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境界：人格與精神

青年朋友們：《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出版後，我應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的邀請，就國民素質的有關問題，已講過多次；但從來沒有見過今天這個場面——把這麼大一個劇場都坐得滿滿的，而且今天還是公休日。所以，我在這裡先說一聲：「謝謝！」

你們都是來自武漢市各行各業的青年人。我非常願意與青年人交流，只是今天這麼大的場面，我又「高高在上」地坐在講台上，所以直接交流就有困難了，但講完後咱們還可以個別交談。

我在開講之前，想先做一個問題調查：你們中間誰曾經算過命？我不要求算過的舉手，只微微地點頭示意就可以了……看來，有不少人都算過命。

不久前，有人曾對你們省荊州市各種職業的人員進行過一次關於算命的抽樣問卷調查。在回收的200份問卷中，曾經算過命的佔40%；從年齡上看，40歲以下的青年人佔70%。另外，他們還對幾個單位進行了重點調查，結果是：荊州市某廠的420名青年職工中，有249人算過命；荊州師專某班55名學生中，有52人算過命。

現在，儘管再三地提醒說，算命是不科學的，一些人也明明知道那是騙人的，但只要在街頭遇見了算命先生，尤其是聽對方講幾句似是而非、頗具誘惑力的話，腳步就挪不動了，總想去問問自己的前程。人們關心自己的命運應該說是件好事，總要比麻木不仁、稀里糊塗過日子強得多；然而，我還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那種與生俱來的命運是不存在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命運不是一個人事前的先導，而是事後一種不費心事的解釋。

要想有個好的命運，首先必須知道都有哪些因素在影響著命運。影響命運的因素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內因；另一類是外因，即個人根本無法選擇、無法左右的因素，如先天遺傳。有的因素貌似外因，無法選擇，也無法左右，帶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但與個人行為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有著某種聯繫。純粹的外因就沒有辦法了，你總不能改變遺傳基因，也沒有辦法左右你出生之前與尚無行為能力時的周圍環境。內因就不同了，就與個人有關係了；與個人的什麼有關係呢？一言以蔽之曰：素質。

人的素質可以理解為人的質量。現在不是經常說「質量是產品的生命線「嗎？對人這個「產品」來說，素質也同樣是生命線。「生命線」又是什麼呢？生命線就是與命運息息相關的東西，就是主宰命運的東西。我於幾個月前在一次演講中，曾在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那句流傳至今的格言「性格就是命運」的基礎上，提出了「素質就是命運」的命題。這篇講話稿經修改後登載在7月10日的《文學報》上，你們有興趣的可以找來看看，我在這裡就不展開講了。

在《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中，我將人的素質分為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學、職業、健康、審美這樣八種素質。這八種素質雖然缺一不可，但它們對一個人命運的影響力卻不是等同的；其中有兩種素質，即人格素質與精神素質，是起著根本作用的素質——尤其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尤其是對你們青年人，更顯得重要！所以，我今天只重點講這兩種素質，題目是「人格與精神」。

一、人格素質

關於「人格」一詞的解釋，有人統計過，說是不下百種。如果撇開那些學理上的抽象解釋，而是形象地去理解它，我覺得人格就像一個人的脊樑一樣。自古猿走出森林，站立起來，脊樑，也叫脊骨、脊梁骨，便起著支撐軀體的作用。

魯迅先生曾說過：「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脂肪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樑。」五四時代另一位著名的文學家，與魯迅先生同為浙江紹興籍的劉大白，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人們自從從橫著脊骨的東西進化以來，豎起脊骨做人，不知若干萬年了，但精神上總被超人的非人的種種東西壓迫著，沒有豎起脊骨做過人，所以我願在世界上一切人們面前，大喊一聲，從今以後，豎起脊骨做人！」

在中國歷史上，孟子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都是我們的先人豎起脊梁的表現，也是人格光輝的聚焦。然而，這種聚焦，像夜空的流螢，遠遠沒有普照眾生；以致於在1979由商務印書館最新出版的《辭源》，還有1980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最新出版的《辭海》里，連「人格」一詞都沒有收入。

「人格」一詞，是外來詞personality的譯名，產生於文藝復興時期；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里是這樣解釋的：「每個人所特有的心理—生理性狀(或特徵)的有機結合，包括遺傳的和後天獲得的成分，人格使一個人區別於他人，並可通過他與環境和社會群體的關係表現出來」。其實，通俗地說，人格就是一個人區別於他人的個性。它是主體意識，即自主、自強的獨立意識的集中表現。在《辭海?增補本》和《現代漢語詞典》里倒是收進了「人格」一詞，卻又在原本的涵義之外增加了「道德品質」這層意思。這是人們望文生義，想當然地把「人格」等同於「人的品格」，並約定俗成的結果。現在，人們往往還把它引申為「尊嚴」，動不動就說「不要喪失人格」——人格是個人固有的東西，怎麼會喪失呢?

健康的人格，應該是獨立型人格；反之，則是依附型人格。在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下，人們身受封建主、族長和家長的重重壓迫，形成了一種依附型人格。陳獨秀曾對此作過精闢的論述：「君為臣綱，則臣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陳獨秀當年還在《新青年》雜誌發刊辭《敬告青年》一文里，向青年提出六大希望，其中第一條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他鼓勵青年要有自主、自強的獨立意識：「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決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力，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

時光已經流逝了近一個世紀，與陳獨秀所處的時代相比，我們國民的人格素質已有了顯著的提高。尤其是共和國成立之後，人民有了當家作主的意識，並依靠自力更生渡過了經濟上一個又一個的難關，現在又開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所有這一切，都為培植國民的主體意識，提高國民的人格素質，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也不得不承認，由於封建主義思想和傳統文化的影響，再加之計劃經濟體制遏制了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得我們國民的人格仍帶有很大的依附性，人格素質與現代人的標準和發達國家的國民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這種人格素質缺陷所導致的人身依附、群體依附，以及單位依附，都極大地影響著人的命運。

人身依附，就是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視為主奴關係，而不是平等關係。

在「文化大革命」中，伴隨著狂熱的個人迷信和崇拜，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曾表現得淋漓盡致。領袖與群眾的關係、上下級的關係，以至於群眾組織中頭目與成員的關係，往往都蛻變為人身依附關係；「跟著╳╳╳幹革命」的標語、口號隨處可見，隨時可聞。

在時過二三十年的今天，類似的現象依然存在。例如：1995年3月7日，珠海韓國瑞進電子有限公司老闆，無理要求車間的120多名中國職工向她下跪。除了一名叫孫天帥的職工斷然拒絕，挺起脊樑憤然離去外，其餘的人都屈服於這位老闆的淫威，彎著脊樑紛紛跪了下去。我們在對孫天帥的人格表示敬佩的同時，卻又不能不為那120多名下跪的同胞感到心情沉重。封建社會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那一套，雖然從總體上已被打破了，但其思想仍然存在，而且還有新的變種。

群體依附，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隨大溜」。

隨大溜，並非是順應時代潮流，而是隨波逐流，盲目採取與大多數人一致的行為；然而更多的一種情況是雖有主見，但為了逃避風險而放棄自己的意見。因此，隨大溜既是一種懶于思考的庸人哲學，又是一種「不敢為天下先」的懦夫思想。在衣食住行這些日常生活上隨隨大溜倒也罷了，如果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也隨大溜，就可能導致嚴重惡果。「文化大革命」中，許多「革命群眾」就是在盲目從眾的心態驅使下，破「四舊」，搞武鬥，跳「忠字舞」……演出了一場場的悲劇和鬧劇。

「出頭的椽子先爛」——這是一句流傳至今的俗語。在長期的封建專制下，一些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出頭椽子」，確實是一個接著一個地爛掉了；但其中先進分子的革命行為，卻推動了歷史的進程，他們也在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我們鼓勵的不是無價值的飛蛾赴火，而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創新精神和冒險精神。

在歷史和現實中，都不乏敢於為天下先的特立獨行者。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以及魯迅、馬寅初等一代偉人，都是順應時代潮流，敢于堅持真理，不怕被孤立的民族脊樑。

人們對於不隨大溜的念頭、行為和人，往往冠之以「怪」字，其中無疑含有貶抑和譏諷的味道。豈不知大凡在事業上有所建樹的人，都多多少少會有著怪的念頭和怪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怪的人，只能是稀鬆平常的芸芸眾生；而怪，則是個性鮮明、見解不凡、特立獨行的一種表現，是創造發明的必備素質——你想出類拔萃，必須與眾不同！知識分子是社會的先進群體，更需要怪；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怪，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1995年春天，一部被喻為「地獄思想手記」的《顧准全集》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中國文化界的震動。顧准在50年代即驚世駭俗地提出運用價值規律搞市場經濟的觀點，並對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言人之所未言。在遭受到撤職、受批判、被打成右派，以及家人遠離的一系列打擊後，仍「九死而不悔」，保持著獨立的人格和鮮明的個性。

以文章立世的余秋雨，曾主持過一次研究生的面試，試題是「談談你對莎士比亞及其作品的評價」。許多考生都是按照教科書，複述著前人的定評；而一位考生卻開口就說他不喜歡莎士比亞的作品，並陳述了不喜歡的理由。結果，他得了最高分。我們在讚歎這位考生不盲目從眾的同時，也不得不同時敬佩為人師表者的人格力量!

單位依附，即一味依賴所在單位——在三種依附中，我想著重講一下這個問題。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不僅壟斷了收入、住房、醫療、養老，以及職稱評定、獎勵等社會資源，而且還操辦著職工的洗澡、理髮、上下班接送、節日副食晶供應，甚至死後火葬等種種福利。一個人一旦進入某個單位，便「生為單位人，死為單位鬼」，除非犯法違紀被開除，否則難以把任何一個人推出門外。有的學者將我國這一獨特的人文景觀，稱之為「單位現象」。

在大規模工業建設的初期，這種單位體制對集中社會資源，充分發揮其效益，曾有過積極作用。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這種單位體制的弊端日益顯現出來，必須實行新的人事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每一個「單位人」，不論你是否離開單位，都要經歷一個向「社會人」過渡的心理嬗變，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單位成員。所以，能否具備主體意識，建立獨立人格，將是決定一個人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命運的首要因素。

近年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大批職工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武漢是我國六大老工業基地之一，目前下崗職工已有38萬人，佔全市產業工人的22．6％。據統計，截至去年底，全國下崗職工達892萬人，獲得再就業的僅佔26％。下崗職工再就業難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許多職工長期以來在傳統單位體制下養成的「等、靠、要」思想嚴重。正如有的社會學家給「單位人」所勾勒的形象——貪圖安逸、輕鬆、穩定，懼怕勞累、風險、競爭，一味依賴單位，高談闊論，牢騷滿腹，卻缺乏獨立自主的魄力和能力。所以，再就業的關鍵不是別的，而是轉變觀念；觀念一變天地寬，崗位就在你面前。

現在許多大城市都有這樣一個現象，就是「有人沒事幹，有事沒人干」：一方面，大批的農民從鄉下涌人城市，從事各種服務和維修工作，僅北京就逾百萬人；另一方面，城裡許多下崗職工一味等待著國家再給自己找一個單位，以便「大樹底下好乘涼」。在北京的下崗職工中還流傳著這樣一個「四不去歌」： 「賺錢少的不去，工作累的不去，管得嚴的不去，離家遠的不去」；於是，就出現了「你急我不急」的怪現象。但是，我們也可喜地看到，有不少下崗職工自主、自強，拋棄陳腐觀念，迅速轉變角色，有的還創出了輝煌的業績。

前不久，我在10月26日的《文匯報》上看到一篇報道，裡面說，重慶最近爆出了一條新聞：一位4年前下崗的職工，以1380萬元的代價，買下了他揮淚離別的無線電一廠。青年工人楊祥華今年37歲，原來是個技校畢業的工人，1993年由於廠子不景氣下崗。有人還記得，他離開廠子時，眼圈紅了。楊祥華下崗後，在農貿市場賣過5角錢一塊的小吃「驢打滾」， 後來，又到一個只有幾個人的小公司當業務員。1994年，這個公司資不抵債，瀕臨倒閉，下崗下怕了的楊祥華，只好硬著頭皮把公司接過來，當上了沒有人願意當的總經理。然而僅僅幾年時間，這個公司就發展成為擁有十幾家企業的大公司，並整體收購了他曾工作過12年的無線電一廠。楊祥華最喜歡唱《國際歌》里「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那句歌詞。其實，在重慶無線電一廠的下崗人員中，像楊祥華那樣已擁有上億元資產的還有兩人，擁有幾十萬資產的「小老闆」也有幾十人。

可以說，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當代中國社會環境的一個最大，也是最深刻的變化。隨著「鐵飯碗」的打破，社會只向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而不提供就業保障。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實質上是利益主體的轉變——勞動者個體將由從屬地位被推向基本利益主體的地位。這就意味著，勞動者將由人身依附關係轉變為在法律上的平等關係；同時，也不再依附於某一個單位，而是自主擇業的自由勞動者。從現在起，每個人都已成為決定自己命運的主體；沒有主體意識的公民，將會在這場變革中被淘汰。

電影《北京人在紐約》中，主人翁王啟明艱苦創業辦毛衣編織廠的故事，給中國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豈不知在當今美國，三分之二新的就業機會都是由類似這種不超過20人的小企業提供的，個人的創業精神表現得極強。在1950年時，美國以每年9．3萬家的速度創辦新企業；到了80年代，已發展到每年60萬家，並呈現出一個個人創業「爆炸」的大趨勢。在香港這個只有600萬人口的彈丸之地，私人中小型公司達47萬家，平均每天至少有160家新公司成立。一些有進取心的僱員想自己創業時，被看作是很自然的事，老闆往往還會協助他成立新公司。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也如雨後春筍一般，遍布城鄉。到1995年，個體工商戶由1985年代的182．9萬戶，猛增至2528．5萬戶；私營企業從無到有，近10年來發展到65．45萬戶。「海闊憑魚躍，天曠任鳥飛」。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就像打開了鳥籠。久困其中的小鳥也許一時還茫然不知所向——外面廣闊的天地和美麗的大自然誠然是一種誘惑，但風霜雨雪和艱難險阻也會使其望而生畏；如果沒有搏擊長空的勇氣，其結果，很可能是飛出去後又返回籠中，去啄食盤中的米粒。

二、精神素質

良好的精神素質，應該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自由的精神世界，二是豐富的精神生活，三是堅挺的精神風貌。

人的精神世界應該是最自由的，無遮無攔，你盡可以憑藉著想像的翅膀自由地翱翔；但是，如果自己設定框框，那就無異於作繭自縛。中國封建社會的焚書坑儒、大興文字獄，西方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都是對那些「神騖八極」的人實行剷除政策，使天下人「思不出其位」。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也不乏愚民的思想。例如，道家的鼻祖老子就有這樣一句話：「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聖人」治理國家，應該使老百姓不要有自由、豐富的思想，填飽他的肚子就可以了；不要讓老百姓有堅強的意志，有一個健壯的身體就可以了。因為，肚子填不飽就會鋌而走險，身體不健壯就不能幹活、打仗；如果思想自由、豐富了，意志堅強了，老百姓就不會服服貼貼地任其擺弄了。

正是在這種制度的制約和文化的熏陶下，久而久之，便使得國民的精神禁錮，形成收斂式思維，即對一個問題只產生一種解答的思維方式。以五四運動為起點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次又一次地衝擊著國民禁錮的精神世界，改變著國民傳統的收斂式思維方式。發散式思維方式，即思維朝著各個方向輻射，對同一問題產生多種解答的思維方式，開始為越來越多的國民所接受。但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思維方式往往趨於收斂，而不是發散。因思維收斂導致的精神禁錮是最可怕的禁錮，它像一把無形的枷鎖，套在人的頭腦里，讓你壓根兒就不去想，或不敢想。

思維收斂的人看世界是「一管之窺」，做事情是「一定之規」，寫文章說話是「千篇一律」，搞出的產品是「幾十年一貫制」，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形勢下，最後的下場只能是「死路一條」。只有發散式思維的精神自由者，看世界才會是多側面觀察，做事情才會是多途徑探索，寫出的文章、說出的話令人耳目一新、浮想聯翩，搞出的產品詭譎多變，令人望其項背而不及。

我在《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里，舉了這樣兩個例子：一個是德國有位造紙廠的工人，一次因粗心大意弄錯配方，出了一批不能書寫的廢紙，不僅被扣罰工資，還遭解僱。但他沒有死心，而是試著從錯誤中找出有用的東西來。結果，終於發現這批廢紙的吸水性能特別好，可以用來迅速吸幹家庭器具上的水，於是便廉價買下這批廢紙，切成小塊出售，並美其名曰「吸水紙」，竟成了市場的搶手貨，接著又申請專利，居然發了大財。

另一個例子是，日本東洋人造絲織品公司的一位生產班長，為了提高紡織品質量，一直處心積慮地想把線紡得粗細均勻，但還是避免不了經常出次品、廢品。苦惱之餘，他突發奇想，何不索性就把線紡得粗細不均勻，織出一種表面粗糙的面料，讓一貫追求穿光滑閃亮衣服的顧客換一種口味試試呢。於是，這位生產班長在徵得同意後，便試織出一種表面粗糙而質地鬆軟的面料，投放市場後居然暢銷不衰，使當時這家已經奄奄一息的企業又獲得生機。

此類事例，可以說是不勝枚舉。這裡，順便再舉兩個例子：現在年輕人喜歡穿的牛仔服，你們知道最初是誰發明的嗎?是美國一位名叫史密斯?迪克發明的。他當時在一家帆布廠當推銷員，有一次到一個碼頭去推銷帆布作船帆時，另一家帆布廠的推銷員已捷足先登，佔領了市場。無奈之際，史密斯?迪克就突發奇想，何不用帆布作成衣服賣呢?於是，他讓裁剪師把自己帶來的帆布都加工成工作服，拿到船上去賣，結果被搶購一空，收入還增加了好幾倍。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賣鞋的——在印度某城市，有兩位推銷員到一座小島上去推銷皮鞋，發現島上的居民沒有一個穿皮鞋的。其中一位推銷員斷定這裡沒有市場，就走了。而另一位推銷員卻暗自高興——太好啦，這個島上的人都還沒有穿上皮鞋呢!於是，他通過示範推銷，居然使皮鞋在這座小島上流行了起來。

通過上述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出：發散式思維並非是一味地胡思亂想，其實質是創造性思維。要具備發散式思維，首先得具備創新精神。當今世界正處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人與入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因此，無類是對一個民族來說，還是對一個人來說，創新精神已成為一種關乎自身命運的品格。

精神生活豐富，也是精神素質良好的一個方面。

毛主席說過的許多話人們都忘記了，但「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這句話卻沒有被人們所忘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的衣食住行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多數人已經解決溫飽問題，手中多少有了幾個錢；把這幾個錢投向何方，足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他們的精神追求。統計資料表明，我國國民的精神文化消費佔全部消費支出的比例大大低於發達國家的國民；在本來已很低的精神文化消費中，用於發展性、智力性的書報雜誌消費又大大低於娛樂性的消費。許多人在實現溫飽之後，又過分地追求美味佳肴、名牌服飾和高檔裝修，卻捨不得花錢買書，豐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還有一些人寧可放棄自己的理想追求，也不願意離開大城市和安樂窩，不肯犧牲自己的物質利益。

說到這裡，我不由得想起這樣一個故事——謝晉導演的影片《芙蓉鎮》，你們許多人一定都看過，裡面有這樣一個鏡頭：男女主人翁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年代裡，由於受到不公正待遇，每天天不亮就得去掃大街；有一次，他們掃著掃著，就自然而然地翩翩起舞，跳起了華爾茲。據說，這部影片在法國放映時，演到這裡，觀眾紛紛站起來鼓掌。導演謝晉當時也在場，他對法國觀眾的這一反映有點不大明白；直到一位法國記者跑過來激動地說了一番話後，才明白個中緣由。這位法國記者說：「你們這個民族不得了！在這麼黑暗的年代居然對愛情、對人生還有追求，居然在半夜天還沒亮就掃街的時候，還想跳舞。」法國是一個浪漫的民族，他們對精神生活有著強烈的追求，自然對這個鏡頭非常的敏感。我們看到這裡時，經歷過那個歲月的人都會覺得格外心酸，沒有經過的也許還覺得好笑，不會像法國觀眾那樣激起共鳴，紛紛站起來鼓掌。

精神生活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讀書；無法想像一個不讀書的人，會有什麼豐富的精神生活。不久前，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對包括上海、廣東等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4654名青年進行了一次抽樣調查，結果表明：40％的青年，家中除了課本之外，基本無藏書； 36％的青年，家中只有50冊左右的藏書；藏書500冊以上的，僅佔2％。在座的青年朋友們，你們也不妨想一下，自己是屬於哪一個範圍的？青年人正值求知慾旺盛時期，雖然收入不多，甚至還沒有收入，但應該是最喜歡讀書，最捨得花錢買書。

最近，我在10月21日的《光明日報》上看到一篇題為《武漢群眾性讀書活動紅紅火火》的報道，裡面說：武漢市近幾年來興起了讀書熱，全市上下廣泛開展讀書演講、知識競賽、理論研討、書友聯誼等活動，參加的市民不下200萬人次；市裡還成立了「讀書活動指導委員會」，上個月市裡還舉辦了首屆「讀書節」。這幾年，全國各地舉辦的節日可謂是五花八門，大到藝術節、戲劇節，小到鍋巴節、田螺節，幾乎是「無物不成節」，但從未聽說過「讀書節」。另外，市裡在評選五好家庭時還規定，城區家庭藏書300冊以上、郊縣家庭藏書100冊以上，才有資格參評；而且，還專門評選了「藏書、讀書十佳五好文明家庭」。我看了這篇報道後，非常高興——總算還有相當一級的政府，把讀書作為一項工作來抓；這不能不說是武漢市的領導有文化，有遠見，重視國民素質提高的表現。

高爾基說過一句話，大家也都知道：「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一個人能否堅持讀書學習，將決定著他的文化素質乃至整體素質。我的孩子讀中學時，我曾給他說過：我希望你先作個「書獃子」，這樣，我能把你調教得機智、靈活；如果你不愛讀書，光靠耍小聰明，變得油滑膚淺，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去年，我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一篇報道，題目是《金鐘響在大山裡》，看後也非常的感動。在甘肅省漳縣金鐘鄉的貧困山區里，有十幾名青年農民，儘管終年勞作，常常連土豆都吃不飽，卻堅持讀書和創作，並成立了一個「金鐘文學社」，用最便宜的白紙油印出自己的刊物《金鐘》。為了服務社會，他們還辦起了一個義務醫療室，自己上山採藥，治病救人。他們選稿的標準是「水平可以不高，但精神要高」。他們共同的心聲是：「人不管多窮多富，都不能喪失精神追求。不自棄，不沉淪，不頹廢，不虛假。活著，就要讓心擁有愛、感動和夢想！」

中國知識分子有著追求精神境界、嚮往理想人格的優良傳統，主張在物質生活基本滿足的情況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實現，看作是人生諸種需要中一種最高層次的需要。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一個民族，物質上不能貧困，精神上也不能貧困；只有物質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為一個有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一個民族是這樣，一個人也是這樣——如果一味追求物質上的享受，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高尚的人。

良好的精神素質，除了精神世界自由、精神生活豐富外，精神風貌還應當是堅挺的。

無庸諱言，我們的國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患了「精神疲軟症」，抱著「混」的人生態度：上學混60分，上班混八小時；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想方設法，要把最寶貴的時間消磨掉。也許是嫌這個「混」字粗俗，近年來，一些人作文說話都愛用一個文雅的詞：「隨緣」。一時一事隨緣倒也罷了，如果一味隨緣，普天下灰心氣短，隨遇而安，我們還如何在競爭中立足呢?

現在，有些青年人又開始感嘆「活得累」了——年紀輕輕的，你有什麼可累的呀？！幾年前，北京某高校一學生夜裡離開宿舍，在教室的黑板上寫下「活著太累」幾個字後，從窗口跳下，墜樓身亡。他並不是遭受了致命打擊，也不是陷入了絕境，而是因為「累」；他不是日夜勞作的身體之累，而是情緒低落、自覺不支的「精神之累」；他的「精神之累」，不是源於承擔社會義務的壓力，而是由於精神疲軟。正如一部電影里的台詞所說：「上班沒勁，不上班也沒勁；沒錢沒勁，錢多了也沒勁」。

堅挺的精神風貌有賴於遠大的理想、飽滿的激情、持之以恆的毅力和鋼鐵般的的意志。作為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一般都不乏理想與激情，而恰恰是這一部分人，卻又缺乏持之以恆的毅力和鋼鐵般的意志。從歷史上看，中國知識分子中並不乏精神風貌堅挺者，如歷盡磨難到印度取經的玄奘，百折不撓終於東渡成功的鑒真，還有冒著九死一生危險走遍天下名山大川的徐霞客……他們都堪稱是矢志不渝、堅韌不拔的代表人物；但這些人大都出自儒家以外的宗教界和自然科學界。就受過傳統教育的知識分子整體看，還缺乏那種無休止探索和大無畏冒險的精神；面對挫折，極易龜縮徘徊，然後通過尋求內心調和與寧靜，去實行自我解脫。

這裡，我還想舉一個農民的例子：浙江省有個農民名叫胡世慶，今年53歲。他19歲那年，由於家境貧寒就輟學務農了；幾十年來，一直堅持讀書學習，並從事學術研究，發表了幾十篇學術論文。1991年，他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了46萬字的《中國文化史》；最近，又在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了84萬字的《中國文化通史》，得到一些專家的好評，北京大學的張岱年教授還為該書題詞。

在座的青年朋友們，我們的學歷可能都比這位農民高，我們學習研究的條件可能都比這位農民好，但我們又有多少人能有他這種矢志不渝的精神呢?搞學術研究需要有這種精神，做一切事業都需要有這種精神。鄧小平1990年4月7日，在會見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一行時，曾號召我們的國民：「中國人要振作起來」。作為青年人來說，更是要振作起來!

在精神素質這個問題上，我還想講一下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其發展的精神支柱和動力。世界各國都有其民族精神，例如，猶太民族就有著非凡的民族精神。猶太人最早聚居在巴勒斯坦，曾建立以色列和猶太王國，後來為羅馬所滅，人口全部向外遷徙，散居在歐洲、美洲、西非和北非等地，浪跡天涯，受盡凌辱。他們雖然分布在地球的各個角落，卻一直嚮往著祖居的錫安山。每逢猶太節日，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要手捧《聖經》，向著同一個方向祈禱，共同保持著「希巴特錫安」（希伯來語，意為「回歸錫安」）的信念。經過不懈地努力，這個亡國兩千年的民族，終於神話般地在地中海東南岸重建起以色列國。他們還從塵封千年的書庫中找出了祖先的語言——希伯來語，於是，來自五大洲，操著各種語言的猶太人，從字母開始學習，終於使這種已稱「化石」的語言成為朗朗上口的語言，實現了「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宿願。

猶太民族創造的另一個奇蹟，就是用半個世紀的時間，在一塊土地貧瘠、資源匱乏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個工業發達、農業先進、科技進步的國家。以色列還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成功地制服沙漠的國家。它不僅已成為歐洲的「水果籃」和「冬天的廚房」，而且使「沙漠開遍鮮花」的理想得以實現——每年僅鮮花出口一項，就掙回數以億計的美元外匯。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面臨土地沙化的情況下，唯獨只有以色列在治理沙漠方面卓有成效。為了帶領人民改造沙漠，「以色列國之父」本?古里安１９５３年辭去總理職務，離開政壇，到內格夫沙漠深處的薩德博克基布茲定居，投身沙漠改造，最後死在那裡，也葬在那裡。

還有「美國精神」，也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1986年1月28日，「挑戰者」號航天飛船在眾目睽睽之下爆炸，7名宇航員全部遇難，在美國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事故剛發生，有的宇航員便表示：只要可能，我明天就升空！1700多名報名乘坐太空梭的各種職業的公民，無一撤消申請。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當晚以「美國是否應當停止載人探空計劃」為題，進行民意測驗，徵求觀眾的電話反映，結果97%的回答是支持太空梭計劃。里根總統當晚也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並特地向青年學生講了一段話：「我特別要向全國觀看『挑戰者』號升空景象的學生們講幾句話：我知道對此難以理解，但是，像這樣令人悲痛的事情是時有發生的。它，是所有探索與發現過程的一部分。它，也是人類尋找機會，開拓視野的一部分。未來，不屬於懼者；未來，屬於勇者！」

去年，我連續看了兩部美國電影，一部名叫《龍捲風》，另一部名叫《黑魚》，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龍捲風》描寫了一群龍捲風自願研究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次次地驅車直奔龍捲風中心。《黑魚》描寫了兩名美國警察押送一名日本罪犯去日本，在被犯罪團伙冒充警視廳劫持走罪犯後，仍執意要留在日本，協助當局捉拿罪犯；在出生入死，其中一人殉職的情況下，另一人仍百折不撓，終於捉拿到罪犯，交給警視廳。在我們一些人看來，這些美國人似乎都是些「傻冒兒」——龍捲風來了躲都還躲不及呢，冒那險幹什麼？又沒有人給報酬！罪犯已送到日本，被劫持是在你們日本發生的事兒，你們再去抓吧，我們要『拜拜』了，有時間還不如在日本玩玩呢，咱警察出一次國可不容易。豈不知，正是這些「傻冒兒」，讓我感受到了「美國精神」——儘管這只是電影故事，但能拍出這種影片，本身也是一種「美國精神」！

我們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生存競爭中，形成了一種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從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兩千多年間，在我們棲居的這塊土地上，曾發生過1029次大水和1056次大旱。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持續了百年。這一切，都沒有能征服中國人，沒有阻止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杖漢節牧羊」 的蘇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都是古代歷史上民族精神的傑出代表。

中華民族的這種精神，甚至還博得了外國侵略者的敬畏。鴉片戰爭後，英國博物館裡增添了一座中國人的臘像；這座臘像不是別人，正是抗擊過英國軍隊，並銷毀掉英國商人鴉片的林則徐。英國人之所以對林則徐表示敬仰，正是因為他有一種崇高的民族精神。在抗日戰爭中，楊靖宇率領的東北抗日聯軍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最後隻身一人與敵人激戰幾小時，壯烈犧牲。日軍把楊靖宇的遺體解剖後，看到他胃裡都是草根、樹皮和棉絮，竟沒有一粒糧食，便肅然敬禮——能使兇殘的侵略者頂禮膜拜的，正是中華民族的精神！

幾年前，日本化工界的星火株式會社派出11名青年員工，專程到我國古田取經。古田會議紀念館館長詢問其中一人職業，回答說是「財務」；又問其為何而來，這位日本青年深深地鞠了一躬，回答道：要學習中國紅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創業精神！

無獨有偶，幾年前上海一家上萬人的合資企業，請來一位美國的管理專家給培訓班講課。這個老美一上台，就用投影儀在大屏幕上畫出四條彎彎曲曲的紅線，問大家這是什麼？有的回答是生產流程工藝圖，有的回答是質量標準線，還有回答成本報價表、生產日報表、職工考勤表的，等等等等，都被他一一否定了。最後這位老美才說：四條紅線是當年紅軍的長征路線——這是世界奇蹟！當時，紅軍生活異常艱苦，卻無人要求發津貼，終於打敗了強大的對手，靠的是什麼？靠的是信仰、精神！一番話，直說得聽課的學員先是目瞪口呆，繼而感嘆不已。

在大敵當前、生死攸關的戰爭年代裡，容易激發起救亡圖存的民族精神；而在和平建設年代裡要能保持昂揚的民族精神則絕非易事，必須有一種自覺的憂患意識。現在，連外國人都來學習我們的民族精神了，我們難道不應該發揚光大自己的民族精神嗎？！為了紀念抗日戰爭50周年，中央電視台的一位編導到曾活躍著無數抗日英雄的冀中平原採訪。他問那裡的青年：「七?七是什麼日子？」對方立刻笑答：「牛郎織女相會唄！」他又問：「九?一八呢？」對方略為思索後回答：「『九?一八』……『就要發』呀！」

同樣是對待半個世紀前的那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我們再來看看俄羅斯民族——

在聖彼得堡，至今還燃燒著900盞燈火，紀念這座城市在被德國侵略者圍困的900個日日夜夜裡，英雄的俄羅斯人浴血奮戰，終於取得勝利的歷史。

在伏爾加格勒的烈士靈堂里，舒曼的《安魂曲》日日夜夜、永不停頓地回蕩其間，撫慰著烈士的在天之靈。

在俄羅斯，烈士的墓地上布滿鮮花，經常可以看到老人、青年人和兒童，自願地買一支鮮花獻上，儘管那裡的人民還很貧窮。 ……

我們向來以「地大物博」 引以為自豪，濫佔耕地、濫採礦藏的現象屢禁不絕；豈不知按人均資源佔有量來看，中國已淪為一個窮國。對外開放後，在引進先進生產設備的同時，大至汽車、家電，小到相機、膠捲，甚至是煙、酒之類的東西，也都是大量從國外引進，不僅助長了奢侈之風，而且還衝擊了相關的民族工業。更有一些人，在外商的金錢誘惑下，作了民族的敗類。難怪有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會得到這樣的結論：「現在中國一些人最缺乏的不是貨幣，不是彩電，不是煤炭，不是糧食，而是昂揚的民族精神！」

以上，我只是簡略地講了人格素質和精神素質對一個人，以及對一個民族命運的影響。按照我在《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里對國民素質的分類，還有道德、文化、科學、職業、健康和審美等六種素質可講。但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把這六種素質對命運的影響一一都講。在這幾種素質里，道德約束力、文化水平、人文精神、科學精神、心理調節力、敬業精神，以及對美的感受力、鑒賞力創造力等等，對一個人命運的影響都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對改善一個人的命運都是缺一不可的。

在即將結束這次講話時，我還想提及那位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關於命運的另一句格言：「命運就是必然」。這句格言也是權且拋開了外界因素不談，而僅就自身因素而言的。參照他的那句「性格就是命運」，這句格言的意思顯然不是說命運等於宿命，是與生俱來的：而是說，命運不是偶然降臨到人頭上的東西，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黑格爾有一句話可以作為這句格言的解釋——「就一個人對於他的一切遭遇，如果能本著古諺所謂『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命運的主宰者』的精神去承當，確屬異常重要。這意思就是說，凡人莫不自作自受。」我們如果把「素質就是命運」和「命運就是必然」這兩句話聯繫起來理解，那就是：由於素質決定著命運，所以命運就不是偶然的。

我們不認為命運是偶然的，並不否認生活中的幸運事件。的確，幸運的事件有時候就像天上掉餡餅一樣的偶然，但如果一個人不具備承受某種幸運事件的相應的素質，不積極主動地去撲捉機遇，那麼，幸運也不會垂青於他。正如英國哲學家培根所說：「幸運的消長系諸外界的偶然之事，但是，一個人的幸運的造成主要還是在他手裡」。當然，由於幸運事件的來臨是偶然的，即使積極主動地去創造條件也不一定能使好運來臨，但與無所事事相比，這樣做無疑會使幸運之事發生的概率增大。

最後，我要送給大家一句話，這句話其實就是我在以前演講中提出的那個命題：「素質就是命運」。希望你們在自己的生命實踐中記住這句話，印證這句話，豐富這句話，使自己的素質不斷得到提高，使自己在市場經濟中不斷增值，從而使自己的命運不斷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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