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中國現代文學2_ 第一章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

第一章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醞釀

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一個歷史過程，也是中國社會和文化走向現代的必然結果。一種歷史現象的產生自然有其歷史的原因和條件。儘管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從鴉片戰爭之後就開始啟動，但真正形成具有現代化特徵的文學形態，還是應該以發生於1917年的文學革命為開端。在文學革命促動下出現的「五四」新文學是中國文學「現代化」形成的標誌。那麼，形成「五四」初期這場文學革命的歷史原因和條件是什麼？它又是在一種什麼樣的背景下展開的呢？要了解這些，首先必須要了解給予中國社會和文化變革以巨大影響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推動中國社會和文化向現代方向發展的偉大的思想文化革命。它的興起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和文化不斷變革的結果。「五四」新文化運動基於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和民族危機的加深，企圖通過思想文化的變革，改造中國人的精神構成和民族性格，從而為中國社會的全面變革創造必要的文化條件，引導中國擺脫危機走向強盛。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一個預定的價值前提，這就是認為造成中國衰落與危機的原因是中國人精神的衰微，而中國人精神的衰微又是由於中國固有文化的落後。它的目的是要創造一種新文化來取代舊文化，以此挽救中國的命運。

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後，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強大的軍事侵略、經濟掠奪和西方文化強有力的挑戰，中華民族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機。不僅中國的國土和人民受到了被殖民地化的嚴重威脅，而且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維繫的文化根基也面臨著被顛覆的危險。正如當時有人所驚呼的：「嗚呼！世變至此極矣，中國三千年以來所守之典章制度，至此而幾將播盪澌滅，可不懼哉！」(1)這種危機的形勢，引發了近代以來中國人對於社會和文化強烈的變革要求，促成了一系列社會和文化變革的實踐運動。

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變革，最早可以追溯到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早期維新派。他們被稱為開始「睜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儘管當時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還比較膚淺，但通過戰爭的碰撞，認識到西方文化在物質條件和技術上的優勢，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以後的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們延續了他們的思路，注重在技術和經濟的層面推進社會和文化的變革。鄭觀應提出「振工商以求富」，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都表明了這樣的一種認識。在這種觀念指導下，當時的清朝政府開始局部地引進西方的工業技術，興辦官方的近代工商業（如製造局、招商局等）。與此同時，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民族工業和商業也開始出現。但是，這種局限於技術和經濟層面的變革，並不能使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得到根本的改造。富國強兵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還只是一個夢想。就整體的文化觀念而言，當時的中國人還缺乏自覺的變革意識，對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還抱著固執的迷信態度，即所謂「中國之雜藝不逮泰西，而道德、學問、制度、文章，則夐然出於萬國之上。」(2)顯然，這樣的一種社會和文化狀態，還是難以應對當時列強「鷹睨而狼窺」的國際環境，也難以使中國真正擺脫民族危機的困境。

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的失敗，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和文化變革的轉折點。這兩次戰爭的失敗對於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法國是戰勝後而締結屈辱和約，對日本上優勢軍事力量而導致慘敗。這就促使人們對以往的變革不能不進行「創巨痛深」的反思，從而引發了人們對於中國傳統社會模式和傳統文化結構的懷疑。在這時，一批具有革新要求的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中國不僅是在工業技術、物質條件等方面落後於西方，更重要的是在社會制度、政治組織上落後於西方，在文化觀念、文化結構上落後於西方。即如梁啟超所言：「我國以開化最古聞天下，當三千年前歐西獉獉狉狉之頃，而我之聲明文物已足與彼中世紀相埒。由於自滿自惰墨守舊習，至今閱三千餘年而所謂家族之組織、國家之組織、村落之組織、社會之組織乃至風俗、禮節、學術、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現象仍然與三千年前無以異。」 (3)他們認為，這種社會和文化全面衰老的現象正是中國落後和貧弱的原因。對這一問題認識的深化，促進了新的社會和文化變革要求的產生。改良主義的維新變法運動、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相繼登上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舞台。中國的社會和文化變革由技術、經濟的層面推進到制度、政治的層面。

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是中國人從制度上政治上變革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嘗試，但是都失敗了。中國雖然有了民主政體的形式，但是卻沒有真正擺脫傳統的封建主義統治。封建主義的專制政治根基依然強固，陳腐的舊文化傳統依然統治著人們的精神世界，中國依然在落後、貧弱和黑暗中掙扎，中華民族受西方列強欺凌的現象依舊。從戊戌變、辛亥革命的失敗中，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看到社會和文化的變革不是局部的而是整體的，不是表層的而是深層的，如果不摧毀舊的封建主義文化體系，從整體和深層上對中國社會實行全面的文化改造，便無法實現制度和政治的變革，也無法改變民族的命運走向。在這裡，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用新的思想、新的意識、新的觀念、新的思維改造人們業已陳舊的文化心理，通過新的文化設計和文化建設對整個民族進行一次精神的大洗禮。如陳獨秀所說：「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 (4)正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五四」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變革進入到意識形態的領域，進入到人們文化心理的領域。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礎上發生的一場思想文化革命。它的主要任務是以西方文化為借鑒，反思和清理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為中國的社會和文化走向現代化設計一條新的發展道路，達到民族精神自我改造的目的，實現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全面更新。這個宗旨也就決定了這場運動的基本內容。

1915年9月由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該刊從第二卷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創刊，標誌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陳獨秀在該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新文化運動的首要任務就是對於傳統的「舊文化」的批判。他尖銳指出：「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持較皙種之所為，以並世之人，而思想差遲，幾及千載。尊重二十四朝之歷史性，而不作改進之圖，則驅吾民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之外，納之於奴隸牛馬黑暗溝中而已，復何說哉！……吾寧忍國粹之消亡，而不忍視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消滅也。」 (5)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新文化運動以批判禮教為核心，展開了對於中國舊文化、舊思想的全面批判。在這場批判運動中，主要的批判對象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而對於道、佛兩家思想觸及較少。在當時有人曾經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儒家學說在當時之所以成為矛頭所向，是因為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這個學說就一直成為中國封建主義統治的政治和倫理的思想依據，成為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理論支柱。儒家學說用嚴格的宗法關係和禮教倫理「教化」人們的行為及意識，形成中國人特有的行為方式與思想規範。它所具有的文化專制力量，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和文化變革的巨大的精神障礙。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具有鮮明的歷史特點。首先，這一批判不同於以往歷史上任何反省傳統文化的思路，它打破了在中國文化內部改革中國文化的框架，而以近代中西文化衝突為契機，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這個文化的核心部分——儒家思想體系進行全面的價值評估。與以往不同，在這一評估中，否定性的意見佔了主導性地位，這雖然對傳統文化有一定的誤解之處，但正是在這種否定性的思路中孕育了民族新文化的建設構想。其次，這一批判出現在民族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民族的危機感為其注入了強烈的時代感情色彩，因而它對於舊文化採取了比較徹底的否定態度，這其中自然存在著缺乏科學判斷和客觀分析的武斷與片面，但也正是這種態度，使它能夠有效地同啟蒙主義相結合，針對封建主義文化對中國國民性格的塑造作用，提出改造國民性的設想，並對民族的傳統文化性格進行了比較深入地挖掘。這對於新文化的建設卻是有益的。

在批判傳統文化的同時，新文化運動致力於對新文化的倡導與建設。關於如何入手建設「新文化」，《新青年》提出了兩大口號：一曰民主，二曰科學，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6)在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認為要使中國擺脫落後和愚昧的狀態，只有從西方輸入民主和科學的思想作為新文化建設的內涵，即「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為重。」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六大主義」，來概括新文化運動的這一精神實質：「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此後，新文化運動的這兩面旗幟，便成為引導中國新文化建設的主要方向。

概括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新文化建設的內容比較複雜，主要包括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人道主義和個性主義的倫理思想、進化論的歷史意識、近代法學的人權意識、自由主義的教育觀念、科學的自然觀念和自然知識等等。但是在這其中最核心的是對於人們倫理觀念的改造。陳獨秀將其稱之為「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覺悟」 (7)。正是新文化運動對倫理思想的改造，促成了當時以個性主義為主導的「人的觀念」的覺醒，形成了洶湧澎湃的個性解放的時代思潮。郁達夫曾深有感慨地說：「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 (8)而「五四」新文學及其催生新文學的「五四」文學革命則正是「五四」個性解放時代精神的產物。

「五四」文學革命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自己的歷史背景，同時它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新思想、新觀念、新理論、新思維等這些新文化內容的湧入和傳播，使得人們越來越感覺到以「文言文」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的書面語言工具及文學形式的陳舊和落後。文學的現狀已經不能適應日益變化著的社會生活和社會心理的需要。中國迫切召喚著能夠與時代呼吸相溝通的文學。正如胡適所說的：「時代變得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識太複雜了，新的思想太廣博了，那種簡單的古文體，無論怎樣變化，終不能適應這個新時代的要求，終於失敗了。」 (9)正是這樣一種新的文化形勢，使得「五四」文學革命成為當時新文化建設的一個必然的歷史選擇。

早在「五四」文學革命發生之前，中國文學的變革就一直在醞釀中。龔自珍、魏源、馮桂芬在鴉片戰爭前後都曾提出過文學變革的主張，但當時的文學變革還沒有借鑒西方文化及文學的歷史條件。戊戌變法前後，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進一步加大，改良主義的文學運動曾經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等口號，揭開了企圖全面改革中國文學的序幕。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學也在很大程度上進行了對舊文學變革的嘗試。這些變革，儘管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古典文學的總體格局及內容、形式模式，但是在許多基本點上革新了舊文學的素質，實現了中國文學由舊形態到新形態的部分轉換，構成了「五四」文學革命的不可缺少的前奏。感受著這樣一種文學變革的歷史氛圍，更由於新文化運動的直接促動，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倡導者開始以「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為初步設想，直接提倡文學革命，發動了一場徹底改變中國文學面貌的新文學運動。

二、「五四」文學革命的過程及新文學的誕生

「五四」文學革命以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自己的旗幟。所謂舊，是指具有封建性的舊文化內容和文言文的形式；所謂新，是指反封建的新文化內容和白話文的形式。實質上，這裡所包含的是一個文學的文化轉型問題，具體而言是一個文學的精神內涵和審美原則的轉變問題，即中國文學由主要表達傳統的舊文化的思想內容轉變為主要表達現代的新文化的思想內容，由遵循程式化的審美原則轉變為遵循自由化的審美原則。這一轉變，同「五四」新文化運動「人的觀念」的覺醒是一致的。

「五四」文學革命是由對白話文的提倡而啟動的。其標誌是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胡適從「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文學進化論思想出發，認為文言文作為一種文學語言工具已經失去了活力，中國文學要適應現代社會的生活，就必須進行語言形式的革新，廢文言而倡白話。對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具體意見，即改革文學應從「八事」入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10)胡適的這篇文章針對文言文的種種弊端，從語言形式改革的角度強調了中國文學變革的重要性。這篇文章的意義在於，它改變了以往文學變革重內容而輕形式的思路，為文學革命找到了一個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突破口。對於文學來說，形式是內容的載體，一定的內容必須要通過相應的形式來表現，否則難以真切傳達。舊有的文言書面語和程式化的文體作為封建性的舊文化內容的載體，已經不能夠適應新生活、新思想、新感情的表達需要。如果要摧毀舊文化對於中國人的精神統治，必須首先摧毀它賴以存身的語言形式；而要建立適應新時代生活和思想需要的新文學，也必須同時建立新的語言系統和文體範式。因此，用白話文奪取文言文長期佔據的書面語的正宗地位，是推翻舊文學建立新文學的先決條件。但是從文學革命的總體任務來看，胡適的意見也有其不足：一是對文學形式的變革，談語言多而談文體少，缺乏更深層次的建樹；二是對文學精神內涵的變革幾乎沒有涉及；三是對新文學取代舊文學的問題，態度不夠明朗果決，缺乏開拓新的文學發展道路的眼光和姿態。

在胡適之後，更堅決地「高張文學革命大旗」的是陳獨秀。1917年2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一文，明確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主張以及文學改革的「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11)陳獨秀的主張立足於徹底打倒舊文學、建立新文學的堅定立場，對中國以往具有封建文化性質的傳統文學做出了果決的否定，在當時成為號召文學革命的綱領。同胡適相比，他的態度更堅決，鼓動性更強，但也有缺點。這就是文學改革的觀點較為籠統，缺乏實在的改革理論和措施，對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的概括也失之確當，改革的著眼點沒有充分考慮到文學自身的藝術規律。不過正是由於陳獨秀這種堅決向舊文學挑戰的態度，引起了文化界人士的關注，使白話文學的提倡，迅速推廣成為一場全國性的運動。

胡適、陳獨秀關於「文學革命」的主張提出後，一批響應者也紛紛發表文學改革的見解，形成轟動一時的文學革命浪潮。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積極贊成文學改革，認為「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剷除階級制度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里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 (12)他以激進的態度猛烈抨擊舊文學，把當時被舊文人奉為楷模的傳統古文斥之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劉半農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等文章，駁斥傳統的「文以載道」的舊文學觀，認為「道是道，文是文，二者萬難並作一談」，強調文學的獨立價值，主張減少文學對意識形態的依附性。(13)他還提出了關於散文、詩歌以及標點符號改革的許多建設性意見。傅斯年發表《文學革命申議》等文章，強調建立白話文學的必要性，認為言文合一乃是歷史的趨勢，提出通過普及白話文學形成「國語」的設想。這些意見在當時仍處於對文學革命的倡導階段，所發表的見解大多僅限於一些理論上的探討，由於在這時新文學還沒有真正形成，這些探討也就缺乏創作實踐經驗的支撐，很難接觸到更深入更具體的實際問題。

「五四」文學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是在1918年之後。1918年1月《新青年》編輯部改組，由過去陳獨秀一人主編，改為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六人輪流主編。《新青年》的撰稿人日益增多，影響範圍迅速擴大。新出版的《新青年》完全採用白話文。此後白話文報刊競相出現，很快風靡全國，為新文學的普及準備了條件。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真正能夠代表新文學成就的小說《狂人日記》。這篇小說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在當時的文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標誌著文學革命由理論倡導、創作嘗試開始走向全面的創作實踐。在這之後，《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晨報》副刊、《星期評論》、《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報刊陸續刊登了一大批新文學作品。新文學的發展勢頭一浪高過一浪。

文學革命的深入發展，使得這場運動引起了文化界廣泛的重視，特別是獲得了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支持和參與。在從1918到1927年這近十年的時間裡，文學革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首先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們通過同舊文學積極而努力的鬥爭，推倒了舊文學的統治地位，迫使舊文學退出了歷史的舞台。當文學革命倡導之初，在社會上還缺乏廣泛影響，倡導者們不免感到有些寂寞。於是，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致函《新青年》，以舊文人的口氣發表種種反對、辱罵文學革命的言論；《新青年》則以劉半農複信，對這些言論逐一給予駁斥。這場「雙簧」因表演的真切，引起了社會的廣泛注意，也促成了此後新文學陣營同文化保守主義的一系列鬥爭。從1919年到1925年，共出現過三次新文學陣營反對具有文化保守傾向的復古派的論爭，即1919年同林紓等人的論爭、1922年同「學衡派」的論爭、1925年同「甲寅派」的論爭。這些論爭對於持文化保守主義態度的種種詆毀、攻擊新文化和新文學的觀點是沉重的打擊，對於舊文學形成了瓦解之勢。通過論爭，擴大了新文學的影響，結束了舊文學的統治，新文學終於在文壇站穩了腳跟。從《新青年》率先開始，報刊雜誌陸續改用白話文刊行，到1919年底全國已有白話文報刊400種以上，到1925年文言文報刊幾乎銷聲匿跡。1920年，面對新文學的迅速發展，當時由北洋軍閥把持的民國政府被迫承認白話文為「國語」，通令全國各國民學校低年級國文教育一律採用白話文教學。1924年出版的中學語文課本，已經收入了一些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同時，為了摧毀舊文學賴以生存的陣地，新文學陣營集中力量對以寫言情內容為主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和以寫隱私內容為主的黑幕派小說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在否定舊文學「文以載道」的說教功能的同時，也否定了舊文學遊戲、消遣人生的功能，為新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掃清了道路。

在同舊文學鬥爭的同時，新文學在創作實踐方面有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許多實際的創作成果。文學革命在倡導階段，應該說創作基礎十分薄弱，只有胡適等人一些尚不成熟的早期白話詩，根本不足以形成撼動舊文學營壘的強大力量。自魯迅的《狂人日記》問世，新文學才開始以嶄新的面貌昭示世人，開啟了對新文學創作實踐的建設。在這以後短短的幾年中，一大批富有才華的新文學作家出現在文學領域，他們以改革的熱情、活躍的創作和堅實的成就，形成了對舊文學的壓倒優勢，顯示出新文學青春期的生命力。小說方面，除魯迅外，楊振聲、葉紹鈞、冰心、王統照、郁達夫、廬隱等人顯示了豐富的創作才能和發展潛力。詩歌方面，繼胡適、劉半農、劉大白、沈尹默、康白情之後，郭沫若登上新詩壇，他以傑出的才華和嶄新的詩風奠定了新詩的地位。散文方面，魯迅、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劉半農、周作人、朱自清等一批散文大家競相馳騁文壇，他們用率真的情思、自由的文體和出色的筆法展現了白話散文的魅力。戲劇方面，儘管創作力量還較為薄弱，但胡適、田漢、歐陽予倩等人以富於探索的精神，致力於話劇劇本的寫作，開創了中國話劇創作的先河。所有這些，都表現了新文學在同舊文學衰落景象的比照中所呈現的蓬勃發展的朝氣。當然，由於新文學還處在開創時期，創作經驗還不夠豐富，創作積累還不夠深厚，不少作品不可避免地表現出藝術上的幼稚現象，能夠在文學史上留下經典價值的作品也並不是很多，但它對於後來中國文學發展的影響卻是極為重大的。新文學開創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中國文學的歷史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文學創作的發展同時也帶動了新文學理論建設的深化。自1918年後，新文學理論克服了文學革命倡導時期認識過於籠統和不夠深入的缺陷，對新文學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更為廣泛而深入的探討。1918年4月，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來概括文學革命的宗旨，意在將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結合起來，使新文學成為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大眾化的文學。在這篇文章中，他探討了白話文學的歷史、發展規律及藝術原則，對新文學的建設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指導性意見。同年12月，周作人發表《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兩篇文章，具體闡述了他對於新文學精神內涵的理解，為新文學確立了人道主義和平民主義的理論基點。周作人認為，新文學不僅是形式的變革，而且是內容的變革。新文學不僅要有白話的新形式，更重要的是要有人道主義和平民主義的新內容。新文學應該注重表現真實的人生和人性，尤其是表現普通人的人生和人性，用人道主義精神去同情人、去理解人，從而改善整個社會的人生。顯然，周作人的文章已經比較深入地接觸到了中國文學變革的實質問題，對新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另外，傅斯年的《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胡適的《論短篇小說》、康白情的《新詩的我見》、郭沫若的《論詩通信》、沈雁冰的《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等文章也從不同的側面對新文學及其各類文體的基本性質、創作特徵和發展方向進行了具體的理論探討。這些探討豐富了新文學的理論內容，對新文學的發展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也為後來現代文學理論的建設打下了最初的基礎。

隨著文學革命的深入發展，新文學的陣營也在不斷擴大。在文學革命倡導之初，新文學的陣地僅限於《新青年》。1919年以後，介紹新文學的刊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旺局面。《每周評論》、《新潮》、《少年中國》、《學燈》（《時事新報》副刊）等相繼創刊。尤其是1921年以後，出現了一批專門的文學刊物，如《小說月報》、《文學旬刊》、《詩》月刊、《創造》季刊、《創造周報》、《洪水》等等，新文學的發表和傳播陣地形成蔚為大觀之勢。1919年1月，主要由北京大學學生組成的新潮社成立，這是新文學最早的有一定影響的文學社團，其重要成員有傅斯年、羅家倫、俞平伯、汪敬熙、楊振聲等。新潮社致力於新文學創作和對新文學理論的探討，為新文學組成了最早的一批創作隊伍。1921年1月，文學革命時期最大的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在北京成立，發起人有周作人、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王統照、許地山、瞿世英、郭紹虞等十二人。文學研究會在其發起宣言中指出：「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 (14)他們提出「為人生」的文學主張，積極關注現實的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主要倡導實踐「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新文學社團。1921年6月，這一時期另一個具有較大影響的文學社團——創造社在日本東京成立，當時的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張資平、陶晶孫等人。創造社初期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主張，強調對於作者個人「內心的要求」的表現，重視抒情和心理描寫，推崇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同時受時代影響，他們又表示要肩負「時代的使命」，對一切舊社會現象「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表現出強烈的反抗情緒。(15)創造社在當時也是一個文學特色較為明顯的文學社團，它的成員大多具有創作上的一致性。稍後出現的另一個有較大影響的文學社團是新月社。1923年12月，胡適、陳源、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等人在北京參與組織了文化社交團體，後來形成了「新月詩派」。這個團體的文學陣地先有《詩鐫》，後有《新月》。它主要以新詩創作為活動內容，提倡「新格律詩」，致力於新詩藝術形式的探索。1924年11月，主要從事雜感、小品文創作的語絲社在北京成立，其主要成員有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林語堂、孫伏園等人。語絲社以開創「語絲文體」而著稱。此外，在當時具有一定影響的新文學社團還有未名社、莽原社、淺草社、沉鍾社、彌灑社、南國社湖畔詩社等。這些社團的出現，一方面擴大了新文學的社會影響，另一方面也為新文學鍛煉了創作隊伍，使新文學呈現出蓬勃生機。

三、文化革新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衝突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興起，源於近代以來中西文化衝突所帶來的文化革新要求。這一要求的實質是以西方文化和文學為參照，改造中國固有文化和文學，使中國文化和文學能夠納入世界文化發展的歷史軌道，從而推動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這也就是魯迅曾經說過的：「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 (16)但是文化和文學的「別立新宗」必須對傳統文化和文學的內容及形式進行大規模的改革，特別是要觸動整個的文化體系，剔除那些已經同時代發展不相適應的東西。這樣就必然引起那些持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人們的反對。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文學革命時期這場文化革新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衝突中，雙方交鋒的焦點主要不是「民主」和「科學」這些新文化內容，而是廢文言倡白話的語言形式的改革。這裡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對文化內容的改革雖然在社會上仍存在著很大的阻力，但是近代以來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傳統文化同世界歷史發展潮流的矛盾性、相悖性，引進西方文化的一些新營養來激活中國固有之文化，已成為大多數社會階層的共識，包括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所不同的是，對文化內容改革的力度和深度，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看法。二是對語言形式的改革，儘管一些敏銳的思想先驅者已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但對多數社會階層來說還缺乏一定時間的心理準備。舊語言形式作為一定文化的載體和習慣性的交際工具，仍在人們身上保存著較大程度的感情依戀。

在文化革新主義看來，文化內容的改革和語言形式的改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二者缺一不可。蔡元培曾說過：「為什麼改革思想，一定要牽涉到文學上？這是因為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 (17)中國文化的改革既是生活方式與思想意識的改革，同時也是思維方式及語言形式的改革。胡適曾經以一位海外留學生所寫的舊體詩詞為例，說明舊文學的語言系統在反映新生活內容、新文化感受和時代精神方面的隔膜，強調語言形式改革的重要文化意義。他說：「那種所謂『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學是一種僵死了的殘骸，不值得我們迷戀。」「我們必須推倒那種僵死的古文學，建立那有生命有價值的白話文學。」 (18)應該說，文化革新主義的這種立場在當時適應了世界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符合了中國文化改革的歷史要求，此後中國文化的發展事實也說明了文學革命先驅者們預見的正確性。當然在這之中，也有一些過於激進的觀點，如廢除漢字改用羅馬文字等，但這只是個別人的主張，並沒有為大多數改革者所認可和接納。

「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的文化革新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之間的衝突，主要反映為新文學陣營同主張保留舊文學的林紓、學衡派、甲寅派的三次論爭。

同林紓的論爭發生在1919年。林紓，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縣人，清朝舉人，曾任教於京師大學堂。他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古文家和翻譯家，用文言譯介外國文學作品170餘種，其翻譯具有獨特的時代風格，被後人稱為「林譯文體」。他的古文師法桐城派，頗有影響。林紓早年曾參加改良主義的文化運動，對文化改革並不全面否定，但對於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要從整體上變革中國文化的設想他採取了抵制的作法。林紓在這時寫了《論古文之不當廢》、《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致蔡鶴卿太史書》等文章，提出他對於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看法。林紓認為，古文與白話可以並行不悖。白話有白話的用途，古文有古文的價值。「古文者白話之根柢」，必欲廢古文而用白話，是不懂中國文化的特點，「萬無能成之理」。他認為，「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隨著文學革命的發展，林紓對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態度越來越情緒化。他不僅指責新文化運動為「覆孔孟，鏟倫常」，而且連續發表兩篇小說《妖夢》、《荊生》，採用謾罵的方式攻擊新文化人士。林紓的這些做法，激起了新文學陣營的強烈反應。1919年4月，《每周評論》刊出了以《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為題的特別附錄，輯錄了林紓等人的言論，並發表了一系列的批評文章。李大釗、蔡元培、魯迅等人都曾撰寫文章批駁林紓。李大釗在《新舊思潮之激戰》一文中指出林紓等人的病根在於「惰性太深，奴性太深」，不了解世界的變化。他們對新文化的攻擊無非是「拿強暴的勢力壓倒你們所反對的人，替你們出出氣，或是作篇鬼話妄想的小說快快口，造段謠言寬寬心」，都是些無聊的舉動。蔡元培發表《致林琴南君函》，系統駁斥了林紓對北京大學新文化運動攻擊的論調。魯迅在《現在的屠殺者》一文中說，林紓等人死抱「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語言」，阻礙著民族前進的步伐，實際是「現在的屠殺者」，是民族的罪人。由於這場論爭發生在新文學剛剛站穩腳跟之時，所以意義特別重要。它為新文化運動及文學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掃清了道路，擴大了新文學的影響，確定了新文學的歷史地位。

1922年，代表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學衡派」繼林紓之後再次向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發難。「學衡派」因1922年9月在南京創刊的學術性雜誌《學衡》而得名，其主要成員是當時東南大學的幾位教授，如胡先驌、梅光迪、吳宓。「學衡派」的成員都曾留學美國，具有帶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義文化背景。他們既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又有著較深的傳統文化根柢，再加上以推崇古典文化為追求的新人文主義信念，所以他們表現了同當時的新文化陣營不同的文化觀念。「學衡派」認為，由於東西方歷史和民族特性的不同，文化也便有不同。新文化運動以西方文化為摹本建設新文化，是一種捨本逐末的「膚淺」表現。要使中國文化有進步，必以「固有文化」為根基，在對西方文化充分研究的基礎上適當吸收其有用成分。他們認為所謂西方文化的有用成分不是「政治法制」和「教育哲理文學藝術」，而是「工商製造」。從這一觀念出發，他們反對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指責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們為「最下等之模仿家」，攻擊新文化對舊文化的批判是「盲肆攻擊，專圖毀棄」。他們提出「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口號，企圖以學理研究為本，另外開闢一條文化改良的渠道。(19)實際上，「學衡派」的主張並無新意，不過是晚清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他們對新文化運動某些偏激之處的批評，表面看有些道理，實則同歷史的發展潮流是相違背的，也不符合近代以來中國文化重建的實際。對於他們的觀點，魯迅、羅家倫、鄭振鐸等人撰文給予批駁。魯迅的《估〈學衡〉》，抓住「學衡派」文章的某些漏洞，力圖揭破他們「學貫中西」的面具，指出他們所代表的「國粹」的窘迫和舊文化的沒落。羅家倫援引西方文學的大量事實，批駁了胡先驌攻擊新文學的言論，對「學衡派」以「學貫中西」的姿態反對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也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但文化革新主義在同「學衡派」論爭中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是對「學衡派」某些文本的誤讀。其實「學衡派」並非要全面否定中國的文化重建，也不反對吸收西方文化的內容。只是他們對中國文化重建的構想和對西方文化的選擇同文化革新主義有著很大不同。對於這一點，可惜新文化陣營沒有細加分辨。

同「甲寅派」的論爭發生在1925年。當時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已接近尾聲，新文學因其引人注目的成績已在文壇站穩了腳跟，舊文學的衰落已無可挽回。「甲寅派」懷著一種沒落的感情站在舊文學的立場攻擊新文學運動，企圖為保住舊文學的地位再做一次最後的掙扎。「甲寅派」因章士釗主辦的《甲寅》周刊而得名。章士釗早年參加辛亥革命，1914年在日本東京創辦《甲寅》，後停刊。1925年，他出任北洋軍閥政府司法和教育總長，為同新文化運動相對抗，恢復《甲寅》。復刊後的《甲寅》連續發表了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評新文學運動》等文章，斥責新文化運動「因謀毀棄固有之文明務盡」，「其囂塵上，遮國學不見已耳。此乃病態群理，允宜痛治。」他站在中國固有文化和傳統道德的立場，重新提倡尊孔讀經，主張文化應「善守其歷史相傳之特性」而不可「舍舊求新」。對於新文學，他認為「文章大業非白話文力所勝」，廢古文而倡白話是「苦拘囚而樂放縱，避艱貞而就平易」。章士釗的主張同林紓、學衡派相比，在思想上、學理上都無新的內容，其特點不過是在邏輯上更強調舊文化和舊文學的歷史性、民族性。但他對文化和文學的歷史性、民族性的理解甚為片面與僵化，對新文化和新文學的攻擊也過於強詞奪理。對章士釗的言論，魯迅、胡適、高一涵、成仿吾、沈雁冰等人曾發表文章予以反擊。這些文章從不同的角度，系統批駁了章士釗反對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種種觀點，揭示了「甲寅派」在中國社會和文化轉型的重要時刻阻擋社會前進的保守主義本質，給予了當時的舊勢力以極為有力的一擊，迫使舊文化和舊文學的代表者們基本上退出了歷史舞台。

發生在「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的這三次文化革新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論爭，集中體現了這個時期社會和文化轉型的特點與矛盾。無疑，文化革新主義代表了這一社會和文化轉型的歷史方向，其觀點與做法雖然有某些過激之處，但對於推動中國社會和文化向現代化道路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此後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改革與前進都離不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導向。文化革新主義的觀點和做法強調了文化轉型的整體性和突變性，這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傳統的國家迅速擺脫舊文化的糾纏，建設適應民族發展的新文化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文化保守主義站在維護舊文化的立場，反對從整體上改變中國固有文化，抵制新文化的建設。儘管他們對於文化轉型的漸進性和文化傳承的民族性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由於其基本立場有悖歷史發展的方向，因此他們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現代轉型終於難以有所作為，不得不淪落為沒落的歷史命運。在這兩種勢力的反覆較量中，文化革新主義的某些過激思路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矯正，如對傳統文化的重新整理與評估的問題、對新文化建設與如何保持文化發展的民族性的關係問題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既促使了胡適等人在上個世紀20年代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啟動了對於過去文化遺產的清理與發掘工作，又帶動了30年代對文化和文學的民族化問題的討論，使文化的革新與繼承都同時為新文化的建設所關注。這些應該說都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建設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四、現代文學批評的形成

同新文學的產生相伴隨，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形成。文學批評是任何一個時期文學存在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反映著文學思潮的變化與轉換，也體現著文學創作主體和文學接受主體的互動關係。中國古典文學有著自己深厚的批評傳統。這一批評傳統的主要特點又三個：一是以「道統」、「文統」觀念為主導的批評理念；二是以會意、感悟為主要特徵的批評方法；三是以詩文評為基本形式的批評體式。文學革命和新文學對傳統的文學批評也形成了巨大的歷史衝擊。

首先，新文學用個性解放和自由化原則衝擊了「道統」、「文統」的批評理念，推動了文學批評思想的現代化。文學批評被納入到現代文化建設的軌道。其次，新文學引進了西方近代以來以理性的科學的思維方式為主導的批評方法，促進了批評方法的現代轉換。文學批評由此成為一門科學。再次，新文學以系統的論著和論文的形式改變了傳統的詩文評模式，帶來了批評形式的歷史變革。文學批評從形式上具有了學理的特徵。從此現代文學批評取代了傳統文學批評，也改變了文學批評以往不被重視的地位。正如朱自清所說：傳統的「詩文評」「代表一個附庸的地位和一個輕蔑的聲音——『詩文評』在目錄中只是集部的尾巴。原來詩文本身就有些人看作雕蟲小技，那麼詩文的評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論。……若沒有『文學批評』這個新意念新名字輸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經能夠鄭重接受這個新意念，目下是還談不到任何中國文學批評史的。」 (20)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發端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國維。王國維從中西兩種不同學術思想的對比中，看到了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弊病，企圖用近代西方學術思想和方法改造中國的學術研究。他以中西兼容的新的學術思想為基點，運用近代西方美學思想和文學理論研究文學，對傳統文學批評進行了最初的現代化改造。但王國維的文學批評還不能說是成熟的現代文學批評。他的文學批評雖然使用了現代文學批評的一些術語，也採用了一些現代的批評方法和形式，但其基本的思想理念還是立足於傳統文化。他對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思想的闡釋大多基於他對傳統文化的理解，還缺乏對於西方文化的直接體驗和整體把握。他的批評意識和批評話語也還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傳統的痕迹。

「五四」文學革命帶來了中國文學的歷史性變革。隨著現代小說、新詩、白話散文、新興話劇創作實踐的逐漸深化，上個世紀2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的變革也作為一個迫切的歷史課題被提出。當時的一些文學批評家如胡適、劉半農、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沈雁冰、瞿世英等借鑒西方近代的文學批評思想，批判以「宗聖」、「原道」為核心的古典文學批評觀，確立了以現實的社會批評和自由的審美批評為重點的現代文學批評觀，並且用較為系統的文學批評理論和比較科學的文學批評方法徹底改造了中國傳統的「詩文評」式的文學批評形式，為中國文學批評突破古典範疇，走向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上個世紀20年代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草創期。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定環境的影響，西方近代的各種文學批評觀念紛至沓來，共同對新生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施以影響，形成當時多元、多變的批評格局。各種批評模式競相嶄露頭角，但都還缺乏牢固的社會根基和比較成熟的批評實踐經驗。在當時比較有影響的是三大批評流派：一是以沈雁冰為代表的受西方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理論和實證科學方法影響的現實主義文學批評，或曰社會歷史批評；二是以創造社批評家為代表的受西方近代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影響的審美批評；三是以周作人為代表的受克羅齊美學和西方印象主義影響且帶有一定中國傳統批評特點的自由主義批評。同時，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後，同現實主義文學批評相結合，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批評。20年代後期，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影響日益增大，除一些早期共產黨人外，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的一些成員也都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骨幹力量。

胡適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奠基者之一。他在美國留學期間，接受了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哲學，強調把科學的精神和實驗的態度引入文學批評，開啟了科學研究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道路。留學的經歷使胡適這一代人比較系統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精神和文學理論的熏陶，也形成了他們能夠運用外來文學理論及批評模式改革中國文學和文學批評的思想基礎。在這方面，胡適的工作尤其引人注目。他的《文學改良芻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易卜生主義》等文章，從對文學觀念的清理入手，闡明了一系列關於新文學的建設和發展問題，在概念、思維、方法、形式等方面為現代文學批評確立了最基本的範式。《論短篇小說》、《談新詩》等文章，運用新的文學觀念和理論具體探討了關於新文學的文體形式的創造問題，其中的一些論述成為後人認識新文學的具有經典性的意見。儘管作為文學批評家，胡適的審美感受和體驗能力不是太深入，但他在觀念和理論方面為現代文學批評所做的建設性工作卻具有不容忽視的貢獻。

周作人的文學批評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形成具有特殊的貢獻。他的自由主義的批評立場、印象主義的批評方法和感悟式的美文批評文體，都對後來文學批評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等文章，以西方人道主義思想為出發點，強調新文學精神內涵變革的必要性，為文學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重要導向。周作人提倡「寬容」的批評原則和印象式的批評方法，認為文學批評式批評家的一種個性創造活動，不能有統一的標準和結論。批評一方面是要「誠實的表白自己的印象，要努力於自己表現，一方面更要明白自己的意見只是偶然的趣味的集合，決沒有什麼能夠壓服人的權威。」 (21)他在批評實踐中特別重視個性化的欣賞和主觀化的感悟，這一點既同他對印象主義批評的接受有關，也同他對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發繼承有關。周作人是一個能夠把外來批評方法和傳統批評特點有機結合的批評家。在批評文體上，周作人努力實踐一種小品文式的批評文體，其特點是不拘一格，隨意而談，用平實的語言表達感悟式的見解。他將其稱之為「絮語」。

沈雁冰代表著現代文學批評的一個最重要的發展方向。他的文學批評同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主張相一致，代表了一種現實主義的精神。在《社會背景與創作》、《文學與人生》、《「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等文章中，他強調文學同社會現實和人生的密切關係，認為「真的文學」必須是反映時代的文學，是有益於人生的文學，是面向民眾的文學。他引用法國作家巴比塞的話說：「和現實人生脫離關係的懸空的文學，現在已成為死的東西；現在的活文學一定是附著於現實人生的，以促進眼前的人生為目的的。」 (22)沈雁冰的早期文學批評受法國泰納文學理論的影響，注重從社會歷史背景、具體生活環境出發解讀與評價作品、理解與認識作家，注重對批評對象進行邏輯的理性分析。在方法上，他的文學批評比較典型地代表了社會歷史批評的特點。他在上個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初期所寫的《魯迅論》、《王魯彥論》、《徐志摩論》、《廬隱論》、《冰心論》等一系列文章開闢了現代文學作家論的先河，奠定了運用社會歷史批評方法進行作家研究的基礎。沈雁冰後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稱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重要創建者。

成仿吾是現代文學批評形成之初的一位重要而特色突出的批評家。他在初期代表著創造社的文學主張，提倡「自我表現」的浪漫主義文學觀和「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原則，認為文學不過是作者自我「求生命的意志之表現」，「文學上的創作，本來只要是出自內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麼預定的目的。」創作應該忘卻一切功利，「專求文章的全perfection 與美beauty。」 (23)從這樣的文學觀出發，成仿吾主張批評的同情與超越。所謂「同情」就是批評家要用感情去擁抱作者，努力深入作者的內心感知對方，而不僅僅是理性地剖析作品；所謂「超越」就是批評家要能夠發揮自己的主體性，用創造力去打破常識對作家和作品的理解，在批評中表現出批評家的思想個性和藝術個性。成仿吾在《評冰心女士的〈超人〉》、《〈沉淪〉的評論》、《〈殘春〉的批評》、《〈命命鳥〉的批評》、《〈一葉〉的評論》、《〈吶喊〉的評論》等文章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批評理念和批評方法。上個世紀20年代中期之後，成仿吾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思想的影響，文學觀和批評觀都有了很大變化，開始向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批評轉變，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

現代文學批評的形成，表現了中國文學不僅在創作實踐方面，而且在接受實踐方面，不僅在形象思維方面，而且在理論思維方面，從整體上實現了古典向現代的跨越。由批評反饋到創作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為新的文學所接受，成為現代文學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方向的內在動力之一。譬如周作人的自由主義和印象主義批評對田園派（京派）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對左翼文學的影響，沈雁冰的社會歷史批評對社會剖析小說的影響，新月派的藝術形式批評對格律新詩的影響等等，都表現了文學創作同文學批評的這種互動關係。當然，作為初創期的現代文學批評也存在著一些幼稚之處，如各種批評模式還缺乏較為明確的體系意識，一些批評模式內部存在著理論及觀念上的混亂，對外來文學批評方法模仿痕迹過於明顯，批評的一些必要的學術規範尚待確立等等。這些在以後的文學批評發展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克服。

注釋：

（1）王韜：《答強弱論》，《弢園文錄外編》，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2）邵作舟：《危言·譯書》，轉引自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頁。

（3）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合集·飲冰室文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卷，第104頁。

（4）陳獨秀：《舊思想與國體問題》，《新青年》，第3卷，第3號。

（5）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

（6）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6卷，第1號。

（7）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青年雜誌》，第1卷，第6號。

（8）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頁。

（9）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頁。

（10）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2卷，第4號。

（11）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2卷，第6號。

（12）錢玄同：《〈嘗試集〉序》，《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09頁。

（13）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新青年》，第3卷，第3號。

（14）《文學研究會宣言》，《文學運動史料選》，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冊，第175頁。

（15）成仿吾：《新文學之使命》，《文學運動史料選》，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冊，第212、213、214頁。

（16）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52頁。

（17）蔡元培：《〈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9頁。

（18）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4頁。

（19）《〈學衡〉雜誌簡章》，《文學運動史料選》，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冊，第272頁。

（20）朱自清：《詩文評的發展——評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與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朱自清序跋書評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239頁。

（21）周作人：《文學批評雜話》，《周作人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頁。

（22）沈雁冰：《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中國新文學大系·文藝論爭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66頁。

（23）成仿吾：《新文學之使命》，《文學運動史料選》，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冊，第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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