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性騷擾事件能否成為里程碑

法的精神

金澤剛專欄

北航畢業生、女博士羅茜茜舉報其博士生導師陳小武長期性騷擾女學生一事持續受到熱議。1月11日晚，北航官微公布：已查明，陳小武存在對學生的性騷擾行為，經研究決定，撤銷其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職務，取消其研究生導師資格，撤銷其教師職務，取消其教師資格。隨後，1月14日，教育部決定撤銷陳小武的「長江學者」稱號，停發並追回已發放的獎金，已責成學校解除與陳小武簽訂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1月14日澎湃新聞)此次北航的處理迅速及時不拖泥帶水，教育部及時跟進同樣引來眾多點贊。

大學校園性騷擾不是新話題。羅茜茜的舉報，其實也是時隔12年後。據公益獨立媒體NGOCN統計，從2014年到2018年五年內就曝出了14起高校教師性騷擾事件。而針對這種現象，包括一些嚴重的中小學校園性侵案，不少涉事單位的反應卻是能捂則捂，能拖就拖。例如，去年歲末，南昌某大學女畢業生舉報該校國學院副院長周某性侵案，雖然女方公布了微信對話，對話中有關領導反而勸該女生就此罷手，以免「影響該院學生的前途」等。而幾天之前，針對對外經貿大學統計學院副教授薛某實施性騷擾的舉報至今尚在調查之中。不過，從媒體報道來看，許多人眼中的性騷擾並不是一個確定的法律概念，有待糾正。

「性騷擾」一詞，本是指以性慾為出發點以帶性暗示的言語動作針對特定對象實施的騷擾，通常是進行言語挑逗、肢體碰觸，妨礙受害者行為自由，並引發受害者厭惡、受委屈等反應。但各國對性騷擾的界定存在差異，在考慮一個涉及性的行為是否違背本國禮俗時，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思維習慣及生活方式。至少性騷擾與強制猥褻、侮辱婦女以及強姦有嚴格區分。事實上，我國通常認為性騷擾是一種民事侵權行為，主要侵犯了被害者的人格尊嚴和性自主權利，造成受害人心理和精神上的傷害。但因為實施性騷擾行為的時間地點往往較為隱蔽，造成的後果看不見，證明起來非常困難。不可否認，這也是很多校園性騷擾事件沒有下文的原因，也是一些起訴性騷擾案件敗訴的原因。如2003年北京首例性騷擾案以原告女方敗訴，2005年重慶也發生過女教師狀告校長性騷擾，結果也是敗訴。不過，如果有語言騷擾，留下了微信信息等性騷擾的對話，綜合分析能夠形成證據鏈的，則足以追究性騷擾人的法律責任。當然，這裡存在一個如何改變傳統權利觀念以及訴訟技術(如證明標準等)的問題。因此，被騷擾方應該注意留存收集證據，以在適當的時候反戈一擊。此次羅茜茜通過「HardCandy」的群聊向其他受害的女學生搜集了證言、錄音等證據，多人且多種證據相結合應該也是此次舉報成功的重要原因。

由於2005年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自此，發生性騷擾事件的單位和有關機關受理性騷擾的投訴有了明確依據。不過，就以往高校處理性騷擾而言，當事人雖被停職調查但往往後續處理乏力，即使查實後教職被撤，但其他學術稱號、學術地位難以受到影響。而此次教育部撤銷陳某某的「長江學者」稱號無疑是開創了一個良好先例。與此同時，從長遠來看，是否可以考慮對於嚴重的性騷擾事件的當事人規定一個「禁職期」，在此期間不許從事相應的職業，這樣做既是對本人的防治，也是對他人的威懾。校方在評定教授等職稱時，應重視教師的道德水準評估，不能「學問大於道德」。當然，如果在持續的性騷擾過程中，性騷擾人得寸進尺，實施了強制猥褻，甚至性侵害行為，被害人應該儘快報警，並保留有關證據。只要報警及時，司法追責不會遲到。否則，被害人很可能會受到進一步傷害。

最後，此次北航事件令我想起20多年前京都大學曾經轟動一時的矢野事件。時任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矢野暢教授是著名的政治學學者，在日本乃至國際學術界都很有影響。1993年，矢野因性騷擾遭到多名女下屬投訴，此事的影響逐步波及到媒體與社會，還有教授之間的辯論，直至引發了一系列訴訟。訴訟的另一方當事人是同為京都大學的中國學家小野和子教授。小野先生以其孱弱的身體擋在了眾多女性受害者的最前面。官司從1994年打到1998年，最終堅韌與正義的小野一方全面勝訴。小野先生的觀點至今發人深省，「做學問的人，說到底必須具備對人類生命的憐憫之心與正確的人權觀，現在追問的並不是單純的性騷擾，而是學問的根本」。矢野案後，京都大學改組了「人權委員會」，設置了校一級的商談機構，並製作了防性騷擾的小冊子。矢野案更成為法律界常常引用的案例。後來，在各大學相繼設置防性騷擾談話室，並推廣至全國的企事業單位。而且，防止性騷擾要作為企業的義務，一旦發生嚴重性騷擾案件，單位如果沒有相應處理好，就可能會被判付賠償金。

北航的性騷擾事件能否也像日本的矢野事件那樣，成為保護婦女權益，推動社會進步的里程碑式案件，值得大家期待。至少，在我們強調保護婦女兒童權益的大環境下應該有可能吧。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