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漢:「汗血詩人」

牛漢:「汗血詩人」

文/王培元

在北師大讀書時，聽過兩位著名詩人的演講，一位是「九葉派」的曹辛之（筆名「杭約赫」），另一位就是「七月派」的牛漢。

這兩位屬於兩個不同風格的重要詩派的詩人，給我留下了迥然不同的印象。曹先生是詩人，也是著名圖書裝幀設計家，臉頰上留下的歲月風霜，不掩其溫文爾雅、風流倜儻的瀟洒氣度。牛漢先生則身材高大，看上去，足有一米九，笑起來極天真，滿臉的燦爛，簡直就像個孩子。

他講的就是自己所屬的「七月派」。雖不像學者講課那樣理論化，但卻充滿了原生態的文學質感，生動，鮮活，豐富，把你一下子就帶回了文學歷史的「現場」。

很湊巧，我畢業工作後，幸運地成了牛漢的同事。那時，他是人文社《新文學史料》雜誌的主編，還擔任了《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編選注釋小組的負責人。到出版社不久，我即奉命從第2捲起做《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的責任編輯，這樣就有了一個機會，和牛漢，以及《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編注小組的張小鼎先生，一起到瞿秋白的家鄉常州去，參加「瞿秋白就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

那是1985年6月下旬。會議在常州白盪賓館舉行。我和牛漢住在二樓北側的一個房間。第一天睡前，他告訴我，過去曾被國民黨抓進監獄，由於被捕時奮力反抗，被軍警用槍托砸傷頭部，落下了腦外傷後遺症，深夜有可能突然驚醒，大聲喊叫，也可能離開房間，到外邊遊走。他叫我有個思想準備，別害怕。

不知為什麼，聽了他的話，並沒有感到恐懼不安。第一夜，平靜地過去了，沒有發生任何異常情形。之後的幾夜，亦平安如斯。後來，從他見贈的詩集中，果然讀到了兩首以「夢遊」為題的詩，而且都很長，最長的一首有一百多行。

在常州的幾日，和他形影不離，住在一室，吃在一桌，開會在一塊，散步也在一起，很快相互熟悉起來。對其人生履歷、詩歌創作，也有了一個初步了解。

他本來叫「史承漢」，後改為「史成漢」。他用過的筆名，主要有「谷風」、「牛汀」。「牛漢」，是1948年在《泥土》雜誌發表詩作時第一次用，也是最常用的筆名，比「牛汀」更為人所知。牛，是他的母姓。

據說，他的遠祖忙兀特兒，是成吉思汗帳前的一員勇猛善戰的驍將。在和他接觸的過程中，你會分明感到，他的體內流淌著的，確乎是蒙古族強悍的野性的血脈。

會議期間最愉快的，是有一天他帶領我「逃會」，去遊覽太湖。

那天，有大部分時間，下著時大時小的雨，但我們倆豪興不減，攜傘乘車前往無錫。先坐一個鐘頭火車，再換乘汽車。

到達黿頭渚時，雨似乎稍小了一些。舉目望去，太湖煙波浩淼，迷迷濛蒙，混混沌沌，湖天一色，雲水蒼茫。

幾乎沒有什麼遊客，我們一老一少，一高一矮，各撐一把傘，踩著細密的雨腳，在太湖之濱暢遊。說話的聲音，好像一下子放大了許多倍，從嘴裡飄出去，回蕩於浩茫的天地之間，又彷彿傳了回來，在自己的胸腔里引起了共鳴似的。那種況味，真是終身難忘。

在返回的途中，還遊覽了小巧玲瓏的梅園。

回到無錫火車站，走進一家小餐館。客人不多，我們選了一張臨窗的桌子，要了當地風味的餛飩和小籠包子。牛漢付了錢，說他請客。我們一邊吃，一邊聊。窗外的雨聲，嘩啦嘩啦地響著，不絕於耳。

常州之行以後，漸漸地和牛漢成了忘年交，成了幾乎無話不談的朋友。他任職的《新文學史料》編輯部和我所在的現代文學編輯室，兩個部門時分時合，但常在一起開會，所以能經常見面。每次見到他，都要聊一會兒。只要出了詩集或散文集，他都會簽名送給我。

他是著名詩人，從學生時代起，就投身反壓迫、反奴役、爭民主、爭自由的地下革命活動，具有光榮的履歷和令人欽仰的聲譽。但是，在接近他的過程中，覺得他更像個天真的老小孩。他豪爽，率直，質樸，厚道，很喜歡年輕人，沒有披戴「大師」的鎧甲和名人的面具。所以，我敬重他，親近他，喜歡他，也愛讀他的詩和散文。

1953年3月，他從部隊轉業，到了人文社現代文學編輯室，在馮雪峰領導下工作，曾先後擔任過長篇小說《保衛延安》（杜鵬程著）、《上海的早晨》（周而復著）、《山鄉巨變》（周立波著）和《艾青詩選》、《十月的歌》（陳輝著）等書的責任編輯。1955年5月14日，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他第一個遭到拘捕。兩天後，即5月16日晚，胡風在家中被拘捕。

這一天，是個周末。

牛漢吃完午飯，照常去打排球。當他打完球，拿著衣服，剛剛走出球場，想去洗澡的時候，出版社的一個領導，帶著兩個陌生人朝他走過來，說有事找他。

牛漢說：「有什麼事，等我回辦公室去一下，我的手錶、鋼筆和外面穿的衣服都還放在桌子上。」因為是午休時間，院子里的人比較少，那兩個陌生人就說：「不用了。」

牛漢心想，總不能這樣，只穿一件背心，滿頭大汗，就去辦事吧。他堅持說：「我得先洗一下吧，再穿一件衣服。」那兩個人之中的一個說：「不用了，到時候會有的。」牛漢有點納悶，但又覺得，反正出版社的領導也在場，只好說：「好吧。」

他跟著那兩個人走出出版社院子，只見大門外停著一輛卡車，車上還站著五六個人。那兩個人把牛漢推進駕駛室，汽車馬上發動起來，駛離了人文社。

在城裡轉了幾個彎之後，汽車開進了一個院子，停了下來。牛漢認識這個地方，這是社裡在北新橋新修的一個託兒所。大概由於是周末，又是中午，院子里看不到一個人。

這時，那兩個人中的一個，拿出一張紙，讓牛漢在上面簽字。他一看紙上的字，大吃一驚，原來是一張公安部的拘捕證，上面有部長羅瑞卿的親筆簽名。他拒不簽字，問道：

「你們憑什麼抓我？」

那個人說：「我們是奉命執行公務，你必須得簽字！」

「你們得說出理由來。」牛漢堅持道。

「什麼理由？報紙上都已經登出來了。」

他追問：「登了什麼？」

「你沒看見嗎，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那個人有些不耐煩了。

他反問道：「胡風關我什麼事？」

「沒有事我們就不會來找你了。」

牛漢這才想到，昨天《人民日報》登了有關「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一批材料，出版社負責人王任叔社立即主持召開會議，對他進行了「幫助」，希望他能認識問題，與胡風劃清界限。不是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嗎，怎麼一夜之間就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化，這麼快就開始抓人了哪？

他又問：「拘捕我多長時間？」

對方答不出，打電話請示了一位姓張的組長，組長說：「這是內部的事情，不要問了。」

牛漢繼續追問道：「既然是內部的事情，為什麼還要拘捕？」

對方回答：「一個星期吧，一個星期之內沒有什麼問題，就放你回去。」他認為自己無罪，仍然執意不肯在拘捕證上簽字。那兩個人也沒辦法，只好把牛漢關在託兒所里。

當天晚上，社裡的人帶著幾個公安部的人，對牛漢的家進行了徹底的搜查。他的妻子吳平，當時在鐵道部教育局作秘書，聽到公安人員宣布丈夫已被拘捕，要進行搜查的時候，並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作為一個1946年就和牛漢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出於對黨組織的信任，她什麼話也沒說，只是木然地坐在椅子里，任憑公安人員隨意搜查。最後，所有的私人信件都被查抄出來，統統帶走了。

在託兒所關了一周後，牛漢曾試圖走出去，但剛到門口，就被攔住了。他只能在那裡繼續關下去。

1952年初，牛漢在瀋陽東北空軍直屬部隊文化學校擔任教務主任時，曾於2月3日給胡風寫過一封信，其中說道：「也許再過幾十年以後我想在中國才可以辦到人與人沒有矛盾；人的莊嚴與真實，才不受到損傷。……今天中國，人還是不尊重人的，人還是污損人的。人還是不尊敬一個勞動者，人還是不尊敬創造自己勞動。這是中國的恥辱。我氣憤得很。」

《人民日報》刊發此信時，編者按語指出，這「即是說，要有幾十年時間，蔣介石王朝才有復辟的希望」。一下子就把青年時代便參加了共產黨、捨生忘死地投身革命、坐過國民黨監獄的牛漢，推倒了「蔣介石王朝」一邊，莫須有地斷言他是「國民黨特務」。

11月，牛漢被轉移到頂銀衚衕關押，單獨囚禁，不準讀書閱報。他早就患有的夢遊症，因此而加劇了。1957年5月，他被釋放回家，交給街道派出所看管。8月20日，公安部把他定為「胡風分子」。

接著，社裡召開黨支部會議，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在會上，牛漢聽完宣布，只說了七個字：「犧牲個人完成黨。」

馮雪峰和王任叔也參加了會議，但始終緘默，一言未發。

1957年8月14日，社長王任叔派他下午到中國文聯禮堂，參加批判馮雪峰的會議。到會場時，裡邊已坐滿了人。他找了個靠邊的位子坐下來，低著頭，等著開會。在熙攘嘈雜的紛亂中，忽然聽見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低著頭，不想應答。

可那喊聲並不停下來，仍在「牛漢——牛漢——」地叫。

他抬起頭，循著聲音望過去，哦，原來是大詩人艾青！

艾青在離他幾米遠的地方，看著他，問：「是牛漢嗎？」

他點了點頭。

艾青提高了聲音，關切地問：「你的事情完了嗎？」

他回答：「沒有完，算告一段落了。」

周圍無數雙眼睛，驚異地審視著這兩個出了「問題」的詩人。

想不到，正在承受著政治批判的巨大壓力的艾青，竟然站了起來，眼睛睜得又大又亮，不是朝著牛漢，而是面向眾人，幾乎是用一種控訴的語調，大聲說：

「你的問題，告一段落，我的問題，開始了！」

接著，他以朗誦詩的那種拖腔，高聲地喊道：

「時——間——開——始——了！」

在場的人大概都知道，「時間開始了」，是胡風的一部著名長詩的題目。這部長詩出版時，正是當年到巴黎學過美術的艾青，親自設計的封面。

1958 年2月，公安部做出結論，把牛漢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仍在人文社作編輯工作，但降級使用，此後發表文章只能用化名。不久，他又被派到社裡東郊平房農場勞動，主要是養豬。1960年調入社內新組建的編譯所。

「文革」一開始，牛漢即被關進「牛棚」。1969年9月，到湖北咸寧向陽湖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幹校的軍代表看他人高馬大，就讓他干拉車運輸等最繁重、最疲累的勞役，像牛馬一樣使喚他。

三四年之後，絕大多數人奉命返回了京城，牛漢則與少數人仍然被留下來。但管制比以前鬆了，活兒也不那麼累了，有了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下幹校時，他帶了《全唐詩》、《洛爾迦詩鈔》和《李長吉歌詩》，沒有事的時候，就讀這幾部書。

白天，他常常在附近的山野里轉悠，有如一個幽靈。鑽過密密匝匝的灌木叢，荊棘劃破了雙手，滲出了血珠，他毫不在意。采了不少野菊花，金黃的，深藍的，淺藍的。甚至毫無結果地尋找過蘭花。一天，遠遠地看到了前面樹叢上，結滿了一串一串的小野果，紅得像瑪瑙，他不顧一切地狂奔過去……

在荒涼的山林里，在空茫的湖泊旁，他咀嚼苦難，反芻人生。此刻，詩，突然在心中復活了！寫詩的衝動，越發強烈起來。啊，一個詩的世界，封存在、冷凍在自己的心裡，實在是太久、太久了。

李賀悲憤苦悶的情緒，引起了他的共鳴；而其奇異的詩思，更令他痴迷。杜牧在給李賀詩集所做的序中，有「牛鬼蛇神」、「虛荒誕幻」之類的詞語，他當時不正是被視作「牛鬼蛇神」嗎？

「面對著荒誕和罪惡，我和詩一起振奮和勇敢了起來。我變成了一隻衝出鐵籠的飛虎，詩正是扇動著的翅膀。」牛漢後來如是說。

洛爾迦的語言和節奏，尤使他喜歡。這位西班牙詩人，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他悄然而至的第二期詩歌創作。

居然一個人有了一間屋，他鄭重地以「汗血齋」來給這茅草屋命名。就在這個「汗血齋」里，他隨手把詩，草草地寫在一個雜記本子上，斷斷續續，居然累積了幾十首詩。

——「汗血齋」，見證了一個詩人的再生，見證了他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詩篇的誕生。

在那些最沒有詩意的日子，在一個最沒有詩意的地方，詩，如鍾錘一樣，敲醒了他，驚醒了他。他又開始作為詩人，生活在人間。

「記得那時，他拉了一天裝載千斤以上的板車，或者扛了一天每袋一百多斤的稻穀，回來總要氣咻咻地告訴我，他今天又尋找了，或者發現了，或者捕捉了一首什麼樣什麼樣的詩。」綠原這樣回憶道。

在暴雨將臨之際，牛漢聽到天空傳來鷹的叫聲，寫下了《鷹的誕生》：「風暴來臨的時刻，/　讓我們打開門窗，/　向蒼茫天地之間諦聽，/　在雷鳴電閃的交響樂中，/　可以聽見雛鷹激越而悠長的歌聲」；在動物園裡，他看見老虎籠中牆上的血淋淋的爪印，寫下了《華南虎》：「恍惚之中聽見一聲　/　石破天驚的咆哮，/　有一個不羈的靈魂　/　掠過我的頭頂　/　騰空而去」；在村莊背後，他聽到孩子們揮著柴刀砍斫灌木，寫下了《巨大的根塊》：「灌木叢頑強的生命　/　在深深的地底下　/　凝聚成一個個巨大的根塊　/　比大樹的根　/　還要巨大　/　還要堅硬」；在山林中，他看到五六個獵人在圍捕一隻麂子，寫下了《麂子》：「遠方的麂子　/　你為什麼生得這麼靈巧美麗　/　你為什麼這麼天真無邪　/　你為什麼莽撞地離開高高的山林」……

他在《悼念一棵楓樹》中，寫一個秋日的早晨，山坡上一棵最高大的楓樹被伐倒了，「家家的門窗和屋瓦 / 每棵樹，每棵草 / 每一朵野花 / 樹上的鳥，花上的蜂 / 湖邊停泊的小船 / 都顫顫地哆嗦起來……」楓樹飄散出的濃郁的清香，「落在人的心靈上 / 比秋雨還要陰冷」。他為以馮雪峰為代表的整個一代被迫害、被侮辱的知識分子，唱出了一曲慷慨悲涼、蕩氣迴腸的悲歌。

「我的詩是從我的靈魂里發出來的」，牛漢說，「如果沒有詩，在幹校那樣的環境下，我就活不下去了」。詩拯救了他，他有一種生命再生之感。

他的這些詩，寫得沉痛、激越、莊嚴、高亢，是詩人生命和人格的外化、對象化，是苦難的升華和詩化，有一種悲壯、崇高的詩美，散發出震撼人心、凈化靈魂的藝術魅力。

1974年底，他終於獲准回京，先在人文社資料室抄了兩年卡片。1977年調入魯迅著作編輯室。1978年參加《新文學史料》的籌備工作，1983年起一直擔任這份在「新時期」文壇有很大影響的大型雜誌的主編。

那時的政治氣候乍暖還寒，《新文學史料》刊發的若干文章，有時涉及現代文學史上一些比較敏感的人物、事件或者話題，便會感到來自上邊的壓力，甚至說這是「雪峰派」、「胡風派」的雜誌。

有一次，上面還專門派了一個「調研員」，到社裡對《新文學史料》審查了兩天，想把這個雜誌停掉。不久，一個社領導找牛漢談話，說《新文學史料》「有方向性的問題」。牛漢毫不含糊，針鋒相對地說：「你具體說說，到底有什麼問題？」這個領導支支吾吾，又說不出來。

有一陣兒，連社長韋君宜都覺得有些為難了，不想繼續辦《新文學史料》了。她對牛漢委婉地說：「牛漢啊，可能上邊覺得辦起來太困難了、太複雜了一點，咱們是不是停了吧？」

牛漢理直氣壯地反問道：「《新文學史料》有什麼錯？大部分作家，包括丁玲、艾青都很支持，很歡迎，為什麼要停？」

事後，韋君宜對他歉疚地說：「牛漢啊，這不是我的意思，不是社裡的意思，是上邊的意思，我這個人太軟弱，我也沒有辦法！」

沒有牛漢幾次頂住壓力，沒有他的「毫不含糊」的倔脾氣，很可能《新文學史料》早就夭折了。後來，韋君宜告訴他：「胡喬木說過，拿牛漢這個人沒有辦法。」

在前輩詩人當中，給了從「朦朧詩」到「新生代」等一批批年輕詩人最有力支持與最熱情關懷的，是牛漢。北島、江河、顧城、芒克、林莽等朦朧詩人，與他都有著很深厚的交情。他認為，「這是一群很有見解，很固執，很堅定，很了不起的詩人」。北島早期的詩，他全部看過。《今天》雜誌第一二期的原稿，他也讀過。他是這份著名文學刊物的歷史見證人。

他最欣賞北島。早在「文革」後期，他們的來往就開始了。北島親切地稱他「伯伯」，還借去了從幹校帶回來的《洛爾迦詩鈔》。有一段時間，北島幾乎每周都到他家裡，和他談詩。

牛漢的詩歌創作生涯，與他參加革命的歷程幾乎同時開始。1938年冬，他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組織「三人小組」。三年多後，就迎來了詩歌創作的第一個高潮，寫下了《鄂爾多斯草原》、《九月的歌弦》、《走向山野》等詩，《長劍，留給我們》還受到過著名詩人聞一多的稱許。1946年因參加學運被捕，在獄中創作了《在牢獄》、《我控訴上帝》、《我憎惡的聲音》等詩。1948年，詩集《采色的生活》經胡風修改整理後，列入「七月詩叢」第2輯，因故拖到1951年初，才由上海泥土社出版。

八十年代末在北京圖書館柏林寺分館，我查到了這個小開本的舊詩集。記得那是一個天色晦暗的下午，坐在濃蔭匝地的閱覽室里，默誦著長詩《鄂爾多斯草原》：「……今天 / 我歌頌 / 綠色的鄂爾多斯草原。/ 從我的歌聲里 / 噴出草原復活的笑 / 揚起新的生命力，/ 我要讓這歌聲 / 揚得 / 更高，更響！」胸中鼓盪著詩人當年豪邁、火熱的青春激情，眼睛不禁濕潤了。

牛漢是一位用生命擁抱生活、擁抱詩的詩人。在他那裡，人和詩，根本不能隨意分離、割裂開，他說過，「我與我的詩相依為命」，「同體共生」。「當我寫詩的時候，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人還是詩。」詩，就是他的「第二生命」。人如其詩，詩如其人，對於牛漢來說，再恰當也不過了。

有一次，艾青問他：「牛漢，你說，你這許多年的最大的能耐是什麼？」

牛漢不假思索地回答：「能承受災難和痛苦，並且在災難和痛苦中做著遙遠的美夢。」

艾青知道牛漢的性格一向是很躁動的，他不止一次地提醒牛漢：「做人做詩要再樸素再深沉些。」

牛漢曾經為加拿大一位女詩人安妮·埃拜爾的這樣一行詩流下熱淚：「我是一個瘦骨嶙峋的女孩 / 有美麗的骨頭」。他說：「我的骨頭不僅美麗，而且很高尚」；「我的骨頭負擔著壓在我身上的全部苦難的重量」。甚至把骨頭和皮膚上、心靈上的傷疤，稱為自己的「感覺器官」，「它們十分敏感而智慧，都有著異常堅定不泯的記憶」；「我只能用傷疤的敏感去感覺世界」，「沒有傷疤和痛苦也就沒有我的詩」。他還企望，自己和詩總是不歇地向夢遊中看見的美妙遠景奔跑，「直到像汗血馬那樣耗盡了汗血而死」……

這，就是詩人牛漢，詩里蒸騰著「汗血氣」、被稱為「汗血詩人」的牛漢！

八十年代以後，他的詩歌創作迎來了第二個高峰期。《悼念一棵楓樹》和《華南虎》發表後，引起詩壇關注。詩集《溫泉》1984年出版後獲獎。他的詩還被翻譯成英文、日文、德文、韓文，介紹到國外。九十年代的詩評界認為，牛漢是「當今創作力最為旺盛的代表性詩人」之一。

在一次詩歌討論會上，一個曾是他的詩友的著名政治抒情詩人對他說：「牛漢，你的詩里的『我』，是『小我』，我的詩里的『我』，是『大我』。」牛漢當即回答道：「你的『大我』空空洞洞，我的『小我』是有血有肉的。」當一首又一首清晰地刻著人格烙印的詩章，從筆底湧出的時候，他的生命和精神世界，也越發顯得質樸、純粹、聖潔而恢廓。

「詩在拯救我的同時，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個真身。」牛漢如是說。

在度過了戰亂、流亡、飢餓、迫害、囚禁之後，在經歷了種地、建房、養豬、拉車、宰牛的勞改歲月之後，在苦難的錘砧的擊打下，他的人與詩，都日益成熟起來，愈加沉實而美麗。然而，他心依然年輕，血還是那樣燥熱，骨頭仍舊那樣堅硬，生命力依舊強悍、蠻野、飽滿。

他還是那個十八九歲就寫下長詩《鄂爾多斯草原》的抒情詩人，只是更加結實、堅韌和深沉。

他的詩里，有痛苦，有憤怒，有覺醒，有精神的追尋和魂靈的叩問，有深邃、崇高的境象與詩思，唯獨沒有絲毫奴隸哲學和庸人的氣息。他的文字，是拒絕庸俗、抵抗墮落、超越苦難、「不甘幻滅」的詩性記錄。

艾青曾對牛漢說：「你可真是一頭牛，有角的牛！」也許是因為看到牛漢詩中出現了一些桀驁不馴的帶有殺氣的意象，其中隱潛著的近似復仇的情緒，讓艾青感到了不安吧？

早在西北大學讀書時，同學們就親昵地稱他「大漢」。牛漢的確是一條真正的漢子，個性鮮明，脾氣倔強，極有血性。

1965年11月26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位於天安門南側舊棋盤街）審判胡風的大會上，他敢於公開為胡風辯誣。這次審判，通知他和綠原、徐放、謝韜、閻望、蘆甸等人，出庭作胡風「反革命罪行」的「見證人」。事前，高檢院的一個女幹部專門找他談話，和他打招呼，讓他實事求是地揭發、檢舉胡風，分給他的題目是「胡風是怎樣把我拉下水的」。

在法院的接待室里，他見到了綠原等幾位友人，互相點了點頭，算是打過招呼，然後就各自呆坐著，等候被傳喚出庭「作證」。輪到牛漢了，他被一個法警帶進一個莊嚴肅穆的大廳里，中間有室內籃球場那麼大，周圍是一層一層地高上去的座席。迎面一個人，孤零零地站立在中央，這隻能是胡風。周揚、劉白羽、邵荃麟等文藝界的首腦人物，則端坐在座席上，有說有笑。

四周大海怒濤般的眼睛，幾乎要將他淹沒。他看到，胡風明顯消瘦了，赭紅色的臉，略有些發暗；身穿一件棕色中式棉襖，出奇的肥大，幾乎長及膝蓋，兩隻手一直不自然地攏在袖口裡，顯然是被銬著的。胡風的這種形象，使他感到陌生和異樣。

胡風側過臉來，看了他一眼，他們有一瞬的對視。胡風神情冷漠。這種冷漠的神情，在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後的雪峰的臉上，牛漢也曾經看到過。這冷漠里，隱藏著強烈的自尊，還有難以覺察的輕蔑。

他本來應當照著經過審定的發言稿講，可說到了最後，他又加了幾句：「1953年9月，胡風攻擊黨的領導，說他們對文藝界的幾位領導偏聽偏信，這是胡風唯一一次攻擊黨的言詞。」

主審者大聲問道：「是唯一的一次嗎？」他回答：「我只聽到這一次。」主審者喝令他停止發言，並立即退出法庭。

牛漢的脾氣，的確是很執拗的。

丁玲創辦、他擔任執行主編的大型文學雜誌《中國》，被作協某些領導強行停刊以後，一個作協的頭頭見到牛漢，振振有詞地說，此事他也是不得已。牛漢當即氣不打一處來，說：「我不諒解！我不諒解！」當時，主持作協工作的是黨組書記唐達成，牛漢雖然也認為唐「人還是不錯的」，但是在《中國》停刊問題上，他表示對唐「不能原諒，我永遠不會原諒」。

1999年人文社評選「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在一次初選會上，我發言說自己作「知青」時，讀過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和《向困難進軍》，印象很深。牛漢馬上接著說道：

「說老實話，我不喜歡！他寫這些詩的時候，我們正在受難！」

他總是這樣，在表達意見和看法的時候，心裡想什麼嘴上就說什麼，直來直去，態度鮮明，聽者也覺得爽利、痛快。他決不像我們這樣活得窩窩囊囊、唯唯諾諾、怯懦卑微，說話先要瞧著別人的臉色，想著對方喜不喜歡聽，聽了舒服不舒服，總想拐彎抹角、吞吞吐吐地把話說得圓融、圓通、圓滑。

在一個令人無法忘懷的特殊時期，我曾陷入一場精神危機之中，極度頹唐、苦悶、消沉。牛漢察覺了，每次見面，都關切地問我最近在幹什麼。我回答：「我在混……」

他馬上嚴肅起來，盯著我，認真地說：「我可不混！」

我立刻感到羞赧、愧疚，低下頭，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明白他是希望我振作起來，儘快擺脫這種精神狀態，努力讀書，寫文章，搞研究，做有意義的事。十多年來，每當懈怠、疲懶、灰心的時候，便想起他的話語和目光，不禁添增了堅韌、振拔的勇氣和信念。

2003年9月11日上午，人文社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馮雪峰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牛漢上台發言時，先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唉——」接著說：「雪峰這個人啊！」沉默了一會兒，又繼續講道：

「雪峰最看重、最欣賞『詩人』這個稱號，他曾經說『詩人』、『詩人』，『詩』和『人』是血肉相連、不可分開的。雪峰自己，確實無愧於『詩人』這個稱號。我很尊重他，也很懷念他。」

他又回憶起「文革」坐「牛棚」時，和雪峰住在一起的情形，說雪峰的習慣是每天睡得很晚，常常都是過了12點才睡，所以，夜裡他們兩個人就經常聊天。雪峰曾經談到毛澤東對魯迅的看法，認為毛實際上是反對魯迅精神的。那麼，毛為什麼在延安時把魯迅抬得那麼高，稱他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文化革命的旗手」呢？因為，毛當時需要一個眾望所歸的人物，來團結國統區的作家、知識分子和文化人。這樣的人，只能是魯迅。實際上，這不是對魯迅精神的認同，而是對魯迅的一種利用。

牛漢還提到，郭沫若五十年代初不是說過，魯迅如果現在還活著，也得好好學習，改造思想，然後，根據他的表現，分配工作嗎？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晚年，牛漢的詩和文章越寫越好，很多篇什我都非常喜歡。1999年10月中旬，北京秋意漸深，我到八里庄北里他的寓所去看望他。

走進書房，尚未落座，就說：「牛漢老師哎，我特喜歡您的那首詩《酷夏，一個人在北京自言自語》啊。」

沒料到他聽了特興奮，馬上轉過身去，從書架上，順手取下一冊《牛漢詩選》，翻開，大聲讀了起來：

北京城沒有自己的雲自己的雷

雲都是從遠方飄來的

雷究竟藏在哪一片雲里

誰也無法知道

不信，你喊叫一聲雷

雷才不答理你呢

北京城自己不會下雨

雨是從遠方的雲帶來的

你以為當頭那一朵雲能變成雨

唉，那朵雲朝下面望望又飄走了

下不下雨我做不了主

打不打雷我做不了主

但是聽到遠遠的天邊有雷響雷動也痛快

望見遠遠的天邊有電光一明一滅

獃滯的眼神也會快活地明亮一下

雨下到別處也好

北京城至少能沾到一點涼氣

我也和他一起，放聲誦讀著。讀完，兩個人快意地相視，開懷大笑。

2005年10月5日寫於北窗下

2010年4月26日修訂

原載作者著《在朝內大街166號與那些靈魂相遇》，由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