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六）

06-04

【專欄】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六）

觀點中國 opinion.china.com.cn 人物：張文木

與中國類似，印度——儘管在較低即地區級別上————也是被破碎的南亞國家群落所包嵌的國家，這些國家與印度呈不對稱性共存狀態。但與中國根本不同的是，印度大版圖下包裹的只是一個「個大腎虛」即內部社會結構已被完全碎化因此不能有效擔當洲際大國責任的國家。

——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地緣政治互動規律和特點

一、中國近代地緣政治變動及其規律

二、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地緣政治互動的特點

三、人民：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

四、中國與周邊地緣政治互動棋譜中的「支軸國家」

五、簡短的結語

二、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地緣政治互動的特點

印度和伊朗

如果說東南亞國家是一種對稱型碎片化且無重心的存在，那麼南亞的印度和西亞的伊朗具有地區重心的特點。

印度國家大版圖是英國人根據其控制印度洋的戰略需要有意識保留下來的。英國人在其制海權的實踐中明白：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為了長期控制印度洋，英國人在佔領印度後便儘可能地擴張印度的領土邊界；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英國人又用一切手段將印度內部自生型的結構予以碎化，使之變為對稱相互掣肘因而必須對外依附的結構。自1939年始，英國將其直接統治下的印度（稱英屬印度）分為13個省，其中包括緬甸。而印度王公統治的土邦卻被分為約600多個——這幾乎是法國黎塞留肢解德國以保障法國在歐洲大陸主導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據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提供的材料：「其中有15個可以認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爾、邁索爾、特拉凡哥爾、巴羅達、瓜略爾、印多爾、柯欽、齋浦爾、佐德浦爾、比加尼爾、波保爾與巴的亞拉。跟著就是許多中等土邦，最後是幾百個很小的地區，有些在地圖上並不比針尖大。這些小土邦大多數是在加提雅瓦爾、西部印度與旁遮普」。這種土邦在英國的嚴密監督下存在著，占整個印度面積的2/5。英王統治下的印度雖然是一個由英國統治的龐大殖民地帝國，可是，印度其實是分為英屬印度和土邦印度兩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國中之國的現象。印度版圖外觀完整而內部破碎的地緣政治結構保證了英國統治地位的穩固。而這種內部破碎又是英國人統治印度的前提，正如英國人統治印度是控制印度洋的前提一樣。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英國人對印度的碎化不僅是物理上更是心理上的。它最終表現在對印度人的自覺精神和自主意識的摧毀。英國在印度在無情鎮壓印度民族反抗的同時卻刻意扶持甘地思想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識。英國人將甘地塑造為印度精神的「聖雄」。甘地不主張——與中國的清末武訓的主張相似——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進行暴力抵抗，這樣就徹底抹殺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意識，使印度文化染上了「告別革命」的色彩。而沒有「革命」，印度就不可能實現有效的改造和管理。關於此，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蘭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小時」，羅斯福與斯大林的一段對話說得很明白：

羅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爾談印度問題，因為他羅斯福知道，丘吉爾對印度問題任何主意。丘吉爾認為，這個問題可留到戰爭結束以後解決。

斯大林說，印度是丘吉爾的一個病灶。

羅斯福同意這一點，但他認為，英國必須在印度採取某種行動。

羅斯福說，他希望同斯大林隨便談談印度問題。隨後他對斯大林提出一個讓今天美國「民主制度」的粉絲們想不到的建議。

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

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著走革命道路。

羅斯福說，關於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斯大林說，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

斯大林抓住了印度歷史中「告別革命」的軟肋！

英國人在印度推廣的甘地學說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使印度人失去了革命和反抗意識，對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衛的意識，使印度人最終失掉了民族獨立的靈魂，而失去了獨立的靈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馬克思說：「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馬克思還說「英國人在印度進行統治的歷史，除破壞以外恐怕就沒有別的什麼內容了」。

英國人不僅摧毀了印度人的反抗精神，更為重要的，他們還摧毀了能讓印度人重新整合為統一民族的工業基礎。我們知道，英國是以紡織工業起家的國家，初期更是以非常殘酷的手段確保工業技術立國。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當印度紡織品質量高於英國同種產品時，政府明令禁止人民使用印度的絲織品和印花布，出賣或貯藏這些印度商品者要被處以罰金。英國工業革命成功後，憑藉近代大機器工業和產品的低廉價格，整個地將原本高於英國的印度紡織技術以及建立其上的印度紡織業摧毀。馬克思不無感慨地說：

曾經產生了無數紡工和織工的手紡車和手織機是印度社會結構的樞紐。歐洲從很古的時候起就得到印度製作的絕妙的紡織品，同時運貴金屬去交換，這樣就給當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是印度社會裡的必要成員，因為印度人極其愛好裝飾品，甚至最低階級中的那些幾乎是裸體的人們通常都戴著一副金耳墜，脖子上套著某種金飾品。手指和腳趾上戴環戒也很普遍。婦女和孩子常常戴著沉甸甸的金銀臂鐲和腳鐲，而金銀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顛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機，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國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後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後就使這個棉織品的祖國充滿了英國的棉織品。從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顛向印度輸出的棉紗增長的比例是1:5200。在 1824年，輸入印度的不列顛細棉布不過100萬碼，而到1837年就超過了6400萬碼。但是在同一時期，達卡的人口卻從15萬人減少到2萬人。然而，曾以製造業聞名於世的印度城市遭到這樣的衰落決不是英國統治的最壞的結果。不列顛的蒸汽機和科學在印度斯坦全境把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徹底摧毀了。

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一書中以印度為例，對英國的自由貿易學說的虛偽性做了深刻揭露，他寫道：

1814年，印度對從英國進口的毛織品僅征2%的關稅，棉織品、絲織品僅征3.5%的關稅。相反，英國對從印度進口的原棉征的稅很輕微，但對印度的棉織品征的稅則高達70%～80%。結果，在1814年至1844年的30年里，印度棉織品輸入英國的數量從125萬匹跌到6.3萬匹，而英國棉織品輸入印度的數量從不到100萬碼增加到超過5 300萬碼。」1840年，研究近代英國殖民地歷史的歷史學家M．馬丁在上院特別委員會作證時也說：「印度紡織工業的被摧毀是由於英國在大聲疾呼實行自由貿易，卻不許印度本國自由貿易。」

最後，斯塔夫里亞諾斯對英國在印度的政策一言中的，他說：「總而言之，英國人創立的整個基礎結構，旨在一個依附於自己的殖民地經濟，而不是一個獨立發展的經濟。

由此，我們在印度看到了外表龐大而內部完全碎化了社會結構。印度獨立是在完整保存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產權關係和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地版圖基礎上出現的，巨大的版圖上承載的是從封建主義到殖民主義和獨立後的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關係，低成本的革命帶來的結果是高成本的和低效的發展。而這恰恰是印度與中國在同期獨立後出現巨大差別的原因所在。

與印度的近代起點相似，中國在近代史中從一個自主的宗法封建國家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版圖在20世紀上半葉被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反覆瓜分，幾經碎裂，但中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走上了與印度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使中國再次獲得基本統一；也就是說，中國今天的統一大版圖及由此形成的在亞洲的主體板塊地位是主要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象印度和埃及那樣靠外力即英國的力量贏得的。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運動使中國革命自然而然地帶上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性質。革命成功又使中國經濟徹底擺脫了原來依附於西方中心的性質，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此後中國經濟與印度迅速拉開了距離。如下表所示：

1913～1995年印度與中國業績增長比較（年均複合增長率 %）

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口

1913～19521952～19781978～19951913～19521952～19781978～1995

印度-0.31.72.81.02.22.1

中國-0.12.36.00.72.01.4

不難看出，1952年是中國與印度經濟差距全面拉開的第一個關節點，而恰恰在這一年，作為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成果即中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並開始向社會主義所有制過渡；而在印度，不觸動產權關係因而是馬拉松式且最終不了了之的印度土地改革才剛起步。徹底且成功的土地改革正是中國革命的直接結果，抓住這一點，也就抓住了中國與印度國家潛力及其比較的關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中認為，中國上述成就的根源應當從包括土改在內的毛澤東的成就去尋找，他寫道：

隨著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高速經濟進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並非僅僅是經濟開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賴國內和國際貿易——導致了這些經濟經歷如此快速的經濟轉變。積極的社會變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識字的普及、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也為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們在這裡觀察的，不是經濟改革的社會後果，而是社會改革的經濟後果。市場經濟在這樣的社會發展基礎上繁榮起來，就像印度最近認識到的那樣，缺乏社會發展會阻礙經濟發展。

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麼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毛澤東是有意識地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擴展建立基礎的嗎（他事實上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假設是很難接受的。但是毛澤東的土地改革、普及識字、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等等政策，對改革後的經濟增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後的中國受益於改革前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

那麼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退出印度洋時為什麼沒有對印度——當然也包括埃及——進行全面而只是有限的肢解呢？

這首先是因為英國當時不具備全面肢解印度的力量，其次是英國覺得也沒有這樣做的必要。英國在被迫退出印度時對印度洋周邊國家的均勢重新做了完全不同於19世紀的安排。英國人根據自己控制印度洋的成功經驗，知道絕對的制海權來自絕對的制陸權。美國未來如果不能在印度擁有絕對制陸權，就不能擁有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為此，英國在離開南亞時給印度留下一個龐大版圖以此使印度有足夠的國力抵禦其他海上強國——比如美國——直接佔領，同時又留給印度一個破碎的社會結構以使印度的國力增長極限不足以形成對印度洋的絕對控制。同時，英國又在印度分裂出一個巴基斯坦從北方對印度實行牽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之間製造摩擦，以此牽制印度乃至中國未來進入印度洋的能力。這是英國為自己將來重返印度洋——2011年已重返利比亞了——埋下的伏筆。

伊朗位於亞洲西南部，中北部緊靠裏海、南靠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伊朗東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東北部與土庫曼接壤，西北與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為鄰，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國土絕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屬高原國家，海拔一般在900～1 500米之間。西部和西南部是寬闊的扎格羅斯山山系，約佔國土面積一半。中部為乾燥的盆地，形成許多沙漠，有卡維爾荒漠與盧特荒漠，僅西南部波斯灣沿岸與北部裏海沿岸有小面積的沖積平原。

在西南亞地緣政治中最具歷史意義現象的是扎格羅斯山脈馳東與興都庫什山、繼而與印度北面的喜馬拉雅山連為一體，與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壯偉的由西而東保障亞洲大陸「樞紐地帶」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天然戰略屏障。正是有了這道戰略屏障，除中世紀阿拉伯人統治時期外，伊朗在古代（如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薩珊王朝，公元224～651年）和近代已被肢解為多個伊朗高原國家（包括伊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區等），但這些國家最終還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列強的侵犯並使其避免了印度那樣完全殖民地的厄運。印度由於被屏蔽在這道戰略屏障之外並在近代被英國長期殖民，最終淪落為宗主國英國拋在南亞的「霧都孤兒」。

伊朗所處的地緣政治位勢對中國西陲安全具有極大的「橋頭堡」的意義。歷史上中國西陲安全長期面臨歐洲強勢東擴的壓力，如古希臘時代的亞歷山大東征、羅馬帝國的東擴、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及近現代歐洲、沙俄、蘇聯乃至進入21世紀的美國等都對伊朗高原國家進行過強勢入侵，這些外來列強的入侵無一例外地被拒阻於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不僅如此，伊朗高原國家與中國西陲被「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戰略屏障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樣，位於屏障最西端的國家伊朗實際上成為中國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牆」，它們抵抗西方列強的鬥爭的命運與中國西陲安全唇齒相依：如果伊朗被壓垮，那麼或海或陸由此東進的西方強勢力量就會沿著途經伊朗高原的古絲綢之路（在此地理基礎上形成今天的「歐亞大陸橋」）倒逼中國並對中國西陲造成重大危險。比如中國漢時期，羅馬帝國東擴——這是另種「北約東擴」——的力量被拒止於安息西部邊陲，這大大緩解了中國西部邊陲的戰略壓力；大概也是出於同樣的戰略需求，漢武帝派出的西域特使張騫還於公元前119年特意派其副手訪問安息（帕提亞，即今天伊朗地區）帝國，安息王竟激動地派出兩萬騎遠迎中國使者。這說明當時安息國與中國已有互為依存的戰略需求。同樣也由於近代阿富汗人民藉助興都庫什山的險峻地形對英國殖民者實行的極頑強的抵抗，英國無法北上接近遑論深入中國西陲的薄弱地帶即新疆西境勾結阿古柏偽政權禍亂中國；而世界最高峰喜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國在佔領印度的一百多年中竟無力從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國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國曾攻陷拉薩，但到了冬天，英國人因熬不過高寒天氣被迫撤回印度。英國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實」的經驗。這種經驗對英國世界霸權的後繼者美國來說也不是一點沒有：1950年，美國人曾想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為時半年的作戰裝備，由於「牲畜馱運是惟一實用的運送手段，上述彈藥數量約需7 000頭騾子的運送。由於沒有那麼多的騾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徑迫擊炮和彈藥可能無法運離印度」，以至美國後來也意識到對達賴集團的支持「在很長的時期內需要相當巨大的經費」。

「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系形成的對中國西陲的大縱深的防護使得近代西方即使佔領印度後仍不能有效地從西南陸上牽制中國，而不得不沿海路繞道進入東海推行其強力控制中國的目的。換言之，這條防護屏障不僅大大推遲了西方自羅馬帝國以來對中國全面入侵的時間而且減弱了——與印度相比——其影響中國的力度。同樣的道理，正是當年從中國新疆居高臨下西進的匈奴人，由於一路上沒有這樣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與羅馬東進速度相比——西進歐洲並迫使可能東進的日耳曼人南下並最終壓垮了羅馬帝國。

比較而言，處於上述「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屏護之外且地勢低緩的印度則較容易受到外來侵犯。印度平原約佔全國總面積的2/5強，山地只佔1/4，高原佔1/3，但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過1 000 米。低矮平緩的地形在全國佔有絕對優勢，不僅交通方便而且富饒。低海拔的平緩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禦外敵入侵的能力，並因此受到外族的長期佔領。值得中國邊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亞歷山大大帝，還是在中世紀繼而近代佔領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國人，乃至1962年早已獲國家獨立印度人，在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腳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動中國的西南部邊陲。這樣的歷史經驗支持我們得出結論，對中國西陲安全有重大關聯度的是以伊朗為前沿的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禦了羅馬帝國的東擴，今天它們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著「北約東擴」。由此，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的反霸鬥爭對中國國家安全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對伊朗高原國家原油進口有著巨大依賴性需求，伊朗高原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判斷成立的前提是中亞沒有出現中世紀阿拉伯帝國那樣的歷史條件——較之印度對中國更具唇亡齒寒的戰略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