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群:以歷史「興亡周期律」為鑒

作為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孫立群在數十年專業史學研究的基礎上,從書齋里走出來,力求讓歷史知識轉化為百姓常識。11月29日,在濟南舉辦的省直機關第五期讀書學習講座中,孫立群揮灑史學功底,淋漓盡致地剖析「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一興亡周期律,給今人有益的啟示。講座前,本報記者專訪孫立群,聽他講述自己研究歷史興衰的感悟。孫立群:以歷史「興亡周期律」為鑒2017-12-08 來源： 大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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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群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周末人物·中國新聞名專欄　　□　本報記者　　盧昱　　十多年前,在電視熒屏上,就曾看到過孫立群教授。那時便知他將歷史故事和背後的哲思講得深入淺出。　　11月29日一見面,便被孫立群的學識打動。他眯起眼睛一笑,用「天津味兒」普通話聊起歷史,更是旁徵博引,娓娓道來。　　個頭不高的孫立群,身體硬朗,精力充沛。「我的興趣愛好比較廣泛,尤其對足球格外地喜愛。年輕時,我是踢前鋒的,我個子不高但跑得很快,在校隊是踢左前衛的。後來,留校以後我就踢後衛,再後來就把球門兒,現在踢不了球了就看足球。」孫立群打開了話匣子,足球使他受益頗多,有了更多的體能儲備,以從事歷史學研究。堅持「學術品位,大眾口味」　　1971年秋,孫立群考入南開大學歷史學專業,自此與歷史結緣。在南開大學濃厚的學術氛圍中,孫立群耳濡目染,「當年老師帶徒弟,口傳心授,不是機械化生產。」　　那時候,孫立群如饑似渴地讀書,帶著問題去讀,這個方法受益終身。「我從小愛讀書、愛買書,靜下來讀書是人生一大樂事。除了專業書要精讀熟讀,其他書要儘可能博覽,開闊眼界、觸類旁通。讀書可以讓浮躁的心沉靜下來,消除煩悶。我很欣賞清人張潮談不同季節讀書的感受:『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不同季節、場合、環境都有讀書的樂趣,就看自己的體驗感受。」　　1975年大學畢業後,孫立群留校當老師。他為本科生教授「中國古代史」課程,跨度四十年。對此,孫立群也只是謙虛地表示,講課是本行,自己樂在其中:「咱就是教書的料,講課是個行當。既然咱們幹上了,還見異思遷,那能成嗎?」　　不求名利,在三尺講台培育桃李,孫立群在教學、科研的同時,不斷思考著歷史如何傳播。「『學術品位,大眾口味』應該成為史學工作者為社會服務的指針。其實,這正是我國歷史學的傳統——講故事。《史記》最精彩的篇章,就是那些回味無窮的故事,沒有故事情節,沒有啟迪性、教益性的歷史讀物,是不會受到社會大眾歡迎的。」孫立群說。　　自2006年以來,從登陸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節目,到全國各地作講座,向大眾傳播歷史知識,孫立群從未停下匆匆奔走的腳步。「歷史知識如果不能轉化成老百姓的常識,歷史就沒有意義。大眾化使史學傳播生生不息,是史學傳播的動力與歸宿,史學回歸民間是大勢所趨。」他如是剖析自己的動力。　　不斷地圍繞「歷史」講學,使得孫立群對歷史有著特殊的感情。「荀子說過這麼一句話,『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觀往事,就是看歷史,但看歷史不是簡單的消遣,風花雪月小橋流水；以自戒,就是看歷史主要是讓自己警鐘長鳴,讓自己不能掉以輕心,什麼事讓自己隨時警惕起來警鐘長鳴啊?治亂是非亦可識。荀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告訴我們歷史上的治亂興衰,是有規律可循的。」　　而皇帝唐太宗,一口氣說了三面鏡子,讓孫立群對歷史有著常思常新的感悟。「第一面是以銅為鏡,就可以照照自己,也就是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在這三面鏡子裡面,以史為鏡是最重要的。」　　在孫立群看來,忘記歷史是可怕的。「今天我們的文化當中存在著我們認為不小的問題,就是人們對歷史的掉以輕心,甚至不斷地歪曲歷史、調侃歷史、戲說歷史。這是我們在發展建設當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因為你把嚴肅的歷史都戲說了,搞笑了,大家就覺得無所謂呀,也許成年人不會受影響,可對正在成長的青少年,會妨礙正確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　　對歷史,從專業到通俗的不同角度,孫立群分享自己的心得:「我們現在看歷史書,看得最多的就是王朝的興衰,相互的替代,這一切都告訴我們歷史就在我們身邊。什麼是歷史?歷史就是凝固的現實,現實就是流動的歷史。」　　「當下研究、學習歷史,就是以此得到啟迪,增長人生智慧,辦好現在的事,走好自己的路。」作為歷史學者,孫立群指出汲取歷史智慧的重要性。　　「據我個人感覺,今天和過去有一個最根本的變化就是質發生了變化。什麼質啊?就是我們的治國理念。過去的歷史,從夏商周我們都看到了家族、個人的影子。到秦以後,秦始皇是中國的千古一帝,更是把個人的位置凌駕於國家之上。他們對待國家就像對待自己的事一樣。這個變化是我們逐漸認識到的,國家要發展,人民要幸福,必須要改變一個人、一個家族說了算的歷史。」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從家國角度出發,孫立群分析,要了解中國歷史上的國情,即「家天下、化家為國、家國同構、人治社會」。正如嚴復所說:「兩千年來中國所謂的國家,只有家,沒有國。國,是一姓之家。興,一家之興。亡,一家之亡。」「要看清王朝的興亡,得把它延伸、放大,放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就會發現它的內涵是極其豐富的,它對中國文化起著非常明顯的影響。」　　「『家天下』的源頭是夏朝,由夏至清十幾個王朝,也就是十幾個家族。它們前後更替,改朝換代。中國管理地方、民眾、官僚的制度非常完備,可唯獨沒有管理制約皇帝的制度。人治社會在發展中形成了一種文化——明君崇拜。過去人們,特別相信一個能力很強、道德自律、很自覺的人能夠治理國家,有了他就能五穀豐登、國泰民安。但歷史上幾百個皇帝中有明君、昏君、暴君、庸君,他們個人的素質,管理國家的能力強弱又決定了這個社會有周期性的動亂。」孫立群解析說。　　由於統治者的素質、能力不一樣,其王朝命運也各不相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孫立群說古人對這種現象的認識已十分深刻,「歷史中,開國之初明君在位的時候,他們無一例外,都很自信,願意把國家搞好,『勃』就是形勢一片大好。但到了社會被昏君、暴君把持時,社會矛盾又激化,爆發出來,其亡也『忽』。這種歷史現象屢見不鮮。」　　在秦朝以後的朝代更替中,孫立群指出,有三個現象值得深入研究。　　「首先是『一短一長』現象。」孫立群說,如果前一個王朝執政的時間很短,那麼下一個王朝的存續時間就相對長一些。比如,秦朝存在了16年,緊隨其後的西漢卻延續了200年；王莽的政權存在了17年,東漢延續了195年,都是「一短一長」。原因是前一個王朝覆滅後,新的統治者就會從前朝覆滅的原因中吸取教訓,避免犯同樣的錯誤。　　「再就是短命王朝的『六十年現象』。」孫立群說,在中國歷史上,短命的王朝有不少,比如秦朝、西晉、隋朝等,執政時間都沒有超過六十年,往往是「一代開國,二代亡國」。其最致命的原因就在於這些王朝後繼者的素質太差,不能以史為鑒。　　「還有就是王朝終結的『三百年怪圈』。」細數中國歷史,至今尚無一個王朝政權執政時間超過三百年的,即使是中國歷史上存續時間最長的唐朝,也只存在了290年。「原因與我國歷史上土地自由買賣、土地佔有無限量等現象有關,當失去生活來源的人越來越多、貧富差距不斷加大時,社會必然產生動蕩,最終導致百姓揭竿而起,徹底推翻原有的政權。」孫立群談及此現象的原因。　　而翻閱短命王朝的歷史,孫立群分析道,「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開國皇帝一般來講都很偉大,比如像秦始皇、晉武帝司馬炎、隋文帝楊堅,這三個人雖是短命王朝的開國皇帝,但是他們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們都是統一中國的人。」　　「短命王朝都是在選接班人上出的問題。一個家族管理國家離不開好的接班人,不在全社會中選,有很大的局限性。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建國以後,忽視了國家最主要的目標,所以民情沸騰。」孫立群分析說。歷史是不可逆的　　歷史學研究中,越是特殊的現象,往往越有代表性。孫立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魏晉南北朝史。從望遠鏡轉換到顯微鏡,孫立群探究西晉的興衰過程,更深刻、形象地體察「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一興亡周期律。　　「西晉雖然僅僅存在半個世紀,但給中國歷史帶來的震撼是永恆的。」孫立群說,通過它能看到中國歷史一些很經典的問題。「社會動亂時我們看到的往往都是政治家、軍閥的事,其實老百姓才是深受其害的。因為政治家整天爭權奪利,誰關心人民生活呀,所以老百姓成為最大的犧牲者。」　　「歷史是不可逆的。沒有哪個王朝建立之初,就奔著短命的目標去。」孫立群詼諧地指出,西晉的開國皇帝晉武帝司馬炎,即位之初,以國事為重,勵精圖治,實行無為而治的寬鬆政治,使社會矛盾有所緩解。　　泰始四年(268年),司馬炎發布詔書:「永惟保乂皇基,思與萬國以無為為政。」「意思是,為永葆我大晉的江山,現以無為之法作為治理國家的核心。」孫立群說,「無為」是道家的思想主張,本意是無所作為,但運用到治國理念上,並不是什麼事都不做,主要是對人民少干擾,輕徭薄賦,不大興土木,不瞎折騰,讓人民有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歷史證明,國家在社會動蕩之後實行這樣的政策,會使社會安定,經濟恢復。　　同年,司馬炎又在詔書中提出治國5條原則: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對此,孫立群逐一解析:「正身」,就是當政者要以身作則,起好作用；「勤百姓」,關注百姓的生活；「撫孤寡」,關心社會上老年人、家裡有困難的那些人；「敦本息末」,這是中國傳統的治國理念,「本」指農業,「末」指商業,「敦本息末」就是要重農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際關係弄得太繁瑣複雜。　　為使詔書的精神落到實處,司馬炎帶頭遵守執行。比如,他嚴禁奢侈。有一年司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帶禮物前來祝賀,司馬炎止之。有一太醫向司馬炎獻上一件雉頭裘,精美無比。司馬炎不但沒有接受,一怒之下當眾將裘袍焚燒於殿前。　　「司馬炎在位期間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發動滅東吳的戰爭,結束了三國鼎立群雄割據的歷史,中華終歸一統。這對於民族融合和國家的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孫立群公正地評價歷史人物的作用。　　在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下,司馬炎逐漸滋長了驕奢之氣,生活開始腐化,以致上行下效,泛濫成風,大臣爭相斂財,炫富比富；社會拜金為尚,學子清談誤國,加速了西晉王朝的淪落。「互市」腐蝕社會肌體　　「當時的西晉社會有三股風氣最為突出,嚴重地腐蝕著社會肌體。」孫立群指出,「首先是奢侈腐化之風。司馬炎坐穩皇帝寶座後,在民間大選宮女。後宮宮女多達數千,但他仍不滿足,滅吳之後,又把吳國宮中數千名宮女運到洛陽。這樣,後宮宮女達到萬人。由於宮女太多,司馬炎不知所從,有時就坐在一輛羊拉的車上在宮裡轉悠,車停在哪個宮女的門口,就在哪兒過夜。」　　「上樑不正下樑歪,那些皇親國戚、官僚大臣緊隨其後,縱情聲色,極盡奢華。」孫立群說。　　「再就是金錢崇拜之風。西晉是中國古代金錢拜物教最盛行的時期。錢成為無所不能的神物。西晉的富豪們還熱衷於炫富、比富,而且貪得無厭,兇殘暴戾,甚至以殺人當兒戲!」孫立群為古人感到惋惜。　　當時的文學家魯褒,寫《錢神論》剖析官僚貴族對錢的貪婪掠奪,入木三分。文中寫道:「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辨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發,怨仇嫌恨非錢不解……」　　「魯褒認為,錢變成了社會的有力槓桿,人們毫不隱晦地談錢、愛錢、貪錢、掠錢,朝野上下,一切向錢看,一切可以用錢換,社會風氣腐敗透頂。」孫立群說,在錢的驅動下,社會矛盾日趨激化,西晉王朝岌岌可危。　　「還有就是清談之風盛行。西晉的官員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當官的不幹實事,辦事又不認真去辦,敷衍了事,馬馬虎虎。」孫立群指出,西晉滅亡的根本原因在於其政治腐敗導致的社會動亂,官員清談是政治腐敗的表現,是表而非本。　　「西晉與強大的漢唐王朝相比,缺少一個較為穩定、連續的統治群體是致其短命的硬傷。」孫立群說,在《晉書·惠帝紀》講到當時社會風氣時說:「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　　「所謂『互市』就是交換。權與錢、權與人、權與色、權與所有有用的東西都可以交換,權錢交易,錢能通神,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銅臭味,嚴重腐蝕了社會肌體。」孫立群說。　　西晉為後人提供了深刻的啟示,在孫立群看來,主要有兩點。「一是民生最重要。在西晉社會連綿不斷的動亂中,受害最深的還是老百姓。人們在戰亂中流離失所,四處逃亡,死於戰火或逃難之中。」　　據《晉書·五行志》記載,晉懷帝永嘉三年(309年),大旱,各地嚴重缺水,「河、洛、江、漢皆竭,可涉」。「涉,就是徒步渡水,黃河、洛河、長江和漢江的水都幹了,可以趟水過河,可見旱到什麼程度!」孫立群分析說。　　緊接著,永嘉四年(310年),又鬧起蝗災,「自幽、並、司、冀至於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這是說整個北方地區,蝗蟲太多了,不僅草木被吃光,連牲畜身上的毛也被吃光了!多麼可怕的景象!」古人筆下的歷史場景,刺痛著孫立群。　　「再就是生命最可貴。在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和建立晉政權的過程中,許多士人遭到殺戮,他們自以為參與政治,可以治國平天下,到頭來卻陷入殘酷的滅頂之災。」孫立群解釋說,士人不斷被殺的慘痛教訓,人口大量逃亡的慘狀,使有識之士漸漸清醒起來。　　「魏晉士人生命意識的覺醒,在於他們不僅珍視人的存在,珍視人的感情,而且還能透徹、豁達地看待人生,保持了內心的平衡與冷靜。應該說,這是魏晉士人品格中最為閃光的地方。」孫立群說。「窯洞對」意義深遠　　以史為鑒,方能更好地面向未來。「其實,對中國古代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興亡周期律,共產黨人早就注意到了。」孫立群說,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到延安訪問,曾和毛澤東有段著名的「窯洞對」。　　「當時黃炎培說,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可能存在這種周期律的問題,並問共產黨如何應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能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孫立群說。　　從歷史看未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後,現代社會在諸多地方與傳統相去甚遠。孫立群說:「人們早就明白,人治社會是絕非值得贊同的社會管理方式。今天是依法治國的時代,人治的那一套,決不能拿到今天。」　　「毛澤東主席說這話的時候已經過了72年,至今意義仍深遠。」孫立群說,不光在中國,世界上哪個政權不讓人民監督,哪個政權就要出問題。2005年,美國前總統布希說了這樣一句話:「人類千百年的歷史,最珍貴的不是那些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也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在傳統文化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如何讓古今相通,孫立群說:「傳統時代的一些精神、原則,確實有可取之處,但也要看到古今的根本區別。」　　而傳統社會亦有法律制度,不論是儒家的以禮為法,還是法家的嚴刑重典,從未或缺,但孫立群指出,傳統的立法和現代的法律是不一樣的,他說:「中國的禮法傳統,現在看來,肯定是落後的。現代法治的基礎是公平正義,和維護皇權的傳統禮法有本質的區別。現代人說法律的不公平,是最大化的不公平,傳統禮法維護的等級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　　當然,傳統的禮法精神亦非毫無可取,孫立群說:「有一些原則、精神還是有借鑒意義的,比如強項令、法不阿貴等,古代有很多公正嚴明的清官,今天依舊值得敬佩。當然,必須分清楚的是,我們可以讚揚那些嚴格執法的官員的人格和操守,但絕不代表認同他們所維護的禮法制度,這是兩回事。」　　「只要社會有矛盾、社會有各種問題,而我們不去認真解決,積少成多,由小變大,當它突然爆發的時候就會有措手不及之感,這就是周期律。而要跳出興亡周期律,就需要深入歷史,了解它,研究它。只有民族提高整體素質,我們每個人提升自己的智慧,才能跳出周期律。」孫立群說。　　「一個政權不是一蹴而就走到全盛期的,它應該有一個過渡、穩定、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幾代人不斷建設構成的。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我們的社會也是走過了風風雨雨,只要以史為鑒,不斷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國家會越走越好,這是一個歷史規律。」孫立群展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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