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真：除了活著，還應有「活著之上」

　　羊城晚報記者何晶實習生何淑君

　　2001年，閻真的長篇小說《滄浪之水》出版，時至今日，已經印刷了67版。近日，他推出第四部長篇小說《活著之上》，同樣是書寫知識分子的小說，這一次，閻真既是客觀觀察者，又因自己的高教教師身份而成為被觀察的對象。

　　新書中，兩個鮮明的人物形象形成巨大反差。歷史學博士聶志遠，堅守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找工作、發文章、評職稱，處處艱難，婚姻生活也隨之舉步維艱，在迷惘和掙扎中，他依然堅守良知。聶志遠的同學蒙天舒，學問平平，但因為善於鑽營，廣織關係網，「借鑒」聶志遠的論文最後被評上全國優秀博士論文，三十歲已當上校長助理。不過，也由於這樣較單一的人物形象設定，有讀者對小說的藝術性產生了質疑，「人性不應當是簡單的非黑即白」。對此，閻真回應說，這是出於創作的需要，「我將真實的事例都集中放到了這兩個人物身上，這樣人物形象也就隨之典型化了。」

　　《活著之上》中有不少直擊學術腐敗與社會潛規則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大都來自閻真身邊的真實事例。「知識分子，除了活著，還應當有『活著之上』的部分，還是應當堅守某種信念和使命。」閻真說。

　　近日，羊城晚報記者通過電話對閻真進行了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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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滄浪之水》到《活著之上》，從妥協到堅持

　　羊城晚報：《活著之上》是您的第四部長篇小說，從第一部《曾在天涯》發表至今快20年了，您的寫作速度一直很穩定，寫作內容也都跟您的現實際遇息息相關。

　　閻真：我寫東西一定是先有想法，這個想法得有創新，而不是重複自己或他人。這個話題也許來自內心衝動的小苗頭，是很朦朧的，但這個苗頭是否能夠成熟，需要做很多筆記，等到它慢慢長大成熟可以結出果實了，才會開始動筆。我自己本不是快節奏思維的人，思考會經歷比較長的時間，真正寫作的時間反而短一些。《活著之上》我做了一千多條筆記，初稿是用筆在紙上寫的，寫了兩年，接下來的一年每月修改一次，總共改了十一次。

　　至於寫作內容，我是寫實型的作家，創作想像都以現實生活為基礎，沒有憑空捏造和過分誇張，所以我的小說很平實，接地氣，非常生活化。小說里幾乎每個細節都是生活中發生過的。聶致遠的一半素材來自我的一位同事。

　　羊城晚報：你是如此關注知識分子，但又和戴維·洛奇《小世界》那種學院派小說很不一樣，有很強的現實關照。

　　閻真：作家要寫自己熟悉的東西，不熟悉的我根本不敢寫，沒有深刻了解的基礎，即使是想像也有可能出錯。大學畢業後31年，我一直在大學教書，對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都非常熟悉，這一點我心中是很有把握的。《小世界》更拘泥在學術圈，而我的書寫對象和社會現實聯繫得更緊密，批判性和現實感也更強。

　　羊城晚報：從《滄浪之水》到《活著之上》，您對知識分子的觀察和書寫有哪些不同感受？

　　閻真：《滄浪之水》寫的也是知識分子與現實生活的關聯，由於社會大環境及工作單位小環境等原因，他們不得不向命運、環境妥協。當時我是抱著同情和理解主人公池大為的態度去寫的。我寫社會環境對人的改造、同化，這是沒辦法的，你要生存就要適應社會環境，做一些不該做的事情也可以理解，可以原諒。

　　後來，我發現中國知識分子的世俗化愈演愈烈，有些人甚至不是從責任、良知、人格等方面去選擇自己的生活原則和態度，而是將世俗利益作為行動原則。某種程度上，他們放棄了知識分子的身份。所以，寫到《活著之上》，我的看法變了。可以說，兩部小說是從接受放棄信念，到對信念的堅守。

　　如果每個人都因為生存的需要放棄自己的信念，信念也就不再成為信念。如果知識分子全都屈服於外部力量，在不犯法的前提下只儘力謀取自己的利益，那麼整個群體就崩潰了。知識分子講求的價值和意義，不應該只是現世的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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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自己的小說與生活保持零距離

　　羊城晚報：社會的功利主義浸染到高校，而您本人也是高校教師，會因此而感到心灰意冷嗎？

　　閻真：功利主義的盛行是社會大環境，學院不能逃脫也在必然性當中，這並不奇怪。但學院是培養人的地方，如果只是培養出技術上很有能力，但精神上很狹隘，甚至只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那麼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教育同樣應該培養年輕人的思想和人格，還是應當相信社會的公平、公正，如果完全沒有信念，那是很可悲，也很可怕的。

　　羊城晚報：《活著之上》寫的是您身邊發生的事，您有過顧慮嗎？您身邊的人會對號入座嗎？

　　閻真：之前多少會有一點，但我畢竟寫的是生活中發生的事，也不太敢憑空想像，如果顧慮所有的事，我就不能寫了，後來我索性把顧慮都放下了。除了有的細節太像身邊一些人，那就迴避一下，其餘部分都是放開寫的。其實，越是像小說中的人物，他越不會出來承認，反而更會撇清關係，所以至今也沒人因此來找我。

　　羊城晚報：具體到《活著之上》的主人公，聶志遠和蒙天舒這兩個人物形象非常鮮明，也因此有讀者認為您的人物塑造過於非黑即白、二元對立了，因為人性總是很複雜的，您怎麼看待這種批評之音？

　　閻真：寫小說是為了傳達某種思想和觀點，而這種觀點需要有鮮明度，因此也要求人物有鮮明度，明確他是屬於哪種類型的人。在這部小說中，很多事情都是在生活中真實發生的，只不過我把這些事情放在了同一個人物蒙天舒身上，那麼他的人物形象就提高了，這些事情也是符合這個人的價值邏輯和思維邏輯的。比如魯迅的《阿Q正傳》，生活中可能也有阿Q這樣的人，但魯迅在塑造形象時把他的典型度提高了。

　　至於聶志遠，我把他放到一種糾結的狀態中，並沒有把他設定為文化英雄。因為在生活中，我也沒看到過這樣的反抗英雄，那就不能捏造，我希望自己的小說保持與生活的零距離。聶志遠也有很多缺點，他不願意交際，或者說有獨立性，從大環境來講也屬於有信念的人。他這樣的狀態其實是最具有普遍意義的，這樣才有更大的思想價值覆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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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利主義需要其他價值來平衡

　　羊城晚報：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您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承擔怎樣的角色？

　　閻真：我對知識分子的理解是很寬泛的，受過本科教育的大學生也算是知識分子。但是，在今天這個社會，知識的傳播也要市場來完成，市場的吸引力更大，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場淡化了。你講了很多道理，市場不承認也沒有用，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構了，我們面臨社會角色的挑戰，完全剝離時代背景來談知識分子是不對的。

　　我始終認為，市場上的功利主義是真實的價值，但絕對不是唯一的價值。功利主義需要其他價值來平衡。所以知識分子不是要與市場抗衡，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在承認功利主義積極意義的基礎上，同時倡導人道精神、人文情懷、責任意識等等。知識分子應當承擔起平衡功利主義的社會責任。

　　羊城晚報：《活著之上》貫穿著對曹雪芹、屈原、陶淵明這些人的敬仰，他們崇尚獨立的人格精神，但窮困潦倒一生。

　　閻真：古代的文化英雄們，幾乎無一例外地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用自己的血淚證明了現實富貴並不是最高的人生價值。這種狀況到現代並沒有終結，但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空間更大了，為人格獨立提供了現實基礎，儘管這種基礎還不足夠廣泛。

　　羊城晚報：《活著之上》前不久榮獲路遙文學獎，但為什麼你在接受採訪中時說，相比賈平凹這些作家，自己還是個文學新人？

　　閻真：應當說，我把寫作作為終身使命，多少有點個人功利主義的想法。我不僅要對自己、讀者負責，也還是希望爭取一定的歷史地位。雖然每一部長篇小說我都精益求精，但遠遠沒達到心中的完美。但我還是希望，當自己退出歷史舞台之後，還能有人看我的書。《滄浪之水》至今已經印了67版，如果能有機會修改，可能會更好，但是既然出版了，就已經是既定事實了。大框架上沒什麼遺憾，小的技術處理上可修改的地方還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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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論文應當允許寫小說

　　羊城晚報：如今高校教師的生存狀況，有艱難或尷尬之憂？

　　閻真：高校年輕教師的成長非常艱難。論文很難發，發篇文章一般需幾千塊的版面費，一個月工資才多少？獲獎不容易，評職稱不容易，要得到國家項目更不容易。手上沒有資源的，就越沒有資源；有資源的，容易出成果，成果越多，越容易形成新一台階的資源。這就是馬太效應。

　　羊城晚報：您現在還擔任文學院副院長一職嗎？在行政和教職工作之外，還有時間寫小說嗎？

　　閻真：雖然是副院長，但手裡並沒有什麼資源，就是個具體辦事的人，我也從來沒有利用這個位置為自己謀過利益。我負責管科研，事情不太多，所以還有時間寫作。不過這也是我寫得比較慢的原因，畢竟還要上課和寫論文。

　　羊城晚報：有些大學教授因為寫科研論文會放棄文學創作，為什麼您能夠一直保持創作的熱情？

　　閻真：我不但保持著創作熱情，也保持著批評的熱情，這是身在教師崗位的需要。我已經發表了幾十篇論文，出版了兩本理論著作。有人說，文學創作是形象思維，文學批評是理論思維，似乎會相互干擾。但對我來說，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文學理論對我的創作有幫助。如果有矛盾，那也是時間和精力上的，我主要還是往小說創作這方面發展。

　　羊城晚報：都說中文系不培養作家，您是否認為在課程設置和專業安排上，應該調整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關係？

　　閻真：現在中國高校的課程設置已經體系化了，文學研究或者說文學批評是占絕對主導的。

　　我還是認為高校應該開明一點，1984年我從北京大學畢業的時候，就是寫了五萬字的中篇小說作為畢業論文，北大的老師還把這篇小說推薦到文學期刊《春風》上發表，稿費七百多塊，相當於我一年的工資了。現在如果有學生找我指導本科畢業論文，寫小說也是可以的，今年就有位同學是寫小說的。我認為高校應當尊重學生的個性發展，他在創作方面有才華，就讓這份才華得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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