工作時間中，以前有90%的時間回應的是選民打來的電話、發來的電子郵件或寄來的信件，回應選民們對某個真實議案的態度；剩下10%的時間用來回應「飛機的化學凝結物正在毒害我」以及其他一些陰謀論。但現在的情況是，絕大部分來自選民的郵件都是離譜的、激進的看法，只有一小部分是建立在真實信息之上的。2013年暑期，努尼斯第一次在電台談話節目里聽到共和黨應該利用政府關門戰略迫使奧巴馬放棄醫改法案的主張，當時他認為這個辦法根本不值一提，但等到9月國會重新開會時，他所在議會小組（caucus）中有一半議員認同這種做法。信息傳播速度的加快使得「陰謀論」和極端觀點「病毒式」飛速傳播，傳統主流政治人物對此感到無能為力。

由於美國政治體系「失效」無法回應民眾遭遇到的問題和挑戰；政治精英出於私利而對普通人的困境漠然視之，民眾對政府和美國政治精英的不滿逐漸上升。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信任聯邦政府的民眾佔總人口的比例從2002年左右開始下降，2015年低於20%，僅高於2011年的歷史最低點（15%）。從1958年至2015年的數據看，2002年至2015年是第三輪持續下降。第一輪是1964年至1980年，第二輪是1990年至1994年。與對政府和政治精英信任度下降同時出現的必定是民粹主義的抬頭，其特點是反建制、反精英、反智。美國歷史上曾多次出現民粹主義思潮，但這次民粹主義抬頭有些新的特點。一是民粹政治人物的動員工具是社交媒體，而非傳統政黨。特朗普在競選和當選後頻繁使用推特、臉譜和其他社交媒體，用帶有攻擊性和挑釁性的語言直接和支持者對話，引發大量傳統媒體的報道，這使得特朗普不需要政黨募集競選資金，或動員基層組織催票，可以直接動員選民。二是民粹分子的「左派」和「右派」訴求不同。「左派」聚焦於反對華爾街，「右派」關注政府對移民的優惠政策甚於對本土美國人的保護，但他們和「左派」一樣也反對遊說集團和大商業利益。民粹主義的抬頭將使已陷於僵局的美國國內政治面臨更大的挑戰。一方面，民粹主義抬頭將使普通民眾對主要政黨的疏離感進一步加強，政黨在政治進程中的作用進一步弱化，不利於美國內政保持穩定有序；另一方面，民粹主義反映的是民眾憤怒和失望的情緒，而非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受到社交媒體運作特點的影響，民眾的情緒容易被操縱，或發生突然的變化，使政治人物和政黨在應對時難以準確預測政策效果，國內政治發展的不確定性上升。

4反思全球化與美國的未來

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美國與全球化的關係將會向何處去？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不會脫離全球化的運行軌道，即使美國政府推出一些「逆全球化」的政策，也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美國與全球化的關係，因為美國政府只是眾多推動全球化進程的行為體之一，外界不應過度評估其對全球化發展方向的影響。

目前看來，有些趨勢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美國政府在短期內執行的經濟政策將是逆全球化的。特朗普競選綱領中的經濟政策包括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簡稱TPP），減少流失海外的製造業崗位，指責中國為匯率操縱國，要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徵收高額關稅等。當選後，即使不是全部兌現，特朗普政府也必須兌現部分競選承諾，以獲得支持者的認同；而部分地將其競選承諾變為政策，也將對全球貿易產生重大影響，是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的一股逆流。

第二，美國國內政治分裂的狀況將延續一段時間，這使政府無法很好地回應民眾訴求，政治人物為了尋求自身利益，會頻繁地把「全球化」作為替罪羊，進一步扭曲美國與全球化的關係。共和黨在新一屆眾議院中的多數優勢有所減弱，這迫使共和黨議員立場轉向更為保守，以便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實現連任。這將使得共和黨內原本已存在的裂痕進一步擴大。國會共和黨與白宮合作的可能性更加撲朔迷離。從民主黨方面來看，奧巴馬離開白宮後，民主黨將面臨群龍無首的局面，以桑德斯和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Warren）為代表的「極左」勢力和以希拉里·柯林頓為代表的主流派誰會成為民主黨發展的主導力量，目前尚難預料。不管結果如何，民主黨將盡一切力量在國會內反對共和黨和白宮的議程，分裂政府繼續下去的可能性遠遠高於合作政府的可能性。如情況果真如此，則聯邦政府將不可能有效回應民眾訴求，行政當局和國會反而可能將「全球化」作為替罪羊，掩飾自己的失職。

第三，美國民眾對參與全球化的信心下降，美國外交政策將出現一定程度的回擺。美國49%的普通民眾對參與全球經濟持否定態度，因為它導致了低工資和工作崗位的減少；46%的普通民眾對參與全球經濟持肯定態度，因為它為美國提供了新的市場和增長機會。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外交精英持上述兩種觀點的比例分別是86%和2%。外交精英沒有能力說服普通民眾接受他們的觀點，而政府暫時也難以建立有效的補償機制使全球化的「輸家」緩和對全球化的負面看法，這意味著外交精英和普通民眾的觀點分歧將延續下去。這對美國對外經貿政策的影響可能使美國對外經貿政策因缺少民意支持而出現較強的不確定性。美國人對參與全球化的態度相對謹慎，57%的美國人認為「管好自己的問題就行了，讓別的國家去處理它們的問題」，只有37%的民眾認為「美國應幫助其他國家處理好它們的問題」。這與20世紀90年代自信領導全球化的美國形成天壤之別，是美國民眾除了經濟之外，對美國反恐政策受挫、深陷中東亂局和美國全球影響力相對下降的一種直接反應。在此民意基礎上，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必然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回擺，表現出一些「孤立主義」的特點。

2016年大選塵埃落定之時，就是美國社會進一步反思美國與全球化關係的開始。反思的角度各有不同，但過程將同樣痛苦和漫長。而在此過程中，美國將繼續被全球化的歷史洪流裹挾向前。只是其社會內部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不確定性終究令外部世界憂心忡忡，而被有些美國人指責為在全球化過程中「搭美國便車」的國家，除了密切關注美國的政策走向之外，更應該做的是儘快凝聚形成國內共識，提升應對外部衝擊的能力，以迎接全球化帶來的全新挑戰。（注釋略）

小編：lt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台觀點

文章來源：《國際展望》2017年01期；首發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平台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