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是什麼意思 「客家人」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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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豪

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 1996年12期

　　[提要] 本文考證了廣東漢民族的主要民系——客家人的漢族親緣，與踞粵生存的確切時間，及徙粵的目的、路線，和群體組合等。認為客家人的前身是秦代徙粵的秦人與漢民，其群體組織是多成分和多層次的。

　　[關鍵詞] 廣東漢族 秦人 漢民 越裔瑤 畲人 客家人

　　一

　　客家人是今天散居在廣東東北部與北部包括梅縣、興寧、蕉嶺、大埔、平遠、五華、龍川、河源、豐順、紫金，暨連縣、始興、南雄、韶關、曲江、翁源、連平、英德，及福建西部包括明溪（歸化）、寧化、長河、武平、上杭、龍岩、永定、南靖等地方的一支民系。由宋迄明代後，該民系向西徙至廣西的梧州、柳州、武宣、馬平、桂平、平南、陸川、貴縣、藤縣、南寧；沿西北越崎嶇山道，進入川東的涪陵、重慶、綦江，川中的瀘縣、內江、資中，川西的成都、新都、廣漢、新繁、灌縣。向東沿閩、浙，越海進台灣，入朝鮮，至日本。正南方，又出惠陽、寶安、台山、中山，至澳門、香港和海南島；經此再遠飄重洋，而進入中南半島的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南海諸島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沙巴、沙撈越、汶萊、東帝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遠至歐洲、非洲、北美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等國境內。他們徙遷足跡，已遍及全世界。當今在海外生存的總人數，據統計已達一億，僅台灣就有近450 萬人〔1〕。 不少國家的部分客家人聚居地區（如馬來西亞的沙巴州，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的班芝蘭，加里曼丹的坤甸等），不獨已居有許多客家人，就連他們所操的客家方言，亦已成為該地不分人種的通用語。基此，流行諺語中，便有著：「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這些身居國外異地的客家人，由於具有天賦聰穎、能幹的資質，有勤勞、勇敢、檢朴的民族美德，有善自進取、拼搏的傳統精神，故於異國異地留居的幾十年、數百年，乃至一二千年中，不獨都已各自為居住國家、人民開創了豐盈的財富，而且不少遺裔還成為鉅賈、實業家、科學家、政治家與知名度很高的文化藝術家，或者便是地方、國家領導、首腦，擔負起建設地方、國家與繁榮經濟的重任，如廣東梅縣石扇籍的羅芳伯其人，自清代徙居印度尼西亞加里曼丹海島後，面對當時落後不安的社會，便主動於坤甸客家人聚居中心，以「大唐客長」名義，立「蘭芳」年號，建起一個由客家人統領的王國，長達106年， 直至清光緒十年（1884年）始才為入侵的荷蘭人所滅。正因為該民系有著這種特點，在國際政壇、學壇上，贏得了聲譽並受到人們的關注，由此國際上也便有了以客家民係為研究對象的「客家學（派）」（Hakkao Logy）。

　　二

　　廣東的客家人，國內以漢裔客家人相稱，國外則被統稱是華人、華裔、唐人，他們固有的族體，無可置疑，都本源衍自中原的漢民族。有關的親緣保留，至今猶能作鑿鑿圈點者，主要還有以下幾樁：

　　（一）所操客家話方言至今還有不少古漢語辭彙保留。

　　下面便試摘錄著名客家學者羅香林教授所著《客家研究導論》一書有舉幾則語言辭彙比較：

　　憑上所引材料，客家方言，一旦翻查與對照起典籍來，卻又會發現它本是源出於古代漢語。

　　再又對照1862年因反清起義失敗而逃入原蘇聯中亞哈薩克托克馬市避居之原陝西居民保留的方言：他們稱點心為「果子」，稱大腦不夠用為「缺一根弦」，稱感冒為「著涼了」，稱嫁女為「給人了」，稱乞丐為「叫花子」，等等〔2〕。 這又都是客家人至今還保留的方言語辭。18世紀60年代逃去蘇聯的陝西居民，在廣義上，他們也該是中原外徙遺民中的一支客家人，而廣東的客家人至今還保留有和他們相類的言辭，這又明顯說明廣東客家人的方言本來自古漢語的群體。今客家流行諺語有「打扁客話成官話」一句，「官話」便是漢語普通話。依此諺語，客家人與中原人往來，只要把客家話略加修飾（即打扁），便可以達到與中原人互相傾談目的。這種現象，顯然也都本是互有同一古漢語親緣保存的作用使然。

　　（二）客家人各宗姓至今還有代代傳抄族譜和祖祠門樓上刻立列祖自中原始遷地名堂匾的風俗。

　　據興寧《劉氏族譜》所言：「自『五胡』亂華，永嘉淪覆，晉祚播遷，衣冠南徙，永公（劉永，劉備次子）之裔，亦遷居於江南。……唐僖宗乾符間，黃巢叛亂，海內騷然，居民流離轉徙，於時有……天錫公，棄官，奉父祥公避居福建汀州府寧化縣之石壁洞，後世遂以祥公為寧化始遷之祖」〔3〕。 說明了該宗姓於晉化從中原始遷與沿先取江南，後入福建，最後再行徙粵抵達興寧地方的歷史。《溫氏族譜》也云：「我溫姓，發源於山西、河南、子孫蕃衍。逮兩晉『五胡』亂華，……我嶠公，時為劉崐紀室」。按《崇正系譜》「溫氏條」又有：「後嶠出鎮洪都（江西舊南昌府），子孫因家焉」〔4〕。再就卓姓， 按《崇正同人系譜》「氏族條」亦云：「晉『五胡』之亂，中原望族，相率南奔，粵有卓禕者，為建安（福建建甌）刺史，後因家焉」〔5〕。凡此等等都說明上述宗姓始遷於中原及後為了任官徙遷入粵的歷史事實。

　　堂匾，今按梅縣境中的保存：它尚有李姓立的「隴西堂」匾；廖姓立的「武威堂」匾；嚴姓立的「天水堂」匾；楊姓立的「關西堂」匾；伍姓立的「安定堂」匾；林姓立的「西河堂」匾；溫、郭兩姓立的「太原堂」匾；鄧姓立的「南陽堂」匾；房、張兩姓立的「清河堂」匾；洪姓立的「敦煌堂」匾；陳姓立的「穎川堂」匾；熊姓立的「江陵堂」匾，謝姓立的「陳留堂」匾；黃姓立的「江夏堂」匾；劉姓立的「彭城堂」匾，等等。其匾中經刻之「堂」，便是該等親祖原居的殿宇，於「堂」前所冠地名，即屬其先祖在中原始遷時的原發地點。這些堂匾又明確證明上述諸宗姓居民都分別是從甘肅、青海、陝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暨江蘇等地徙遷來的中原遺民。

　　（三）客家人至今還在保留畜犬與嗜食狗肉習俗。

　　客家人（也包括粵境的廣府人與福佬人等）的畜犬與嗜食狗肉一俗，諺雲「狗肉滾三滾，神仙企唔穩（站不住）」。這在今天中原居民眼裡，它已是一樁不可思議的奇風異俗事兒。其實此俗在中原歷史上，早在華夏先民與周人、秦人暨漢人時代，便已早有了風行與已早有存在。如祭祀，《左傳註疏》卷十一便載有：「齊侯使公主……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周禮》卷三十五《小司寇》也見載：「小祭祀奉犬牲」。《禮記·月令》亦載：「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即都早已有了以狗作祭祀犧牲的習俗。又據《禮記·禮運》載祝嘏時所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豕簋籩豆鉶羹。」鄭玄注云：「體其犬豕牛羊」，「分別骨肉之貴賤」。即對狗肉的身價，且還給列在豬牛羊之上。至於殺吃，依《禮記·王制》載：「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即按此王制，狗肉且還是士這一人物階層所專用的食品。對在客家人中流行的「冬至狗」（即於冬至時令殺食的狗肉均可滋補禦寒）一俗，《史記·秦本記》第五載二十年武公卒，立弟為德公，其子孫飲馬於龍門時有曰：「二年初伏，……以狗御蠱」。《正義》釋云：「蠱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故磔狗以御之。」「按：磔，禳也，狗陽畜也，以張磔於郭四門，禳卻熱毒氣也。」其最早發現狗肉食後功能的人，也都還本是中原的秦人與漢人，而非是後來的客家人。基此，對客家人吃食狗肉習俗，其實是他們繼承中原祖輩習俗遺風結果，本非獨創，也非奇風異俗，其實今天的中原人，也並非已全是不畜與食犬肉，筆者80年代初在河南淮陽一處內陸湖畔考察時，便曾親眼目睹那裡居民也既畜狗而又殺食犬肉習俗，他們把已

好了原條狗肉於街衢擺賣和居民選買情狀，絲毫都不亞在嶺南客家人的擺賣所見。

　　（四）客家人至今還保留中原衣著和習俗的遺風。

　　客家人衣著，按五十年代以前婦女所穿保留，是以穿從右邊開襟的即右袵衫式為特色，而嶺南原住居民的固有保留衣著，依《尚書·堯典篇》之「四夷左袵，罔不咸賴「撰志，「四夷」，注云：「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發左袵之人」。而嶺南的原住居民，便是「南蠻」中的一員。這樣其固有的衣著形式，也都本當是以穿左袵式衫為特色。今天的客家人都是中原來的徙民，非嶺南的原南蠻種人，故自又當要也保留以穿中原漢民族右袵遺風的衫式衣著為主。

　　客家風俗，還按18世紀60年代從中原遷去原蘇聯哈薩克原陝西居民之保留中原習俗古風為例：他們賓客來時「先用茶水、糖果」「招待」；村中的人死了，「死人多用土葬，也『做七』和周年等紀念活動；婚嫁，「新娘出門時，娘家檔車，要紅包，下車時新娘頭戴紅蓋頭，由娘舅或兄弟抱著進婆家門，新娘穿載如同秦腔中的小姐打扮，送親戚時要下拜作輯」等等〔6〕。今天客家人在迎接賓客、 死葬與婚嫁等諸場合中，也同樣保留上述居民相類的習俗，其實像婚嫁中娘家的擋車與要紅色，它都本源於古代搶婚制俗的殘餘，由娘舅或兄弟抱新娘進婆家門，也是人類婚姻從母系氏族過渡到父系氏族時所派生出的「天下舅公大」，凡事都由舅爺作主習俗之殘跡，從中原來的徙民，保留這些古風俗是自然的。

　　（五）今天客家人的「客」稱親緣。

　　對客家人中見稱的「客」，有見於東漢迄三國孫吳時代，如《三國志·吳書·薛綜傳》載薛綜上書孫權時便見有曰：「自臣昔客至此之時」。〔7〕即當薛綜出任交州太守時，他便曾以「客」自稱。 同書《徐盛傳》載徐「遭亂」時也云：「客居吳，以氣聞」。〔8〕《劉淳傳》載劉「遭亂避地」時，也有曰：「客游盧陵」。〔9〕《呂范傳》載呂「避亂壽春」後，也又謂：「將私客百人歸策（孫策）」。〔10〕《潘璋傳》載潘「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時，同樣也有見曰：「復客五十家」〔11〕。《程普等諸將傳》載陳武戰死，當孫權哀之時，其《注》引《江表傳》又道：「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12〕，等等，以上見稱的「客」，早期稱的「客居」、「客游」等，都為自稱，而後期稱的「私客」、「復客」等，卻屬他稱。「客」者，賓也。「客家」，便是「客而家焉」。則它既是自稱，又是他稱。當徙途中，這些「客」稱者一旦為仕宦、豪強階層所收容、僱用，「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13〕。便都已變成為「私客」、「復客」，即都已淪喪為寄人籬下之奴僕；當這時的「客」又憑耕了豪強、仕宦所壩占的土地時，「諸下人多為諸王公貴左右、佃客」，「佃客無過四十戶」〔14〕。這時又給變成是諸王公貴族之一員佃戶。

　　逮晉代，當群雄爭奪中土，黎庶走南疆，至西晉末年，按《晉書·孝懷帝》中：「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撫作亂於湘州」，「當塗流人渡江」〔15〕，「有秦國流人至江南」〔16〕等諸撰志，那些業已徙往南方了的中原人，這時又復見稱「流人」，不是全稱之為「客」。

　　當中原再次「永嘉亂起」，並出現了「無帝渡江」後，這時按《晉書·地理上》載：當塗流人渡江「僑立為縣」。秦國流人抵江南改堂邑為秦郡，後又謂：「僑立尉氏縣屬焉。」即其原有以「流人」稱之徙民，又都改在僑縣、僑郡中生存。與此《隋書·食貨志》便曰：「昔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基此，這批徙民復又見稱之為「僑人」或「僑民」。

　　這許多都已南徙了的中原人，他們經抵江淮、江左、江右與或是嶺南粵地後，憑依《魏晉·上世祖紀》載志：「自今以後，亡匿避難，羈旅（寄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他們都本無於異地久留的觀念，有朝一日，都還會給重返故土，所以便都「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舊壤」，便是故土、舊居，這便是客家人後來之會有設置中原原發故地堂匾與抄存放譜習俗的由來。

　　可是，歲月的流逝，這些已南徙了的中原人，除卻少數有獲重回故土的機會外，有很大部份的人都是始終沒有得到「歸還舊壤」之機，他們長期身居異地為客，「流民失籍」〔17〕，沒有具體戶籍。故待於僑縣、僑郡生存時，「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18〕「挾注」，便是於戶籍上准予註明其中原原有籍貫。「客皆注家籍。」〔19〕至此，客家人這才始有了他們於異地僑居的戶籍資料。「自邇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墓）墳栢，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基此又便「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給向當地豪強或政府部門提出對墾耕土的要求。「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20〕。就地並學好管治地方之政策法令。至此，這些南徙的客家人，終於在異地確立起他們長住久安與衍傳子孫的觀念。

　　但隨著這種觀念之確立，當異地子孫的繁衍，人口都已無間的膨脹，而可耕地卻還依舊，並日見不足時，他們於長期跋涉中所孕育出「四海為家」的傳統意識，又復會油然蘇生，與此又再動搖他們長住久安觀念，重登徙途，繼續開展他們沒完沒了的遷徙與親緣擴展歷史。這也便是中原遺民客家人之一種民性與所培育出來的獨特群體遺風。

　　三

　　這樣一支以客、流人、僑人（僑民）稱的中原徙民是何時南徙入嶺南粵地的呢？

　　承前所述，這支徙民以「客」稱，是始見於三國孫吳時代：稱「客家」，即直呼為「客家人」，憑《隋書·食貨志》之有「客皆注家籍」載志，宋《太平寰宇記》載廉州四民時地載有「一曰客戶」事實，自當於隋至宋代時間便已出現了。至於他們徙往嶺南粵地的具體時間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一書主張客家人入粵始於東晉。

　　筆者循客家人都是來自中原和都互自有著中原地區的籍貫、堂匾及其族譜保留這一事實，秦漢時的嶺南，按典籍載志：《淮南子·人間訓》載秦有著：「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與「塞鐔城之嶺」，「守九疑之塞」，「守南野之界」和「處番禺之都」及「與粵人戰」：《史記·秦始皇本紀》也載有秦王政三十三年與三十四年的謫貶中原罪犯、贅婿、賈商與瀆職官吏等人的入粵就居；《南越列傳》更載有：趙佗之「用為南海龍川令」；漢代武帝元鼎年當漢王朝撻伐趙佗所建南越國時，又謂有發中原萬計軍旅之擊桂陽，下匯水、出豫章，下橫浦和出零陵，下離水，「咸會番禺」；東漢，值交趾二征反叛時，《後漢書·馬援傳》又載曾遣萬眾軍旅人員進入嶺南。……這些已經進入嶺南粵地了的人員，他們都互有在中原的籍貫，中以領軍的將領相論：除秦代尉將屠睢與東漢樓船將軍段志等人入粵不久便已身故了，典籍一直鮮載其情外，其像秦二世時所遣的南海尉任囂，粵人汪兆鏞三十年代於廣州舊將軍署治地（今迎賓館到六榕寺間）出土拍印有「高樂」文的秦漢陶片拓片上經作的題記所云：「任囂未著邑籍」，「高樂，秦縣故城，在今南皮（今河北天津境）縣治東南」，「疑任囂為高樂人」〔21〕；秦代所遣充任龍川縣令的趙倫，《史記·南越列傳》載他為河北境的「貞定人」；漢代武帝衛尉路博德，既是中原漢代王朝衛尉，伏波將軍，自當也本有中原籍貫；漢武帝的主爵都尉楊仆，典籍載他也是河南宜陽人；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後漢書》亦載為「扶風茂陵人」（即河南今天大康縣地人）。……

　　考古材料也證明：嶺南今天屬（或曾是）客家人聚居過的地方，粵之北部：從連縣、連山、連南、陽山到英德、韶關、曲江、樂昌、始興、南雄等地自50年代以來，都已曾有秦至漢代時間的墓葬出土，中始興白石坪等地，還保留有定為戰國其實是秦漢時期的居住遺址。其中包括墓葬在內，均曾出土不少具有中原製作特徵的陶器、銅器與其他器物，有不少甚至還直接出土有帶中原形制的戈、矛、斧、鉞、族、劍等銅（或鐵）鑄兵器，充分證明其中的墓主人與居民，都是秦漢南徙入該地的中原軍旅、百姓徙民。在粵之東北部，偏西一隅的龍川，便是秦末漢初中原徙民趙佗出任縣令的地方所在；其縣之東南，至今還保留有相傳是趙佗當年所建的城池——佗城；縣之東北，今五華的華城獅雄山巔，考古人員又復曾掘出一處瓦當上刻「定」文的漢代台城遺址〔22〕。該華城古稱長樂，按屈大均《廣東新語·宮語》載：「長樂本龍川地」。趙佗入粵曾建有四台，「其在長樂縣五華山下」，曾建一名曰「長樂」的台，其台並築在「佗之舊治」境，且是「佗受封時所築」。憑此有見的「定」文，當便可能就是源自趙佗「貞定」籍貫而來的文，而發現遺址，也可能就是趙佗當年所築「長樂台」台城遺址的所在；沿此台域東去，興寧新圩大村鄉鬼樹窩，又曾掘得秦漢青銅鐘6件〔23〕。 該器以器體厚重，表面未作光滑處理，鑄作粗糙為特徵，這與廣州漢初趙昧墓出「文帝九年樂府工造」青銅句鑃等器的鑄作相類。該器鉦部還豎刻有菱形花致，鼓部則橫鑄有變體萬字紋。作這種鑄紋的式樣，在中原春秋戰國時間流行的青銅鐘器類中，它都是見所未見，結合該器出土近旁，至今還有「秦皇坪」稱的地名保留，故該一鍾器，當可能便是或屬趙佗，或是其他吏官於彼活動時所留落之遺物；從興寧逕入梅縣，南口的寺前村，近年也見出土有漢代青銅樽與里貯藏有漢代流通銅錢8.5 公斤〔24〕。……憑依這些考古材料，自亦證明秦漢兩代，都確曾有過一批中原人或為戍衛，或是就居進入了該東北部地生存。

　　如此，按這些抵達粵北與粵東北地方的中原人都互有中原的籍貫，他們無可置疑，當便都是秦漢徙遷該地的一批客家人，只是那時他們還只稱中國人、秦人不稱客家人而已。憑此對客家人的遷粵時間，便都該給上索到秦漢這個時代。

　　逮魏晉南朝史稱的「六朝」以後。粵北地方出現有嶺南最早參與中原封建皇朝中樞決策、號稱「嶺南第一人物」的唐代開元年間知名丞相張九齡。張

生在曲江（後人給稱張曲江），死後葬於韶關市西北郊羅源洞，憑他墓中隨葬墓志銘刻志：「其先范陽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25〕。「范陽」便是古代以范水北地方得來稱名，地在今日河北北京近郊。按其先祖在該地已有了四代居住的歷史，他們都當便是從六朝（大體在晉、南朝）起就在該北部地區生存的一支客家人，今天翁源江尾鎮築八卦形圍屋聚居的張氏宗祠，門首至今還保留有「千秋事業承京地，十策家書繼曲江」的對聯便是明證，因為這支民系都同操客家方言，和自認是從張九齡宗親中所衍傳的一支後裔。再粵北境中的韶關、曲江、始興、南雄與樂昌、連縣、連山、陽山等地，筆者與其他考古人員自五六十年代以後，亦在上述地方考古掘出有近百餘座晉、南朝至隋、唐時間帶紀年與吉祥語等文的具嶺北製作特徵的墓葬與其隨葬器物。

　　粵東北地方，客家人聚居中心的梅縣，憑其歷史發展沿革，秦取陸梁地時它是屬南海郡，漢武帝開嶺南六縣時屬揭陽縣地；東漢屬交州的揭陽縣；三國屬吳之南海郡領地；晉代分屬東官郡與義安郡之轄領；南朝齊置義安郡和領六縣時，始有該地置程鄉縣治；入宋置梅州；清稱嘉應州〔26〕。即其境之有地方建制的營設，都還始於南朝的齊代設置程鄉縣之時。然證之該地考古所得材料：筆者50年代便在該縣北門崗與大墓岌掘出有「太始八年八月十六日作此壁」磚文的紀年晉墓與無紀年的晉墓、南朝墓和帶「神龍元年」磚文的紀年唐墓〔27〕；於縣郊的丙村區，40年代又曾於沙龍崗原圖書館門首掘得晉代墓中所出青釉瓷四系罐與碗、盤、杯等件〔28〕；於畲江與程江兩區，80年代其他考古人員，復又曾掘出南朝至唐時間的墓葬與窯址。〔29〕

　　客家人的墓葬都以長方形（或雙室合葬）與凸字形的磚砌形式，墓里並以出青釉瓷四系罐、碗、杯、盤和雞首執壺、與唾壺等器為主與具特色，如「太始八年」墓，即曾得有青釉瓷唾壺與雞首執壺之殘嘴和碗、杯等殘件。具此墓葬形制與器物特徵的墓葬，在江蘇南京與浙江杭州等地，一直很為流行，其中作長方形的墓較典型的，也見有南京象山所掘的《M5》「王閩之」墓〔30〕；作凸字形的，也有見於象山所據的《M6》「夏金虎」墓〔31〕；老虎山所掘的《M1》至《M4》四座墓〔32〕；呂家山，娘娘山，五塘村等的《M1》墓，暨汽輪電機廠的四座墓〔33〕；郭家山的四座大墓〔34〕；宜興的「永嘉七年」兩晉墓〔35〕；句容的「元康四年」西晉墓〔36〕；以及浙江杭州的老和山「興寧二年」的東晉墓〔37〕，等等。墓中的隨葬品，除梅縣所出四系這一類青釉瓷罐形制已略有差別外，其餘都是基本一樣，特別像雞首執壺和唾壺等器，從形制到施釉表現，一直都保留著南京等地流行的製作特色。

　　這樣，見於梅縣境的：「太始八年」紀年，「太始」，即「泰始」。是晉武帝司馬炎於公元265年建西晉王朝時所立一年號，「八年」， 為公元272年。處「六朝」時間的嶺南， 一直歸屬在南京建都的歷代王朝轄領，《晉書·地理下》載永嘉亂起元帝渡江流人相帥過江淮後，均有謂晉元帝司馬睿為渡江之民「僑立郡縣以司牧之」。「司牧」，便是管養。《北史·高涼王孤傳附天穆》載「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時有謂：「選豪右為守令以撫鎮之。」即曾給已南徙了徙民遣派管治地方的吏官。

　　基此梅縣地，按歷史發展沿革，雖方誌只載南朝才有建制的營設，但據今已得的墓葬和其紀年材料，自西晉初年，都已即有了具一定規模之建制營設，其中像「太始八年」的墓主人，憑上引述，便極有可能就是那時的地方吏官、家屬，及或是受南京令遣跟隨客家人流徙到梅縣地的一員「司牧」官員或其家屬。憑此，對在梅縣地區的生存（即客家稱的這支遺民在梅縣地的生存），也都自該給發生在六朝時間的吳迄晉初那一段時間，不該在東晉至隋唐時代。

　　四

　　不同時間的徙民徙粵的目的、路線不同。

　　秦漢至六朝及隋唐時間的中原人徙粵，按本有著秦漢時的人（有稱中國人）與六朝後的客家人（有稱客、流人、僑人（僑民））這兩批，因徙遷時的時間已經不同，這便導致了他們先後各自有著不同的徙遷目的和路線。

　　秦漢時，依秦始皇為圖擴大疆土與謀「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的攫取，卒便「發卒五十萬為五軍」「與越人戰」（《淮南子·人間訓》），那時間他們徙粵目的，明顯都是出於一種征戰性質。由此對徙粵時所取路線，除王翦一支軍旅人員有先取東南，後入閩、粵的路線外，其餘大部分的人馬，都可謂是循告別中原長安或洛陽地後，便是直取鄂、湘和贛，然後再行逾越五嶺的路線進入嶺南兩粵。如《史記，平津侯主文列傳》所載的屠睢，便有謂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同書載元鼎年的故歸義越侯，也謂有出零陵，下離水，或抵蒼梧，衛尉路博德也有出桂陽，下匯水（即湟水，今天小北江）；主爵都尉楊仆，亦是有出豫章，下橫浦等等。即都是分別沿著嶺南的西部「湘桂走廊」間之湘水與離水，中部自湘南零陵越逾五嶺進入粵北連縣地後再南入的匯水，東部之從贛南越過大庾嶺進入粵北南雄、始興地後的奔瀉北江與湞江，暨自湘南的宜章沿古稱的溱水（即今武江）等諸水進入兩粵。今考古材料，西部沿全州至興安入臨桂，自灌縣至恭城下平樂，由富川至賀縣入梧州（即蒼梧）；中部循連縣入陽山下英德，由連縣出廣寧進四會，與由樂昌入韶關出曲江奔翁源；東部由南雄至烏徑經始興至韶關等諸江水所經流的縣境與其江畔，都已曾掘得數以百計的秦至漢代時間的墓葬、居住遺址及軍旅、吏官人員所持用的無數陶、銅生活用具與銅、鐵冶鑄成的各種兵器這些事實，亦都具體佐證了這些中原徙民當年確曾有過經彼與沿水路進入兩粵事實。

　　待經東漢末入六朝後，其以客、流人、僑人（僑民）稱的諸中原客家人徙粵，那時政局因出現了魏、蜀、吳三國鼎立，戰爭頻連。及後，魏國給滅掉了蜀、吳兩國，閱十餘年，北方又爆發了「八王之亂」，西北方的匈奴、東胡、氐羌族人，大舉入主中原，殺死洛京居民三萬餘人，且還縱兵劫掠，虜去晉懷帝，釀成「永嘉之亂」。至此，中原的西晉於公元316年遷都南京，建立起東晉；但沒多久， 長江流域又爆發了以孫恩、盧循等人為首的農民起義，東晉軍閥混戰。其後，劉裕迫恭帝讓位，改國號宋、歷宋、齊、梁、陳等朝，最後又為楊堅統一，建立起隋代王朝。處此幾近四百多年時間中之客、流人、僑人的南徙，其目的，自當非再是屬出於疆土的擴大和捍衛，更非再是為圖謀奇珍異寶的攫取，而系純為一種逃避戰亂、災害與某些吏官那時的官職任遷。基於這樣，對他們南徙入粵所取的路線，也便有異於秦漢軍旅、居民南徙時那所取從湘、贛越逾五嶺的路線。

　　今循《三國志·吳書》卷54中「吾聞江東沃野萬里」，「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上」的記載，那些早在三國孫吳時代便已徙往江淮的中原居民，這時已有從江北轉遷向江東（即江南）；依《晉書·王導傳》卷65中「俄而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載志，「江左」便是今天的江蘇南京，晉代以後的中原居民，當又有從中原直接徙往南京地區；再按《晉書·志第三》卷13中之「元興元年七月，大飢，人相食，浙江以東流亡十六七」，「又流奔而西者萬計」撰雲，那些已徙入了江南地方的中原人，這時又復有向著西方遷徙，而此一西方，無疑便已是閩、粵或贛等地方了。見於具體人物的事實，前引魯國漢陽（今山東泰安西南）籍人的士燮一家，「漢魯相」裔的山東鍾離牧，江蘇泰州市的廣陵呂岱，安徽沛郡的薛琮，以及江蘇吳郡的陸凱等人的遷粵，憑《三國志·吳書》與《晉書·地理》等籍載志，也復是分別從東南的山東安徽、江蘇等地沿閩、粵或贛粵的路線進入兩粵；又如寧氏這一支家族，按出土的該族人寧贙墓志銘「繁衍陵穆，盤根閩越者載」與「令美閩越，德隆蕃邦」刻志，寧道務的墓志銘之「幹蠱之任，遷移欽江（今廣西欽州）長為茂族」刻志〔38〕，及前引族譜資料中之對廖、張、溫、賴、鍾、薛、等宗姓子孫抄錄，他們也都復是或從江北山東等地，或是自江左、江右（贛、南昌）地方，經閩或贛徙粵與抵達梅縣客家人所居中心或其他地方。

　　這種情況在考古材料中也有證明，南京梅家山，江蘇的揚州，和浙江的上虞，浙江的溫州太平嶺等地出土的青釉瓷辟邪水注，嶺南的廣州一座「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西晉墓也給出土了一件， 它的造形製作與器身施釉，亦都和南京等地所出相類。南京清涼山東吳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墓中出土的蹲伏狀、昂首、雙突眼、小嘴、 頭長雙彎角形狀的青釉瓷羊，至晉、南朝還見於南京其他地區和江蘇鎮江，與浙江上虞，浙江瑞安等地晉墓（或南朝墓）出土外，廣東東部潮陽的孤山一座晉墓也出土了一件，有見造型與施釉，亦保留南京等地所出製作風格。南京幕府山等地六朝墓中普遍有見的青釉瓷雞首執壺，還見於浙江、福建和江西出土同時，嶺南和福建毗鄰的潮陽、揭陽、梅縣等地，也都同樣見有出土，所見的造形和施釉，也復大同小異。

　　南方東漢末年後流行的青釉瓷器，憑依南京東吳時間所出青釉瓷羊的器身已刻有「甘露元年」的紀年銘文，於趙史岡《M4》墓所出青釉瓷虎形器（有稱虎子）的器身，亦見刻「吳赤鳥十四年」的紀年銘〔39〕。「赤鳥」是吳孫權年號，「十四年」為公元251年。 「甘露」是吳孫權孫子皓的年號，「元年」是公元265年， 它便是今天南方流行青釉瓷器中有紀年可稽考的出現時間最早的兩件。東吳以後南京的青釉瓷器已很為盛行，製作亦比其他地方繁雜，憑此六朝後的南京，便當該是育創與流行該一類青釉瓷器的故鄉，見於浙江、福建、江西和嶺南兩粵等地方流行的，亦都當是直接得自南京地區成品及或是製作技術的輸傳。基於這樣，今天的上列三器，依青釉瓷辟邪水注見於南京出土後，都只有浙江、福建和廣州地方有見出上；青釉瓷羊見於南京、浙江等地出土後，廣東卻只有和閩毗粼的潮陽地方出了一件，其他地區至今未見；青釉瓷雞首執壺見於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和廣東東部的梅縣、潮陽、揭陽，中部的廣州，西部的肇慶，暨廣西的桂林等地出土後，於五嶺山脈南端的粵北和桂東北，五嶺北端的湘南等地方業已發掘出數以百計的六朝墓中，它卻又都是至今不見。這種現象，誠然，都已證明典籍有載六朝中原徙民告別了中原故土後都是先抵江淮，後入江左，完了再從南京取其經浙江至福建（個別或經江西）的路線進入兩粵，非再給循從中原經鄂、湘越逾五嶺山脈路線入粵的這種歷史事實。對於徙民中有受南京封建王朝令遣之民一節，今都可以於南京老虎山晉墓所出兩方長方形六面刻文的銅印章在廣州原華南醫學院基建工地也有出土這一事實作出應證。

　　該一印章，南京的六面刻文一方分刻：顏琳、臣綝、顏林白事、顏林白

、顏文和、白記。另方分刻：顏鎮之、臣鎮之、顏鎮之白事、顏鎮之白

、鎮之言事、顏鎮之白記。〔30〕

　　廣州的一方六面刻文是：周承公、臣承公、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

、周君時、白記〔31〕。

　　文中所刻的文字：南京刻的顏綝、顏鎮之和廣州所刻周承公等文，是印章主人的名字；其顏文和與顏琳和周君時，則是印章主人的別號；白事、白

憑此，有見銅印，當都明顯是屬晉代宮庭與官署中公文往來時所持的一方印章，中依六面刻文的體裁，它都該便是晉代宮庭、官署有行的一種格式，依作此格式印章兩地都見相同，那見於廣州的特者，無可置疑，都自該便是直接受南京令遣的一員幕僚官員。

　　綜上所述，六朝時從中原南徙的中原人，採取從中原至東南，完了再又由東南經福建（個別經江西）進入兩粵路線入粵，在當時，都直接和他們南遷的目的與嶺南那時都直接受南京建都的封建王朝領轄的這種現實相適應。

　　五

　　嶺南秦漢前後境中就居的原住居民，都是一批以「越」、「甌」和其他謂稱的部落居民，其中五嶺邊徼的粵北和桂東北部地方，是大體居有「蒼梧」與「陸梁」稱的居民；桂中部與東南部和粵西南部地方，是居有「西甌」和「駱越」稱的居民；桂西北和中部地方，是居有「濮」、「布」稱的居民；桂西南部地方是居有「駱越」人；於粵中部地方，是居有「南越」稱的與或還有「駱越」稱的居民，於粵東北和東南部地方，則是居有「閩越」稱的居民，等等。秦漢始後，憑中原以「中國」和「秦人」稱的軍旅、居民已大批的南徙，如《秦始皇本紀》載謂：「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戍」。《漢書·文帝紀》載道：「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越雜處」。這便使得嶺南秦漢以「中國」、「秦人」稱的中原徙民與嶺南以上述稱的原住居民在境內作大幅度的北南民族的共居、雜處。

　　逮東漢末迄六朝後，中原以「漢」稱的居民（包括客家人與廣府人、福佬人等在內）又再次的南徙，這時嶺南的居民中，其秦漢時有見稱名已不再多見，出現有以鳥滸、俚、

、僚、蜒、瑤、畲等稱族人，與自海外徙遷來的古波斯人、阿拉伯人、沿海諸島來的番人，等等。基此，又再一次在嶺南形成東漢末後的南徙中原漢族遺民之與嶺南上述稱的原住居民共居與雜處的生存圈。

　　上述這個事實，今證之考古材料很多。嶺南歷史上曾是秦漢當年南北往來通道線上的今天粵北韶關、曲江、樂昌、南雄、始興、連縣、連山、連南、陽山、英德、懷集、廣寧、四會、德慶，和桂東北之興安、全州、灌陽、恭城、賀縣、平樂、臨桂、梧州，暨封開、鬱南、羅定等地，曾是秦漢郡治營設的今之廣州原南海郡治，今之貴縣原桂林郡、鬱林郡治，今之梧州、封開原蒼梧郡治，今合浦之合浦郡治，海南島之原珠崖、儋耳郡治，暨曾屬秦漢縣治營設的粵龍川、揭陽、博羅、四會、中宿（清遠）、浛洸（英德）、端溪（高要），桂之始安（臨桂）、桂林、荔浦、布山（貴縣）、合浦等地，暨其郡縣治所屬的一些地方近旁，都已互有著以個數，以十數，以百數，及或是以千數的秦漢至六朝時間的墓葬、遺址與其他遺物保留髮現。如廣州原南海郡治，並曾掘得像中原漢族遺民的南越王趙眜這人物墓葬〔33〕；貴縣原桂林郡治，也曾掘得有稱是「中原人」，「任南越國桂林郡的最高官員」，與「可能是趙氏王國派駐當地的相當於王侯一級官吏的配偶」〔34〕的西漢墓；於合浦的原合浦郡治，其城郊楊家嶺與廉東鄉鍾屋一帶，截至50年代，又尚有著幾近百座「墓而有墳」的中原漢墓群保留，中經筆者發掘清理的亦有兩座〔35〕。於已發掘的墓葬中，有不少既有帶嶺南地方製作特色的「越式器」，又有具中原製作特徵的「漢式器」、「楚式器」等諸隨葬器物；不少的墓中還得有中原建房相類的板瓦、瓦當建材；還保留有顯示吏官意識的「官」、「宜官」、「宜侯王」、「官軍」、「官富」與顯示官職的「常御」、「居室」、「長秋居室」「盧典」、「右官王」、「左官」等諸文句，暨吏官之「寧」、「張」、「王」、「李」、「周」、「高」、「單」、「

」、「穌」（蘇）等宗姓；許多的墓里，甚至還隨葬供墓主人居住的陶（或木、銅）制的房子模型；供吏官持用的車、馬模型；供水中交通使用的陶（木）制的船隻模型；更多的墓中，還隨葬有銅或鐵鑄成的矛、戈、斧（鉞）、

、劍、匕首等諸兵器，……這便具體證明墓葬（個別是居住遺址）的主人，不少本便是自中原南征、南徙入兩粵的軍旅、吏官與其家屬。

　　逮六朝以後，隨著長方形、凸字形和與凸字形共存的刀字形墓葬的保留及墓里都有青釉瓷器與六面刻文一類青銅印章、部曲將、督印章等之隨葬，自又當己還有不少中原漢族遺民進入兩粵，補充著在粵與原住居民雜處的人數。

　　那時間見與雜處之民，除典籍已有明載像越人呂嘉及其官貴這些人之和南越國中的中原遺民共居、雜處外，見於考古材料的，還有廣西貴縣西漢墓中殉人葬具與器物刻文中所反映的人物。

　　貴縣西漢墓中殉人葬具，分有四塊板榫合成的與用原條獨木作成的兩種。前者，因棺具木板需動用金屬工具反覆加工始可獲得，浩費工程、技術較難，故在嶺南歷史上，都多在漢區流行；後者，俗稱獨木棺，只用原條木截去尾首刳空中央而成，製作既簡，又可免除動用金屬工具而用火焚加石器鑿掘取得。在嶺南，便多在少數民族地區保留。其中以海南島黎族的保留為例：其板塊榫合棺，便都是在黎族聚居的外圍與漢人雜處與或是毗連的地區保留；而獨木棺，則一直興行保留在他們居住中心地帶，而且這類刳空了中央的獨木棺具，里如確用以貯屍，它便是名正原順的棺具；若否把它置入江河，它卻又是一襲舟具，即獨木舟，筆者50年代在該民族地區考察時，便曾親自乘過這類舟具渡江。因此兩者，製作本身都已給寓系有鮮明的民族色彩，即有見殉人都分別是具有漢、越兩種民族身份之民。在隨葬器物上，按出土青銅器有鏨刻「蕃」銘，而漆器則烙描有「布山」文字事實。「蕃」，是廣州「蕃禺」一稱的略寫，中原的趙佗漢初在蕃禺地（即今廣州）建南越國稱王呼帝時，國中所用鼎及其他器物，憑墓中出土所見，也都同樣見鏨或烙描有此「蕃禺」文句；「布山」，「布」發音與「濮」相諧，所謂「布山」、也即是「濮山」，即為濮族人所踞山嶺。而此一濮人，本是屬川、滇聚居民族，秦漢以後，其族人中一部分，沿滇、黔、桂邊境建句町國後即有徙入桂境。故其所稱的「布山」，實際便是指稱這一支族人和在漢代也曾有踞該「布山」踞山嶺。憑此兩銘刻，自又明證秦漢後該縣地均曾有著中原徙民與地方原住居民的共居、雜處。這種事實，《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一書，也已同樣具體作有墓主人是「中原人」，而殉人憑顱骨測量，則可能是「長期生活在當地的土著民族」的這種撰志。

　　不同民族間的共居、雜處一經形成，通過互相通婚，勢必便要引發出不同民族間的互相混化融合，由此給導致出不再純屬於任何一方的變異個體與群體的出現。

　　嶺南歷史上不同的民族雜處中所發生的通婚融合，典籍有載的，秦漢時它有中原遺民趙佗孫子嬰齊的與越女通婚和給衍傳出像趙建德這樣一支混化的一代；六朝的南朝有本是中原長樂信都（今河北冀縣）人的梁代羅州刺史馮融《隋書》等籍他曾命兒子馮寶與高涼郡俚僚族人首領、女酋首冼夫人通婚與給衍傳出像子，馮仆，孫，馮盎，玄孫，馮智戴、馮子猶等幾代混化子孫；唐代有本屬高陽（今河北高陽）北新城人的禮部尚書許敬宗電白霞垌出土《許夫人墓志銘》與《新唐書·許敬宗傳》載志他曾命女「年十有四歸於馮氏潘州刺史順政公其人」（《墓誌》）。即下嫁給了冼夫人與馮寶婚後所衍傳的第四代裔孫馮子猶作妻。這些混化一代族人在生活中，於強大漢族親緣影響下，不少及後都已各有了宗姓和中原籍貫。如馮、冼婚後的幾代裔孫，他們便都已有了馮姓和有了如馮盎說的那樣是「本北燕馮弘裔孫」。即已多自稱為是中原遺民了；可是，此種自稱在中原宮廷、官署等正統場合，還以馮、冼婚後衍傳裔孫馮智戴為例，唐貞觀七年值唐太宗置酒故未央宮，給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命馮智戴詠詩時，太宗便稱他是「南蠻酋長」，是「胡、越一家」。〔36〕即又尚猶以「蠻」和「越」人相稱。

　　這樣，在生活中這一支混化一代，便已有著既可稱漢又能呼越的雙重族裔屬性。這種屬性，它便是後來促使居民越裔漢化與漢人越化的融合動力，也是嶺南後來由越、漢融合所成的如像廣西的仲家、僮、侗人，海南的熟黎、俍人，廣東的廣府人、福佬人等諸族群與民系形成之有利條件與成為可能。這也就是嶺南秦漢以後的民族形成之一梗概。

　　至於對客家民系的群體組合，曾是該民系聚居的粵北部與粵東北部地方，承上所述，早在秦漢，它都曾是不少中原徙民徙居的所在，境中的龍川、樂昌、曲江、英德等地方，且曾是任囂、趙佗等諸中原人築「任囂城」、「趙佗城」、「漢城」與「萬人城」等城池聚居的具體地方，故自秦漢起後，也當已有了不中原徙民在該地和當地原住居共居、雜處與融合。而這點，今北部像韶關、始興、連縣、連山、陽山與龍川等地一直都有秦至漢代的墓葬與其器物保留這事實可資作證。那時間與之雜處、融合的當地原住居民，以北部說，因其地毗連五嶺，故當大體是居有一支「陸梁」稱的原住居民；於東北部，那時該地屬閩越郡轄領，故又自當居有「閩越」稱的原住居民。今這點，也有梅縣出的帶

刺、方格。蟠虯（原載稱夔紋）三複合紋陶罐與大埔有見出的器身施掛黃褐色渾體釉的高頸、鼓腹與高頸、鼓腹、一側捏有鋬耳的陶壺、陶尊事實佐證〔37〕。因為前者粵省各地特別在珠江流域都普遍有見，在閩則一直罕見或是不見，其中所作蟠虯、方格、

刺等紋，並一直流行於中原商周銅、陶器上，見於嶺南，當是得自中原徙民與或是中原人與原住居民合作之手；而後者，粵省今都只限大埔和粵東南個別地區有著出土，而在與之毗鄰的閩，則卻普遍有見，同時於閩溪溪頭等地遺址出的，且還從施釉到製作均和大埔地所出相類，故對該器，有謂是閩越族人的製作，筆者也持這種意見。今像上兩器既都同在粵東北地方共存，這便自當要被認作是該兩支族人的共居雜處的物證。〔38〕

　　逮六朝後，北部中原徙民，除已有了像中原漢裔、客家先民、唐代張九齡的四代祖先就居其中外，境內又一直有著六朝時間的墓葬出土，據韶關西河一座「太康七年」（公元286 年）墓中所出一件墓主人居住陶制房子模型都作中原流行的金字架形草頂，泥木的牆壁、正門橫向開窗、房裡面還按北方居民居歇習慣設置有

床（即炕床）表現，當又具體證明不少中原徙民就居其中。與之雜處融合的原住居民，依唐代貞元年後遭貶至連州任刺史的劉禹錫所作《莫瑤歌》詩中已有瑤人「婚姻通木客」此詞，所謂「木客」，明。鄺露《赤雅》中有「自秦時造阿房宮采木流寓於此」撰釋，當便是秦代南徙至彼的一支中原遺裔。唐時，這支徙民己與「莫瑤」稱的瑤民通婚，而嶺南這支瑤族人，依出土材料和方誌有載事實，早在南朝都已有了生存。如此，於六朝那時北部與中原徙民雜處融合的原住居民，當有一支本便是瑤人。有關這點，今亦可證之曲江河邊廠一座「咸康八年」（公元342 年）的東晉墓中所刻：「咸康八年七月十八日孝子李立」與「咸康八年七月廿日孝子鄧立作」這兩條磚文，即由李、鄧兩名不同宗姓孝子同為一個墓主立墓瘞葬這一現像事實。

　　我國古代婚制中，曾有過「女招男嫁」的婚姻形式，這種形式，便是後來典籍常稱的「贅婿」。這種婚俗婚後男子皆都改從著妻姓。這樣，在一個家庭中，便出現有如《國語·晉語》上所載黃帝二十五位兒子的「其同姓者二人而已」那樣，兒子因都已分別出嫁了，改從了妻子的姓，故一家便只有二位琿未出嫁的兒子仍是同姓。這種現象，它便是這種「女招男嫁」贅婿婚推行的一大特色。如此，今見於曲江東晉墓的該兩條磚文，當便既是贅婿婚之展示，又是墓主人便是行此贅婿婚的繼承者之銘記。

　　古代這種婚俗，隨著母系氏族社會之轉為父系氏族社會取代，而且還獲得了鞏固，從而並出現了由女子出嫁的「男娶女嫁」婚俗形式後，這時如若還再行贅婿婚，不免便會被視之逆道違法。基此，逮秦，按《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便出現有秦王政三十三年將猶行贅婿婚的人推向罪犯、瀆職吏官與商人的行列，齊齊給遣謫去南疆兩粵與該地原住越人雜處。而曲江東晉這位墓主人，無可置疑，便是秦三十三年徙抵粵地後仍在續行該俗的繼承者，但已是何種族人，是漢裔呢？還是越裔？因缺具體材料，有待進一步再考。然而就憑爾後此俗之興行情形說，嶺南今天漢裔群體——客家人、廣府人與福佬人，凡是家貧有女無子的家庭，都猶會偶行此贅婿。但已不普遍；而在墓葬保留近處和鄰近的瑤人族群中，他們稱贅婿此俗為「招郎」、「上門」，其在連山居住的過山瑤，按筆者五至六十年代所作的調查，他們十之七、八的個體家庭，都是憑此贅婿婚俗攝合；生存於翁源地方的瑤人，依愚人《翁源瑤民生存一瞥》文介，且還制有行此婚俗的「贅婿法」〔39〕。即粵北瑤人都仍熾熱在保留著這種贅婿婚俗。對於他們此俗的得來，無可置疑，都該得自與中原徙民雜處融合時之移植。此，在他們保留興行此俗本身，也都給寓系有莫瑤「婚姻通木客」這種事實的融合影子。

　　其東北部的中原徙民，依梅縣地已有「太始八年」西晉初年墓葬和墓里有著南京墓中常見青釉瓷雞首執壺與唾壺等器留存，也已證明起碼在六朝時之晉代即已有了從江左（南京）等地徙遷的中原徙民客家人在該地生存。與此同時，梅縣與其周圍一直都保留有眾多「畲」稱地名，和「畲坑」稱境並掘出有不少南朝至唐時間的墓葬，於一座墓的磚塊上並見拍印有南方南朝墓常見的六瓣梅花朵花紋與紋表刻書有「畲人」文句三組，這便具體證明畲人族群南朝也曾有在梅縣地存在。與此併當和已徙遷入該地的中原徙民組成共居、雜處及融合的生存圈。

　　歷史上的畲人，分別持有雷（盧）、藍、茅、賴、盤、苟、婁（劉）、胡、侯、鍾等十個宗姓，他們自稱「山哈」，他稱有謂「畲客」，所操方言，今居粵東潮州鳳凰山區的，是「客家話約70—80%，潮州話10—15%，還有5%，則既不像客家方言，又不像潮州話， 而是具一定民族特點的單詞和片語」〔40〕；居閩、贛、浙邊境的，都是通行「漢族的客家方言」〔41〕。居閩、浙邊境的，則「其語言已十之七八和客家語相同」。〔42〕即都是以操客家話方言為特色和或以操客家方言為主。出現這種現象，今梅縣地區已不再有畲人，他們原持有的宗姓，除湮滅了的外，像原有的雷（盧）、婁（劉）、藍、賴、侯、胡、鍾等姓，今見有持者，都已自稱是客家人，不再是稱畲的人；他們所稱的「山哈」，「哈」與「客」，客家話都是同發一個音，故所謂「山哈」，也便是「山客」，即是指他們屬居山區的客家人；所稱的「畲客」，「畲」給聯「客」，明顯便是指畲族已與客家人作了融合展示，對畲人也都基本是操客家話的表現，則該又當是兩者在融合中已融合為一體了的見證。憑本這些事實，對六朝間於東北部生存的中原徙民（即客家人），其主要雜處、融合民族，便都當是這一支畲稱族人〔43〕。

　　綜合以上所引材料，粵地生存客家人的群體組合，秦漢後，當本便是分別由秦漢時的秦人、漢民與粵地的「陸梁」人、「閩越族」人，六朝時，是漢裔客家人與粵北、粵東北地的瑤人、畲人、個別地區或者還有俚、僚人與蜒人融合組成，發展中他們的群體，並都是多成分和多層次的。

　　注釋：

　　〔1〕《人民日報》1989年2月2 日（海外版）姚平方《天下客屬一家親》文。

　　〔2〕〔6〕《廣州日報》1992年1月4日轉載通訊。

　　〔3〕〔4〕〔5〕具見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

　　〔7〕《三國志·吳書》卷五十二。

　　〔8〕〔9〕〔11〕〔12〕《吳書》卷五十五，注。〔10〕《吳書》卷五十六。

　　〔13〕〔17〕《南齊書·州郡志·上》「南兗州」條。

　　〔14〕〔19〕《隋書·食貨志》。〔15〕《晉書·地理·上》。

　　〔16〕《隋書》卷十四。〔18〕〔20〕《晉書·范汪附子寧傳》。

　　〔21〕廣東省博物館拓片藏品。

　　〔22〕《文物》1991年11期。

　　〔23〕《1985年中國考古年監》。203頁。

　　〔24〕《羊城晚報》1990年11月11 日報導。

　　〔25〕《文物》1961年6期筆者執筆簡報。

　　〔26〕溫仲和輯《光緒嘉應州志·沿革》。

　　〔27〕《考古通訊》1956年5 期筆者文（北京考古所編版）。

　　〔28〕原墓據說是丙鎮中學當時的教師溫欽蘭負責發掘，器物五十年代筆者看見時， 是藏井塘紅光小學辦公室。

　　〔 29〕《考古》1987年3期。

　　〔30〕〔31〕《文物》1972年11期。

　　〔32〕《考古》 1959年6期。

　　〔33〕《考古》1983年4期。

　　〔34〕《文物》1981年12期。

　　〔35〕《考古》1977年2期。

　　〔36〕《考古》1976年6 期。

　　〔 37〕《考古》1961年7期。

　　〔38〕《文物資料叢刊》1983年8期。

　　〔38〕《考古》1989年3期筆者《嶺南寧氏家族源流新證》文。

　　〔29〕《考古》1983年4期。

　　〔30〕《考古》1959年6期《南京老虎山晉墓》。

　　〔31〕《文物》 1957年1期廣州市文管會1955年古墓發掘簡報。

　　〔32〕《晉書》卷88。

　　〔33〕趙眜有謂是趙佗孫子，筆者則主張是趙佗兒子，文見《廣東省博物館建館三十周年論文集》筆者文。

　　〔34〕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

　　〔35〕《考古通訊》1958年6 期（北京版）。

　　〔36〕《資治通監》卷194。

　　〔37〕該兩器俱見《廣東文物普查成果圖錄》圖版46、39、34。

　　〔38〕對該兩器之出現時間，有主張在三至四、五千年那時，筆者按器物製作與紋飾流行實際，則主張是秦漢前沿距今只二千餘年之物。主要論點，可詳《南方民族考古》待刊第6輯筆者文。

　　〔39〕民國版《民俗》23、24期合刊本。

　　〔40〕《潮州文物志》潮州畲族的語言條。

　　〔41〕《民族語言》1961年6期羅美珍文。

　　〔42〕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

　　〔43〕關於廣東瑤、畲族人與中原徙民客家人融合事實，筆者還撰有專文，可詳《廣東民族研究論叢》1995年第八輯。

作者介紹：楊豪，1925年8月生，印尼僑屬， 現為華南師大嶺南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員。代表作是《廣東境內新石器時代遺址與漢、晉、南朝、唐宋、明、清墓葬發掘簡報》、《嶺南青銅冶鑄與相關問題探索》等。

[提要]本文考證了廣東漢民族的主要民系——客家人的漢族親緣，與踞粵生存的確切時間，及徙粵的目的、路線，和群體組合等。認為客家人的前身是秦代徙粵的秦人與漢民，其群體組織是多成分和多層次的。[關鍵詞]廣東漢族秦人漢民越裔瑤畲人客家人一客家人是今天散居在廣…

摘要：筆者總結自身實際工作經驗，對民用建築施工過程中防潮層處理進行深入的分析，並提出有效的處理方法，以提高民用建築的防潮效果，為住戶提高一個健康的、安全的生活環境。關鍵詞：民用建築防潮層施工處理中圖分類號：TU7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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