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愛的可能性，高於惡的現實/西蒙娜·薇依
Simone Weil, Spain, 1936 Weil joined a unit fighting against Franco"s fasc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47年，阿爾貝·加繆創作了《鼠疫》，在法國文壇引來無數批評，其中最尖刻也最讓他難受的責備，來自於薩特和波伏娃，他們認為，當一個社會被一個作惡多端的無能政府製造出來的黑暗籠罩的時候，身處其中並擁有極大公眾影響力的作家，其創作如果不涉及政治和歷史立場，不主動肩負起深厚的歷史責任感，不指認（即便是隱喻的形式）罪惡的來源，那麼，他的寫作就是不負責任的，就是不道德的。
浮出歷史地表《紮根》並不是如它題目所提示的那種嚴密的學術作品，它更像一本思想隨筆集，薇依在書中試圖像討論人類的物質需要一樣，來討論人類的精神（靈魂）需要，她列出的一系列人類精神需要，有自由也有服從，有平等也有等級，正如肉體的健康一樣，薇依認為人的精神（靈魂）的健康，建立在一種平衡之上，每一種需要都伴隨著與其相反的需要。加繆從薇依那裡獲得的最大的啟示是，我們的歷史與生活中，充滿很多矛盾但又和諧共存的真理。一個知識分子負責的方式，不僅是採取立場，還有，在不存在立場的狀態里，拒絕採取立場。《紮根》一書在出版行業獲得了成功，並帶動了西蒙娜·薇依其他作品以及相關傳記的出版，這是加繆沒有想到的。對於加繆而言，此書不過是在合適的時候與他相遇，讓他得到一定滋養，得以修復他在現實中所受的傷害；而薇依，則是一位值得注意，但並不重要的作家。他也沒有想到，後來，西蒙娜·薇依憑其遺著，成為歐洲公共思想領域內一個偉大而神秘的人物，既與帕斯卡爾相提並論，亦與漢娜·阿倫特同列「黑暗時代」女哲學家之列，同時，她還有擁有一個獨特的稱呼——「聖女」。
Simone with her father in Mayenne,1915-1916
Simone and André in Mayenne, 1915-1916
At age ten Simone Weil"s affluent parents found her a few blocks from their apartment at a labor union demonstration.
沒有青春的「聖女」1943年，年僅34歲的西蒙娜·薇依，在英國倫敦一家醫院病逝（肺結核），法醫的驗屍報告寫道：「死者系自殺，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況下，採用拒絕進食的方式導致死亡。」當時報紙對此事的報道用了這樣的標題：「一位法國教授聽憑自己餓死」、「尋求餓死，一位法國教授奇特的獻身方式」。她的死亡，竟是一則聳人聽聞的社會新聞。薇依的一生，容易讓人誤解。她出生於富貴之家，本可以生活得優雅精緻，卻選擇過縮衣節食的貧困生活，為了體驗、分享普通人的苦難；她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本可以在大中學哲學教師的位置上，收穫她的學術成就，卻選擇從事底層的勞作（工廠的工人，農場的農工），她身邊的人在介紹她時，總是會強調她極端左派的身份，強調她對政治的那種偏執危險的激情。而她生前不大的社會影響力，不是來自她的智慧，而是來自她表面上的偏執，她的特立獨行，她的不服從。她生前發表在報刊上的那些充滿火藥味的、反官方、反主流政治觀點的政治評論文，沒有讓她獲得社會關係，也沒有讓她獲得精神盟友，更沒有讓她擁有智識上的權威性，只是提升了她作為一個社會異類的知名度，她不是公共知識分子。那些在生活中與她近距離接觸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她的自我與偏激所傷害，並因此遠離她，認為她是冷漠無情的。而喜歡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欣賞她的人，都是遠離她的真實生活的人，只通過書信與她建立情感上的聯繫。年幼的薇依與她父親的合影照里，那個十多歲的小姑娘，安靜漂亮，有一種不張揚的美好氣質，跟她身後流淌著光的葉子一樣明媚而內斂。然而成年之後，她的相貌並不美，甚至是丑的，熬夜寫作、糟糕的食物、繁重的體力活合起來耗損著她的生命，讓她顯得疲憊而衰老。她不曾擁有動人的愛情，甚至不曾擁有飛揚恣意的青春狀態，她私人生活里最讓人覺得好奇的，是她對食物長久的抵制，以及她對舒適生活的抗拒。她的早逝，更使得她的生命猶如寫作的抵押物，讓人輕浮浪漫地認為，她是為真理獻身的女人，「聖女」。
漫長的誤解對一個女性寫作者來說，如果被別人貼上「才女」的標籤，那麼就會有一個悲傷的故事，無可奈何地展開：當她閃耀的才華把她推至成功的山峰，她迅速成為一些人的偶像，之後便是長久的被拋棄被遺忘，即便她曾經的片言隻語，仍以格言警句的面貌，不時出現在別人的言說里。「才女」從來不擁有「經久不衰」的品性。而「聖女」則更令人傷心，這個詞包含著犧牲、殉道，強烈暗示著這個人擁有極不尋常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她在世界上所擁有的影響力，與她所承受的痛苦成正比。也正是如此，西蒙娜·薇依部分作品進入美國後，蘇珊·桑塔格寫了一篇充滿反諷的評論，她對薇依為人所追捧這一事實，表示極大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病態文化的表徵：人們喜歡那些偏執的、歇斯底里的、過度沉迷於苦難的作者，而排斥溫和的、通情達理的言說。對於生命意志極為強烈的桑塔格而言，薇依是病態的，後者有著狂熱的禁欲主義，不屑於追求快樂和幸福，卻又不知疲倦追求磨難，並煞費苦心地自我棄絕。桑塔格甚至提示，薇依所擁有的那種影響力，更多地來自於她的病態氣質，而不是她作品中包含的真理。這篇寫於1963年題為《西蒙娜·薇依》的評論，可能是桑塔格為數不多的輕浮之論之一。很多美好的東西（情懷、思緒、邏輯、理念），在日常生活里無處安放，也無法由日常生活所用的語言說出，它們只能在文字里繁茂蓊鬱。一個寫作者的生活，說明不了他的思想究竟有多深邃迷人，也說明不了他的作品有多傑出。「我能給你寫信嗎？」，「給我寫信吧，我也會給你寫。」，「請讀讀我的手稿吧」……薇依向那些被她認為值得與自己發生思想與情感縱橫交叉的人，不斷地發出這樣的邀請與懇求。她短暫的一生，寫得最多的就是書信，而她生後出版的作品，絕大部分都是從她的書簡中整理而來的。20世紀70年代，薇依生前的好友西蒙娜·佩特雷蒙特為了寫她的傳記，探訪了很多與薇依有接觸的人，因此收集到大量她生前寫的書簡即手稿，並將其引用於傳記《西蒙娜·薇依》。此書出版後，再次引起世人對薇依的熱情追逐。自1947年加繆為她出版第一本書開始，法國人對她的手稿、書簡差不多搜尋了半個世紀，至1997年才將她的作品完整地出版。如果桑塔格讀到薇依之後出版的作品，她對薇依的看法會發生很大的改變，至少她不會選擇使用「病態氣質」這樣的詞。她倆彼此間存在很多類似的東西：以生存在意志與疾病抗爭，以對生活的熱愛與死亡對峙，以理性智識抵抗時代的昏昧。桑塔格厭惡人們因為薇依的疾病與偏執而對其印象深刻，這種情緒，反照的是桑塔格對自身現實的認知，她不願意人們因為她與癌症的關係而記住她。桑塔格的文章儘管有失偏頗，但卻成為一種提醒，正如薇依在生命之幕即將落下時給一位友人的信里寫的那樣：請關注我的思想，而不只是我這個人。
入世的出世者
西蒙娜·薇依肯定不會喜歡人們稱她為「聖女」。被指認為「聖女」，不僅意味著她道德上的崇高，還意味著她作為一個特殊的形象，進入社會文化的秩序中，並且，後者往往是更為重要的。這種特殊的形象，源於社會文化的某種需要，比如反抗者的形象，因為社會存在顯而易見的壓迫；無私者的形象，因為社會普遍的冷漠自私；殉道者的形象，因為社會缺失信仰。而薇依的政治哲學是動態的，其關鍵詞是平衡：若已知社會在何處失衡，就應盡己所能，在天枰輕的一端加上砝碼。良好的社會生活是多種力量平衡的結果，人應該對平衡有所設想，並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位置。屈從重力，是最大的惡。她深入工廠農場，親身體驗那種極度的疲憊，不是為了證實馬克思主義思想中關於工人、農民更具革命精神。她發現的是，當精英知識分子在抽象的概念里討論民主、自由，那些為了生活而進行辛苦勞作的人，卻在忍受真實的精神奴役，無論是工廠農場還是現代化公司，工作中的隸屬關係，包含著令人精神上難以忍受的奴役感，這不是民主自由的社會制度可以消除的。所以她必須從抽象的世界裡退身而出，進入真實的生活，這樣她才覺得自己有資格說話。通過親身體驗，她發現那些鼓吹革命的精英知識分子，其實是在製造謊言。過分艱難的境況使人卑微，壓迫並不產生抵抗，而是產生屈從與溫順，產生精神的麻木與靈魂的粗礪，宏大的社會革命，不過是人民的鴉片，即便成功，那些表面上忠於革命的，往往最先成為叛徒，成為利益獲得者與維護者。西蒙娜·薇依對政治的感情，並不像她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激情。她說，在政治領域追求善，是一件困難的事，遠遠超出了人所擁有的能力，但是奮力追求公共的善，與追求內心的完美一樣，使人超越人性的局限得以滋養更好的品性。因此，觀察社會參與政治，是同從社會中隱退一樣有效的凈化方式。建設自己的內心世界，與建設外部世界是不可分離的。她的社會關懷，既指向社會正義，也指向內心的寧靜。
我們處在愛恰恰可能之處
薇依這些觀念為人所知，已經是20世紀末了。在歷史的長河裡，20世紀最大的標誌，是兩次世界大戰，兩種極權，二者帶給人的影響，是道德上的損毀，以及社會秩序上的破敗。美國的歐洲思想史學者馬克·里拉在審視20世紀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行為後，寫下一本書《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構建了一個悲劇的舞台，在那裡，滿懷良知與希望的知識分子，慘死在政治的黑色利劍下。「對世界之美更多的沉思，對我們所嚮往的未知之善的更多的沉思，能夠在我們持續思考人類秩序時給我們以支持」，知識分子遇到政治而成為悲劇，這樣的敘事方式，在薇依那裡是不存在的。審美詩意的立場，與政治反抗的立場是互相通融的；照料自己的內心，與參與外部世界是同質的；愛他人與愛自己是同層次的。儘管她不是那種能建立起一個嚴密體系的哲學家，也不是擁有強勁的分析邏輯以及社會調查的社會科學家，她卻用文字點亮了另一個空間，打破我們習以為常的界限。她以一種充滿靈性的分析方式，把完美的私人生活與積極的公共生活嵌合在一起，令人驚訝。她寫過剛硬嚴肅的政論文，討論社會制度、社會改革，討論憲法與法治，討論戰爭與道德，卻也寫下了如下溫柔的文字：人的生命是卑微短暫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充滿荒謬，而人擁有的最大的特權是，我們處在愛恰恰可能之處。愛的可能性，高於惡的現實。薇依改變了帕斯卡爾那個著名的賭注，帕斯克爾說，來，我們打個賭吧，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存在，你將一無所獲；如果你相信神的存在，你不僅不會有任何損失，而且還獲益良多。薇依的賭是這樣的，如果你不相信愛與善的存在，你將陷入生命的空虛與逼仄；如果你相信愛與善的存在，你不會有任何損失，你將在培植自己的人性之同時，獲得社會生活的幸福與私人生活的幸福。
暗想薇依/歐陽江河
像薇依那樣的神的女人，
藉助晦暗才能看見。
不走近她，又怎麼睜天眼呢。
地質的女人，深挖下去是天理。
煤，非這麼一塊一塊挖出來，
月亮挖出了血，不覺夜色之蒼白。
挖不動了，手挖斷了，才挖到詞的大赦。
詞根的女人，對果實是人質。
她把生育塞進這果實，吃掉自己，
又將吃剩的母親長在身上。
她沒有面容，沒有子宮，沒有錢。
而此生已成後世，縱使叩問從存在
擴展到不存在，還是聽不到捨身。
那麼，立在夕光中暗想片刻就夠了，
別帶回家鄉過日子，
無論這日子是對是錯都別過。
浪跡的日子走到頭，中間有多少折腰。
北京的日子過到底，終究不在巴黎。
神我的日子，遞給小我是個空茫。
因為這是薇依的日子，
和誰過也不是夢露。
舊夢或新詞，兩者都無以託付。
單杠上倒掛著一個小女孩，
這暗忖的裙裾，雨的流蘇，
以及滴里嗒啦的肢體語言。
她用挖煤的手翻動哲學，
這樣的詞塊和黑暗，你有嗎？
錢掙一百花兩百沒什麼不對，
房子拆一半住一半也沒什麼不對。
這依稀，這棄絕，不過是圓桌騎士
遞到核武器手上的一隻聖杯，
一失手頓時碎骨。
眾神渴了，凡人拿什麼飲水。
二戰後，神看上去像個會計，
但金錢並沒有讓一切變得更好。
賬戶是空的，賊也兩手空空。
即使人神共怒也輪不到你
替她挨這必死的一刀。
詞的一刀，比鐵還砍得深，
因為問斬的淚嘩嘩在流，
忍不住也得強忍。
而問道的手諭，把蒼天在上
倒扣過來，變為存在的底部。
薇依是存在本身，我們不是。
斯人一道冷目光斜看過來，
在命抵命的基石之上，
還有什麼是端正的，立命的。
2012年12月30日北京
文章來源：雨後花園
《源於期待》 中的語錄：
1 人們只有在某種距離上看待不幸時才可能接受不幸的存在。
2 愛真理意味著接受空虛，繼之接受虛空，繼之接受死亡。真理是同死亡在一起的。
3 依戀並非他物，只是現實感情中的不足，人們依戀與對事物的擁有，因為人們以為若不再擁有此物，就不再繼續存在。許多人並沒有以全部身心去領會，在一個城市被毀滅和他們一去不復返地遠離這城市之間截然不同。
4 凡是存在的東西絕對不值得愛。因此，應愛不存在之物。但是，這個不存在的愛的對象物並不是想像的。因為我們的想像不可能比我們自身——我們自身並不值得愛——更值得愛。
5 美，是一種人們看著它而不向它伸手的水果；同樣是一種人們看著它而不退卻的不幸。
6 有一種不幸是：人們無力承受它延續下去，也無力從中擺脫出來。
7 限定是上帝愛我們的證明。
……
她不像想成為天使那樣去愛上帝，她對上帝的愛是摒棄。
《西蒙娜·薇依評傳》,[美]帕拉·尤格拉/著,余東/譯,灕江出版社2014年版
一個女人的英雄史/王揚善的事物拒絕所有分離。西蒙娜·薇依這樣說。在文學體例中，「評傳」是很獨特且不易駕馭的一種。它既需要如評論一般，對傳主的思想脈絡有所把握並進行評析；同時還需要像傳記一樣，對其生平進行敘述和闡釋。如果兩件事分開來做尚且不難辦到，但要將其組合卻需要一定的功力了。好在美國人帕拉·尤格拉是個足夠優秀的作者。他的努力，使有關西蒙娜·薇依的一切，在《西蒙娜·薇依評傳》一書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現。
關於西蒙娜·薇依，通常來說人們會以這樣的頭銜來描述她：神秘主義者、宗教思想家、社會活動家……但在她短暫的三十四年生命中，這個女人用「艱苦卓絕的勞作」，踐行了她所認定的生命價值。或許正因如此，比起以上的詞語，我更願意用「英雄」來稱呼她。
一個人，想要成為「英雄」，究竟有多難？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下，人們會以不同的方式去判定「英雄」，來固定所謂的「主體思想」。但無論如何，「英雄」總要脫穎而出，因而他必定是個獨一無二的人，並且執意地，要將這「獨一無二」，演繹到極致。
薇依顯然就是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女人。出生於猶太家庭的她自幼便展現了罕見的學習能力，而由於某種家庭禁忌，在她的童年時光里，她始終被以「撫養男孩」的方式對待，這似乎是她在日後展現出的性格複雜性的伏筆。
生於1909年，卒於1943年，在這短暫的生命旅程中，這個女人經歷了歐洲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光。兩次大戰幾乎都對她的生命產生了足以改變方向的影響。在一戰期間，她的學業受挫，但憑藉過人的天賦，她還是在16歲時進入中學就讀。從維克多·杜呂依中學到亨利第四中學，薇依經歷了人生中最愉快的時光——她的天賦在最優質的教學環境中，實現了近乎井噴般的迸發。而在中學時，薇依結識了另一個在法國歷史上足夠有名的女人。這兩個人幾乎像硬幣的正反兩面一般，代表了「知性」與「女人」結合的不同方式——這另一個女人，名叫波伏娃。
英雄的世界，總與冒險有關。薇依的第一次冒險，發生在她剛剛走出校園的時候。由於對無產階級的同情，她選擇加入他們的隊伍，成為一名女工。這是她生命中的第一次「受難」，在艱苦的環境中勞作，使她的健康狀況遭到了重創。但對於始終堅信「受難是與神溝通的唯一方式」的她而言，這段經歷，讓她更加堅定了自己嘗試改變人類「共同厄運」的決心。
1935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得知此事的她選擇參加這場戰爭——書齋里的正義終究無法令人信服，在西班牙，她見識了戰爭災難所能給予人類的絕望。這無疑對她後來的思考產生了深遠影響。
正如本書作者所說，薇依的一生經歷了兩次死裡逃生，「但是……不會有下一次了。」從西班牙前線回到法國，到二戰爆發，戰火燃至法蘭西之前，是她創作的高峰期，「她嘗試回顧歷史，尋找人類不斷製造黑暗的根源，而希特勒，卻在繼續書寫黑暗的歷史」。
1942年，薇依來到了美國，這似乎是唯一令她蒙羞的事——她是個英雄，卻要像老鼠一樣東躲西藏。她的健康狀況也是在這一期間出現了進一步的惡化。一年後，她在英國與世長辭。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薇依選擇了節食——每天只進食少量「聖潔的」食物。這似乎成為她實踐自己思想的方式——作為一位宗教思想家，食用「聖餐」在她看來並非是「進食」，而是人們將自己與神融為一體的方式，而普通的吃，則意味著不潔與粗暴。於是她的「節食」，變成了一場由自己主導的「祭獻」。只可惜薇依死得過早，以至於她的思想無法得到進一步闡釋，反而被人們認定成是來自「神秘主義者」的囈語。
作為一個獨特的存在，「不妥協」顯然是其表現自己獨特性的方式。薇依也著實是從不妥協——她的思想與主流格格不入，她的做法總令人詫異，甚至她作為一個女性這件事本身，在尚由男權主導的世界裡，她所表現的傑出，也是「不妥協」的一種表現。
但由此，我們便可以定義她是一個英雄了嗎？顯然還不夠。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將「成為英雄」當做唯一目的去生活的人，恐怕很難實現他的目的。英雄的認定是個評價，而非客觀存在的標準。換言之，你的生命里，除了獨特，還要有他人。
事實上，在薇依的生命中，總是隱藏著顯而易見的同情。她參加工作、戰爭，顯然是出於對正義的渴望。她不懈地思考，是在謀求一條出路給所有不安的人。「維護真與善以及非世俗之物的力量並非來自內心。如果相信它是來自內心，那隻會是出於傲慢，其本身就背叛了心中所愛。」她的思考與追尋，不止於心靈。儘管靈魂不斷尋求與「神」的共鳴，但她的善意，卻從未離開這人世。
我敬佩這樣的靈魂——即便流星划過天際的時間再短，它也足以照亮一片暗夜。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