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杜拉斯：不可模仿的人生與文學

杜拉斯資料圖（圖片來自網路）4月4日，法國著名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百年誕辰。在巴黎，法國人對這位嗜愛的女人的紀念傳統而溫情。除了再版她的作品和新版幾部傳記之外，四部她寫的或是關於她的戲在不同的劇院上演。在法國各地的圖書館裡，杜拉斯作品朗讀會也相繼舉行，人們相聚在一起朗讀她的生活、痛苦、渴望和沉默。作為作家，杜拉斯閃耀文壇；作為電影作者，她用具象的畫面包容荒誕，透過柔軟迂迴的光影觸碰堅硬的現實世界，從而形成不可複製的「杜拉斯電影」，與阿倫·雷乃等等一同躋身「左岸派」代表的行列。穿越一個世紀的歲月塵埃回望——16歲的杜拉斯站在湄公河的輪渡上，遇見了她的中國情人……「我已經老了」，這句經典對白依然猶如群山中的回聲在耳際來回擺盪。「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里，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我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為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這是瑪格麗特·杜拉斯70歲的時候寫下的文字，她在《情人》中寫下了16歲那年的記憶。瑪格麗特·杜拉斯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具有驚世駭俗的叛逆性格。她於1914年出生於印度支那嘉定市（即後來的越南西貢，今天的胡志明市），父親在她7歲那年去世，母親是當地的小學老師，有兩個哥哥。後來住過金邊、永隆、沙瀝。16歲那年，她認識了一個中國情人，在異域的風情里，一切的浪漫都成了五十年後最美好的回憶。直到18歲那年她離開越南，回到法國求學、工作。1943年，杜拉斯寫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說《厚顏無恥的人》。之後，寫作便成為她視作生命的事情，就像她說的，「我除了作家，什麼都不是」。從1950年《抵擋太平洋的堤壩》開始，18年來她在越南那段獨特的童年生活經歷，源源不斷地成為她小說的主題。也就是從這一部小說開始，杜拉斯引起了世人的矚目，一批像雅克·拉康、英里斯·布朗肖、喬治·巴塔耶、朱麗姬·克里斯蒂娃等法國批評大家都曾公開撰文，評論杜拉斯小說所具有的獨特性。1984年小說《情人》的發表，獲得了當年的法國龔古爾文學獎，法國為之轟動。在杜拉斯長達半世紀的創作過程中，她寫下了30多部小說，10多部戲劇作品，指導參與了20多部電影的拍攝完成。王小波生前對瑪格麗特·杜拉斯倍加推崇，在他的散文里曾多次提及杜拉斯，認為杜拉斯是現代小說的最高成就之一。他在《小說的藝術》中說「現代小說的最高成就是：卡爾維諾、尤瑟納爾、君特·格拉斯、莫迪阿諾，還有瑪格麗特·杜拉斯。」在《我的師承》一文中又說「到了將近四十歲時，我讀到了王道乾先生譯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說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文字境界。」在《用一生來學習》一文中說，「我總覺得讀過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現代小說藝術；讀過道乾先生的譯筆，就算知道什麼是現代中國的文學語言了。」王小波認為，《情人》看似自由的敘事風格，實際上是經過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讀時，你會感到極大的震撼，但再帶挑剔的眼光重讀幾遍，就會發現沒有一段的安排經不起推敲。從全書第一句『我已經老了』，給人帶來無限的滄桑感開始，到結尾的一句『愛我一直到死』，帶來絕望的悲涼終、感情的變化都在準確的控制之下。敘事沒有按時空的順序展開，但有另一種邏輯作為線索，這種邏輯我把它叫作藝術——這種寫法本身就是種無與倫比的創造。」是的，《情人》就是這樣，中老年對童年的追憶，本身加上了一層歲月的滄桑感、悲愴感，將記憶的碎片用一股悲哀的情緒串聯起來，使小說既具有現代性，又具有詩意。在杜拉斯的眾多作品中，不管是早期的《平靜的生活》、《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塔吉尼亞的小馬》等，還是中期的《琴聲如訴》、《勞兒之劫》、《廣島之戀》，印度小說系列《副領事》、《愛》、《恆河女子》、《在荒蕪的加爾各答她名叫威尼斯》，還是晚期的《情人》《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她想像的翅膀一直在她異國的童年生活經歷中翱翔，她似乎在時時回憶曾經發生在她身邊的一切，然後將這些回憶化為支離破碎的片段散落在她不同的作品當中，閃爍其詞，言外有音。杜拉斯用其獨特的方式在她的小說中追憶式的敘述童年在東方的生活經歷和情感體驗，是她絕大部分小說的主題。她的小說始終在冷靜的文字下面掩藏著魔咒般的激情，在激情中表現愛、孤獨、慾望、瘋狂和死亡。她對一種詩意的、召喚式的情緒、氛圍和場面能做到高超、獨到的把握，形成一種獨特的意境，內蘊著矛盾、劇烈碰撞的激情，使得她的文字特別富有張力，這是其藝術形式上最大的特色。杜拉斯總是能將電影藝術引入小說領域，使得她在小說中對時空的獨特處理，像一架攝影機，任意交錯、並置多個鏡頭般的畫面和場景，像電影中的場面調度，而這種任意是通過情緒來串聯的，使得其小說具有強烈的畫面感和視覺感。通過到位的辭彙，把握準確的節奏，簡潔的句式和省略的藝術，給讀者構建了一個充滿異域風情的鏡頭般的世界。杜拉斯作品的語言具有「極簡主義」的特色，詩般的語言，詠嘆調式的，詞語化的，簡潔而富有力度的文字，簡練而又多變的句法結構，在不經意中觸及深刻本質的比喻，這使得她的文字充滿濃郁的詩意。杜拉斯特別善於運用重複和魔咒般的對話，日常式的對話，簡潔而具潛台詞，在這種「潛對話」中表現人物內心活動，能夠精確地描寫人物的心理和感受。這一切使得杜拉斯的寫作風格和文字風格都顯得很獨特，以至於人們只能用「杜拉斯式」這個詞來概括，除此之外再沒有更恰當的詞語。正如她自己所宣稱的：「我就是我，瑪格麗特不屬於任何人，不想和任何人相提並論。」集小說家、劇作家、電影劇本作家於一身的杜拉斯，在小說領域和電影領域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於是，瑪格麗特·杜拉斯成了20世紀法國最著名的女小說家、劇作家和電影劇作家之一。在中國，她一度就像日本的村上春樹和中國的張愛玲一樣是「時尚的標誌」，成為中國小資讀者們必讀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小資的女文學青年，她們將談論杜拉斯認為是一種時尚，在任何一個談論文學的場合，老一代的小資們已經把談論杜拉斯當作俗套，但依然有一批中國作家喜歡杜拉斯，模仿杜拉斯，她們的寫作或隱或顯均受到過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影響。作家安妮寶貝就曾說，「如果有人把談論杜拉斯當作俗套，我依然想獨自品味她和討論她。」然而，很不幸的是，一大批中國女作家學習杜拉斯的不是她對小說藝術的創新。她們所模仿的只是回到「自身」的寫作。她們開始向自身探尋，於是，成為「身體寫作」。在中國文學裡，這算得上讓讀者「耳目一新」。這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對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女作家，如衛慧、棉棉、周潔茹、陳染等，掀起了一股女性寫作的狂潮。她們以自陳自訴的方式，把被長期掩蔽在無名混沌狀態下的、女性成長中的身體感覺和心理體驗鮮明地呈現出來，表現她們那代人的共同經驗。當「個人化寫作」、「邊緣寫作」作為新異之物在女性文學中出現之時，許多批評者曾為女性終於形成鮮明的性別意識、終於能夠大膽地袒露原本屬於禁忌的自我體驗而感到驚喜，然而此類寫作的起點也便成了它們的終點，狹隘地理解了女性所擁有的獨異體驗，對女性自我慾望的表述無以避免地趨於單調、扁平。她們所表達的只是單個個體的慾望，其整體精神特徵還停留在表達憤怒與叛逆。可是，這不是真正的杜拉斯，這更不是我們需要學習的杜拉斯。雖然，杜拉斯曾說，「如果我不是一個作家，會是一個妓女。」然而，她始終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作家」，她把「自己的世界」外化到「大世界」中去，深厚而豐富的社會內容是其故事的底色和背景。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極大的創新性，使其小說具有極大的張力，讓人感到尖銳的力度，而不是綿軟無力。所以，從某種程度來說，杜拉斯是「不可模仿的」。正如法國的評論家米雷爾·卡勒一格魯貝爾說的，「承認或者隱而不說，是形成杜拉斯作品風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顫波動」。「意指的震顫波動」，它來源於靈魂的力量，而靈魂附屬於一個特定的肉體。杜拉斯用她的一生來寫作，用她的生命來寫作。就像她說的，「我是作家。其他的都盡可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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