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岳飛之死的政治解讀

岳飛為什麼會被誣以莫須有的罪名，慘死風波亭？這似乎不應成為一個問題。古往今來，且不說專業歷史學者們對此已經多有論說，就是市井小童，也早已從評書故事裡、口口相傳中略知一二。簡言之，岳武穆之死，完全是高宗趙構與宰相秦檜一手操辦的，高宗怕篡權，秦檜害忠臣。然而這樣的解釋又難免過於籠統與符號化，不經意間就容易落入忠奸善惡二元兩分的思維窠臼。

宋岳忠武王廟，位於河南省湯陰縣。廟內宋義烈將軍施全祠前跪著五具鐵鑄像，即殺害岳飛的秦檜、王氏、万俟禹、張俊、王俊。

岳飛出身農家，在靖康之變紛紜擾攘之際，幾次三番毅然從戎，投身於保家衛國、進而一雪國恥的戰鬥中，不但剿滅了威脅南宋社會穩定的內亂——流寇與農民起義，還在抗金前線奮勇殺敵，令敵人喟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飛從一個基層的小校，歷經十多年即成為當時守護一方的類似大軍區司令的人物，最終官至樞密副使，是鼎鼎有名的「中興四將」之一。他心繫民瘼，治軍嚴厲，在當時兵匪一家，多數南宋軍隊在燒殺擄掠、戕害人民方面與匪寇相差不多的情況下，岳飛培育出一支「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打擄」的紀律森嚴的部隊，使他的士兵成為深受當時人民愛戴的兵。

然而，「兒童識其姓字，草木聞其威聲」的戰功赫赫的「精忠岳飛」，最終非但沒能在民族戰爭的疆場上大展身手，實現「直搗黃龍」的夙願，反而在年富力強之際身陷囹圄，最終含恨遇害，令人扼腕嘆息。於是千百年來，岳飛被害的因由，一直為大眾所關注，所探究。特別是，到底是秦檜還是高宗痛下殺手，長久以來眾說紛紜，爭論不休。

沒有秦檜的苦心經營，栽贓陷害，高宗很難抓到縊殺岳飛的口實；而沒有高宗的首肯，秦檜絕不可能有機會除掉一員大將。從這一點看，君臣二人互相利用，責任難分伯仲。但出於為尊者諱的傳統，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神聖形象，當時與後來的許多記載，都把秦檜視為殺害岳飛的元兇。這個，國人應是不難理解的。至於到底是高宗先動的殺機，還是秦檜先有心思，必欲置之於死地，憑藉當時和後來被屢次篡改、又歷經近九百年而殘存下來的有限文獻，憑藉對世俗人心的揣度，想釐清真相絕對是件異常困難的事情。

岳飛為何遇害？

近九百年來，岳飛之死一直引發了人們濃厚的興趣，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都有所論說。概而言之，無外乎以下幾種觀點。

觀點一：高宗對武將的猜忌與岳飛的質直強項

宋代開國以來對武將的提防，已經內化為趙宋皇帝的遺傳病，世代相傳。宋之前的五代，不過短短53年，卻有「六姓十三君」，軍事政變接連不斷地上演。及至太祖趙匡胤開國，所謂「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傳奇，也不過是武將政變奪權的再一次重現。既有前車之鑒，宋朝歷代皇帝對有威望的將領的猜忌與有意壓制極其常見。此外，在兩宋之交、版圖震蕩之際，高宗趙構一方面必須依仗軍事將領為其贏得生存空間，而另一方面，卻一直對武將「不尊朝廷」心懷疑懼，深恐養成「尾大不掉」之勢。特別是「苗劉之變」，給高宗一次刻骨銘心的教訓。在這種情勢下，趙構特別忌諱武將的難以控馭，特別忌諱武將的結納民心。他曾對張俊說起郭子儀的故事，勉勵告誡他「若知尊朝如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存，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而岳飛恰恰是一個「質直、堅定、強項」的人物，或者往嚴重點說，有些桀驁不馴，甚至有賭氣使性的時候。

岳飛桀驁不馴的性格，早在建炎初年就曾表現出來。當時，身為高宗大元帥府下屬低級官吏的岳飛因越級上書，反對京師南遷，被革職歸田裡。回鄉途中，他又投奔河北招撫司，在那裡，岳飛遇到了賞識自己的伯樂張所。招撫使張所賞識岳飛的軍事才能，破格將其提拔為統制官。但不久岳飛卻因與上級意見不合，不顧軍紀，帶領部屬分裂出去，擅自行動。這一舉動毫無疑問是嚴重的違紀行為。

如果說，這次違背上級命令，岳飛年方25歲，年輕氣盛，是為抗金的急迫心情所激，尚且情有可原，而在十年之後的紹興七年，岳飛已經官拜太尉，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是南宋極重要的大將。這一年，高宗起初答應岳飛要將大將劉光世的部隊併入其麾下，後來卻出爾反爾，讓岳飛壯大隊伍、措置北伐的計劃遭挫。倔強的岳飛，竟向高宗上了乞罷帥職的奏疏，且不等答覆，就怒上廬山給過世多時的亡母守喪去了。高宗派岳飛的部將上山請岳飛回來，岳飛拒不接受詔命，僵持了六天，最後部下無可奈何地質問他：「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託，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相抗乎？」毫無疑問，岳飛賭氣使性，連部下都認為是欲「與朝廷相抗」，那麼，比岳飛還小四歲的高宗豈能不怒火中燒？但高宗竟然容忍了，當面說了些「朕實不怒卿」的話寬慰岳飛。

紹興十年，岳飛終於有了在抗金戰場上大展身手的機會，他揮師中原，前鋒所駐紮的朱仙鎮，距離舊都開封僅有45里。正當形勢大好，岳飛希望得到友軍的配合，一舉恢復舊都的時候，高宗不但命令其他部隊先行後退，造成岳飛一軍陷入孤軍深入的境地，並且急用十二道金牌將其從北伐前線召回。「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岳飛心中的憤懣是可想而知的，他又一次故態復萌，撂挑子不幹了，返回途中他又到廬山，到母親墓地守喪去了。岳飛與高宗的本就不深厚的情感，經過這些事件，愈發淡薄。

此外，相對於當時官場的苞苴公行，相對於眾大將的熱衷經營產業，岳飛卻是一個不經商、不置田、不造豪邸的人，過著淡薄清廉的生活。這本是難得的寶貴品質，但統治者卻未必這樣看。范增就曾提醒項羽說：「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也就是說，不貪圖物質生活享受，非常可能被統治者認為是賺取人望，包藏覬覦社稷之心的做秀。待到劉邦做了皇帝，蕭何就不得不「自污」以圖自保。而當名望如日中天的岳飛有「邀譽」之嫌時，趙構就不能不大動肝火了。

置岳飛於死地的「罪證」中，有一條就是高宗親自定性的：「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眾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岳飛到底曾否說過這樣的話，還是有人別有用心地斷章取義，是大有疑問的。但不論如何，上述高宗的話，足以見其對屬下「附下以要譽」的警惕和極端反感，高宗唯恐岳飛深得百姓將士之心，重走太祖兵不血刃而取天下的老路。

觀點二：高宗擔心抗金成功，迎回父兄，皇位不保

岳飛直搗黃龍，迎歸徽宗、欽宗的雄心，在政治上既正確，又不正確。正確的是，這樣的口號在當時確曾響徹朝野，起到了號召鼓舞民眾對金鬥爭的作用；不正確的是，在高宗的內心，是絕不願徽欽二帝在有生之年平安回到宋廷的。一旦父兄歸來，其帝位便岌岌可危。早在高宗於商丘即位之初，就有太學生上書反對，他們認為高宗不該即位，待到欽宗有朝一日南返，如何處置？由於說到高宗痛處，慘遭殺害。

徽宗其實早在紹興五年的六月，就死在了白山黑水間的五國城。此後能對高宗皇位構成威脅的，只有其哥哥欽宗。紹興十二年，宋金合議達成之次年，在高宗生母韋氏南歸之際，「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哥言之，吾南歸，但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趙桓的這番表白，是明白無誤地告訴趙構：我是不可能與你爭奪帝位的，念在骨肉之情上，給我一個閑職就感激不盡了。不愧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欽宗所講，正是高宗心中所想。但趙構還是不願一時心軟，答應這個簡單的要求，免得養虎為患。從高宗的一己私利出發，不得不承認，這是個頗為英明的決定。

明朝「奪門之變」，就足以證明廢帝還是有號召力的，不可不提防。可憐的欽宗只能在北國邊陲，望斷南飛雁，鬱郁中客死他鄉。不過但凡欽宗明智一點，也能料想到這個結局。欽宗在位時，金人包圍開封，提出以親王為質，以表達求和誠意，那時不正是欽宗指派趙構去干這個苦差事（當然，後來趙構因禍得福，那是始料不及的）？投桃報李，這回趙構算是出了一口氣了。

岳飛根本沒見過徽欽二帝，他念念不忘地「迎歸二聖」，也不可能是不忠於高宗的體現。但是，岳飛念茲在茲，矢志不渝地堅持抗金復國，反對退讓苟合的夙願，是與高宗那個偏安一隅的總體願景相左的。少年天子趙構，首先要考慮的，是穩定有限領土內的統治秩序，考慮江山社稷不致易姓。

南宋初年，外有金人侵逼，內有從前線潰退下來的散兵游勇打家劫舍，還有不甘政府苛捐雜稅的壓榨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待至將領們陸續平定了內亂，宋高宗又覺得將領們勢重難制，擔心尾大不掉。於是長久以來，結束戰爭狀態，鞏固對內統治，就成為高宗的首要目標。說宋高宗被金人嚇破了膽，只知妥協求和，未免太小瞧了這位中興之主。宋高宗再昏聵，也不可能在統治牢固的基礎上嫌地盤太大。此外，「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意味著必須提供大量的物資供應，兵燹之餘，生產遭到破壞，社會凋敝，對民眾的過量誅求，已經造成了動蕩不安的局面。這必然使得高宗感到組織大規模的戰略反攻力不從心。於是一旦條件允許，他是決計於不惜代價求和的。

說到底，岳飛與高宗的矛盾，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當宋金矛盾激化，高宗求和而不可得的時候，他仰仗岳飛等大將保衛江南一隅之地，保衛南宋小朝廷。而當金人伸出和平的橄欖枝，矢志抗金，恢復故土，反對苟合的岳飛，就不能不被趙構等一班人所厭惡，所嫉恨，所拋棄。正是這種大政方針的相左，令高宗與秦檜施展手段，剝奪了三大將的兵權。

觀點三：岳飛對選立太子表現得過於熱心

岳飛對權力交接說三道四。紹興七年秋冬之間，岳飛得到情報說金人想要扶植欽宗之子在開封做傀儡皇帝，以給南宋製造分裂。岳飛於是在面見趙構時，建議儘快立趙構的養子之一趙昚為太子，以阻敵人之計。在局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岳飛明確支持立趙昚為太子，將來入繼大統，說是建言，其實已經是傾向堅定的政治表態，對於手握重兵的大將來說，愈發會引起最高統治者的猜忌：岳飛積極主動地支持立趙昚為太子，是不是已經結成了某種程度某種形式的利益小集團？果真如此，那將來會不會急於搶班奪權？會不會以擁立新君為借口，再次逼迫高宗退位，苗劉之變會不會重新上演？就算是戇直的岳飛完全出於忠心吧，如果將來趙昚果真做了皇帝，現在這種支持算不算是一種獻媚和「要君」的資本？如果將來繼位者與岳飛支持者不符，新君與舊臣之間勢必難以相處，而君臣相疑，定非國家之福。所以，岳飛的建言在趙構看來，顯然是「越職」了。

宋代歷史上，聰明的臣子在誰應當繼位這類問題上，心中不是沒有想法，但在關於權力交接的議論上，向來諱莫如深。就連那位極有個性，以敢批逆鱗聞名的寇準，在太宗主動向他徵求立儲建議時，也是唯唯諾諾，不置可否。

時人張戒曾評論岳飛此舉說：「越職及此，取死宜哉！」把此一事件的後果看得非常嚴重。雖然後來高宗貌似並未深究此事，反而讓人安慰岳飛，但很多人都同意，這是導致了趙構與岳飛離心離德的重要事件。

宋 劉松年（傳）中興四將圖，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中興四將：岳飛、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為左起第二人）。

岳飛死於政治交易？

以上，就是關於岳飛被害的常規解釋。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從四月下旬解除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兵權，到八月初罷免岳飛樞密副使的官職，再到十月將岳飛從廬山上誆騙回臨安投入詔獄，中間歷經了數月之久，上述理由似乎還不能充分說明，為什麼這些陳年舊事，往日恩怨，直到此時才被拿出來重提，並促使高宗下決心殺岳飛呢？

當然可以認為，這是高宗與秦檜一夥，懾於岳飛的崇高威望與軍心民心所向，不敢貿貿然處死民族英雄。這數月間，正是忙於栽贓陷害，製造口實。但是，不正是高宗、秦檜一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莫須有」的罪名，趕在除夕匆匆殺害了岳鵬舉嗎？

這幾個月間的驚天變故，其實並不是上述諸因素導致的必然，而是另有隱情。岳飛的寵辱存亡，都被這一隱情所決定。其實也算不得隱情，因為在元修的《宋史》上就清清楚楚地寫著，金人提出了「必殺飛，而後和可成」的要求，而此一要求，竟被趙構秦檜這一班昏庸的君臣所接受。在雙方信使頻繁往來，忙於議和之際，即將岳飛投入獄，而待和議達成之後，和平似乎已經降臨，於是他們匆忙履行之前的承諾，將壯志難酬的英雄殺害了。

應當指出，捨棄臣子性命，罔顧國體尊嚴，奴顏婢膝求和，在兩宋的歷史上，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北宋末年，原遼朝的官員張覺先是在金滅遼的過程中降金，後來又叛金降宋，宋人只看到眼前的有利可圖，欣然「納之」。而後來在金人的要挾下，又不得以砍掉張覺的腦袋奉上，使得郭藥師等遼朝降將心灰意冷，二心漸萌。南宋中葉，開禧北伐失敗後，和平談判中宋廷迫於金人的要求，又決定將早已在在宮廷政變中遇害的韓侂胄梟首，將人頭裝在盒子里送給金國。時人作詩寫到「未聞函首可安邊」，對這一屈辱的行為予以辛辣諷刺。為了換取和平，宋廷的一班君臣是什麼齷齪事都幹得出來的。

當然，岳飛因為念念不忘抗金大業，反對和議，也曾得罪秦檜，被秦檜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這也是秦檜積極謀害岳飛的重要原因。官修《宋史》即載：「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但這隻能是非決定因素，對位高權重的岳飛的生殺予奪，不是秦檜所能決定的。

綜上，岳飛的悲劇其實可以劃分為前後互相聯繫，又有區別的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由於高宗對武將的猜忌，由於秦檜對異議者的憎恨，更重要的，是由於岳飛性格上的弱點與政治上的不成熟，導致了君臣之間關係的貌合神離。加之岳飛堅持抗金立場，反對妥協議和的決絕態度，與高宗的既定路線相違背，為了清除議和道路上的障礙，高宗用陰謀剝奪了三大將的兵權。但這還不是導致岳飛之死的決定因素。待至紹興十一年，宋金雙方緊鑼密鼓準備媾和的時候，岳飛的悲劇進入了第二階段。因為金方提出「必殺岳，始可和」的條件，又因為高宗君臣擔心岳飛作為反對議和、堅持抗金的一面旗幟，終究會威脅議和，終於下了殺害岳飛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