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凈法師: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三)
三、扭轉佛教自閉走出山林服務社會——創建人間佛教
太虛大師不僅是近代佛教高僧,也是佛教教育家、佛教思想家和佛學理論家,所倡導的「人間佛教」思想就是近現中國佛教教育發展的新方向和總目標。太虛大師生活在中國社會最為動蕩、政治最為混亂、經濟最為衰敗的時期,佛教過去固有的發展模式和存在狀態被打破,寺院經濟產財被強行充公和捐獻公益事業,佛教處處面臨威脅沒有保障,就連最起碼自守也已經沒有可能。因此太虛大師提出佛教「教制」改革,倡導「人生佛教」理念,使佛教能走出山林為社會服務。
太虛大師認為宣揚佛法在家出家皆可做到,如果要住持三寶傳承佛教非出家僧眾不可,在家眾雖然可以研究佛法、學習佛教、闡揚佛教,但不能繼承和弘揚佛教。如其在《關於支那內學院文件之摘疑》一文所說:「闡揚佛教,果無須出家之士乎?弘法利世,果有不可出家之意乎?出家之究竟果唯自利乎?出家人中果不能有弘法利世之才以闡揚佛教乎?予意佛教住持三寶之僧寶,既在乎出家之眾,而三寶為佛教之要素,猶主權、領土、公民之於國家也。欲闡揚佛教以弘法利世,顧可無出家之眾哉!」[1]這裡大師明確指出了出家僧眾對弘法利生、住持三寶的重要性,是社會其它任何人群所不能替代。也就是說,出家僧眾必須走出自守的觀念,而要向大眾和社會推廣宣傳佛教精神,讓社會對佛教形成新的認識產生良好影響,這樣才能使佛教能夠更好的發展和生存下去,這也正是太虛大師所倡導的「人生佛教」理念所在。正如辛世俊先生在《太虛大師教理革命的現代價值》一文中所說:「太虛大師是一位偉大的佛學家、改革家,他提出的三大革命,即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產革命,拉開了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序幕。尤其是以『人生佛教』為標誌的『教理革命』,在當時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正是這一革命,促使佛教反省、改革,走上了適應社會發展的現代化的道路。」[2]
太虛大師提出「人生佛教」的目的也就在於改變當時佛教閉門自守、自給自營的不良現象,由於佛教只重視去逝的人而不關心現實社會人生,人們認為佛教是消極避世被貼上「只度死人」的標籤。太虛大師認為佛教必須走出自閉的現象面向社會為大眾服務,讓社會和大眾接收佛教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大膽提出「人生佛教」理念。如大師在《人生佛教開題》一文中所說:「何謂人生?『人生』一詞,消極方面為針對向來佛法之流弊,人生亦可說『生人』。向來之佛法,可分為『死的佛教』與『鬼的佛教』。向來學佛法的,以為只要死的時候死得好,同時也要死了之後好,這並非佛法的真義,不過是流布上的一種演變罷了。」[3]這裡太虛大師明確指出「人生」就是「生人」,意指佛教也要為活著的人服務,不能只為死去的人超度服務,這也是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最基本理念。太虛大師對「人生佛教」的精神也作了說明,在其《人生佛教之目的》一文中說:「人間改善者,以佛教五乘共法中之五戒等善法凈化人間。從家庭倫常,社會經濟、教育、法律、政治乃至國際之正義公法,若各能本佛法之精神以從事,則均可臻於至善,減少人生之缺憾與痛苦。」[4]
太虛大師的佛教「三大革命」思想與「人生佛教」理念是緊密相關,可以說太虛大師的「三大革命」都是以「人生佛教」思想為基礎,也就是說「人生佛教」也是太虛大師「僧教育」的理念重點。太虛大師想通過倡導「人生佛教」的思想來完成其「僧教育」的理念,使得「僧教育」改革能更好的服務於「人生佛教」思想。如其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一文中說:「關於教理的革命,當時的佛學叢報曾加反對。我認為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不應專向死後的問題上探討。過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後則應該用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而進步。總之、佛教的教理,是應該有適合現階段思潮底新形態,不能執死方以醫變症。」[5]所以,太虛大師曾寫下了「仰止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現」[6]的名句成為其倡導「人生佛教」身份的標籤。
(作者,理凈)
[1] 《太虛大師全書》第十六編,《關於支那內學院文件之摘疑》一文。
[2] 原載《鄭州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
[3] 《太虛大師全書》第二編,《人生佛教開題》一文,民國三十三年(1944)秋在世苑漢藏教理院講。
[4] 《太虛大師全書》第二編,《人生佛教之目的》一文,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八月在鎮江歡迎大會講。
[5] 《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七月在漢藏教理院暑期訓練班講。
[6] 《太虛大師全書》第十四編,《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二月重慶漢藏教理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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