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黑紙白丨李嘉誠跑路記：商界教父是如何變異為獠牙怪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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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跑路記：商界教父是如何變異為獠牙怪獸的？

　　隨著超然輪的產生，香江雖然沒有引起太多大陸人的關注，但是對於香江人來說，怎麼辦值得深度思量。而今李嘉誠又成了超然輪之後的另一個靶子，將要延伸樣的思維？是否會通過對李嘉誠曾經的投誠而今的叛走進行一個由經濟到政治的整治新輿論？我其實不太關注香江到底是一人之上還是萬民至上，因為結果似乎都已註定，但我關注的是這個過程，無論什麼樣的結果，所能帶給我們的啟示，哪怕沒有希望，卻也能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社會原來是這樣發生了變化。　　新聞事件　　這兩日一篇《學者批李嘉誠拋售內地資產:使命未盡別讓他跑了》的文章引起了數十萬網友的大辯論，該文章稱：「本來，商業如水流，逐利是資本的本性。李嘉誠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但是，鑒於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似乎不僅僅是商業那麼簡單。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由此，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事件評論　　我早在2012年為騰訊博客寫關於移民的約稿時就已經表明了中國富人不斷移民的看法，在那篇文字中，我並不認為富人移民是不愛國，用五mao和自干五的話說：「既然你這麼多意見，這麼不適應中國，趕緊移民，中國不需要你這樣的人。」當然，我不會和這群奴才們一樣鼠目寸光，我當時說的是，制度、腐敗、教育造就了450萬移民，以後還將造就更多富人移民，將來在世界上某個國家可能會有一個華人後裔當上總統，所以我是鼓勵這些富豪們走出國門的。會有讀者說我短見，認為「他們是賺了中國的錢出國的，是中國人民的損失」。我想我沒記錯的話，當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一句很時髦的話，時髦到全體中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世紀性的承諾，但是我們沒有看到這個承諾的兌現，而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為這個承諾放棄了我們自己太多的權利。而今，這些富豪們要跑路了，我們就罵他們是賣國賊，是漢奸，這並不妥當，世間萬物均有因有果，誰許下得諾言，造就了誰的金錢王國？金錢王國有幾種形式？誰的金錢王國在權力的瀰漫之下選擇了逃離這個國度？逃離又為何可以如此洒脫？而不必擔憂曾經因權力而得到的財富是否存在問題？誰來進行考核？這就是中國高產階層和特權之間的關係。你要罵這些跑路的富豪是賣國賊和漢奸是需要前提的，不過一丘之貉而已。　　那麼我為什麼要鼓勵他們離開這個國家？對於含著金鑰匙的人群來說，他們有必要去體驗一下沒有金鑰匙的國度該如何生活，當然他們走的前提絕不是因為外國有多麼好，而是他們開始覺得中國不像一開始那樣對他們這麼好，甚至有可能回到打土豪的時代，這種對制度的極度不信任和在制度的溫床中幸福慣了的思維一旦受到影響，跑路是必然的選擇。所以會有新聞爆出，某貪官、某土豪移民外國後覺得特沒意思，奇葩的事也只有在咱們這兒多，真到了外國，各種制度的約束，以及有可能存在的待遇差別難免會造就他們產生淡淡的憂傷。但對於生命而言，可以憂傷一點，但決不能坐以待斃，所以出國並不是誰反對或誰支持就能阻止這些富豪們跑路的積極性。中國這些年一直有爆出某地富豪鋃鐺入獄的新聞，民間也盛傳「養肥了再宰」的官商關係論，也許真的是窮人有窮人的不堪，富人有富人的恐懼吧！　　這篇發在《中國企業家》上的批判李嘉誠的文章，其實給我的感覺並非是在批判李嘉誠，而是在批判香江模式，同時也捎帶批判了下大陸模式。什麼是香港模式？港人治港是香港政經的重頭戲，也就是說批判李嘉誠的本意不再批判他，而是在批判港人治港，換句話說是批判貓論者的「一國兩制」，為什麼香江會產生李嘉誠這樣一個開始是為人們所羨慕的商教父，後來確實被人們所厭惡的獠牙怪獸？這位學者的看法是，因為港人治港的同時，中國大陸的精英治國理念也滲透到了香江，所以香江的李嘉誠坐上了這樣一架直升機，被大陸最高領導人接見，從而在經濟上被政治各種照顧，被權力各種滋養，所以才變成了一個怪獸。那麼該怎麼辦呢？要改變香港模式。怎麼改變？首先，香港不再需要商界領袖來安頓剛回歸時的不穩定，可以下功夫去宰羊了。這位學者的看法我想也是李嘉誠跑路的根本原因，李嘉誠混跡中國政商這麼久，如果這點眼力價都沒有，那也真白瞎了中國首富的稱謂。從這點來說，那麼罵李嘉誠漢奸、賣國賊的人，如果你是李嘉誠，你會怎麼辦？這是第一個改變。　　第二個改變是，從該學者的話來理解是，「曾經的治港思維已經讓高層覺得不自在了，而今大陸對香港的倚重已經有了變化，上海、天津、深圳、廣州等沿海城市亦興起，香港作為自由港雖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於國家來說，整個香港的利用價值大大下降。」從這位學者的話中，我們不難感受到，最終目標很明確，從對商業人物上的改觀和香江曾經價值的貶值，香江類「獨立王國」的頭銜也改收回了，不要指望人手一票，更不要指望萬民至上可以改變一人之上的未來方向，至於香港富人曾經被媒體稱為商界教父，而今淪為獠牙教授也是符合目前形勢需要的，這些富豪的價值不只是可以曾經維護香江的安定，而今也可以維護香江進一步的回歸大陸化的而淪為犧牲品。　　我記得曾經有過官員對我說：「不要以為香港多麼的自由平等，香港最富的還是那群富豪，最苦的還是平頭百姓。」這句話的意思，我想是可以這麼理解的，香江雖然比大陸要自由平等一些，但是平頭百姓一樣是苦逼的，所以不要想什麼民主，扯淡。按照這位官員所說去去思考的話，可以提出兩個問題，香江為什麼也會和我們大陸一樣？他們究竟是不是一個比我們多些自由和平等的地方？首先來說說為什麼和我們一樣，用這位批判香江的學者的話說：「「港人治港」的潛台詞，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事實上，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意義上，這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　　也就是說，之所以香江也會存在和大陸一樣的情況，是因為我們的落後制度對香港本身所存在的制度進行了影響，用人治的思維代替了所謂的法治，所以造成了這樣一個惡果。首先我並不知道這位學者是不是高級黑，但這段話確實是很實在的，與其說要改變治港思維，不如說改變影響香港的落後人治大陸制度，不再以權力去干涉市場經濟，而是以法治來監督市場，營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從而用法度來為商人逐利和商人回饋社會划出社會共識，以免除生產為富不仁的人治環境所可能造成的社會悲劇。　　雖然如此，我並不認為香江和我們完全一樣，至少香江有廉政公署這樣一個獨立的反腐機構，雖然商人可能會佔據更多的社會利益，但官員的貪慾卻有著很好地遏制，對於大陸人而言，香江人至少能享受到基本的社會福利和社會分紅，從這方面而言他們是高出我們的，同時也因為香江人的公民意識比大陸要好得的多，在公民權利的捍衛和爭取上也比我們要積極得多。最終回歸一人之上的時代，香江相對自由和平等的社會是否會淪落得和我們一樣？這並不是不能預見，也並不是不值得思考。　　至於香江的富豪們何去何從，這並不只是香江一個地方的問題，相信在中國的高產階層，無論因權而富，還是個人奮鬥而富，他們最終在看不到一個法治且民眾擁有參與社會權利的完善制度時，必定會在觀望中移民。這並不是說富人就是為富不仁，捨不得回報窮人，擔當不起商界領袖的責任，而是人性的使然，為什麼我們要產生制度和法律？就是為了遏制人性惡德一面，同時引導人性不善的一面。在沒有一個正常的制度環境下，奢談先富帶後富確實是一個令人滑稽的問題。 回饋社會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分紅於民，來自鄭虎。一種是兼濟天下，來自高產階層。既然我們都看不到一個分紅於民的鄭虎，我們又怎麼可能看到達則兼濟天下的高產階層？而某十年，窮則獨善其身的理論徹底被顛覆，這些不能兼濟天下的人怎麼會不畏懼將來一群無法獨善其身的人鬧他們的命呢？儒家道德救不了中國，不如一個實實在在的制度最為實用。所以即便是不打土豪，而是用一大群御用文人擺事實講道理來留住土豪，都是沒什麼作用的。李嘉誠被用的時候，可以和權力沆瀣一氣，被尊為是商界教父。在被宰的時候，雖然預料到了果斷跑路，但卻儼然被批為獠牙怪獸，何苦來哉呢？這究竟是李嘉誠的錯還是鄭虎的錯？其實在我看來一丘之貉而已，對於大多數普通公民來說，要麼捍衛公民權利，要麼就只能被魚肉了。這其實和古代社會沒有什麼兩樣，甚至更無恥於古代社會，三方若無反思，中國也許直到消亡也無法走出這個怪圈吧！　　2015—9—16落筆於墨辯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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