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知識分子與社會革命黨政治恐怖主義路線

06-04

核心提示：知識分子是俄國社會革命黨領導階層的重要組織部分，他們以極大的熱情投身革命事業，但由於認識上的局限性和政治思維出現的偏差，他們片面而偏激地宣傳政治恐怖主義。正是這種政治思維所導致的錯誤慣性斷送了社會革命黨的政治生命。

本文摘自：《俄羅斯研究》 2009年第4期，作者：曾媛媛，原題：《俄國知識分子與社會革命黨政治恐怖主義路線》

知識分子作為近代俄國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具有獨特的公共肖像。他們關心社會問題和國家命運，具有強烈的公共精神和意識；他們同情勞動人民，懷有「為民請命」的永恆情結；他們善於總結和反思，具有難得的批判精神。這些知識分子的公共特質深刻影響了俄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思維。在漫長的俄國現代化進程中，他們為了改善俄國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推動俄國的現代化進程，提出過許多深刻而有價值的命題，對沙皇專制制度和近代俄國社會進行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思想。政治恐怖主義是近代俄國激進主義政治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粹派知識分子探索俄國現代化道路的一次失敗的理論探索和行動嘗試。社會革命黨是近代俄國主要的民粹主義團體，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在策略上繼承了民意黨的恐怖主義手段。政治恐怖是社會革命黨政治策略的主要特徵。本文以社會革命黨的政治恐怖主義為切入點，根據原始檔案資料考察近代俄國激進主義知識分子對政治恐怖主義理論的思考和恐怖活動實踐；探討政治恐怖主義作為一種非常革命手段的效能問題；從政治文化視角，對近代俄國政治恐怖主義的失敗進行探源。

一、知識分子與俄國社會革命黨的政治恐怖主義路線選擇

1861年農奴制改革後，一批代表農民利益的知識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並於1873-1874年間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到民間去運動」（хождениевнарод）。他們向農民宣傳社會主義思想，鼓動農民發動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的反動統治。民粹派的名稱由此而來。這是民粹派的第一次大規模活動。拉甫羅夫（П.Л.Лавров）作為這次運動的領導者，將這次運動的精神概括為：「人們不僅在努力實現某個實際目標，同時還在努力滿足個人道德凈化的深層需求。」熱情的知識分子積极參与這次運動，到農村親眼看到一直以來同情和感謝的人民，親身體驗農民的生活和勞動。他們以小組形式進行活動，通過印發傳單，向農民宣傳社會主義思想，揭露社會的不平等，鼓動農民發動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的反動統治。由於當時俄國革命的基礎薄弱，民粹主義者並沒有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響應，再加上沙皇政府的鎮壓，「到民間去運動」以失敗告終。此後，民粹主義者放棄宣傳鼓動的活動方式，為儘快實現社會革命轉而選擇了激進的革命方式，慷慨激昂地走上了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道路。

1876年10月，「土地與自由社」（Земляиволя）成立。普列漢諾夫（Г.В.Плеханов）、米哈依洛夫（А.Д.Михайлов）、納坦松（А.А.Натансон）等人成為該組織領導人。他們組織了各種宣傳及罷工活動。「土地與自由社」提出明確的鬥爭綱領，主張把全部土地平分給農民，村社應有完全的自主權。由於在鬥爭策略上的分歧，「土地與自由社」於1879年分裂成「黑土平分社」（Черныйпередел）和「民意黨」（Народнаяволя）。二者繼承「土地與自由社」的綱領，並在內容上進一步完善。「黑土平分社」主張進行宣傳，民意黨則轉向了恐怖。

民意黨將恐怖手段視為最重要的鬥爭形式，發展了「土地與自由社」所奠定的「集中制」組織原則——秘密、集中、互相監督、少數服從多數、嚴守紀律。民意黨將推翻專制制度、將政權還給人民確立為自己的政治使命，在1878-1879年間組織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動。1881年3月13日（俄歷3月1日），經過半年的密謀和跟蹤，民意黨成功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II）。此舉非但沒有實現民意黨人喚起人民覺醒和推翻沙皇制度的願望，反而帶來沙皇政府更加殘酷的鎮壓，民意黨組織遭到極大削弱，黨的主要活動家先後被捕甚至被處死，執行委員會遭到嚴重摧殘。1884年10月，民意黨停止活動，俄國革命民粹主義運動至此陷入沉寂。

19世紀90年代初期，民粹派運動復興肇始。僑居國外的俄國民粹派思想家開始反思民意黨的失敗原因，總結民意黨時期留下來的思想遺產和活動經驗，宣傳民粹主義中的激進思想和政治恐怖主義。曾被社會革命黨領袖切爾諾夫（В.М.Чернов）視為自己的老師、後來加入社會革命黨並成為社會革命黨國外組織領導人之一的日特羅夫斯基（Х.О.Житловский）認為，「恐怖是民意黨所有的綱領、目標、創舉中最偉大最重要的歷史遺產，它使民意黨名聲大振、強大並富有感召力」。「民意黨的恐怖之所以沒有成效，是因為它沒能成為工人政黨的政治恐怖主義。」民粹派元老布爾采夫（В.Л.Бурцев）認為，1879-1881年民意黨的綱領已不合時宜，但民意黨卻留下了不變的信條——政治恐怖。「政治恐怖對於我們的國家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它的影響是如此深遠，革命者所有的意見分歧在恐怖面前都應該消失。重要的是，政治恐怖應成為確立和調整各小組關係的決定性因素，各小組應一致認可政治恐怖的重大意義。所有的政治恐怖衛士應不顧在其他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將自己視為一個家庭的成員——無論如何要聯合成一個政治恐怖同盟。」

隨著民粹派運動的復興，一些宣稱自己是民意黨繼承人的秘密民粹派小組逐漸湧現出來。「社會革命者聯盟」是俄國第一個正式使用「社會革命」這一名稱的秘密民粹派組織。該聯盟的綱領《我們的任務》（Нашизадачи）在最後一部分「革命鬥爭手段：恐怖活動與群眾革命鬥爭」中（Средства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борьбы：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имассовая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борьба）集中論述了革命政黨在爭取政治自由鬥爭中的特殊作用。綱領指出，專制制度有百萬軍隊保護，在這樣的條件下，無法創建群眾性的社會革命政黨。因此，「應當先摧毀現存的政治制度，這一任務只能以『社會革命黨』之名完成」。關於政治恐怖的作用，綱領是這樣總結的：「政治恐怖是該政黨最有力的鬥爭武器之一，也是指導過去和現今革命的有效手段。政治恐怖可以歸結為消滅當下最反動、最有影響力的俄國專制制度的代表人物。系統的恐怖（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террор）聯合其他的群眾鬥爭方式（工廠的、農業的暴動、遊行等）瓦解敵人，這些鬥爭方式只有在恐怖中才能獲得重大的決定性意義。只有在戰勝專制制度並獲得完全的政治自由後，恐怖活動方可停止。恐怖活動除了具有渙散和瓦解敵人的主要作用，還具有宣傳鼓動的作用。……最後，恐怖活動還是所有地下革命政黨保護和捍衛組織、防止姦細叛變破壞的手段。」

1901年夏，在巴黎的俄國舊民粹派小組出版了第一期《俄國革命通報》（Вестникрус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這正是後來的社會革命黨機關報《革命俄羅斯》（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Россия）的前身。《俄國革命通報》的綱領開篇寫道：「我們自認為是民意黨思想上的繼承者。」對於恐怖的態度是這樣表述的：「我們忠實於執行委員會的傳統，我們將恐怖視為必要手段。……我們認為，只有在黨組織領導下的系統的恐怖才是合理的。我們銘記，民意黨的恐怖活動符合革命鬥爭的迫切需要，能夠完成尚未完成的推翻專制統治的歷史任務，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

1902年1月，《革命俄羅斯》（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Россия）第3期刊登通告，宣布社會革命黨成立。這一期《革命俄羅斯》刊登了一篇題為《緊急任務》（Неотложнаязадача）的文章。文中關於恐怖的措辭十分含糊：「關於恐怖這一點，可以並應該以某種表達方式列入黨的共同綱領……在承認恐怖鬥爭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原則下，當周圍的條件成熟時，黨保留自己著手進行恐怖鬥爭的權利。」三個月後，即1902年4月2日，戰鬥隊成員巴爾馬舍夫（С.В.Балмашев）刺殺了內務大臣西皮雅金（Д.С.Сипягин）。此後，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革命俄羅斯》刊登了切爾諾夫寫的題為《我們綱領中的恐怖因素》（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элементвнашейпрограмме）的文章。文章明確指出：「無論黨的教條主義者有多懷疑、多反對這一鬥爭方式，恐怖的生命力都將戰勝他們對恐怖的成見。實際上，恐怖活動並不是簡單的『需要』或『合理』，而是必要和必然。」。《我們綱領中的恐怖因素》在社會革命黨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為社會革命黨將政治恐怖主義納入黨綱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思想基礎。

二、知識分子與社會革命黨的政治恐怖主義動員

社會革命黨將政治恐怖作為爭取政治自由、實現社會公平的政治鬥爭工具，必然需要一定的理論依託和精神道義上的支撐。社會革命黨的理論思想家在實踐中創建了一套系統的理論學說，為政治恐怖活動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導和宣傳鼓動。他們首先需對政治恐怖策略和一系列政治恐怖活動進行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辯護，一方面強調作為政治工具的暗殺不同於一般的殺戮行為，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將革命者的自我犧牲上升到革命英雄主義的高度，消除社會民眾對政治恐怖的心理恐懼和排斥，喚起革命者對政治恐怖的嚮往。

1、以武抗暴強調政治恐怖的合理性

社會革命黨認為，在沙皇專制制度對人民進行剝削和壓迫，並殘酷鎮壓群眾運動的歷史條件下，政治恐怖是人民自衛的武器和安全防禦體系。為了強化政治暗殺的特殊性，社會革命黨理論家以「武力」（сила）和「暴力」（насилие）的語義辨析作為切入點，迴避了政治恐怖主義的破壞性本質，宣傳政治恐怖作為政治工具的合理性。

社會革命黨理論家認為，政府對人民和革命者的殘酷鎮壓是「暴力」，革命者和被壓迫人民反抗專制統治是「武力」，二者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武力是對個人及其權利的正當捍衛；而暴力是對個人及其權利的侵犯。武力完全是同惡勢力鬥爭的手段；暴力則永遠支持並服務於惡勢力；應該以武力對抗暴力。1904年，第46期《革命俄羅斯》上發表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關於革命鬥爭中的武力和暴力的問題》（Квопросуосилеинасилиив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борьбе）。該文章所要表達的核心思想便是：以武力對抗暴力。社會革命黨的主要恐怖組織——「戰鬥隊」的領導格爾舒尼（Г.А.Гершуни）宣稱，「黨難以忍受政府對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動用暴力，在這種壓力下，黨不得不以暴抗暴。……在社會輿論高漲的時代，反動勢力的打擊只會導致個人的絕望的順從。堅定不移的反抗是必然的……」

社會革命黨理論家企圖除去政治恐怖的「破壞性」和「非法性」標籤，用「合理性」和「必要性」來粉飾政治恐怖主義。這種粉飾在短暫的歷史時期內可以用來激發民眾反對專制、追求自由的革命激情。但是片刻激情過後，尤其是當革命的力量被專制勢力打壓削弱之後，人們看到的是這種理論對於改變現實的無助以及對於民眾日常生活和心靈的持續破壞。粉飾的外衣終究會脫落，理論的光環註定會消散。沒有了粉飾的政治恐怖主義終將徹底喪失民心，退出歷史舞台。

2、以「使命」強化的革命正義

社會革命黨的理論家認為，政治恐怖擔負著執行人民和社會審判的使命。切爾諾夫在給尼古拉耶夫斯基的信中寫道：「恐怖的一切意義在於，它要執行一個不成文的但卻無可爭議的人民和社會良心的審判。」

1907年2月，社會革命黨召開第二次臨時會議。政治恐怖策略的存廢問題成為此次會議的爭論焦點。格爾舒尼在這次臨時會議上闡釋了政治恐怖的意義。具體發言內容如下：「社會革命黨的恐怖活動不是對掌權者肉體上的殺戮和清除。恐怖對我們而言有另外的意義……當社會的憤怒和仇恨集中到某一類的政府代理人頭上，不論職位的高低，當這些代理人成為獨裁和暴力的象徵，當他的行為對社會財富構成危害，在任用期間沒有任何辦法排除他所造成的危害，當他的存在成為對社會良心的侮辱，最後一扇門向恐怖打開，它為憂心忡忡的自覺的公民執行判決。當炸彈爆炸時，人們長出一口氣。那時，所有人將明白，人民的審判終結了！無需任何解釋，任何傳單。國家期盼著這一審判，……只有殺戮能解救百姓。」

格爾舒尼認為，當權者是獨裁和暴力的象徵，是對社會良心的侮辱，暗殺當權者的政治恐怖行為是在執行人民的審判，是在解救百姓。這種以「使命」裝飾政治恐怖主義、遮掩恐怖主義的破壞性本質的理論，為革命者的心理塑造了強烈的正義感。但是，這種喪失科學性的非理性宣傳勢必導致政治恐怖活動的失控，逐漸偏離黨最初設定的發展軌跡，在很大程度上對社會革命黨自身的成長和發展產生了極其消極的影響。

3、以革命英雄主義動員革命者

社會革命黨認為，執行政治恐怖任務的革命者必須具有自我犧牲精神，必須勇於承擔恐怖行為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他們藉助道德哲學、宗教哲學將革命者的自我犧牲上升到革命英雄主義的高度，為政治恐怖製造特殊的光環。

津齊諾夫（В.М.Зензинов）既是社會革命黨的著名理論家，也是「戰鬥隊」的成員。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是年輕的康德（Kant）哲學的信徒，我們認為人是最終目的，社會性的服務造就了個人的自我價值，對我們而言，恐怖問題是最危險、最悲慘、最折磨人的。……我們去暗殺是因為政府沒有給我們任何可能讓我們以和平的方式實現政治綱領，為國為民造福。倘若在某種程度不能為暗殺辯解，那麼唯一可行的就是主動地救贖，這必然會導致個人犧牲。從道德哲學的觀點看，暗殺行為同時也應該是自我犧牲的行為。」津齊諾夫認識到恐怖的一些負面效應，但卻從人生觀的角度用道德哲學論證了革命者自我犧牲的必然性和崇高性。

在賦予革命者自我犧牲的榮譽感和政治復仇的神聖使命感的同時，社會革命黨還極力營造對政治恐怖頂禮膜拜的神秘氛圍。社會革命黨關於政治恐怖鬥爭的綱領性文件《我們綱領中的恐怖因素》中的一段文字滲透著一種宗教式的痴迷。「恐怖鬥爭能夠提高周圍人眼中的革命政黨的威信，證明革命的社會主義擁有團結一致的精神力量，尤其滿懷奮不顧身的熱情，渴望建立功勛，從而提升了這些真正的偉大烈士們的正義，使他們能夠高興地為（政治恐怖的）勝利獻出自己的生命。」社會革命黨領導人切爾諾夫在給尼古拉耶夫斯基（Б.И.Николаевский）的大量信件中越來越多地提到「英雄的個人」（героическиеодиночки）和「英雄突擊隊」（героическиеударныегруппы）。1907年2月，社會革命黨召開第二次臨時會議，格爾舒尼在闡釋社會革命黨的恐怖觀時公開宣稱「『殺人犯』就是民族英雄」（убийца—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героем）。

《革命思想》（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мысль）第5期刊登了一篇題為「死亡的象徵」（Mementomori）的文章，文中寫道：「俄國的命運掌握在俄國革命者手中……只有英雄的行動，只有壯士死前所唱的歌頌永垂不朽的理想之曲能夠鼓舞群眾參加戰鬥。這些令人敬畏的復仇者是即將出現的新人類雛形。對他們而言，『我想』和『我創造』是融合的。『我』的涵義就是創造新的價值。在這個創造的過程中，『我』與世界是融合的。人們是帶著對這種英雄的價值觀就義的」。

社會革命黨的理論家將政治恐怖視為政府殘酷鎮壓下合理的政治復仇；自我犧牲是革命者執行政治恐怖任務後自我救贖的途徑，是神聖而光榮的；革命者在政治恐怖活動中體現了自我的社會價值。這種理論思想滲透著強烈的非理性主義和宗教式的痴迷，缺乏科學理性的論證，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社會革命黨自身的成長和發展。

4、以群眾運動為政治恐怖主義造勢

受無產階級工農運動的影響，社會革命黨理論家將群眾運動納入到黨的工作範圍，提出群眾運動與政治恐怖相結合的理論，並著重強調：政治恐怖並不是要取代群眾運動，而是要以服務為目的，對群眾運動進行「補充」和「強化」，從而保護群眾自身的權利，爭取更多的政治自由。

在《我們綱領中的恐怖因素》中，切爾諾夫論證了政治恐怖與群眾運動的關係：「恐怖不是一種能獨立存在的鬥爭體系，並非藉助自己內部的力量就會必然衝破敵人的阻抗，使其投降……對我們而言，恐怖只是我們的部分革命武裝所掌握的眾多鬥爭方式之一。……恐怖應該與所有愛國主義群眾鬥爭方式重新組織成一個體系，自然而合理地對政府施加壓力。恐怖只是一種手段形式，只是一種鬥爭的技術方法，只有和其他鬥爭方式相互配合、協同運作發揮效用，才能產生我們所期望的影響」。恐怖與其他鬥爭方式相互配合、協同運作，但「絕對不是替代，我們只是想通過戰鬥先鋒隊的勇敢出擊和對敵人心腹的有力打擊補充和強化群眾鬥爭……我們反對一切片面的恐怖主義特殊論。」

「戰鬥隊」成員杜列波夫（ЕгорДулебов）暗殺烏法省長博格丹諾維奇（Н.М.Богданович）之後，切爾諾夫撰寫《恐怖與群眾運動》（Терроримассовоедвижение），專門探討恐怖主義與群眾運動的關係。這篇文章發表在《革命俄羅斯》上，文中提到，「恐怖應該成為，甚至不可能不成為一種輔助的鬥爭方式；……恐怖行動應該與群眾運動聯得更加緊密，以群眾運動的需要為基礎並對其進行補充，在群眾中喚起革命情緒，從而推動群眾鬥爭。」切爾諾夫認為，民意黨時代的恐怖主義者的不幸在於沒有支持大量的工人運動，但對社會革命黨而言，工人運動「現在就有並日益高漲」。

1905年革命爆發之後，社會革命黨理論家們重新審視新的革命形勢，提出了新形勢下政治恐怖的新任務，即：全面開展群眾性的恐怖主義游擊戰（массоваяпартизанск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борьба）。1905年10月出版的《革命俄羅斯》（第59期）的社論《戰鬥時刻》（Боевоймомент）明確指出：可以集合大批手中有武器的民眾發動進攻，可以調動勇士對反動勢力的台柱進行恐怖襲擊，可以開展全線的群眾性的恐怖主義游擊戰。1907年7月，民粹派元老柴科夫斯基（Н.В.Чайковский）寫信給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提議由埋伏在山間叢林中的流動的「匪幫」（банды）開展游擊戰。

社會革命黨的理論家企圖在政治恐怖與群眾運動之間建立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係。政治恐怖發展群眾運動，補充並加強革命力量；工農群眾反過來積极參与政治恐怖活動促進政治恐怖主義的廣泛傳播和政治恐怖活動的成功實施，最終實現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政治目標。這一理論的實質在於以群眾運動作幌子，為政治恐怖主義造勢，擴大其社會影響。社會革命黨的理論家沒有認識到政治恐怖作為一種革命手段的特殊性和政治效能的有限性，造成黨在發展路線的制定中出現偏差，與黨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馳，嚴重誤導了黨的政治發展方向。

三、俄國社會革命黨知識分子的政治恐怖主義實踐

在激進主義知識分子的大力鼓吹和動員之下，「個人恐怖」（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йтеррор）成為社會革命黨策略的主要特徵。社會革命黨繼承了民意黨的恐怖主義手段，宣稱政治暗殺是有效的革命手段，不僅可以威脅沙皇政府，迫使其進行改革；而且可以鼓動和喚醒社會、動員革命力量。1902年4月末，恐怖策略被正式列入黨綱。同年，社會革命黨還成立了恐怖主義組織——「戰鬥隊」（Боеваяорганизация）。該組織購買武器，組建有針對性的戰鬥小分隊，其行動不受黨中央的指揮，獨立執行暗殺決定。在1902-1907年間，社會革命黨以暗殺（покушения）、爆炸（бомбометания）、政治性剝奪（грабежап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мотивам）、武裝進攻（вооруженныенападения）和敲詐勒索（похищения，вымогательстваишантажа）為手段，製造了大量恐怖事件。他們特別推崇暗殺把持重權、極端反動的國務活動家的中央恐怖活動（центральныйтеррор），並在實踐中秘密策劃並成功實施了多起對彼得堡和莫斯科政府領導的暗殺，掀起了俄國政治恐怖活動的高潮。據統計，1905-1907年間發生的恐怖行動中，有78.2%是由社會革命黨完成的。社會革命黨實施的政治恐怖活動的涉及面之廣、死傷人數之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社會革命黨1911年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從1902年到1911年（包括1911年），總共實施了213次恐怖活動。

在眾多從事政治恐怖活動的革命者當中，不乏來自知識分子階層的革命家。首先是大名鼎鼎的社會革命黨戰鬥組織的創始者，被稱為社會革命黨恐怖主義「紅色教父」的格爾舒尼（Г.А.Гершуни）。

格爾舒尼（1870-1908），猶太人，化學家、細菌學家，社會革命黨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是社會革命黨恐怖小組先鋒隊「戰鬥隊」（Боеваяорганизация）的創建者。在警察局眼中，格爾舒尼是「恐怖藝術家」（артисттеррора）。在激進派眼中，格爾舒尼是「革命猛虎」（тигрреволюции）。他在組織政治恐怖活動和挑選幹部方面，對「戰鬥隊」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1902年5月，「戰鬥隊」正式成為社會革命黨的機構。「戰鬥隊」在格爾舒尼領導期間共進行了5次恐怖活動：1902年2次，1903年3次。

1902年4月2日，格爾舒尼成功策划了對內務大臣西皮雅金的暗殺。這是「戰鬥隊」首次公開進行的政治恐怖活動。此次恐怖活動取得成功後，格爾舒尼迅速著手準備下一個政治恐怖活動計劃：在西皮雅金的葬禮期間暗殺極端保守和反動勢力的代表人物——東正教事務管理總局局長波別多諾斯采夫（К.П.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由於執行者的臨時失誤，此次恐怖行動以失敗告終。同年7月20日，由切爾諾夫挑選的木工卡丘拉（ФомаКачура）實施了對哈爾科夫省長奧博連斯基的暗殺。此次行動雖然沒有擊斃省長，但省長和身邊的警察局局長均被射傷。1903年3月10日，烏法省長博格丹諾維奇下令在茲拉托烏斯托（Златоусто）對不滿工廠制度的工人進行掃射，打死69人，打傷250人。1903年5月6日，格爾舒尼安排鐵路工人杜列波夫成功完成了對博格丹諾維奇（Н.М.Богданович）的暗殺。

繼格爾舒尼之後，又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家充當了戰鬥組織的領導。薩文科夫（1879-1925）是社會革命黨著名理論家、活動家，同時也是作家，著有中篇小說《白馬》（Коньбледный）和長篇小說《未曾發生的事》（То，чегонебыло）。薩文科夫出身世襲貴族，父親是波蘭的法官。在彼得堡大學法律系就讀期間，因參加學生動亂被開除。1903年5月，薩文科夫負責組織和領導戰鬥組織。上任後，他更換了一套全新的組織成員，在對具體恐怖行動的周密部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親自參與了對內務大臣普列維、謝爾蓋？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Сергей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大公、內務大臣杜爾諾夫（П.Н.Дурнов）、莫斯科省長杜巴索夫（Ф.В.Дубасов）等重要人物的暗殺行動。

1905年2月4日，薩文科夫派其密友卡里亞耶夫執行了對莫斯科省長謝爾蓋？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大公的暗殺計劃。薩文科夫認為大公應對1905年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Кровавоевоскресенье）事件負主要責任。按照薩文科夫部署的行動計劃，卡里亞耶夫向大公乘坐的馬車投擲炸彈，大公當場被炸死，馬車夫和「戰鬥隊」成員身負重傷。同年5月10日，卡里亞耶夫被執行絞刑。

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公布的統計報告顯示，1902-1911年間社會革命黨所從事恐怖活動27人中，有20人是女性，均來自知識分子階層。社會革命黨的44名女性革命家當中，11人受過高等教育，23人受過中等教育，6人只受過家庭教育，3人只受過初等教育。這些女性革命家中有9名老師，8名大學生。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優越的生活條件為她們提供了難得的受教育機會；貴族出身又能夠使她們在接觸窮苦的農民之後，更加深刻地體會到社會的不平等，強烈地嚮往社會公平；而較高的教育水平為他們閱讀和理解激進主義、社會主義著作中蘊含的革命思想，為她們革命理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礎，有助於形成更高的政治覺悟。

社會革命黨戰鬥隊的女性成員伊萬諾夫斯卡婭？沃洛申科（Ивановская-Волошенко）（1853-1935），出生在圖拉州一個窮苦的鄉村牧師的家庭，幼年喪母。在一位十二月黨人的資助下，她和妹妹得以就讀於圖拉州的一所宗教學校。1871-1873年，伊萬諾夫斯卡婭去彼得堡，在著名的阿拉欽斯基女子講習班學習，夢想成為一名教師。她曾試圖進行革命宣傳，但迫於沙皇政府的抓捕浪潮，最終轉而從事地下工作，後來積極加入民意黨。她先是在彼得堡一處秘密活動寓所扮演「女主人」的角色，以掩護革命活動，後來又到民意黨印刷廠工作。1883年，民意黨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17人訴訟案受審，伊萬諾夫斯卡婭被判死刑，後改服終身苦役。1904年7月15日，伊萬諾夫斯卡婭參加了社會革命黨對內務大臣普列維（В.К.Плеве）實施的暗殺行動。一名恐怖分子跑向普列維乘坐的轎式馬車投擲炸彈，普列維當場隕命。

亞歷山德拉？阿多麗福弗娜？伊茲馬依洛維奇（АлександраАдольфовнаИзмайлович）（1878-1941）出身貴族，1901年加入社會革命黨。在實施對明斯克警察局局長的暗殺活動中，她當場將恐怖襲擊對象射傷，被判11年監禁。

另一位社會革命黨史上的傳奇女性是瑪麗亞？亞歷山德羅夫娜？斯皮里多諾娃（Мария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Спиридонова，1884-1941）。她出身貴族，中學輟學，曾擔任省貴族會議的管理員。1905年加入社會革命黨的恐怖組織戰鬥隊，1月16日在鮑里索格列布斯克（Борисоглебск）車站射傷省參贊盧熱諾夫斯基（Г.Н.Луженовский）。此人曾因殘酷鎮壓農民騷動成為社會革命黨等組織襲擊的目標。斯皮里多諾娃最終被莫斯科軍事法院判處絞刑，後以終身苦役代替，被關押在坦波夫（Тамбов）市的一所監獄。十月革命後，她於1918年7月6日因積极參与左派社會革命黨的一系列破壞活動被捕。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法庭判處斯皮里多諾娃一年監禁，不久獲特赦。此後伴隨她的便是無休止的抓捕和流放。斯皮里多諾娃曾被流放薩馬拉和烏法。後來，她放棄政治活動，成為計劃經濟專家。1937年斯皮里多諾娃和自己的丈夫馬伊奧羅夫（И.А.Майоров）再次被捕，1938年1月，被軍事法院判處25年監禁。1941年9月夫婦二人被執行槍決。

有「社會革命黨恐怖之星」之稱的阿納斯塔西亞？阿列克謝耶夫娜？比岑科（АнастасияАлексеевнаБиценко）（1875-1938）在社會革命黨中也有很高的地位。比岑科出身農民，中學畢業後在師範訓練班學習。1902年加入社會革命黨，先後在斯摩棱斯克（1902-1903年）、彼得堡（1903-1904年）和莫斯科（1905年）工作。1922年加入戰鬥隊。同年11月22日，她在一次恐怖行動中將殘酷鎮壓薩拉托夫省農民騷動的省長薩哈羅夫（В.В.Сахаров）當場擊斃。比岑科被判死刑，後執行無期苦役。

四、知識分子情結與社會革命黨政治恐怖主義路線的失敗

知識分子作為俄國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忠誠地扮演著「民族良心」的角色，對俄國人民懷有特殊情結。他們同情處於社會底層的廣大農民，熱愛改變人民命運的解放事業，甚至不惜為人民自我犧牲。在一些革命者心中，人民和上帝具有同等地位。大批的知識分子放棄了自己美好的前程，不惜犧牲個人幸福和利益，完成了從社會上層到極端激進的社會革命者的「社會位移」。他們以極大的熱情投身革命事業，以「為民請命」和「自我犧牲」的態度試圖代替人民與沙皇專制制度鬥爭，甚至從事最危險的、但在他們看來可以作為革命事業的政治恐怖主義。

然而在近代俄國，政治恐怖是一種暴力革命的非常手段。當社會處於無秩序的動蕩時期，革命者通過刺殺、爆炸等極端手段製造恐懼，以相對來說最小的人力物力為代價，直接打擊鎮壓革命的反動勢力代表，從而引起社會的震動和恐慌，威脅統治者。從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和政治民主化進程的角度看，社會革命黨的政治恐怖活動只是藉助革命力量的高漲迫使沙皇專制政府作出暫時而有限的政治妥協。這種行為不但沒能緩解沙皇專制政府對革命的鎮壓，反而使其變本加厲，結果適得其反。因此，社會革命黨的政治恐怖主義是沙皇專制制度下俄國革命政黨和激進主義知識分子面對俄國落後的政治和經濟現狀，探索俄國現代化道路的一次失敗的嘗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先，社會革命黨的理論家沒有認識到恐怖主義反人性、反社會的本質，企圖以革命和正義來粉飾政治恐怖主義的非法性、犯罪性、暴力性、破壞性等特點，片面而偏激地宣傳政治恐怖主義，從根本上違背了人類文明的向善恥惡的自然法。在理論上出現的認識偏差和局限導致社會革命黨選擇了錯誤的革命手段，並嚴重顛倒了政治恐怖與革命的關係，將本為革命非常手段的政治恐怖視為革命的根本目的，變成了為恐怖而恐怖，甚至不顧時局的變化和民心所向，堅持政治恐怖策略。社會革命黨採取的革命手段本身與革命目標南轅北轍，又錯誤地將革命手段當成目的強行推行，這是政治恐怖主義失敗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俄國300餘年的封建專制統治使得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得以成型並且逐步穩定。在這個權力構架中，社會各階層的流動受到嚴格控制，致使俄國社會結構發展緩慢。廣大農奴處於社會等級的最下層，他們的人數佔全國人口的比例最大，但在政治、經濟、司法上處於根本無權的地位。專制制度的長期運行和知識文化水平的低下，使得廣大農民形成了穩定的順從型政治心理。他們熱愛沙皇，從不反對沙皇，對於自己在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剝削和壓迫中的責任毫無認識。這種「政治自覺」的缺失，從根本上決定了廣大農民無法擔當反抗沙皇專制制度的領導者。而城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直到19世紀70、80年代才伴隨著遲到的工業現代化而出現，年輕的政治力量尚不足以獨立地訴諸本階級的政治要求。長期封建專制統治形成的穩定的順從型政治文化和有能力組織對沙皇專制制度進行抗爭的社會階層的缺失，促使激進的知識分子以「為民請命」和「自我犧牲」的態度試圖代替人民與專制制度鬥爭。這是俄國知識分子走政治恐怖主義路線的社會驅使力量，同時也是近代俄國革命在鬥爭主體的選擇上遭遇的困境。

再次，激進的俄國知識分子沒有認清當時的俄國國情，過低地估計了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傳統的根基，過高地估計了群眾的政治文化素養和革命力量，以及政治恐怖主義的歷史功效。社會革命黨的革命理論家將沙皇專制政府的重要政治人物、皇族後裔、政府的姦細、以及所有專制政府的同謀者、幫凶統統列入政治恐怖打擊的對象範圍之內，幻想只要懲治和剷除沙皇專制制度的衛道士，就能引起政府的組織混亂，消滅專制制度。但是，專制主義在俄國有著極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推翻根深蒂固的沙皇專制制度並不是只需對其統治者進行肉體上的消滅那麼簡單。人民對於自己在沙皇專制統治下的政治角色、決策過程等問題缺乏明確的認識，社會各階層對於自己在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剝削和壓迫中的責任亦缺乏明確的認識。因此，政治恐怖可以消滅沙皇專制政府反動代表人物的肉體，卻無法根除落後的沙皇專制制度本身；可以暫時滿足人們的復仇和宣洩願望，卻無法激發人們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革命自覺意識。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人民頭腦中的非理性和宗教式的狂熱退去之後，在沙皇專制政治文化的強力作用之下，人民自然又回到專制制度的既定軌道中來。

儘管傳統的知識分子情結催生了近代俄國激進主義知識分子美好的革命動機，但是由於他們在認識上的局限性和政治思維出現的偏差，造成社會革命黨在政治路線選擇和執行上出現錯誤。正是這種錯誤的政治思維所導致的錯誤慣性斷送了社會革命黨的政治生命。但是，一種政治現代化道路探索的失敗並未使革命停下腳步，俄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仍在曲折中不斷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