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進入低慾望社會:不婚、不生、不買房
自從1991年經濟泡沫破滅之後,日本經濟持續低迷,被稱為「失落的20年」。日本著名管理學家、「世界五大管理大師」之一的大前研一,寫過一本題為《低慾望社會》的書,副標題叫「大志なき時代(胸無大志的時代)」,他感嘆道:「日本年輕人沒有慾望、沒有夢想、沒有幹勁,日本已陷入『低慾望社會』!」自從1991年經濟泡沫破滅之後,日本經濟持續低迷,被稱為「失落的20年」。有的說是「失落的10年」。從1991年開始到2002年小泉政治改革結束,經濟開始恢復,然而隨著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經濟再度陷入低迷。未滿35歲的日本人,從懂事以來就面對「失落的20年」。大多數人的心態不只是不願意背負房貸或結婚生子,所有的風險及責任都不想承擔。所謂的「低慾望社會」是指:無論物價如何降低,消費無法得到刺激;經濟沒有明顯增長,銀行信貸利率一再調低,而30歲前購房人數依然逐年下降;年輕人對於買車幾乎沒有興趣,奢侈品消費被嗤之以鼻;「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因陋就簡。「低慾望社會」背後的原因既有一個社會高速發展趨向成熟後的一些共同原因,也有日本在稅收政策上傾斜的因素,更有日本社會獨特的傳統文化基因的因素。夫妻親密度不夠、出生人口減少日本當下面臨的最大問題,可能是出生人口減少和人口高齡化問題。在日本有過兩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1947-1949年,第二次是1970-1975年左右,每年的生育人數在260萬和200萬以上,被稱為「團塊時代」和「小團塊時代」。團塊時代出生的人經歷了戰後的高速發展期和經濟泡沫期,即日本最輝煌的時期,這些人現在都在70左右的高齡。而「小團塊」則在大學畢業就職高峰期恰好遇到了日本經濟泡沫破滅,面臨就業困難的問題,為了生存不得不調整知識結構,進入各個領域奮鬥。這些人目前在40歲以上,仍然在各個企業中扮演中堅角色。然而在此之後,日本一直沒有新的生育高峰形成,人口逐年遞減。低出生率有很多原因。首先,日本結婚年齡普遍較高。女性意識的覺醒對於傳統家庭的男女模式開始感到厭倦,而男性覺得婚後自己像是掙錢機器,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更加享受單身生活的自由自在。其次,日本男性工作時間過長,夫妻之間親密度不夠,因而生育率持續走低。再次,日本男性婚後育兒時間非常低,最新統計是每天1小時左右,很多夫妻沒有精力撫養孩子。最後,雖然日本的兩性關係在亞洲地區屬於比較開放,但是對非婚生子女、婚外子女卻一直持非常保守的態度。政府在非婚生子女的福利和扶持上,並不如歐美一些國家那麼願意投入,因此,隱蔽的人工流產仍然不少。勞動力不足、消費萎縮教育危機低出生率帶來的第一個問題,是勞動力嚴重不足。日本獨特的情況是女性婚後就業率很低,因此實際勞動力更加少。首相安倍晉三今年提出稅制改革,鼓勵女性就業,然而社會對此反應冷淡。因為只是推進女性就業,所要解決的育兒設施的增加和福利補貼沒有跟上。低出生率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消費萎縮。新技術、新設計以及各種時尚潮流的消費對象是年輕人,然而隨著年輕一代數量的逐年遞減,消費趨於飽和。相反,面向高齡階層的消費品開發似乎成了新的熱點,但高齡階層對於時尚等消費能力有限,能夠開發的產品集中在一些未來疾病和護理等方面。少子化帶來的第三個問題,是教育危機。日本的教育資源並不缺乏,但是學校對於學生的教育和管理作用有限。作為一個傳統文化和西方外來文化混合的社會,教育處於兩難境地。統一的應試教育依然佔主導地位,追求精英教育的父母督促孩子去上各種私塾補課。另一方面,孩子對於老師的權威嗤之以鼻,對於父母傳統的生活態度感到虛幻,「人生如同是在一個軌道上,還沒有進入軌道,就已經知道軌道那頭的結果」。「團塊」那一代,彷彿是造就了一個人生模式,在學校做優等生,進入一流大學學習,然後進入一流企業就職,在企業的升職階梯中一點點往上爬,直到退休。而女性則是一流大學加一流企業,再找個優秀男人結婚,做全職太太。當父輩要將這個模式套入下一代,對於70年代出生的人或許還有一些吸引力,因為雖然日本的經濟泡沫破滅了,但依然是經濟強國,而對於之後出生的80、90後則沒有任何吸引力。年輕人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為了獲取社會的認可,犧牲自己的個性為公司而努力,從而得到富裕中產階級的生活,年輕一代覺得這樣的價值觀簡直庸俗到令人作嘔。物質上已經極為發達的日本,文化上則崇拜和模仿歐美文化。簡素的生活,回歸生命本質的探索,自我意識的覺醒,使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成為主流。開一間小麵包房,做一個與眾不同的髮型師,比在大公司爬格子要酷得多。做一個時尚設計高手開自己的事務所,或者電腦開發從業者,做自由職業者,自己簽約而不是受制於公司的固定上下班制度,都是一些流行的個性表現。當個性漸漸高於共性,對於比較也漸漸失去了興趣,那些奢侈品的消費變得毫無意義。另外,需要提一下的是日本的稅制和工資問題。日本是個平均主義的國家,工資集中在平均線左右,國家採用累進稅制,年收入愈高則稅率愈高。因此,日本國內年收入1500萬日元以上的人群比例極低,經濟學家感嘆有錢人都離開日本,到稅制比較寬鬆的國家或地區,如新加坡、香港等。(文章來源:《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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