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王朝2017：三百年來誰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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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掉頭髮四周寸余，剩下中間一圈，分三股結成長辮垂於腦後，這是後金及清初的標準男子髮型。在漢人眼裡是一種恥辱——金錢鼠尾。

《柳如是》截圖

在這樣的時代，有一則故事廣為流傳，併產生了數十個版本。

幾乎在所有的明遺民寫的清初史料里，都會安排一個人出任清廷的招撫江南大學士，然後與抗清人士碰面的戲劇場面。故事總是以那個人勸降為開頭。而那個人，就是洪承疇。

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的記載是在順治二年九月，當徽州人金聲、江天一抗清失敗後，被送往南京，當洪承疇勸他們歸降時，他們卻說早在崇禎年間洪經略（即洪承疇）便壯烈殉國，死後崇禎賜祭九壇，舉朝哀痛，隨後痛罵洪承疇：「汝何為者，冒洪經略之名而誣陷之耳？」洪承疇聞言羞愧，自行離去。

這個情節在陸陸續續的史料中幾乎被濫用了個遍。孫兆奎、黃道周、顧咸正、夏完淳等等幾乎每個會見到洪承疇的人都有後人編排過這樣的情節。我們自然知曉它們不可能全是真的，但它確然反映了某種時代心理。

在解釋這個現象之前，我們不妨來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要讀南明？帶著這個問題，我們先不急著閱讀南明史，而是來看看南明史的研究史。

明末清初，明室政權大大小小几十個，主要以弘光、隆武、永曆及魯監國為主，次之有潞王政權、紹武政權、靖江王政權和韓王政權等，而不僅在南方，在北方也有山東、山西、陝北、甘肅等地的揭竿而起，可謂是遍地狼煙，全國抗清。

在這樣全國都有抗清政權的局面下，為何史學家將這段歷史稱之為「南明」呢？

一何以「南明」？

似乎很少有歷史愛好者對這個名詞上的問題進行過思考，但對於歷史問題我們必須追本溯源，知道它怎麼來的，才能知道它為什麼發生，才能知道它將會怎麼樣。

翻查史料可以看到，「南明」一詞最早出現在康熙年間陳鼎的《東林列傳·黃道周傳》：「嗟乎！明既亡矣，而先生猶踉蹌以圖恢復，不亦難乎？假使南渡以來，馬阮即死，而任先生以國，或者李綱、趙鼎庶幾再見於南明，而社稷或可苟延於江左。奈何馬阮不死，又欲誅戮東林，期於斬草除根而後快，則先生危矣。至唐王再起，已死之灰，焉能復燃乎？」從這段話里不難看出，陳鼎已將北京被李自成攻破視為「明亡」，而將「南渡」視作繼承了北京明室的類比南宋的新的正統明室。

但陳鼎的觀念當時並未被人所接受，和陳鼎同時代的明末遺民及他們的後輩們，在敘述這段歷史時，用的詞語大都表明他們心中的「明亡」，要比崇禎自盡晚很多年。

康熙十年，一個名叫計六奇的人寫完了兩本書。第一本叫做《明季北略》，從努爾哈赤起兵講起，一直說到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第二本則叫做《明季南略》，從弘光入繼大統說起，直到張煌言遇難結束。「季」字出自「伯仲叔季」，是末尾的意思，可以想見，在計六奇的這兩本書中，北京的明代政權與南方的明代政權地位是一樣的，同樣具有合法性，只是一個發生在北邊、一個發生在南邊罷了。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對於明政權，雖然此時尚未將崇禎和弘光、隆武等割裂開來，卻已有了南北之分。

早在弘光元年（即崇禎自盡第二年），清兵收拾了中原的大順軍後，終於領兵南下，逼近北京城，此時史可法在給多爾袞的信里這麼寫道：「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大清國攝政王殿下：……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以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當萬死。」全文較長，這裡選了其中一些語句，從「大清國」、「抵燕」等辭彙中也不難看出，史可法以及他身後所代表的弘光政權早已默認了北方大片領土歸清政府所有，自己只需要偏安一隅、守好南方就可以。

揚州史可法衣冠冢

端倪很早就有了。

在錢海岳《南明史·安宗本紀》里記載了這樣一條：「弘光元年二月己卯，禮部失印，鑄各衙門印，去『南京』字。」禮部丟失了印章，朝廷直接下令各部門全都換印，去掉「南京」二字。從這一條中我們能看到，弘光元年，當時的朝廷已經默認南京是首都了，再往下想，按照一般的規律，南京的朝廷一定會想收復故土，但現在它卻公開承認南京是首都，這就意味著，這邊的朝廷從名義上已經放棄了北方，默認了可以眼見國土淪喪、劃江而治的局面。

由此可見，南北之分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從最一開始就有了跡象。順治七年，錢肅潤在《南忠記》里開始用「南朝」來稱呼南方弘光政權；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在《桃花扇》里也用了「南朝」一詞。

這裡的「南朝」都是相對於清廷的北朝而言，就如同李清的書名「南渡錄」一樣，默認了清廷的合法性，卻未將南方明室政權和崇禎的明室政權割裂開來。

南渡，意味著只是皇室南遷，政權的合法性還在。

比如位於貴州安龍縣的「明十八先生成仁之處」，由永曆皇帝親自手書，他用的國號也是「明」，而不是「南明」或「南朝」等。

安龍明十八先生墓

那「南明」說明什麼呢？說明從正統觀來看，它和當年那個定都北京的明朝廷已經不是同一個政權了，它是一個嶄新的政權，它的合法性要被打一個問號。

有史可稽，最早以「南明」為名的書出自道光、咸豐年間錢綺的《南明書》，而這時崇禎自盡為亡國標誌的《明史》已刊行許多年了。

而「南明」一詞的通行，則要等到很多年以後的民國時期。

基於此，我們已經解釋了「南明」這個詞在表述上意味著它同北京明朝的割裂，但還有兩個問題我們不曾解決：南明的敘述對象和南明的起止時間。

翻查《明史》我們發現，在「本紀」里找不到南明弘光、隆武等皇帝的記載，而仔細查閱時才能看到，乾隆年間修好的欽定《明史》將這些人的事迹分散在了《明史·諸王列傳》裡頭，如對弘光的記載僅此一條：「四月，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五月庚寅，稱監國。以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及士英俱為大學士，士英仍督鳳陽軍務。壬寅自立於南京，偽號弘光。」

很顯然這是清朝統治者有意在掩蓋南明諸帝的事迹，而在最終形成的這一稿之前，還有過好幾次變化。

第一稿里，當時修史的王鴻緒援引了《宋史·瀛國公二王附紀》（瀛國公是宋朝最後一個皇帝宋恭帝，當時元代統治者在描述上將他「降格」，卻依舊放在了「本紀」裡頭），主張將福王（即弘光）、唐王（即隆武）、桂王（即永曆）、魯王等人的事情放在《崇禎皇帝本紀》之後。這一舉動一來是給明最終在崇禎年亡做了論斷，二來認為福王等人雖然不是正統卻也是明代的延續。當時康熙皇帝表示了同意。

而到了《明史稿》完成時，康熙皇帝卻又不同意這麼做了，因此在原先的基礎上，魯王被撤下，福王、唐王和桂王則被單獨列入了《三王傳》。

再到乾隆年間《明史》定稿，我們終於發現，《三王傳》也不見了，這三個人被分拆進了《諸王列傳》，被放進了末尾，清廷官方對南明歷史的弱化最終表現在了《明史》里。

那麼民間著史呢？明清史料甚多，這裡選取幾個例子。

在査繼佐《罪惟錄》里，針對崇禎、弘光、魯監國、隆武、永曆和韓王的記述標題分別是這樣的：《帝紀卷之十七毅宗烈皇帝》、《附紀卷之十八安宗簡皇帝》、《附紀卷之十九魯王監國附紀》、《附紀卷之二十唐主附紀》、《附紀卷之二十一桂主附紀》和《附紀卷之二十二韓主附紀》。其中「安宗」是弘光皇帝的廟號。可以看見，査繼佐在《罪惟錄》里一方面仿《宋史·瀛國公二王附紀》將弘光等帝放入了「附紀」，另一方面卻只承認了弘光的帝王身份。

明朝實行兩京制度，北京叫應天府，南京叫順天府，因此雖然北京被李自成攻破了，但另一個首都（南京）還在，明朝還不算亡，因此弘光政權屬於明朝。此外弘光是從宗室角度，是離崇禎最近的宗法繼承人，儘管在即位初有不少齟齬，但即位後是受到所有人的認同的，不像後來的隆武、紹武、永曆等互不承認，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弘光也是一個合法政權。

在絕大多數民間著史的南明表述中，儘管對魯監國、永曆等政權有的認同有的不認同，但是對弘光是一個合法性政權大都是表示默認的，當然也有例外。楊陸榮在《三藩紀事本末》里就直接將明弘光、隆武、永曆視為三個割據作亂的藩王，很明顯這是完全站在清人立場上的（當然，史料價值還是有的）。

二誰劃「南明」？

「三藩」。我們現在提這個詞，往往會將目光放在吳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的三藩之亂上，但在當時的語境中，卻有前三藩（福王、唐王、桂王）和後三藩（即吳三桂等）的說法。

這就涉及到了有關南明時間跨度的問題。

有一種說法是將南明史的截止定在三藩之亂結束的時候。對很多漢民族情結濃厚的朋友來說，這段歷史實在讓人提不起勁，一方面是令人痛恨的滿族侵略者，另一方面是人人唾罵的漢族劊子手，雙方的對打也不是什麼為了大義，而是典型的爭權奪利，是「狗咬狗」，一段讓人無法共情的歷史又如何能吸引人呢？

但如果將康熙對三藩之亂的平定視為南明史的結束，亦不無道理。

陸隴其在《論直隸興除事宜書》里寫道：「自康熙二十年後，海內始有起色。」康熙二十年，正是徹底剿滅吳軍的年份，雖然還有海外台灣、北方沙俄與西北蒙古的虎視眈眈，但平定三藩對整個清代在海內的政策影響都是其他戰爭所不能比的。

這場戰亂讓清廷對漢人的政策由排斥轉向了拉攏。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吳三桂剛起兵時，打的是「反清復明」的旗號，並對諸人說：「別故君當以故君之衣服見。」於是吳三桂率領大隊人馬到了昆明城郊的蓖子坡，說要拜謁故主。當時這裡早已荒無人煙，然而康熙元年，此地卻死了一個大人物，那便是明代最後一個皇帝明昭宗永曆皇帝朱由榔。諷刺的是，當年在此處親手絞死永曆的，正是吳三桂本人。

昆明永曆殉國處

饒是如此，吳三桂的行為依舊打動了很多人，在他的《反清檄文》發表後，全國各地揭竿而起，大家儘管知道是吳三桂絞死了永曆，卻依舊願意響應反清，這不是對吳三桂的信任，而是對清廷的不滿。直到乾隆年間，都有人能在河南夏邑查到這樣一份「偽檄」，可見這篇檄文的影響，以及時人對清廷的態度。

然而，稱帝心切的吳三桂卻不能始終舉著「反清復明」的大旗，沒多久他便不再提「復明」，又沒多久他便自稱「周王」。這些舉動不僅讓各地揭竿而起的義軍群龍無首，更將海外孤懸的明鄭集團推至風口浪尖，那時三藩起兵時曾與鄭經合約，但如今鄭經已經發兵讓清廷注意到這股不可小覷的實力同時，三藩卻又不再打著「復明」的旗號，鄭經只能讓手下的劉國軒回信婉拒並退兵：「吾家在海外數十年，稱奉明號，今吳號稱周，耿稱甲寅，是以來攻兩家。若歸正朔，吾不難進鎮江、上南京，否則爾兩家皆吾敵國也。」

由此可見，三藩之亂，既不是復明，也不是想恢復中華，而是想堅持割據、分裂統一國家的叛亂。康熙十七年三月，走投無路的吳三桂稱帝衡州，「由是天下解體」。

這件事給康熙上了一課。

雖然很多學者都喜歡引用三藩造反前康熙的那句「撤亦反，不撤亦反」，但當時三藩兵力還沒部署好，清廷亦未然，康熙覺得撤藩的話三藩不會反，因此在頒布撤藩旨意後，還認認真真做了布置三藩撤遷、安置的事宜，期待著三藩能夠「振旅班師，休息士族，俾封疆重臣優遊頤養，賞延奕士」，可以「君臣皆樂，永保無疆之休」，而未做任何軍事防禦。不料撤藩卻給了三藩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真的聽話交出土地和兵權呢，還是賭一把？最終，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都選擇了後者。

經過了九年時間，康熙長大了。

康熙意識到，國內依舊有許多滿漢矛盾，這次三藩之亂也讓他見識了，只要一有風吹草動，那立刻便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沒有廣大漢人的支持，清王朝的統治定難持久。於是剛從危機局面中掙脫出來後，他開始慢慢著手改變對漢政策。

康熙十七年，康熙下令開「博學宏詞科」；康熙十八年，詔諭《明史》開館。黃宗羲、李顒、顧炎武等海內鴻儒均在被舉的人里。儘管這三位都拒絕出仕，但他們的反應卻已大有可玩味之處了。

黃宗羲雖屢次拒絕清廷召喚修《明史》，卻不拒絕清廷取走並抄錄他的有關明史著述，並將父親黃尊素的《大事記》和《三史鈔》等重要史料送給明史館參考，此外他還特地送自己的弟子萬斯同去參與修史。

康熙四十二年，「聖祖西巡，召顒見，時顒已衰老，遣其子慎言詣行在陳情，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

顧炎武的徒弟潘耒入仕清廷，仍舊「師門之情甚篤」；三個外甥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都高中清廷進士，顧炎武在給徐元文的信里有「廟堂之上」字樣。

這一切都和康熙二十年以來的政策脫不了關係。康熙不僅巧立各種名目表明自己尊重漢族士大夫，還多次拜謁明孝陵、建明代忠烈祠以拉攏民心。

除了漢人士子外，康熙朝還廢除了很多針對漢人百姓的政策，比如永久停止圈地、放寬逃人法、實行錢丁地糧蠲免，緩解了社會矛盾、發展了生產，一改順治年間連年戰亂、康熙初年三藩自製貨幣擾亂經濟對社會帶來的巨大影響。

從偶然性來說，三藩之亂是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三人對權力的渴望造成的；但從根本原因看，三藩之亂是滿清對漢人的高壓政策引起的反彈，如果沒有這些高壓政策，那麼三藩便沒有任何借口反叛，當然他們當年也不可能因為戰功卓著而被封在南方邊疆鎮守了。

康熙比多爾袞高明的地方就在這裡。康熙認識到了根本原因，並在三藩之亂平定後著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局面，緩和了滿漢矛盾；而多爾袞卻始終堅持剃髮、圈地、屠殺，最終矛盾激化，整個順治朝都在和南明發生戰爭，使得民不聊生、人心思漢。

以三藩之亂為南明史的終止時間，是基於清政府的滿漢政策來看的。除此之外，還有以下幾種分法。

一是以弘光政權的覆滅作為南明史的終結。上文已經談到，弘光是最後一個得到各方面勢力認可的政權，也是在宗法制度上最具有合法性的政權，同時還是建立在明朝最後京都上的政權，因此它的覆滅意味著南明亦將終結。

秉持這種觀點的人，大都是怎麼想的呢？舉個例子，我們通常認為清亡於宣統年間，但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還接連發生了張勳復辟和日偽滿洲國的割據政權，有趣的是，在偽滿洲國時期，偽滿大臣鄭孝胥曾經在日記這樣寫道：「示《題朱舜水遺集》詩。」「求為題顧炎武書扇。」朱舜水和顧炎武都是明末遺民，鄭孝胥以他二人自比，自然是想要做一個清末遺民了。

鄭孝胥、溥儀與庄士敦在偽滿洲皇宮

二是以永曆被吳三桂絞殺作為南明史的終結。這是最常見的看法，作為南明史，敘述對象主體是皇帝，當最後一個皇帝沒了，南明史自然告終。以《明季南略》為首的許多筆記都這麼想。

那麼這種觀點的一般是什麼人呢？從筆記的作者可以看到，大多數是士大夫階級，從小到大受到的都是忠君思想教育，因此會以帝王為尊。

三是以康熙二十二年台灣明鄭投降作為南明史的終結。錢海岳《南明史》里就這樣寫道：「永曆三十七年癸亥八月丁巳，鄭克塽等入北京，明朔亡。時清康熙二十二年也。」在歷史上，儘管永曆十七年時皇帝被吳三桂絞殺，但鄭氏集團（鄭成功、鄭經父子）依舊奉永曆為正朔，以永曆年號一直持續到三十七年。

錢海岳《南明史》寫於抗戰期間，關於他這麼劃分南明史的緣由，下文會有敘述。

四是以康熙二年夔東十三家的覆滅作為南明史的終結。這種觀點由顧誠先生一人提出，獨此一家。當年李自成兵敗，但他手下的兵力還在，由於當時階級矛盾已轉變為民族矛盾，因此大順軍余部的劉體純、郝永忠、李來亨、袁宗第等揭竿而起，和南明朝廷一同抗清，夔東十三家也應運而生。

在顧誠先生的《南明史》里，敘述對象不是帝王將相，而是農民軍。顧誠這麼說：「1664 年夔東抗清基地的被摧毀，應當視為南明史的結束。理由是，永曆帝雖然在兩年以前被俘殺，以明朝為正朔的夔東抗清復明運動仍在繼續，他們有永曆朝廷委派的全權代表，有相當可觀的旗幟鮮明的軍隊，有地方政權，維護和行使明朝的制度。至於台灣、廈門一帶的鄭經、鄭克塽雖然遵奉永曆正朔，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軍攻克澎湖，劉國軒等勸鄭克軒降清為止，從這一角度來看，明朔尚存，衣冠未改，似乎也可以列入南明史內。但是，我們不應忘記康熙十二年（1673）發生了三藩之變，鄭經同耿精忠有一段聯合與分裂的歷史。把三藩之變扯進南明史顯然不大合適。自然，南明史的下限學術界同好有不同意見，如主張以永曆帝1659 年入緬作結束，主張以永曆帝被俘、殺作結束，主張以李定國病死、部卒降清作結束，等等。本書以康熙三年八月夔東抗清基地徹底覆滅作為南明結束的標誌，實際上還考慮到了同年六月間在東海沿海活動的張煌言因為復興無望，主動解散軍隊，不久被清軍俘殺的因素在內。這只是一種看法和敘述體例，無妨與其他說法並存。」

以上幾種對南明史起止時間的不同劃分，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不同的人對歷史的不同解釋，是訴諸於現實的。而對南明歷史書寫的話語權爭奪史本身，就非常具有政治意義。

三誰寫「南明」？

在歷史書寫中，「南明史」這樣一個歷史領域，貫穿著三百年來的社會史。

當南明的時代剛剛過去，當遺民和他們的後代們終於不可避免地承認起明亡的事實後，唯一能聊以自慰的，便是著手書寫這一段亡國史。無論是「野人」一般的張岱，還是身為告發者的査繼佐，亦或是無法面對自己人生而選擇裸葬的黃宗羲，以及並未經歷過這一切的計六奇，當然也包括「不沾清朝地，不共清朝天」的王夫之，他們有的妥協，有的堅持，但他們都不得不承認，明朝亡了。

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修史了。這群人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已於上文有所描述，這裡不再贅述。

但他們面臨的則是一次又一次的庄氏史獄，關於這一點，《鹿鼎記》里有一些記載，儘管不甚真實。

顧炎武給弘光皇帝寫的傳記《聖安皇帝本紀》，在傳播時，他選擇了改成《聖安本紀》，隱去了「皇帝」的字樣，儘管如此，也因「本紀」二字而犯了忌諱，後人不得不偷偷改成《聖安記事》，才得以將此書保留。

從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匯考》里我們能看到，只要書中有「甲申」、「乙酉」、「弘光」、「隆武」、「永曆」等詞，那麼這本書就一定會被禁毀。

這並非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我們的關注點在它之後的走向。

有趣的是，到了乾隆年間，清政府對南明史的官方論斷又有了嶄新的描述。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甲午下諭：「明至崇禎甲申，其統已亡，然福王之在江寧，尙與宋南渡相彷彿，即唐、桂諸王轉徙閩、滇，苟延一線，亦與宋帝昰、帝昺之播遷海嶠無異。……當國家勘定之初，於不順命者自當斥之曰『偽』，以一耳目而齊心志。今承平百有餘年，纂輯一代國史，傳信天下萬世，一字所系，予奪攸分，必當衷於至是，以昭史法。……今平情而論，（明末）諸臣各為其主，節義究不容掩。朕方嘉予之，又豈可概以『偽臣』目之。」

這份諭旨在歷史上非常出名，它牽引出了清中期對明亡諸臣的重新評價。

事實上錢澄之早在康熙年就有過論斷：「古帝王於天下初附，未嘗不錄降者之功，而聽不降者之死。天下既定之後，則必以死事者為忠臣，降者為失節，所以教忠也。不當國家鼎革之秋，則忠臣義士之節不見。今禁丙戌死事者不得名節義，則節義將以何事見，當於何時成乎！」

果不其然，當時間過去近百年，人心安穩下來後，清廷的訴求就從禁止歌頌變成了表彰忠臣，乾隆開始給史可法、何騰蛟、瞿式祀、張煌言等一乾死節明臣樹碑立傳。如今我們看到的許多明死節臣子的墓碑，上面便都有了「皇清」字樣。

杭州張煌言墓

這場浩浩蕩蕩的表彰運動，足足持續了十多年，前後有三千多名明臣被表彰，最後出了一本《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勝朝」便是前朝之意。

與此同時的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則下令撰寫《貳臣傳》，將洪承疇、馮銓、錢謙益、李建泰等降清明臣錄入其中，說：「雖皆臣事興朝，究有虧於大節。」

和錢澄之的話完全符合。

不難想像，乾隆此舉並非是真心認同一些人、摒棄一些人。天下已經安定，明遺民早已全部魂歸故里，沒有再反清的土壤了，這一舉動不僅能收得漢族士子的心，還能宣揚忠君愛國的思想，何樂而不為呢？

而作為被拿來做文章的南明史，也終於再次慢慢抬頭。

正如上文所述，到了道光、咸豐年間，「南明」二字終於又出現在了民間著史里。

現在讓我們將目光轉向晚清。

《廣州市文物志》記載：「府城大北門外流花橋南畔象崗北麓一土丘，粵民呼之為君臣冢，荒壠數尺，卓立於菜畦間，百年來，耕人無敢犯之者。乾隆後，始修葺立碑以奠之，題曰：明紹武君臣冢。光緒九年癸未，粵東紳士捐資重修。」

在清末民初的幾十年間，早已成為歷史記憶的南明突然間又被反覆重提，無論是士人民眾，還是新舊知識分子，都將目光放在了這裡。他們想找什麼？他們想說什麼？他們想做什麼？

答案很簡單了。南明作為一個歷史記憶，再度「不情願」地被拉了出來，成為政治變革中反滿的需要，成為革命的合法性來源。

1905年，孫中山和黃興等革命先驅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話改編自朱元璋「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紀陳綱，救濟斯民」弔民伐罪的口號。

1912年2月15日，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拜謁明孝陵。

用意明顯。

事實上不止是孫中山，1902年，章太炎在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上就曾說過：「願吾滇人，毋忘李定國；願吾閩人，毋忘鄭成功；願吾越人，毋忘張煌言；願吾桂人，毋忘瞿式耜；願吾楚人，毋忘何騰蛟；願吾遼人，毋忘李成梁。」無不針對清廷而來，同時將明亡視為亡國論調至此重新抬頭。辛亥革命成功後，蔡鍔在雲南昆明逼死坡立碑，上書「明永曆帝殉國處」七字，至今尚存（上文中有圖）。

甚至「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提出也與此有密切關係。有清一代，黃宗羲和王夫之的學說始終被打壓，而顧炎武實實在在開啟了樸學的先河，因此一家獨大。等到了晚清，為了推行改革，梁啟超發現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大加讚賞，將它視為播送民主思想的工具，印成刊物廣而告之，同時將黃宗羲抬到了與盧梭一般的高度。至於王夫之，那是從曾國藩開始發力，到郭嵩燾、到彭玉磷，最終到譚嗣同，一群湖南人齊齊發力，從《船山遺書》到船山學派，配合當時的民族主義熱潮，終於名列三大思想家之首。

南明史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中，不斷地被建構著。

時間再轉向抗戰時期，柳亞子該登場了。作為南明史研究大家，柳亞子關於南明史的著述大都是在抗戰期間完成的，從學術成就來看，柳亞子對南明史的研究是不及同時期的謝國楨和孟森的，但他的南明史研究發端於南明，卻作用於抗戰。

南明史和抗戰之間的聯繫大家一想便知，在那樣的一個環境下，日寇從東北入侵，一路逼近南方，到處燒殺搶掠，這一切都和三百年前的那一幕如出一轍。柳亞子研究南明史，目的是為了弘揚這種民族主義精神，目的是為了調動起大家抗戰的情緒。

揚州史可法祠有一副對聯：「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日本侵佔時期，許多人去這個地方憑弔，以鼓舞抗日的志氣。

抗戰過後的南明史又再一次被重新建構，這時訴諸顯示的對象則成了大陸和台灣。

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鄭成功成了幾百年來最值得重視的人物之一，因為在他身上存在著多種形式的政治符號。對明朝來說，他是延平郡王、海外孤忠，值得敬重；對清朝來說，他是南明遺室、明祚忠臣，需要樹立；對日本來說，他出生日本、母田川氏，應當宣傳；對民國來說，他反清復明、一心反攻，真要弘揚；對大陸來說，他對抗荷蘭、收復台灣，必須頌揚。

這樣一個人物，在三四百年的歷史長河中，經久不衰，不可不說是一個奇蹟。人們提取著自己想要看到的那一面，為之建構，竟還原出好幾副不同面孔的鄭成功。

然而鄭成功抗擊清廷、收復台灣，又絕非這幾副面孔說的那樣簡單。

鄭成功是海盜出身。不可否認他抵抗清兵確有一腔報國志誠，但與其說他是英雄，毋寧說是梟雄。

當扯開鄭成功單一形象去翻查細節時，會發現他也曾試圖和清廷談判準備投降過。只是當談到到最後一刻時，在剃髮問題上僵持不下，最終未能達成協議。

鄭成功心裡有明祚，在有明祚的同時，還有鄭家的海上商業活動。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投降了清廷，下場很慘，不僅被軟禁，一生的經營事業也全部丟失。這個時候鄭成功接過了重擔，他知道海上事業才是自己的底牌，和清廷談判，那麼必須保存自己的實力，而趁著順治駕崩、清廷哀嚎，自己的兵力又亟需補充時，鄭成功終於決定攻打台灣。

廈門鄭成功雕像

張煌言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刻寫了《上延平王書》：「……倘尋徐福之行蹤，思盧敖之故跡，縱偷安一時，必貽譏千古。」言辭激烈，指責鄭成功放棄大陸河山而不顧，只圖在台灣自保。也許張煌言此刻想到了二十年前的史可法也是如此，那時史可法面對北方河山陷入敵手，不管不顧，只安排四鎮在淮河沿岸駐防，不圖進取、只求偏安。如今節節敗退，便連大陸河山也要拱手送人。

鄭成功卻別有一番心思。從他對部下的話來看，他覺得大陸已經快要失守，永曆朝廷已經岌岌可危，等清廷國喪緩過神來，自己必然不保。而台灣遠在海外，雖目前被海上霸主荷蘭人佔領，但荷蘭在這裡的兵力並不多，而且一旦收復了台灣、把控住金廈，那麼進則緩圖大陸、退可往來海上，可做自家鄭氏集團百年來的基地。

出於這樣的原因，鄭成功堅持明朔、抗擊清兵、收復台灣，而這三個舉動，也在後來的三四百年里被歷代政權所重構，最終形成了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政治符號，便連關羽和岳飛，都不曾像他這樣始終如一地被尊崇過。

事實上呢？舉個例子，延平郡王鄭家，在台灣的最高領導權並非來自「延平郡王」，名義上說有寧靖王朱術桂和魯王世子朱桓在台灣，延平郡王的封爵並算不上第一，那麼是什麼讓鄭家得以取得最高領導權的合法性呢？是永曆皇帝封鄭成功的「征討大將軍」，鄭成功有生之年從未使用過「延平郡王」的稱號對外發布過號令，而康熙二十二年收復台灣時，鄭氏最後繳納的才是征討大將軍印。這說明鄭氏集團是按照軍事體制建立的，從未有過讓它轉變成政治體制的想法，而一旦轉變成政治體制，鄭家是要當曹操呢、還是要當郭子儀呢，這就兩難了，因此鄭家就這麼四十年如一日地維持著自己的軍事力量，名義上尊著明朔，不斷維護自己的集團利益。

近年來承擔宣傳功能的，除了鄭成功外，還有一個叫做顏思齊的，顏思齊是鄭成功父親鄭芝龍的老首領，作為「開台王」，他被認為是第一個拓荒台灣的人而被表彰，在去年的一部紀錄片里，多次強調了他「懷念故土」，身為「中華民族」，他必須承載起這樣的歷史符號。

你嗅出什麼了嗎？

結語 你的「南明」

回到文首。

在這樣的時代，有一則故事廣為流傳，併產生了數十個版本。

幾乎在所有的明遺民寫的清初史料里，都會安排一個人出任清廷的招撫江南大學士，然後與抗清人士碰面的戲劇場面。故事總是以那個人勸降為開頭。而那個人，就是洪承疇。

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的記載是在順治二年九月，當徽州人金聲、江天一抗清失敗後，被送往南京，當洪承疇勸他們歸降時，他們卻說早在崇禎年間洪經略（即洪承疇）便壯烈殉國，死後崇禎賜祭九壇，舉朝哀痛，隨後痛罵洪承疇：「汝何為者，冒洪經略之名而誣陷之耳？」洪承疇聞言羞愧，自行離去。

這個情節在陸陸續續的史料中幾乎被濫用了個遍。孫兆奎、黃道周、顧咸正、夏完淳等等幾乎每個會見到洪承疇的人都有後人編排過這樣的情節。我們自然知曉它們不可能全是真的，但它確然反映了某種時代心理。

什麼心理呢？我們來看看洪承疇家鄉（福建泉州）對他的評價。

在泉州，有兩條巷子，一是洪衙埕巷，一是通天巷。前者是洪承疇當年的豪華巨宅所在的巷子，據說周圍人聽說洪承疇叛變後，紛紛搬離此處，同時在其府宅對面修了一座通天宮，祭祀的是唐代張巡、許遠（文天祥《正氣歌》里有「為張睢陽齒」一句），張巡和許遠怒目滿面，伸出右手直指洪府，寓在指責洪承疇罪惡滔天之意。

雖然這兩條地名的由來和上面那些野史一樣，都不見得是真的。但這些都反映了一件事，一件可以說是大眾心理的事：人人都覺得洪承疇應該死，可他偏偏活著；人人都覺得洪承疇不該降，可他偏偏降了。

對洪承疇來說，他也始終懷揣著羞愧之心。順治二年，當清兵攻下南京城、明弘光政權瓦解後，洪承疇在南京問明士子何光顯「馬士英如何不忠」，馬士英是弘光朝的大奸臣，人人唾罵，然而何光顯說：「馬士英雖然不忠，未事二姓。」洪承疇聽了這話後很久沒開口，然後下令杖責何光顯後把他放了。

以上種種，都說明洪承疇作為明代高級官員，作為明帝國的棟樑之才，哪怕個人有著許許多多求生慾望或理由，他的投降也遭人痛恨。有人說每個人都有活下去的權利，是的，因此大家並未曾過於苛責和洪承疇一起投降的祖大壽，因為祖大壽投降後並不曾有作惡記載，洪承疇則不一樣了。

洪承疇投降的影響是難以估計的。

有很多種記載說洪承疇為何降清，每一種說法的背後都代表著對洪承疇的不同評價，這個問題涉及到歷史人物的心理動機，我們不便多言。但洪承疇降清不是因為看出後金終將取得天下（那個時代沒有一個人看得出），而是因為求生心切，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而洪承疇降清後，總是想辦法找當時已歸屬後金的朝鮮國麻煩，《李朝孝宗實錄》里就記載了這樣一句話：「明人仕清國者，如洪承疇、亨銓等，皆懷害我國（朝鮮）之心。洪專以大凌河之敗歸罪於我，馮則累上書請令朝鮮一體剃頭。」

洪承疇為什麼要怨恨朝鮮呢？因為在松錦戰爭中，朝鮮助清參戰，尤其是朝鮮炮手的得力幫助，才使得洪承疇一敗塗地，由此可見洪承疇降清後也並未完全認同清朝，乾隆後來說他降清是「畏死悻生」，大抵如此。

但儘管洪承疇沒有完全認同清朝，而不妨礙他做下了許多對不起漢族的事情。作為明帝國最高級的官員之一，他掌握的機密是過去所有投降的官員里都不曾有過的，洪承疇剛投降沒多久便將朝鮮、日本及東南亞多國和明廷之間密謀的水師攻後金計劃和盤托出，導致唯一一個從海上攻東北的機會功虧一簣，直接影響到了東南亞格局，使得朝鮮不得不在密謀暴露的時候選擇徹底倒向後金，也從而影響了日本最終堅持不出兵助明（南明乞師日本有近二十次）。可以說洪承疇剛一投降，就扭轉了當時最後一個有利於明廷收復東北的局面。

再往後看，洪承疇出鎮江南，阻擊明隆武政權五路出擊、誘降鄭芝龍，坐守長沙，使得明軍始終難以突破西南防線，這些舉動也許是因為他無法面對自己的投降，而要整個神州大地為他的懦弱陪葬。

沒有人願意去代入吳三桂，沒有人願意去代入洪承疇。

從南明史發生後開始到現在，每時每刻它都是被建構的符號。

不過也不必感到憤怒或難受，第一歷史永遠存在著，第二歷史永遠有人為之奔走著，歷史建構也永遠在進行著。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是政治範疇的事情，不是歷史範疇的事情。

很多朋友都喜歡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麼不妨去看看，為什麼會這麼打扮它們？

因為你自己也在建構著南明史。

很多人讀南明，因為它壯懷激烈，閻應元；很多人讀南明，因為它承載著失敗者的悲歌，李定國；很多人讀南明，因為它總是給踏實做事的人以致命一擊，堵胤錫……

江陰閻應元祠

讀南明史，你能讀到你想見的那個人。這就是生命的價值。

讀出你的「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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