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詩詞看毛澤東的文化自信與自覺

06-04

「喜聞樂見」、「民族風格」、「中國氣派」

——從毛澤東詩詞看毛澤東的文化自信與自覺

朱向前

長期以來，毛澤東詩詞以她史詩合一的史詩品格和天風海浪般的磅礴氣勢，光昌流麗的華美文辭以及瑰麗奇譎的浪漫想像等藝術風範，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以致他的敵人也為之折腰，她的風靡程度一度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詩人詩作。如果說這種風靡當年還有很多非詩的因素在起作用的話，那麼，今天，毛澤東離開我們36年了，可他的詩詞還依然頻頻出現在舞台、熒屏、教科書和文學作品乃至酒店、客廳、會議室、賓館大堂和億萬人們的口碑中。若以耳熟能詳的普及程度論，他的不少名篇警句仍然超過了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等代表作，基本上和「舉頭望明月」這樣的中華民族文化符號達到了同一級別。顯然，這就要歸功於毛澤東詩詞本身的藝術魅力了，這也是政治淡出、文化凸顯的一個結果。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時光淘洗，毛澤東詩詞中的上乘之作（我個人認為約20首左右）已然完成了一個經典化的過程，作為晶瑩璀璨的浪花匯入了瑰麗壯闊的中華文化長河之中。問題是人們都自自然然接受了這樣一個現實，似乎天經地義，本該如此，卻忽略了反向思考，比如從來就少有人設想過，如果毛澤東寫新詩又會如何？毛澤東為什麼鍾愛或者說選擇了格律詩詞這種古典形式？這是妙手偶得還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如所周知，新詩進入中國100年以來，給中國的詩歌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找到了新的資源，融入了新的元素，反映了新的生活，開出了新的生面。這100年，實際上也是新舊體詩暗中較勁和比賽的100年。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也在不停地此消彼長，但它們之間孰優孰劣，更多的人和更多的時間都採取了不爭論主義，各寫各的，只做不說。毛澤東作為大國領袖，以他的襟懷、氣度、魄力和眼光，對各種文化自然是兼容並包，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是具體在新舊體詩的問題上，他老人家倒是終其一生鍾情於古典詩詞，並且身體力行，成就了中國古典詩詞在20世紀的最後一座高峰，而且還在上個世紀50年代集中思考並三次公開發表了他支持古典詩詞的看法。這顯然是不同尋常的，耐人尋味的。

據多種資料載，毛澤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對新詩發表的臧否意見是以半開玩笑的形式說的：「我是不讀新詩的，除非給200塊大洋。」這句話橫空出世，前後語境也不可考，似乎是個孤證，據此就斷言毛澤東否定新詩顯然還缺乏說服力。但我們不能光聽其言，還要察其行。據海外著名華裔學者周策縱先生1977年撰文研究「發現」，毛澤東《沁園春·雪》曾受胡適《沁園春·新俄萬歲》一詞影響。胡詞作於1917年4月17日夜，所詠實是十月革命前的三月革命。發表於1917年《新青年》三卷四號，1920年3月又收入《嘗試集》中。而青年毛澤東當時正是《新青年》和陳獨秀、胡適的忠實讀者與崇拜者（此為毛親口與斯諾所言），更何況胡詞是熱烈歌頌新俄革命的呢。據此，周策縱先生認為，毛必受胡詞感動很深，故19年後用同一詞調詠雪，而且其主題「雪」以及頭三句「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即涉胡詞開頭「凍雪層冰，北國名都」句轉變而來。毛詞「千里」、「萬里」也可能受了胡「一萬里飛來」詞句暗示。如此等等。言之鑿鑿。（參見周策縱：《論胡適的詩》，見唐德剛《胡適雜憶·附錄》）

當然，毛詞是否如周說，如此深受胡詞影響，我並不認同。雖然周文也並無惡意，只是指出詩人創作間的一種相互聯繫與發明，更何況，毛詩創作歷來轉益多師，直接取自「三李」的詩句都並非個例。恰恰是周文這個研究心得我能接受，即毛氏《沁園春》在創作上受到胡氏《沁園春》一定的啟發。因此，我就有了一個比較，當年胡適作為青年毛澤東崇敬的新文化運動旗手兼新詩第一大詩人（他的《嘗試集》早於郭沫若《女神》一年出版），毛卻對他大量的新詩視而不見（試想，像《兩隻蝴蝶》，像68首新詩中以「了」字結尾的詩句就達101句，這怎麼得了，又如何入得了毛澤東的法眼？！），唯獨一首《沁園春》卻令毛澤東惺惺相惜，20年不能釋懷。無獨有偶，還有一個郭沫若的情形與此相類。郭沫若作為20世紀中國新詩泰斗又兼舊詩大家，與毛以詩友身份過從甚密。但終其一生，毛對其公認的新詩領袖地位和突出成就未置一辭（試想，像《站在地球邊上放號》，像「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怎麼得了，又如何入得了毛的法眼？！）卻以舊體詩詞樂此不疲地相互唱和了大半輩子。毛澤東號稱「不讀新詩」，恐怕最初就根源於胡、郭的早期新詩印象。僅此兩例，也足以看出毛澤東詩歌的取向了。但我在這裡要強調的還是兩首《沁園春》的比較，從比較中得出早年毛澤東作為一個詩歌創作者，在師承與借鑒上，完全聽憑自己的興趣、愛好與修養引領，下意識就地走上了一條親古典而遠現代的必由之路。說「下意識」，是說他當時還無意也無暇於新舊詩的優劣長短之比較研究，只是跟著感覺走，用自己喜愛的形式，寫自己想寫的而已；說「必由之路」又分兩點：一是先天的，即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優秀古典詩文對他的浸潤與生俱來，深入骨髓；二是後天的，即戎馬倥傯中的「馬背詩人」更便於推敲凝練精短易記的格律詩，而難於抒寫形式散漫、不拘平仄押韻的自由詩。

毛澤東第二次對詩歌公開發表意見是在1957年，他給時任《詩刊》主編的臧克家寫過一封信，提出不宜在青年中倡導古體詩詞云云。但這隻說出了一半，是他的表層意思，而深層的另一半，此後不久，他自己親口對時任湖北省委秘書長的梅白說出來了，他說：「（給藏的信，筆者注）那是針對當時的青少年說的，舊體詩詞有許多講究，音韻、格律，很不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的思想，不如新詩那樣自由。但另一方面，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們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句，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造，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嘛！」（見《毛澤東與梅白談詩》，載《文摘周報》1987年3月26日）。大家知道，給臧克家寫這封信，起因是《詩刊》要一次集中發表15首毛澤東詩詞（具體是《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西江月·井岡山》、《如夢令·元旦》、《菩薩蠻·大柏地》、《清平樂·會昌》、《十六字令三首》、《憶秦娥·婁山關》、《七律·長征》、《念奴嬌·崑崙》、《清平樂·六盤山》、《七律·和柳亞子》、《浣溪紗·和柳亞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調歌頭·游泳》等）。應該說這是《詩刊》的一件大事，新中國詩歌界、文學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時也是毛澤東創作生平中的一件大事。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大規模地一次親自審定並公開發表自己的詩詞（此後還有兩次分別是1962年5月號《人民文學》發表詞6首，以及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匯總出版的37首作品的《毛主席詩詞》），而且這15首作品中除了「和柳亞子」的兩首略遜之外，基本上都堪稱是毛詩中的上品。而且這時候，毛澤東的領袖聲望正如日中天，享譽世界；他的詩作影響也口碑日隆，一個大詩人的形象呼之欲出。當此之際，隆重推出這一批詩詞意味著什麼，將要產生何種影響，毛澤東應該心中有數。它甚至可能成為一種導向，變為一種風尚。但恰是這一點又似乎與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建設方向不甚合拍。正是憂患於此，毛澤東才專門給臧克家寫信，特別指出「青年不宜」，預先潑了潑冷水。但在內心深處，正如他親口對梅白所說，「一萬年也打不倒」！這表明了他對中國古典詩詞的強大自信，同時也包括了他對自己創作水準的清醒定位，這可以說是毛澤東堅定而真實的詩歌理念，也是支撐他一輩子筆耕不輟直至80高齡還反覆修改詩作的文化動力。

毛澤東第三次也是最正式地對詩歌公開發表意見是在1958年春天的成都會議期間。這是中共歷史上一次重要的經濟工作的馬拉松會議，前後開了一個月。但自始至終毛澤東心情愉快，多次在會上作長篇講話，還興緻盎然又別出心裁地給與會中央委員印發了如《蜀道難》（李白）、《詠懷古迹五首》（杜甫）、《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等歷史上大詩人寫四川的詩，要大家讀點詩詞，長點知識，說：「印了一些詩，儘是老古董，搞點民歌好不好？每人發幾張紙，寫寫民歌，不能寫的找人代寫。限期十天收集，下次會議印一批出來。」在一次大會講話中特地從民歌問題講到中國詩歌發展的出路問題，指出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99頁）。

如果說前兩次毛澤東還是以個人或詩人身份談論詩歌（無論是口頭揶揄新詩還是書面挑剔舊詩）的話，那麼，1958年這一次則大不相同了，一是形式不同了，在黨中央的正式會議上作正式講話；二是身份不同了，以領袖名義鄭重「指出」：「第一條、第二條……」毋庸置疑，無可商量。很顯然，這決非他老人家心血來潮的信口開河，而恰恰是自1957年以來結合他自己的創作經驗及多方回饋而深思熟慮又高瞻遠矚地得出的關於中國新詩出路的明晰結論：形式是民族的。而它的基礎「第一條是民歌」，強調的是源頭活水，是大眾化，是普及，這和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人民文藝觀」是一脈相承的。甚至更早，在1938年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他就提出了「文學的民族形式」問題，要求「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結合起來，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毛澤東看來，廣大的工農群眾是最富有革命激情的歷史主人公，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也理所當然是新文化的主要表現和服務對象。因此，通俗易懂、喜聞樂見是必須的。具體到詩歌而言，民歌是最接地氣的地域文化和鄉野文化的韻文化表達，來自百姓又為百姓喜愛，大可借鑒和學習。為此，毛澤東不僅作文章極講求明白曉暢，要像魯迅一樣「多用口語」，就更「神氣」。作詩亦如是，一是少用典，去深奧（除早期的《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虞美人·枕上》、《賀新郎·別友》等幾首抒發個人友情、愛情的詩作用典較多之外，此後作詩基本不用典了）；二是多口語，更鮮活。如「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風景這邊獨好」，「江山如此多嬌」等等。不勝枚舉，明白曉暢，朗朗上口。我常說，毛澤東一個人看似在不經意間就輕而易舉地完成了中國古典詩詞表現當代生活的現代轉型。其實並非如此簡單，毛詩創作是有明確理念與追求的，而且一以貫之，堅定不移。

「第二條是古典」，強調的是歷史遺產，是普及基礎上的提高，要分出一個「文野、高低、粗細」來。僅從形式上看，古典詩詞的凝練雋永、短小精悍，整齊押韻、鏗鏘跌宕，把建築美、音韻美集於一身，它不僅僅符合中華民族的審美傳統與習慣，它也符合整個人類的審美習慣與吟誦和記憶規律。往大里說，有唐詩宋詞歷經千年而傳唱不衰有口皆碑，往小里說可舉中國歌劇為例，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歌劇新作迭出，但最有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標誌就是有唱段廣為流傳）我個人認為不過5部：《劉胡蘭》、《白毛女》、《洪湖赤衛隊》、《江姐》、《黨的女兒》。而這5部歌劇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就是唱詞的民族化（當然也包括音樂的民族化），當然，這個民族化指的就是毛澤東說的「民歌」加「古典」的大體整齊押韻的歌行體或新民歌體。而與之不同的「外來體」歌劇，題材、主題可能不錯，但歌詞太不講究對仗、韻腳，一味自由散漫、長短不拘（如宣敘調、詠嘆調之類），結果往往是湮沒無聞，甚至自生自滅了。於此我還想到自己年輕時有過10年學習寫詩的經歷，曾經下功夫背過「三李」「蘇辛」，也背過莎士比亞、雪萊、拜倫、惠特曼、歌德、普希金、泰戈爾，甚至艾青、徐志摩。而今30年過去了，前者還略有記憶，後者充其量只剩得一鱗半爪了。由此觀之，表面看來，民歌加古典創化出來的民族形式，一是便於接受，流傳廣泛；二是便於記憶，影響深遠。而再往深里看，恐怕還有一層，那就涉及到漢字及漢字思維了。由於漢字結構的獨一無二的象形與會意，常常造成一字多形多義的效果（比如一個「明」字，左日右月，我們一看到它，首先想起一個太陽，然後又想起一個月亮，太陽加月亮，當然大放光明，三重形象疊加，何其豐滿、充盈、生動）。早在1908年，美國語言學家范尼諾薩就曾著文闡述漢字的象形所造成的動感，所包含的具體圖畫和多詞類功能；因其非抽象性，包涵濃厚的感性直觀素材而最能表達詩的本質，「由於其記載了人的思維心態的過程而開創了語言哲學的新篇章」（轉引自鄭敏《一場關係到21世紀中華文化發展的討論：如何評價漢語及漢字的價值》，《詩探索》1996年第4期）並對此「漢字思維」特點驚嘆不已——漢字僅僅是「更能表達詩的本質」嗎？范氏發現不正是今天西方有識之士開始頻頻叩問與推崇「儒教文明即將拯救人類」的先聲嗎？

其實，百年以來，經過新文化運動的衝擊與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蕩，中華士子們也始終沒有停止比較、探索與選擇，恰如陳寅恪先生所言：「在吾國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當然，他說的是大師的標準與風範：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綜觀近現代諸大家，經、史、子、集、儒、釋、禪，無不通者，不如此不能有大成。但掰開來說，我更看重後一方面，即「民族根本」。而且依我看來，近現代諸子多可作如是觀。從張南皮的「中體西用」，到魯迅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從王國維的沉湖殉葬，到辜鴻銘、錢穆的終身「衛道」；從林語堂的「中華文化至上論」到陳寅恪、錢鍾書皈依傳統以至於書寫方式都回到豎寫、繁體、文言而決不妥協，並且依然達到了學術高峰，這究竟作何解釋？與此相近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台灣作家余光中、白先勇，他們在20世紀中葉也曾先後留學英美，也曾迷戀過艾略特和羅伯·格里耶，但當他們回到台灣後，也是一頭扎進了傳統文化之中，余光中還專門為此撰文，自稱是文化上的「回頭浪子」，而且他們也都成了台灣文學復興的領軍人物。這又作何解釋？難道僅僅是說明了他們「好古」或「守舊」？或者說明了中華文化的惰性和強大的慣性，難道不可能或者更可能說明了恰恰是近現代諸子之殊途同歸——從本土出發，遊學多年，在精通數門外語、深諳異域文化也就是說擁有了雙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之後，進行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的深刻比較，最終的選擇是回歸傳統。如果再收縮到詩詞創作的範圍來看就更說明問題了。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一樣，開國元戎中朱德、董必武、葉劍英、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也都是古體詩的愛好者與大作手。這一傳統一直影響到了今天我們黨與國家以及軍隊的很多領導和將領。同樣，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也從不寫新詩，卻寫得一手漂亮的舊體詩。當然，他們都是舊瓶裝新酒，以舊體詩反映新時代、新理念、新生活，成了此一道路上的開山與大師。他們的同道還有茅盾、郭沫若、郁達夫、周作人、林語堂、陳寅恪、聶紺弩、錢仲聯、錢鍾書等等。這可以說是相當一部分近、現、當代中國文化巨子的共同選擇，從或一意義上說，也代表了中國文化的選擇。時至今日，以發表舊體詩為主的《詞刊》雖然民間，其發行量與影響早已遠遠超過官方的《詩刊》，這又可以說是代表了草根的選擇。

今天，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文化強國的歷史征程中，我們重溫一代偉人毛澤東在半個多世紀前就描繪出的中國新文化發展藍圖三要素——「老百姓喜聞樂見」、「民族風格」、「中國氣派」，說得是何等地好啊！毛澤東以他一輩子的詩詞創作，身體力行，率先垂範，使毛澤東詩詞成為了中國古典詩詞現代化轉型的重要里程碑。是不折不扣的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具有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典範之作！毛澤東前瞻性的詩歌——文化理念和成功實踐對於今天中國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和文化崛起，無疑具有十分深遠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