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人文精神與廉潔思想

顧炎武（1613-1682），初名顧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顧炎武，字寧人，自署蔣山佣，號亭林。崑山縣千墩（今江蘇省崑山縣千燈鎮）人。顧炎武14歲考取秀才。後與同學歸庄加入復社，人稱「歸奇顧怪」。清兵入關，南明弘光政權授其兵部司務之職。次年清軍攻克南京，為反對「剃髮令」，他與同學歸庄、吳其沆等人投筆從戎，參加崑山保衛戰。清兵攻破崑山城，城中四萬餘人慘遭屠殺，顧炎武冒死潛伏幸免於難。嗣母王氏即絕食而亡，臨終遺訓：「無為異國臣子」。之後的十數年，顧炎武喬裝改扮為商人。由於家奴的背叛、仇家的追殺以及江南 「明史案」等事件，順治十四年（1657）顧炎武毅然棄家北上。北游的公開目的是「征天下書籍」，還可以聯絡抗清志士。康熙七年（1668），顧炎武在山東濟南為「文字獄」所困，身陷囹圄。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議修《明史》，以此網羅前明遺老以及治史專家，沖淡民族矛盾，並特開博學鴻儒科，他拒不就薦。第二年《明史》館再招，又被顧炎武回絕。從此他客居陝西華陰、山西曲沃一帶，潛心著述，不再入都城。在北游20餘年中，顧炎武遍遊了華夏各地，曾四謁孝陵，六謁思陵，自稱「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著作有《日知錄》、《音學五書》、《亭林文詩集》、《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等數十種。康熙二十一年（1682）農曆正月初八，顧炎武不慎從馬上失足墜地，舊病複發，次日在山西曲沃東韓村宜園與世長辭。

後人把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並稱為「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面對明朝慘痛的亡國事實，面對殘酷的生活現實，他「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苦苦追尋救世之道，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其一，愛國主義思想。在總結明朝失敗的歷史教訓基礎上，顧炎武提出了「亡國與亡天下」的社會歷史發展命題。他在《日知錄》中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辯？」認為：「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亡天下。」指出：「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耳矣。」梁啟超借顧亭林「亡國與亡天下」的這段議論，首次總結說：「顧亭林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其二，經世致用理念。後人以「亭林經濟，震川文章」來概括顧炎武、歸有光的成就，這裡講的「經濟」一詞，並非現代所謂的「經濟」或者經濟學概念，而是指「經世濟事」，也就是顧炎武所倡導的「經世致用」思想。所以顧炎武說：「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並強調：「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所倡導的「樸學」開創了清代三百年學術風氣。其三，學問操守準則。在《與友人論學書》中，顧炎武提出了「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人生觀，這兩句都出自於《論語》，後來成為以他為代表的明代遺民們共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乃至成為後世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接受的人生緘言。「博學於文」，指的是知識的獲得，是讀書做學問的方法。「行己有恥」，指的是行為的約束，是行事做人的原則。

作為愛國主義學術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顧炎武提出了「貴廉」、「有恥」的廉潔思想。其廉潔內容主要集中在《日知錄》「正始」、「廉恥」、「儉約」、「大臣」、「除貪」、「貴廉」、「俸祿」等條目中。其基本觀點大致有五個方面：第一，廉潔奉公應是官員的一種操守。顧炎武認為「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 「節」就是一種操守，因此顧炎武引申出「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他又指出官員干出「欺君誤國」這樣的事，必定是從無恥與貪贓枉法開始的。第二，厲行儉約要成為一種社會風尚。顧炎武說：「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他認為，全國都盛行奢靡之風，就應該實行儉約的政策，那麼要厲行儉約，就是要求有素養的人要身體立行，就是要求國家的主要領導人親自過問此情。第三，官員公布財產收入應成為制度。在顧炎武看來，官員公布財產收入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他以為：「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把官員公布財產和收入的多少看作是一種政治風氣，一種治國方略，一種富民之道。第四，嚴厲懲處貪官污吏決不能姑息。顧炎武痛恨貪官污吏，他觀察到 「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為運磚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朝廷的姑息之政，助長了貪斂之風，造成了「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的社會現狀，致使明末政權腐敗不可收拾。第五，反腐倡廉教育要注重教化風俗。顧炎武十分注重禮義廉恥的教化，他指出「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認為要開展反腐倡廉教育，先要讓官員和讀書人確立廉潔這一「美節」，那麼社會風氣就會隨之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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