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鐘看完《飢餓的盛世》下，王朝衰落的前奏

在乾隆晚年，盛世的隱患逐漸顯露，土地分配不均、流民起義、政令通行不暢、官僚集團極端腐敗…而這一切都隨著大英使團的訪華暴露無遺，中國從歐洲人腦海中的富庶文明之地一夜之間成為東方的野蠻之地

《飢餓的盛世》

張宏傑 著

首版於2012年

原書426頁，簡寫後約24000字

下約1.4萬字

簡寫 | 熙熙編輯 | 為為 AURORA

作者簡介

張宏傑，蒙古族，1972年生於遼寧。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學士，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後，現就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著有《飢餓的盛世》《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坐天下》《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等。《百家講壇》主講人，大型紀錄片《楚國八百年》總撰稿。

書的目錄

上

第一章帝國遺產的繼承人

第二章盛世的保障

第三章統治風格劇變——孝賢皇后之殤

第四章 權臣的結局

第五章 盛世之巔

下

第六章 文字獄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八章 鴉片戰爭的種子

第九章 烈日餘暉

書的簡寫

文字獄

打擊「越級上訪＂

雖然「愛民如子」，但乾隆並不鼓勵他的子民們告御狀。乾隆認為，如果百姓表揚會促使官員步步高升，那麼假造民意，對於中國官員來說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如果老百姓可以隨便入京控告官員，那麼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為官場鬥爭的工具嗎？

作為一個力圖以權力籠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熱愛的是秩序和穩定，最恐懼的是民眾的自發性，但有時他也主動深入群眾，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詢問則可，底層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動向他揭發地方官的錯誤，卻使他十分不快。國家政治的運轉一定要在嚴格的政治紀律基礎之上，百姓有了冤屈，應該按規定層層上訪，不應該直接找到皇帝這裡。

對於這些告御狀的人，他一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也許他們所說都是實話，但他們的眼神里透露的卻都是執拗和不馴服，敢於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於和皇帝的眼睛對視，可見他們平日就並非安分守己之輩。如果天下滄海橫流，正是這些人會鋌而走險，對他們進行鼓勵，無疑是給國家政治埋下不穩定因素。因此，歷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歡搞一些御前判案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卻從不這樣做。那麼，底層民眾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嗎？

乾隆認為，群眾有權利上訪，但是一定得在國家政策規定內，一級一級來，不能越級上訪，更不能採取聚集、鬧事等危險手段。皇帝所開具的普通百姓對付貪官污吏的唯一辦法，就是必須在體制內反映申訴，尋求解決的辦法。

問題是，傳統社會體制內的申訴機制常常是失效的。底層百姓的上訪，最常見的處理方法是被上級發回基層處理。那又怎麼辦？ 這種情況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對於百姓對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嚴懲。而對官員的處理，不可過重。因為如果嚴處官員，那麼百姓必然得到鼓勵，以後會變本加厲，益發助長了以下抗上的「歪風邪氣」。

乾隆全力維護農民的生存權乃至溫飽權，但是絕不允許農民有政治表達權。統治者最熱愛的是穩定，而維護穩定的最核心手段則是維護綱常，一旦綱常紊亂，則統治者必然受到威脅。

所以，乾隆對於老百姓，有著對比鮮明的兩副面孔：

對於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視如赤子」。

對於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則視如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

1

儒家治國理想的破滅

乾隆朝文字獄乍一看起來，實在無法理解，乾隆的處理方式，似乎只能用喪心病狂四個字來形容。閱讀這些文字檔案，讓人不禁懷疑瘋了的到底是乾隆還是案犯。

對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人本身並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堅毅，處事精明細緻，智商情商都很高。這樣一個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來？

其實在文字獄的問題上，乾隆曾經非常通情達理，甚至還稱得上寬容大度。眾所周知，乾隆的父親雍正在位期間，曾經製造了許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呂留良案等。

註：呂留良是明末清初傑出的學者、詩人，也是堅定的反清復明人士，他散盡家財結客，支援反清的義軍。康熙年間，呂留良被革除諸生，出家為僧，震驚了當時的朝野。呂留良過世後，「反清復明」代表人物之一曾靜崇為其傳播，被告發下獄。而呂留良在死後49年，即清雍正十年，被雍正欽定為「大逆」罪名，慘遭開棺戮屍梟首之刑，所有著作被付之一炬，其子孫、親朋、弟子廣受株連，無一倖免，製造了清代以來最大的文字獄。

而乾隆為了剎住文字獄，採取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規定以後凡舉報文字之罪者，如果舉報失實，一律按誣告罪反坐。這一下，文字獄風潮一下子被剎住了。從乾隆即位初年到乾隆十六年，大清王朝文化領域風平浪靜，波瀾不驚。

正是因為統治者心態如此難得的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為數不多的文化生態寬鬆時期，那些已經放下了筆的文人學士們又開始吟詩弄月，評古論今。一時間，大清文藝界呈現出一派百花齊放的繁榮之貌。據推測，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就是在這個寬鬆時期開始寫作。可以說，乾隆十六年前的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對讀書人最理解包容的統治者之一，但是從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態驟變，導致這樣驟變的導火索，就是偽孫嘉淦奏稿案。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雲貴總督碩色向皇帝密報，他在貴州安順府民間偶然發現一件廣為傳抄的奏稿，託名為乾隆朝以敢言聞名的孫嘉淦所做，不過言語粗俗，內容不經，一看便絕不是孫嘉淦所寫，而是別有用心之人假借孫嘉淦之名攻擊皇上。

其內容是攻擊當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過」。這些具體文字內容已經無存，據推測是說乾隆舉辦南巡，浪費民脂民膏，金川之役濫殺官員，還誇大其詞地說他日常生活荒淫無度，最後甚至對滿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

乾隆立即命令碩色追查此稿的來源，這一查之下，結果更令他震驚。碩色最初彙報此案時，乾隆以為這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所傳，很快就能查明來源並且銷毀，把這件事的不良影響消弭於局部。不料，一開始追查，乾隆就發現這不是貴州一省的事情，全國各地都相繼發現了這封偽稿，甚至連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都爭相傳說其中的內容。至於傳抄查閱過的人更是數不勝數，查不勝查。

他突然發現，自己居然面臨著淪為和父親同一下場的危險。乾隆並不了解大眾傳播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小道消息是民間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眾對於那些官方傳播的、正面的陳詞濫調往往毫不關心，相反對於那些負面的，特別是刺激性的、轟動性的傳聞卻最為熱衷。傳播這些爆炸新聞時給人們帶來的超娛樂快感，是什麼評書戲曲都無法比擬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最後追查了一年多，網越撒越大，牽扯的人越來越多，卻仍是一頭亂麻，毫無頭緒。眼看著這樣下去，除了把偽稿內容更廣泛傳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結果，乾隆只好匆匆結案，把兩名傳抄過這個稿子的低級武官定為主謀，殺掉了事。

這一事件給了乾隆極為嚴重的心理刺激。抓不到真兇，皇帝就把仇恨轉移到瘋傳此稿的百姓身上。皇帝想起了韓非子的話，對老百姓來說，最需要的是如畜生一樣不斷加以鞭策，而不能「養恩愛之心」，因為老百姓是沒有頭腦的。

就在偽稿案沒有偵破之事，又發生了馬朝柱反清案 ,這是對皇帝信心的另一次重擊。乾隆十七年，兩江總督尹繼善向皇上密奏，地方官在追查偽稿案時，在湖北東北的大別山區，發現了一起聚眾謀反事件,據偵查有個叫馬朝柱的中年人自稱有法術，在深山之中以燒炭為名，就結眾人意圖反清。馬朝柱案使乾隆十分震驚，如果不是因為偽稿案牽連出這起反清大案，很有可能一場規模巨大席捲數省的反清起義一兩年後就要掀起。

兩起大案接連發生後，乾隆驀然發現，他治下的江山，原來遠不是自己看到的那麼四海昇平，陽光燦爛。

現實政治使乾隆頭腦中以儒治國的理想主義破滅了。原來愚民們只記得住鞭子帶來的痛苦，而記不住主上的仁慈，他們都是愚昧而輕信的，沒有頭腦、沒有判斷，只熱衷於傳播小道消息的快感，極易受不實之詞的矇騙，寄希望於他們給統治者一個公正的評價幾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越來越痴迷閱讀《韓非子》。他發現，原來他極為反感的這個政治理論家的話，今天讀起來卻字字珠璣。韓非子說，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憑道德教化，而是應該手握「法」、「術」、「勢」三種韁繩和鞭子，通過嚴刑峻法來強化權力的威懾力，使臣民不敢亂說亂動。

如果承認人性本惡，那麼儒家那套建立在人性本善基礎上的理想主義治國方案當然就是一廂情願，只有韓非子的建議是切實可行的。

2

消滅記憶

乾隆朝的文字獄，就是在乾隆的社會底層控制由「松」轉「緊」，對底層民眾的態度由「寬」轉「嚴」的背景下發生的。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獄多數看起來荒誕不經，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文字獄放到一起進行分析，背後的脈絡隱然可見。

乾隆朝文字獄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打擊重心在社會底層。中國歷代文字獄都是以士大夫階層為打擊對象，而乾隆年間觸犯文網者，則多數是下層知識分子或稍解文義的平民。

這些鄉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識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獄，大抵有三個原因：一是為人不安分，妄議國家大政；二是涉嫌傳播有民間宗教內容的邪術圖譜，對懷有秘密傳教和結社的背景；三是自稱託夢、天命下凡等，舉止荒唐妖言惑眾。

乾隆對歷朝農民起義的規律深有研究。總結中國歷史，他得出一個結論：社會底層最危險的人物就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亂。

乾隆朝文字獄有「逞才獲咎」型文字，指乾隆在登基之初曾廣開言路，每年都會有一些奇怪的獻策送到皇帝御前，但這些出自底層知識分子的作品大多粗陋不文，皇帝不過一笑置之。但從乾隆十六年起，突然大開殺戒，自此因獻策而得罪的文字獄連綿不絕；以及有圖碑類文字獄——關於民間流傳的預測凶吉的石碑的懲處；打擊民間宗教文字獄等。

乾隆朝消滅記憶運動進行得十分周密和徹底，以至於今天已經完全無法估計所承受的文化損失。除了焚毀書籍，乾隆還系統地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毀。估計不少於一千萬份明代檔案，已經被銷毀了。

3

戲曲的冬天與春天

除了文字，乾隆皇帝還格外關注戲曲。中國歷史上有禁戲的傳統，大清王朝是禁戲最為嚴格的一代。

作為資深戲迷，皇帝很清楚，不分青紅皂白地禁戲是極不明智的作法。「禁」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有的時候，會導致「逆向消費」。你越禁，老百姓就越想看。元、明兩代及順康雍三朝的禁戲最後基本都流於形式，戲曲越禁越火，越禁越普及，越禁越深入人心。

皇帝認為，任何事情都有兩面。一種娛樂方式，既然可以「污染思想」，同樣也能「凈化思想」。歷代統治者都有一個極大的誤區，那就是只看到戲曲「傷風敗俗」的一面，而看不到它在「正面教育」方面的威力。戲曲其實是教育底層民眾的最好方式。很多時候，你組織群眾學習聖諭，換來的往往是逆反情緒，而看戲比枯燥的學習和說教效率要高萬千倍。

因此，乾隆朝戲曲工作思路較歷代都高明。乾隆皇帝抓戲曲，有三方面內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創。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正式宣布在全國範圍內開始清理不良劇本的活動。乾隆一朝禁了約300齣戲，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類：一是有民族情緒、政治上有違礙的戲，二是才子佳人愛情戲，三是大量水滸戲，四是某些反應宮廷政治鬥爭的戲，五是有兇殺暴力內容的戲。所禁戲中，著名的有《長生殿》《桃花扇》《西廂記》《牡丹亭》等。

戲劇《牡丹亭》

乾隆皇帝並不是禁戲的第一人，卻是「戲改」工作的首創者。皇帝認為，對於那些內容基本積極向上的戲，不宜簡單粗暴禁毀，而應該通過局部修改，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為盛世文藝舞台服務。

乾隆皇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制定了劇本審查制度。戲改工作按「三個對頭」原則進行：

一、思想感情對頭，即對清王朝要懷擁護忠愛之情，對少數民族不得存歧視污衊之處；

二、基本情節對頭，人物身份和關係應有倫次，扮演應使人信服、不可過分誇張；

三、時代氣息對頭，不可亂用本朝服色，堅決糾正演員在著裝、語言以及整體風格方面低俗媚俗現象，「務須詳慎抉擇，使群言悉歸雅正」，從唱詞、幫腔、武打龍套、身段扮相、念白台詞，到鑼鼓、道具，都在皇帝的親自指導下，進行了反覆推敲修正，去掉了其中「反動」、「低俗」、「荒誕」、「不合理」部分，拔高提純，脫胎換骨。

除了禁和改外，乾隆朝還創造了很多新的曲目。皇帝按照「推陳出新」的原則，積極扶持重點項目，大力鼓勵新劇本的出現。

皇帝親自組織了層次極高的戲曲創作班子。這個班子由庄親王親自掛名，由刑部尚書張照擔綱，諸多有文藝才能的朝臣親自投入創作。

如上所述，乾隆朝戲曲工作中的思想控制更為精緻化、隱蔽化，皇帝煞費苦心，進行了很多創新。乾隆年間，中國戲曲史上發生了許多大事，比如徽班進京、高腔異軍突起、崑曲繁盛一時。乾隆皇帝對我國戲劇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然而，乾隆朝的戲曲發展卻呈現出一種怪異的走勢：既繁榮，又荒蕪；既熱鬧，又單調；既豪華排場，又內容空洞。

在皇帝的文藝政策下，乾隆朝戲曲內容呈現兩個特點：

第一，戲曲作品內容的道德化，專門以褒揚忠孝節烈之事為職事；

第二，戲曲文學樣式的詩文化，戲曲詞句越來越雅，缺乏激情深意，又大都是脫離舞台的案頭之作。

因此，乾隆朝既是戲曲空前興盛的時代，又是戲曲衰落的開始。

盛世的崩坍

大規模動蕩的前奏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前（1780年），大清王朝基本像乾隆想像的那樣，處於盛世頂峰。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的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復當年模樣。國家內憂外患不再發展，貧富差距加大、土地分配不均、流民聚眾鬧事起義（白蓮教）、國外的勢力威脅（英國訪華）

、貪污腐敗和懶惰之風極其嚴重，皇帝的命令不能有效的傳達到下層成為一紙空文等。然而皇帝對這一切都不太清楚或者不願意清楚，對國家形式誤判。那麼，何以在短短十多年裡，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現了如此翻天覆地之變化？

第一個原因是皇帝老了。

在中國歷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說是身體最好的一個。他生來身體強壯，精力充沛，然而身體再好，也無法抵抗衰老。從45歲以後，他的左耳聽力就有所下降，後來左眼視力也下降，而後又增加了失眠症。越是曾那麼酣暢淋漓地品嘗過青年快樂的人，越是難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

皇帝是沒有退休制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輕時的幾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務和職責卻一分沒少。如同一頭衰病殘疾的老牛，仍要拉著沉重的大車，老皇帝有些力不從心了。

隨著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面對如小山一樣的奏摺，皇帝越來越不堪重負，他開始一再強調地方官員彙報情況時，要語言簡明，並時以奏事過於詳細瑣細而對有關官員嚴行申飭，而年輕時的乾隆會因官員的奏摺中沒有事無巨細的闡述而訓斥。

早年峻烈無情的皇帝，晚年心態變得越來越寬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樣，嫉惡如仇、除惡務盡，相反他樂於施恩，樂於原諒別人，樂於聽到別人的感恩頌揚之聲，對於文字獄、民間宗教等的高壓也有所減輕。

放鬆法網的同時，皇帝施恩的手筆越來越大。乾隆末期財政並不十分寬裕，皇帝減免起稅收來卻並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錢糧；乾隆五十九年，皇帝普免八省錢糧。

當然，對百姓溫和的太陽，照在官員身上也一樣和煦。對於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污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或者加以寬縱。

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官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之後，懶惰和遷就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

如果說專制政治在經濟上必然導致獨裁者通過控制與壓迫進行剝削和壓榨，那麼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先前的一切高壓政策都不再被執行，新頒布的一些條例也都成了一紙空文，整個社會就像突然放鬆了緊繃的弦，不再有人監管，那麼官員懶惰貪污腐敗，社會治安混亂等情況就不可避免得出現了。

2

帝王私慾

對於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貪污者，人們的研究實在已經夠多夠細了。不過，人們往往過多渲染了和珅火箭般躥升中體現出的鑽營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獨特心態。事實上，和珅現象不過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產物，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時期，和珅絕無機會爬得這麼高，當然後來也不可能跌得這樣重。

晚年的乾隆被兩個矛盾所困擾：一個是大權獨攬的政治信條和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一個是不斷泛濫的物慾和不增加百姓負擔的承諾。

為了保證大權獨攬，老皇帝迫切需要一個得心應手的拐杖，或者說，一個有能力的貼身秘書幫他處理日常政務，執行具體決策。這個人第一應該在朝中沒根沒底，沒幫沒派，沒有什麼資歷，這樣才會俯首帖耳，絕對忠於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須精明果決，才華出眾，能夠實際替代皇帝處理一些複雜事務，否則難入以挑剔為名的乾隆的法眼。

和珅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和珅精通滿漢蒙藏四種語言，經史典籍無不涉獵，文字功夫出眾，並且武功騎射基礎也相當不錯，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特別以詩而聞名。更讓老皇帝感到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於智商。

事實上，對和珅的全面定位應該是政治家、經濟官僚、詩人、學者、藝術鑒賞家和政治鬥爭的失敗者。在乾隆後期，他在整頓國家財務制度，處理文化事務，特別是外交方面事務都做出了相當傑出的貢獻。僅這些才能已經足以使乾隆離不開他，更何況和珅還有一項為皇帝所急需的天賦，那就是理財。

傳統士大夫往往拙於理財，而和珅卻有著天生的商業頭腦。傳統社會中的財富觀念是靜態的，人們有了錢第一選擇永遠是買地，把流動資產化為固定資產「入土為安」。而和珅卻深通現金流動起來後的巨大威力，在不動產和現金面前，他顯然對現金更感興趣。

成為皇帝的私人助理後，他的經營天才迅速得到體現，並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視。乾隆四十一年，他出任內務府大臣。在此之前，這個負責皇室理財的機構經常是入不敷出，而他到任之後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彌補了以前的赤字，還出現了盈餘。

在乾隆眼裡，和珅簡直就像一個魔術師，總是能出人意料地製造出新的財源，議罪銀的制度化就是和珅的一個天才發明。

議罪銀是由罰俸演化而來。罰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員幾個月至幾年基本工資是懲罰輕微過錯的常用手段。隨著乾隆中期施政執法嚴苛，皇帝覺得罰俸數額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罰，所罰動輒上萬，改稱「議罪銀」。皇帝的初衷，不過是想讓官員肉痛一下，並沒有想把它制度化為一項財源。

和珅當政後，馬上發現了議罪銀的妙處。罰俸的決定權在吏部，款項由戶部承追，銀兩也交給國庫，過程公開透明，而議罪銀並非國家定製，故可以繞開吏部戶部，由軍機處負責，不納入國家財政，而是歸入皇帝的小金庫，而且其過程以及數額都可以不公開。因此，在和珅的建議下，皇帝批准議罪銀制度化，並且將罰銀的範圍大大擴展，從財政虧空之類的重大錯誤，到在奏摺中寫錯幾個字都可以一罰了之。

自從議罪銀制度化之後，大人們發現他們的錢包隨時有被和珅以各種借口打劫的危險。居官任上難保不犯錯誤，犯了錯誤就有可能被罰銀。至於罰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珅掂量這個官員家產的多寡而定。

在乾隆看來，議罪銀制度於國體無損，既沒有增加百姓的負擔，又寬綽了皇帝的手頭，還警戒了不法官員，真是一舉多得。而事實上，這卻是一項後果極為嚴重的惡政。

所謂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段，在享受花錢快樂的同時，皇帝對於那些踴躍交納議罪銀的官員不可能不高抬貴手。因此議罪銀實際上起不到懲戒作用，反而變相地使貪污侵佔合法化，為罪犯提供了保護傘，為貪官們壯了膽，讓他們貪污腐敗為非作歹起來心裡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珅通融通融罰錢了事。這一制度讓官員們貪腐起來更有動力，積累多年的家業被罰光後，官員們的第一選擇往往是更加瘋狂的搜刮。

3

中國人的盛世情結

中國人有盛世情結，盛世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夢，生逢盛世是每一個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

所謂盛世，就是內無嚴重的政治腐敗，外無迫在眉睫的敵國外患，社會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飽飯的時代。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這樣大規模的盛世出現過三次，即漢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開元盛世以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這三大盛世，還有幾個小規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東漢的光武中興、隋代的開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幾次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裡的小王朝也取得過不錯的治理成就。

然而也就僅此而已了。雖然歷代中國人夢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現就這樣屈指可數，其持續時間也不長。據統計，數千年中國古代歷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了災荒、動亂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這個詞是中國獨有的，漢文化圈以外的史書中找不到這兩個字眼。然而盛衰相對，沒有衰世作為背景，就沒有盛世的美麗和燦爛。

第一，中國歷史上的每個盛世都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禍亂之世作為前奏。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的必要條件。中國傳統文王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壓力，而大戰亂則為新王朝解脫了人口壓力，提供了興起的寬闊舞台。

簡寫者註：人口壓力產生的根源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社會貧富差距大，農民缺少土地而無法耕種糧食充饑，從而成為流民，引發社會動亂。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三百年一輪的土地重新分配，在大動蕩過去之後，新王朝只要能保證在幾十年內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那麼並不需要它提出多麼高明的發展策略，只需無為而治順勢而行，自然就會收穫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復期。所以說，每一次盛世都是對前一階段的大災難、大破壞的一種反彈、一種彌補。

第二，盛世的出現，得益於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三大盛世的君主們都非常善於從前人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比如漢王朝建立後，整個政治高層都在思考強秦何以暴亡；貞觀之治的出現，更要感謝隋煬帝這個反面教員；與之相似，清初的幾代帝王也無不以晚明弊政作為自己施政的鏡鑒。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盛世都是極衰之世付出高昂學費後考出的高分。

盛世出現的第三個必要條件就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是有素質超強的君主締造。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眾，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宮之中婦人之手，培養出這樣的人才並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半個開國之君外，漢文帝漢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實在是中國帝王中的異數。

事實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強幹還不夠，盛世的出現都是幾代人努力的結果。中國盛世出現的規律是：一個英明強悍的開國帝王，為新王朝奠定規模打基礎。開國帝王去世後，往往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磨合動蕩調整期。再由另一個精明強幹的子孫打開王朝發展的瓶頸期，將王朝推上盛世。

然而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是衰世。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

由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因為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只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並沒有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然而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縱觀中國歷史，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與昏聵集於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

鴉片戰爭的種子

1

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兩廣總督的一封奏摺，有一個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國家，派人到廣州來送信，說打算要來朝貢天朝。

皇帝十分高興，不過問題是，英吉利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不止皇帝，這個國家對英吉利一無所知。其實英國人並非是中華帝國的陌生客人，他們一直是大清國最重要的外貿夥伴國之一。

1635年，英國商船「倫敦」號抵達澳門，從那時起中英間就建立起了貿易聯繫。不過當時的明朝官員並不知道這些外國人從何而來，看他們一樣是紅頭髮藍眼睛，以為他們是荷蘭人，所以將他們也稱作「紅毛番」。在中國人眼裡，荷蘭仍是當時海上最強的國家。

而世界大勢早就發生了變化。16世紀末起，英國相續擊敗西班牙和荷蘭，實現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貿易中，英國人同樣後來居上，成為中外貿易的主力軍。中國茶葉風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國商人的功勞。可是中國皇帝與中國政府對此一無所知。

那麼，英國人為什麼要派使團來訪呢？原因是英國政府要直接與中國政府建立聯繫，原來雖然與中國貿易多年，但英國人只到過中國到過廣州，只能通過「十三行」進行對華貿易。

所謂「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國商人，專門負責與外國人做生意。外國所有的貨物都只能賣給十三行，不管他們給的價格比別人低多少；採購所有東西，都必須經過他們，不管他們如何提高價格，降低質量。外商在中國的所有行動，都要受十三行的監視約束。

廣州十三行外貿圖

特別是，中國政府從來不屑於與外商直接打交道，中華帝國從來沒有過外交部，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貿事務，都由「十三行」這個民間機構經手。外國商人不但不是貴賓，反而有如囚徒，中國人認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類之末，與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國的體面。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自古以來對外夷的「防範」意識，中華帝國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優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從，而不是從對外貿易中得到實惠。中國專制體制是有潔癖的，「裡通外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政治家加給對手的慣用罪名。中國這個攤子已經夠大了，如果不是鞏固國防的需要，往往並沒有擴張主義衝動。他們喜歡關起門來過日子，把外貿規模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內，給外國商人設置重重阻礙，以給自己的鐵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煩。

但就算待遇如此苛刻，外國人還是對中國之行樂此不疲，原因很簡單——利潤。例如從中國進口一磅茶葉，只要2個多先令，而在英國市面上，卻可以賣到14個多先令。

可是更讓他們痛苦的，則是中國官員們的勒索壓榨。 歷史上中國海關的關稅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計劃外稅收」卻讓外商難以承受。

多年來中英貿易處於嚴重不平衡狀態。貿易的本質是交換，用什麼來換取中國的茶葉？這是一個讓英國人極為頭痛的問題。當時來廣東的英國商船，船上只有10%是貨物，另外90%以上都是現銀。他們急切地想繞開十三行，親自深入中國市場，他們不相信，在全世界都受歡迎的「英國製造」，在中國會打不開銷路。

2

英國人眼中的乾隆盛世

使團的團長是著名外交家馬戛爾尼勛爵，這個使團規模十分龐大，成員多達七百人，包括了外交官、學者、醫師、畫家、樂師、技師和僕役，使團的使命是與中國建立有史以來第一個正式的外交關係。

馬戛爾尼勛爵

英國最迫切的目標是允許英國商人自由貿易，除此之外，他們還打算勸說中國開闢新的、更方便的港口來進行貿易，比如寧波和天津。如果一切順利，英國人還希望中國能提供一個小島，讓英國商人堆放貨物，並長年居住。此外，還有一個為全體歐洲人所關心的任務：對中國的實力做出準確的估計。

為了敲開中國的大門，英國帶上了他們所能想到的所有好東西：天體運行儀、地球儀、赫歇耳望遠鏡、氣壓計等科學儀器；還有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和織布機等工業機器；也有吊燈、座鐘、帶有減震裝置的馬車等生活用品；也還有迫擊炮、步槍、連發手槍等先進武器和裝備有一百一十門火炮的巨型戰艦「君王」號艦艇模型等。

英國人充分相信，這些全人類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會讓中國皇帝大開眼界，因為他們通過貿易深知，中國的工業還停留在中世紀時代。

然而皇帝的反應大出英國人的意料之外。真正讓皇帝感興趣的只有其中的印刷品，喜歡繪畫的皇帝承認這批畫作確實十分精美。英國人對「天體運行儀」寄予了很大希望，它立體清晰地展示了太陽系的全貌，而中國人的宇宙觀還停留在天圓地方階段，然而中國人認為，它是用來測算節氣的，甚至認為它和那種被稱為「八音盒」的音樂裝置類似。

至於地球儀，皇帝更看不上眼。英國人想要通過地球儀展示的是他們的地理知識和航海成果，而這些奇怪的地名和符號，皇帝根本看不懂，況且翻譯也沒有提到什麼新航線的問題。

對禮品的失望加重了皇帝對英國人的反感。他認為自己受了「張大其詞」的英國人的騙了。而馬戛爾尼偏偏選擇了這個時候通過和砷向皇帝提出了英國的幾項主要要求，皇帝給英國人下了一道長諭，馬戛爾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乾隆的這道諭旨，向世界宣告了通過和平方式打開中國大門的不可能。

對會面的畫作

在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是什麼樣子的呢？

英國人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眾多和市井生活的繁榮、中國社會生活的緊張繁忙和商業的興旺發達。中國人是有著商業天才的民族，雖然中國歷史上一直實行輕商主義，但中國人的商業本能從來沒有被熄滅過。

隨團畫家威廉·亞歷山大，對此行中國的描繪

馬可·波羅驚嘆中國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18世紀末來到中國的英國人卻驚訝地發現，中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窮困之中，然而，人口的過度增長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飢餓的盛世。馬使團的來訪有力擊破了馬可·波羅以來一直流行在歐洲的中國富強說，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從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中國政治上的貧困，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

18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中產階級的興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隨著他們力量的壯大，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中國沒有中間階層，中國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英國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中國的專制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於政治之下。

中國人的「下跪」禮儀讓英國人很是詫異，更讓英國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國官場的另一項規矩：在任何場合，上級都可能打下級的板子。英國人注意到，一旦有官員出現，老百姓的神情立刻就變了：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

隨團畫家威廉·亞歷山大所畫，官員轎夫在驅趕百姓

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西方人的中國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馬戛爾尼一回國，以武力教訓中國的聲音就開始在歐洲響起。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

既然把中國人定義為半野蠻人，那就意味著中國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雖然並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中國政府是應該被推翻的。馬戛爾尼認為：「如果中國現政府由一個會保證其居民財產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麼亞洲農民和工匠的技術與進取心以及亞洲商人的商業敏感就會激勵起來。從隨之而來的財富增長中，歐洲貿易將會獲益，世界將會在互惠的商業中聯合起來。」 這種進步主義的觀念為後來的鴉片戰爭準備了思想武器。

3

鴉片戰爭的導火索

鴉片戰爭的直接導火索當然是鴉片，這與乾隆皇帝也並非毫無關係。早代唐代，中國人就已經接觸到這種藥物，當時中國高僧義凈赴印度取經，取回了真經的同時也帶回了「葯煙」（鴉片）。

罌粟鴉片

不過，在清代中期以前，鴉片從來沒有成為人類之害，因為截至那時，人們吃鴉片只有兩種方式，一是整個兒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摻上其他藥品，煎湯喝掉。這兩種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癮。

鴉片成為一種令人難於抗拒的毒品，是從爪哇、蘇門答臘一帶發明用槍管灼火吸食鴉片的方法開始的。清代初年，荷蘭人把這種吸法傳入中國，從此鴉片在中國蔓延速度明顯加快。鴉片真正成為中國的威脅，是在乾隆年間。

如前所述，在中英貿易中，英國人只能用白銀換取中國的茶葉，病急亂投醫，他們想到了鴉片。史載英國商人第一次向中國輸入鴉片，正是在乾隆初年。東印度公司員工偷偷把印度的鴉片運到廣州，頭次嘗試讓他們驚喜交集——從印度購進鴉片到運到中國，售價竟翻倍高達6倍多。

中國政府感覺到了鴉片貿易的不正常發展。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間的禁令，並且禁止煙具的輸入和販賣。但是與乾隆晚年的許多其他禁令一樣，這道禁令也成了一紙空文。事實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歡。因為禁令為海關關員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間。乾隆晚年，鴉片在中國上流社會已經成了一種公害。

當然，對這種坑人的買賣，英國人也心存忐忑。一開始，他們把這樁罪惡的生意當成病急亂投醫的救急措施，並沒有打算長期進行下去。他們還是寄希望於中英高層接觸，但是馬戛爾尼出使的失敗使他們的希望破滅了。東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加大了對鴉片的生產與貿易。

正是在乾隆年間興起的鴉片走私在幾十年後導致了中國財政的瀕臨破產。鴉片走私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方面的長期優勢，中國從以前的順差一下子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外流。1821年以後，鴉片走私激增，銀荒已從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國各地。而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每年的白銀流出量至少達1000萬兩，接近清政府每年總收入的1/4。英吉利看到中國的孱弱，希望獲得更大的利益，鴉片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烈日餘暉

1

太上皇

傳位之前，老皇帝擔心的只有一點——十五阿哥在當上了「皇帝」之後，是否知道如何處理與他這個「太上皇」的關係。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確宣布，自己只將那些接待、開會、祭祀、禮儀之類的日常工作交給皇帝，至於「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他「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聽我訓導，將來知所遵循，不至錯誤，豈非天下之福哉」。一句話，雖然退了位，他還是處處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國之主。

事實證明，直到真正禪讓了皇位之後，乾隆才發現他選的這個接班人其實是應該打滿分的。正當盛年、血氣方剛的嗣皇帝比他想像的要聰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得體地把自己定位為老皇帝的貼身秘書，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個原則：「聽皇爺處分。」

整個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謂「嘉慶元年」，不過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當然，遺憾是永遠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乾隆最大的遺憾是陷入了一場沒能取勝的戰爭，那就是平定白蓮教起義之戰。

大批移民的出現，說明了乾隆中葉人口壓力的嚴重程度，無法解決人口問題，又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迫在眉睫了。流民雜居之地，向來是民間宗教的溫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嚴厲打擊的白蓮教迅速在這裡滋生起來，「習教之人，入彼黨伙，不攜貨糧，穿衣吃飯，不分爾我。」這種廉價的烏托邦，對於缺衣乏食的窮苦移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乾隆剛剛完成禪位大典，宣布自己成為了「千古完人」，就爆發了白蓮教起義，起義在陝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爆發，迅速蔓延。鎮壓這次起義最後耗費了清王朝白銀二萬萬兩，相當於當時清政府五年的財政收入，使清軍損失一、二品的高級將領二十多人。可以說，正是這次起義，徹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後一層面紗，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結束。

正是在戰爭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終點。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長的人生旅途。

2

最有福氣的統治者

乾隆在把國家推向歷史最高點的同時，他個人也創造了許多紀錄：

第一，他是世界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君王。乾隆25歲登基，86歲禪位後又做了三年實際掌權的太上皇，在位時間64年，其長度居世界統治者之首。（註：當今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位已逾65年，但其並不具有實權）

第二，他是世界上最長壽的君王之一。

第三，他是世界上運氣最好的君王之一。乾隆天賦極好，身體底子又好，一生沒有遇到大災大病。他智商奇高，讀書過目不忘，他不但是中國帝王中傳統文化素養最高的帝王之一，而且是唯一懂得五種語言的皇上。乾隆在25歲最年富力強的時候毫無波折的繼位，在統治60年之後，他又成功地舉行了禪位大典。古今中外權力交接，如乾隆這樣平穩順利的專制者並不多見。中國人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多福多壽多子孫」，乾隆皇帝在多子孫這一點上也是獨佔鰲頭，特別是在歷代帝王之中，身親七代，得見玄孫者，他是獨一無二的。

第四，他是世界上最會享受的君王之一。在專註政治的同時，他也從來沒有忘了犒勞自己。從文的方面來說，他兼具學者、詩人、藝術家氣質，詩詞、曲賦、書法、繪畫、音樂都有很深的造詣。他還是古往今來搜羅最豐富的收藏家和鑒賞家，幾乎所有中國古代的古畫古帖上都蓋有他的鑒賞印和題跋（註：也因此有破壞字畫之名而廣受文人詬病）。

從武的方面來說，他繼承了先祖們終生征戰鍛鍊出來的良好身體素質和勇武精神，愛好騎馬、射箭、圍獵等，他還六次南巡四次東巡，還有無數次其他巡幸，領略了中華大地各處奇景，他這一生可謂每一分鐘都沒有虛度。

因此稱他是世界上最有福氣的千古一帝，確實名副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