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吳晗的悲愴命運（上）/石耀輝

勤政京都古鏡懸，書生本色愛天然。

一出朗朗清官戲，十載沉沉太史冤。

翰墨有緣感知己，縶維無計祭文山。

風標千古如椽筆，每展春秋憶大賢。

——馬少波《祭吳晗同志》

一

誰也不會料到，這位幾次上了國民黨特務暗殺黑名單而倖免罹難的歷史學家，北京人民的副市長，竟慘死在林彪「四人幫」一夥製造的冤獄之中。

1958年，伴隨著「大躍進」的腳步和對未來夢幻般的企求，中國大地上騰起了億萬顆「衛星」。1959年，黨中央召開了上海會議，會上，毛澤東同志對幹部中不敢講真話的作風提出了批評，一次，毛澤東看湘劇《生死牌》，戲的結尾出現了海瑞，於是，他把《明史·海瑞傳》找來看，並向有關同志講了一段海瑞的故事。他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罵嘉靖是『家家皆凈』，還把這段話寫在給皇帝的上書里，後被關進監獄。有一天看監的老頭忽然拿酒菜給他吃，他很奇怪，便問看監的老頭，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毛澤東同志還講，要宣傳海瑞剛正不阿，講真話講實話，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

海瑞是明代人，吳晗是明史專家；海瑞是主席欽點的，因此大家就建議吳晗寫文章宣傳海瑞精神，胡喬木同志還專門請他給《人民日報》寫一篇有關海瑞的文章。吳晗身為北京副市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歷史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研究和宣傳海瑞，對他來說是責無旁貸的。於是吳晗很快便寫成《海瑞罵皇帝》一文，發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報》上。三個月後，又發表了《論海瑞》。

史學界動起來了，文藝界怎麼辦？1959年下半年，北京京劇團藝術家馬連良等人，看到吳晗的文章就去找他，請吳晗寫出海瑞的提綱，準備編一出京戲，就這樣寫一遍，討論一遍，重寫一遍，邊修邊改，邊排邊改，經過七易其稿，最後直到1960年底，才以《海瑞罷官》為定。《海瑞罷官》公演以後，「毛澤東很高興，在家裡接見了主演海瑞的馬連良。學術界、文化界人士對此劇齊聲稱頌，廖沫沙、侯外廬、史優、曲六乙、鄧允健等紛紛著文，對這一歷史劇進行分析，誰也不會料到，野心家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夥，早已在暗中磨刀霍霍，準備拿《海瑞罷官》開刀了，更沒有人會想到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竟會從這個劇本開始。

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林彪、江青一夥為了炮製這篇文章，進行了長期的陰謀策劃，11月底，迫於壓力，北京各報不得不相繼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文匯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一起被迫拉開戰幕批判吳晗，吳晗這個歷史學家一時名聞天下。在這場所謂的「三家村反革命集團案」中，吳晗被誣陷為「開路先鋒」，時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長的廖沫沙被誣陷為「執鞭」的「兄弟」，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更被誣陷為「主將」。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經過兩年的批鬥洗禮，吳晗這位「反動的學術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終於在1968年3月被捕入獄，其罪名是「叛徒」。「四人幫」專案小組在所謂「審查結論」里說他有兩大罪狀：

其一，「炮製出反動劇本《海瑞罷官》，為彭德懷翻案」，「開闢《三家村札記》專欄，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其二，1947年向蘇聯共產黨「曾提供關於國民黨中國的政治情況及民主同盟活動的珍貴材料。」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對吳晗所謂的結論完全是捏造、誣陷，顛倒黑白。然而，吳晗及其相應的一大批人的命運，就是這樣被勘定了。同年4月，吳晗的妻子袁震被送到「勞改隊」，第二年的3月18日清晨，袁震因病情延誤惡化，永遠地拋棄了這個世界。袁震死後，留下小彥和吳彰這一對孤苦無依的姐弟，相依為命，開始了他們更加艱難的日子，這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來接小彥和吳彰去看他們的爸爸吳晗，姐弟二人聞訊非常高興，以為允許他們探監了，但當他們看見汽車上醫院的牌子時，姐弟倆都有種不祥的預感，還未當他倆多想，來人就對他們說：「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猶如晴天霹靂，打在這相依為命的姐弟身上。他們失聲痛哭，哭慘死冤獄的爸爸，哭半年前含恨而死的媽媽，姐弟倆的哭聲，使在場的醫生也都掉了眼淚。由於受到過度刺激，小彥後來曾一度精神失常，「四人幫」一夥以影響首長安全為由，把她逮捕入獄，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22歲的小彥含冤死於獄中。

吳晗的遺孤吳彰回憶說：「在姐姐去世僅僅半個月之後，炙手可熱權勢絕倫的『四人幫』終於被人民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當此之時，我怎能不想起姐姐、爸爸、媽媽的冤魂呢，我的心像刀絞一樣。陸遊詩說：『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那天晚上，我把一杯酒和著令他們心醉的消息潑灑在地上。我親愛的爸爸、媽媽，我親愛的姐姐，你們安息吧！」

二

公元1908年10月，慈禧太后病死。第二年，末代皇帝溥儀即位，改元宣統。即在這年8月11日，吳晗誕生在漸江義烏若竹塘村。兩年以後，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浪潮聲中壽終正寢，末代皇帝悄然下台。之後，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軍閥混戰開始，戰火到處燃燒，罷工熱潮湧起。在農村，通貨膨脹，戰火泛濫加上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民掙扎在飢餓線上，無糧則搶糧，少米即搶米，抗租抗賦，乃是此起彼伏。

吳晗原名吳春晗，字辰伯。他家世代農民，說是個中小地主，其實生活也非常艱難。他的父親吳賓珏在杭州浙江高等巡警學堂讀書，畢業後當過十幾年警佐，生活才算有所好轉。吳晗兄弟姐妹4人，他是長子，所以父親特別看重於他，一心想讓他出人頭地，頂立家業。好在他父親也算是個有學問的人，對吳晗從小要求嚴厲有加，監督他閱讀背誦家藏《御批資治通鑒》等書籍。這是吳晗的啟蒙教育階段。

1916年，吳晗7歲入浙江金華傅村私立育德小學，得到國文老師、他父親的世交楊志冰的苦心栽培。此時的吳晗已對文史方面興趣日增，讀書也多是歷史書和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他都仔細閱讀，細心體會。吳晗還經常步行幾十里跑到藏書人家借閱圖書。有時在借書回家途中即把書讀完，鄉人稱他是「蛀書蟲」。吳晗12歲時考上浙江金華省立第七中學。學校與他家相距約80里路，不得已住校生活。這時家境又不如以前，每況愈下，他家每年收入只有五六千斤稻穀，而他一年的學費都是由賣稻支付，所交學費佔全家收入的近一半。但他父親還是咬緊牙關供他上學。這期間，他讀得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接受了一些維新思想，通過閱讀宋明時期的筆記和舊小說，使他對歷史的興趣也日漸濃厚，後來吳晗又靠他妹妹吳浦日積攢起來的「壓歲錢」和「零用錢」買了前四史——《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

由於家境每況愈下，已無力供他繼續升學。他父親又得了肺病，吳晗中學畢業後只好在本村椒峰小學當小學教師，但吳晗仍然想繼續升學深造。在同父親發生爭執後，他不辭而別，考入私立三江大學預科——一所教會學校，他母親只好變賣了結婚時陪嫁的珠寶支付他很貴的學費，一年以後，由於三江大學停辦，吳晗就到了上海考入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也就是在這裡，吳晗認識了胡適，開始了他們之間的交往。

1929年，吳晗升入中國公學社會歷史系，校長鬍適開設有「中國文化史」一門課，吳晗在選聽過程中就曾致信胡適，想得到胡適的指導，並以他的學術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得到了胡適的賞識。吳晗在1950年《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中回憶說：「在中國公學的最後一學期，寫了一篇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賣給了大東書局，得到了80元的稿費，這篇論文是在胡適之的中國文化史班上寫的，他很賞識。這學期結束，胡適之被迫離校……他一走，我想在中國公學再念下去也無聊，剛巧有了這筆稿費，就糊裡糊塗跑到了北平。」

到北平之後，吳晗未能按原先設想轉學到燕京大學歷史系，經上海中國公學的教授推薦，到燕京大學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做館員，讀了半年線裝書。這期間他編寫了《胡應麟年譜》，後靠胡適的推薦，在清華大學順利獲得了工讀生機會。這主要是胡適看重吳晗在文史方面的出眾能力及他的勤奮好學、認真刻苦，所以胡適想把吳晗訓練成胡適式的治學方式，即所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面對胡適的苦心教導，吳晗發奮用功。但他不只是面對胡適，還有一個他不得不面對的社會——1931「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向我國東北全面進攻，蔣介石又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中國共產黨號召全中國人民團結抗日。清華大學的學生成立了抗日救國會，所有這些，吳晗不能不對胡適所訓導的「讀書救國」論有所疑慮，因此他給他的小學老師楊志冰寫信訴以內心矛盾。這時的吳晗已流露出真摯的愛國熱情，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和胡適有了根本的分岐。

在名家薈萃的清華園裡，吳晗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很快施展出了他的才華，憑他廣博的學識和優美文筆，入學一年就在《清華園刊》上發表了近20篇文章，並被該刊聘請擔任《清華園刊》文史欄的主任。他不僅在校內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在社會上也一樣被學術界所看重，他和同仁一起發起成立史學研究會，這些足以表明，吳晗擁有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是一個卓有成效的學術活動家。

在學生時代，吳晗在歷史研究、雜文寫作、史料整理等方面都有一些突出作為。1934年夏，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學系，隨即被系主任蔣廷黻留在清華大學助教。這時的吳晗已是一個很有名氣的青年學者、學術活動家。

1937年，吳晗接受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的聘約，並於9月離開北平到昆明雲南大學歷史系任文史教授。同年11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湖南長沙組成臨時大學，1938年11月，為戰火所迫遷到昆明，改名西南聯合大學。1940年吳晗和袁震新婚未久就到聯大所設敘永分校上課，這樣吳晗就加盟了這所著名的「民主堡壘」。

1943年7月，經周新民、潘光旦的介紹，吳晗正式加入了民盟組織，宣傳「反蔣抗日」，動員聞一多也加入進去，與一大批進步的愛國知識分子一起關注祖國命運，為民族的解放奔走吶喊。在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會」之後，吳晗寫了一批雜文，作為一個有名望的年輕教授，吳晗走上了參與政治的道路，逐漸成為一名堅強的民主戰士。

1946年7月，當吳晗在得知李公朴和聞一多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消息後，他悲痛欲絕，冒著生命危險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李公朴、聞一多烈士追悼會。吳晗慷慨陳詞，怒斥國民黨反動派與民眾為敵，賣國求榮的野蠻行徑。李、聞事件震醒了全國人民，更多的人看到了歷史與現實交匯處正義的分量，事件也更加激怒了吳晗，堅定了他與正義為伍，為民主而戰的決心——「生為民主鬥士，死為國殤！」、「我們要含淚奉告一多先生在天之靈，繼起的不是千百個，而是以萬計百萬計的全中國人民！」

在西南聯大的5年時間裡，吳晗所能感受到的時代風雨沒有虛飾浮華，他切實地站在民主運動的前列，從學生到教授，從學校到街頭，從斗室到報刊，我們感受到的，讀到的是一副堅強的、嚴肅的面孔。是啊，他有一顆敏感的心，赤子之心，他所思所想的永遠不是歷史的紙堆，他的胸膛里流的是中國人的血，是戰火家鄉，祖國所賦予的年輕人的血液。

解放以後，吳晗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他感到「一切都在變，新的中國，新的人民」。他曾經想過，只要有一個好的政府，便可以從事學術研究，可以「功成身退」了。在昆明時，他就曾和聞一多相約：「等到民主政治實現，便立刻退回書齋，去充實自己，專心著作。」但他還是聽從了周恩來總理的教導，愉快地接受了黨交給他的工作，當了北京市副市長，分管文教工作。又一次投身到新的革命潮流當中。

繁忙的行政領導工作，各種社會活動並沒有使這位青年時代就以「活動家」而出名的「行家」退縮乃至亂了陣腳，他兼職達八九種之多，但他沒有忘記手中的筆杆子——這支不知投了多少次的「槍」。他熱心地倡導普及歷史知識，親自擬定幾十個題目，擬編一套《中國歷史小叢書》，為培養一支歷史工作隊伍指導幫助。1957年春，黨中央正式批准吳晗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吳晗就以一個共產主義堅強戰士的嶄新面貌，戰鬥在自己的崗位上，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待續）

——選自《天才的悲劇》，李琳（之）、石耀輝 著，同心出版社，201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