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人文思想中的王權主義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認識中，人文思想是引人注目的問題之一。論者之中有人提出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人文思想，是提供天下為公、人格平等、人格尊嚴、個性獨立、道德理性、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我看來，事情並非如此。

　　中國傳統的人文思想，從其主流看，導向的是王權主義，即君主專制主義。從邏輯上講，專制主義可以包括在人文思想之中，從歷史上看，中國古代的人文思想很發達，君主專制主義也很發達，專制主義恰恰以具有濃厚的人文色彩的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另外，從內容上看，中國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題是倫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權。這種認識結構也決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導致專制主義。在古代的傳統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中，雖然有不少重民、愛民、利民、惠民、恤民、愛民如子、民為邦本等主張和理論，這些也常被人們稱之為民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等等。其實，事情的本質未必如此。古代的重民、愛民並不是目的，一般地說，它只是一種手段。孔子講得很清楚：「惠足以使人。」（《論語·陽貨》）不管人們「愛民」問題講了多少美好語言，「民」基本上是被恩賜和憐憫的對象，他的地位從來沒有比這更高過。那麼誰是目的呢?是君主，是帝王。人們常常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為民主思想的典型加以徵引，其實不應忘記他前邊說的兩句話：「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正說明君主是目的，「民」只是被憐憫的對象。

　　我們說君主是目的，並不是說君主是不受任何制約的。從理論體系上看，君主也是被規定的對象。他不僅要受到天、人的制約，還要受名分、倫理道德的制約，即受到道統的制約。但在總體上，這些理論又是對君主地位的肯定和維護。對君士的嚴格要求正是為了保證君主地位的鞏固與穩定。道德自然化，恰恰是君主因自然而為必然的證明。如下幾個方面就是君主絕對性的證明：

第一，君主能參天地，是調節人與自然的中樞。

　　天地化育萬物是古人的共同認識。在天地化育萬物的過程中，人並不是純粹的外在物，而是可以參與其中的。但一般人並沒有份，只有聖人君子才能做到。荀子說：「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荀子·王制》)。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聖與王在理論上不完全一致，但一般說來又是「內聖而外王」。正如董仲舒所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聖人、君主參天地的理論，把君主抬到超人的地位，君主不但被聖化，而且也有神化的意味。

第二，君主體現著自然與社會的必然性。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十分注重自然與社會的必然性，把這種必然性稱之為「道」、「理」、「勢」、「必」、「然」、「節」、「序」、「數」,等等。但人對必然性的關係卻各不相同：百姓處於渾渾噩噩的自髮狀態，只有君主、聖人知「道」，並把握著必然性。「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管子·正世》)「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韓非子·揚權》)君主是道在人間的體現。君主也只有「體道」《(韓非子·解老》)才能成為君主。所以又說:「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韓非子·主道》)「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二程《遺書》卷第十一)帝王是把握天理引諸於人世的中樞。他體現著規律和必然，首先必須遵從帝王。

第三，君主是認識的最高裁決者。

　　權力和認識本來屬於兩種不同的範圍。在古人的認識中，堅持和提倡權力與認識二元者雖時有其人，但在傳統中佔主要地位的是把兩者並為一元——君主是認識最高裁決者。《尚書·洪範》關於王道皇極的論述頗有代表性：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這幾句話是傳統思想最高信條之一，其妙處在於把王權、認識、道德和行為準則四者結合為一，而且以王權為核心。在這當中「王」雖然是抽象的，但上升為具體時，則表現為對王權的肯定。儒家倡導的「內聖外王」理論，為王之權力、認識、道德的統一作了更具體、更深入、更巧妙的論證。聖和王雖然常常有矛盾和衝突，但聖的最後歸宿是王。因此，王高於聖。荀子把君主說成「居如大神，動如天地」(《荀子·正論》)，就是把君主視為認識和道德的最後裁判。歷史上連續不斷的文字獄是權力與認識發生尖銳衝突的表現。中國的經學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但它作為官學，不僅為維護王權和封建秩序服務，同時又受王權的支配。其實何只經學，史學的主幹部分，所謂正史等，也多半是遵照官方的旨意來編寫的，到了清代，連版本都由皇帝「欽定」。從認識過程和邏輯來看，未必都以王為中心，但實際上王權高於認識過程和邏輯。中國古代不存在獨立的認識主體，這就決定了難有獨立的認識。

　　王權主義與人文思想不是兩種對立的思想體系，前者是後者的一部分。而且專制君主正是以人文思想很濃的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的。這種情況與西方近代的歷史過程有極大的不同。因為近代西方的人文思想與封建專制是對立的。中、西之所以會有這樣大的差距，關鍵是人文思想所背靠的歷史條件不同。近代西方人文思想的發展以商品經濟為基礎，而中國古代的人文思想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在以小農為主的自然經濟基礎上，不可能產生民主思想，而只能產生家長主義。而家長主義正是王權主義的最好伴侶。

（原載於《光明日報》1986年8月4日第3版）

（end）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