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翠喜案」:是權色交易，也是政治鬥爭

「楊翠喜案」:是權色交易，也是政治鬥爭

(本文選自《隨筆》2011年第2期)

黃波

自雍正以後，首席軍機大臣已成為清廷百官之領袖。末代王朝的最後一位首席軍機乃慶親王奕劻。

有清一代，由親貴來做行政首腦有一個演變過程。清制，親王皇子是不允許干預政事的，這當然是為了便於皇帝一人獨裁。等到咸豐皇帝被英法聯軍逼走熱河病逝，慈禧之子同治皇帝於孩提登基，客觀情勢亟需一位負有重望的親王佐理，於是廷議推舉咸豐皇帝之異母弟、較有賢名的恭親王奕忻為議政王，總理軍機大臣及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當初這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孰料居然成為定例，直至清廷覆亡之前夕，親貴執政才算告別歷史舞台。

與奕忻相比，奕劻平庸得多了，尤為人詬病的是他還有「好貨」的毛病。慈禧相中他，實因為便於操控。但慈禧大概沒想到，這不同樣有利於心懷叵測者的引誘嗎?「心懷叵測者」就是在地方官員中班次居首的直隸總督袁世凱。斯時的袁世凱未必就有奪人之國的雄心，但其渴望攫奪更多更大的權力卻是一定的。而他要達到這一目的，勢必傾心結納奕劻。一代梟雄袁世凱，處理人際關係的手腕極高，他拉攏奕劻，堪稱「無孔不入」、「無微不至」，不惜財力自不消說的，就連奕劻之子，時任農工商部尚書的載振，他也要儘力伺候得舒舒服服。於是便有了轟動清末官場的一起性賄賂大案。

東北危機催生出的腐敗機遇

光緒三十年（1904年），為了爭奪權益，中國的兩大強鄰日本和俄國在東北大打出手，是謂「日俄戰爭」。直至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在美國的調停下，日本的全權代表外相小村壽太郎和俄國全權代表首相維特始於美國議和。

戰場上，日勝俄敗，但雙方均已無力再戰，故俄雖戰敗，氣勢猶盛，俄國沙皇且於談判前放出豪言曰:「不割寸土，不賠一盧布。」雙方訂立和約，俄國所讓予日本者，原本就系從中國劫奪而來，自然無法填日本之欲壑，但日本也無可奈何。劉體智《異辭錄》雲:「日俄戰後，和約於日本無利，夫人而知之矣。當是俄使微德（現多譯為「維特」）之強項，殊非吾國可比。微德一聞日本使小村壽太郎有需索之意，立與之絕，且曰:『俟汝兵至彼德堡，再作此請，未晚也。汝今乃以戰勝國自居耶?"小村壽太郎曰:『然則孰為戰勝國?"微德曰:『無之，惟其無戰敗國，是以無戰勝國。"小村竟無如之何。」劉氏所記當得之於傳聞，但以和約內容參證，並非無根之論。

日本對俄國辦法不多，但對中國就迥然不同了。不滿於日俄和約之所得的日本，轉而向中國勒索，遂派小村壽太郎為特使，會同駐華公使向清廷交涉，強迫訂立中日東三省事宜條約，從此日本勢力全面進入東北。而俄國人呢，雖經戰敗，可並未完全退出東北，其力尚足與日本角逐。在相互的利益爭鬥中，日俄兩國儘管對立，卻又有一個共同的掠奪對象，即中國，在如何對付中國的問題上，他們的目標又高度一致。清末的東三省就是在這兩大強鄰的夾擊中，日益顯得風雨飄搖……

在列強掀起的掠奪中國權益的狂潮中，東北的危機還有其特殊性。因為滿人向來視東三省為「龍興之地」，儘管地大人稀，卻始終禁止漢人移居東北。在治理架構上也與關內不同，二百餘年都實行軍府舊制，在盛京（今瀋陽）、吉林、黑龍江三地分設「將軍」管領，沒有民政長官。這樣一種僵硬的制度自然無法應付外患日深的危局。

光緒三十二年，清廷因盛京將軍趙爾巽之請，於九月二十日派遣載振和軍機大臣徐世昌赴東三省。在日俄兩國的窺伺下，載振和徐世昌還只能以查辦事件為名，對自己的國土進行實地勘察，尋求對付強鄰的策略。兩月之後，載振和徐世昌回京上了幾道奏摺，疾呼東北非根本改革，不足救亡圖存，其中描述他們在東北之窘境曰:「臣等此次由新民東至奉天，北抵黑龍江，皆不得不仰息日、俄之汽車，明明我之境內，而俯仰周旋，如適異國，猶且不得不含恥茹痛，強作感謝之詞。彼有驕容，我多愧色，則直可謂國體全失矣。」「明明我之境內，而俯仰周旋，如適異國」，此言不可謂不沉痛。

載振、徐世昌所陳的應對方略，「大要不外兩言:曰充實民力;曰抵制外力而已。充實內力之策不一端，而徙民實邊為其要義;抵制外力之策亦不一端，籌劃交通為其命脈。」而首當其衝，兩位大臣認為，改革東三省官製為前提，他們建議東三省設總督一名，奉天（瀋陽原有奉天府）、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一名，清廷即准其奏。

在東三省改革官制，增設總督和巡撫，本是為了應對東北危機，但既然多出了官位，也就大有利益可沾，腐敗之新機遇在這個時候猝然而臨了。

言官一折驚天下

安插總督、巡撫這樣封疆大吏的位置，自然會涉及不同派系的權力消長。

經過袁世凱的折衝樽俎，入民國一度位居總統的徐世昌被委為總督。徐過去做過袁的幕僚，被公認為袁系人物，但到底點過翰林，在此之前也有做部級高官的閱歷，反對袁世凱的人恨恨不平卻抓不到把柄。偏偏署理黑龍江巡撫的人選讓擔心袁世凱權力擴張太速的人找到了突破口。

出任黑龍江巡撫的是段芝貴。此人非科舉正途出身，不過以父親和袁世凱系舊交這層關係，得以在袁手下當差，因逢迎有術，遂被袁加以青眼，一跳幾級，不幾年儼然已為封疆大吏，讓人側目。一個叫趙啟霖的御史很快上了一道彈劾的摺子。其中激烈的語句，如指責段芝貴「人本猥賤」，「無功可紀、無才可錄」，專事逢迎權貴，「可謂無廉恥」，說奕劻父子位高權重，「惟知廣受賂遺，置時艱於不問，置大計於不顧，尤可謂無心肝」，更為轟動的，是奏章中披露，奕劻父子之所以對段芝貴情有獨鍾，實因為段「以一萬二千金於天津大觀園戲館購買官妓楊翠喜，獻之載振」。趙啟霖在奏章中聲稱，段芝貴對載振實施性賄賂一事，已經是「路人所知」。

原來，前一段時間載振因事過天津，這是直隸總督的地盤，袁世凱自然不會放過巴結的機會，竭力討其歡心，手下紅人段芝貴則負責接待工作。一天，袁世凱邀載振在衙門中觀戲，出演的當紅歌妓楊翠喜一挑簾出場，載振即驚為天人，讚不絕口。「就怕長官沒嗜好」，段芝貴看在眼裡，心中暗喜，知道自己陞官的機緣來了，用巨資為楊翠喜脫籍，送到載振府上。此行中載振與袁世凱會商東三省督撫人選，袁即以自己夾袋中的人物列一名單，交載振轉呈奕劻。載振得美人，段芝貴得高官，而袁世凱的私人勢力由此更進一步，可謂三全其美，不料美夢被趙啟霖驚醒。

趙啟霖的奏摺直接針對首席軍機父子，按其爵位，一個是親王一個是貝子（親王、郡王、貝勒、貝子是從高到低的四個等級的爵位），而且用語完全不留情面，尤為不堪的是還牽涉權色交易，堪稱一折驚天下!

趙啟霖的奏摺一出贏得滿堂喝彩，清議幾乎都站在他的一邊。這不僅緣於東三省改革官制這一場利益分配明顯偏向了早為人所不滿的袁世凱，還因為慶親王父子名譽本來不佳，朝中一直涌動著推倒他們的暗流。

首席軍機和他的「慶記公司」

慶親王奕劻，乾隆皇帝第十七子和碩慶親王永麟之孫，在宗室中支派較疏，因此直至光緒二十年，才得以晉封為親王。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奕劻入值軍機處，至此掌握晚清政柄近三十載。「庸碌而又好貨」，這是清人筆記中對他所作的幾乎一致的評價，當時即有「慶記公司」之諢號。

慈禧太后寵信的岑春煊向來瞧不起奕劻，屢於入對時面劾奕劻「貪庸」。其自著的《樂齋漫筆》記錄了主臣二人一段讓人絕倒的對話:慈禧雲:「汝說奕劻貪，有何憑證?」岑對曰:「納賄之事，惟恐不密，一予一受，豈肯以憑據示人?」……太后言:「奕劻太老實，是上人的當。」岑雲:「當國之人何等重要，豈可以上人之當自解?此人不去，紀綱何由整飭?」慈禧一次欲調停岑春煊與奕劻之關係，因問其到京後曾謁慶王否?岑對曰「未嘗」。慈禧說:「爾等同受倚任，為朝廷辦事，宜和衷共濟，何不往謁一談?」岑曰:「彼處例索門包，臣無錢備此。縱有錢，亦不能作如此用也。」岑春煊過於直白的話讓慈禧備感尷尬，只得亂以他語而罷。

去慶王府拜見，都得向門丁奉上「門包」，人言籍籍之下，奕劻也挺不住了，親自寫了一個帖子，嚴禁收門包云云。但實際又如何呢?據《凌宵一士隨筆》所記:某官員外往為江西提學使，去王府兩次拜謁均未能見到慶王，以為可能碰巧趕上其無暇，第三次再往，王府的守門人乃向他暗示需要送門包。這位官員指壁間所粘貼曰:「王爺既有諭，吾何敢送門包?」門丁笑眯眯地說:「王爺的話，不能不這麼說。大人您這個錢，可是不能省。」

如果說以上記載都是傳言，未足盡信，那麼《施肇基早年回憶錄》中所記就是鐵證如山了。施肇基入民國後是有名的外交家，於清末初入外務部任職，曾赴慶王府表示感謝，他在回憶錄中記下了這一次拜見，「余得（外務部）右丞時，初次見慶王，送贄敬二千兩，門包雙份，各十六兩，一給男僕，一給女僕。此在當日，已為極薄之禮儀。此份贄金，余本不願送。唐少老（即時為外務部左侍郎、後來曾任民國總理的唐紹儀）告余，慶王開支甚大，老境艱難，內廷對之諸多需索，難以應付，余之送禮，在得缺之後，非同賄賂，且為數甚少，當時丞參上行走且有送至一萬兩者。余乃勉強為之。『贄敬"系以紅包先置於袖內，在臨行辭出之前，取出放於桌上，曰:『為王爺備賞。"王爺則曰『千萬不可"。然後辭出。」唐紹儀寬解施肇基，得缺之後再送禮，不算賄賂云云，當然無法自圓其說，但他的一番話也透露了兩條重要信息:一是奕劻收紅包的價碼:得到部級衙門左丞、右丞、參議等缺，可能需要白銀一萬兩;二是奕劻其實也並非處於「食物鏈」的最高端，連他自己也經常要被內廷的大太監們勒索。

以唐紹儀外務部左侍郎的身份，此時也算部級官員，談論奕劻收受賄賂恬然不以為怪，可見這於當日真不過是小菜一碟。

巧妙的「彌縫」，含糊的「查辦」

趙啟霖奏上，朝野震動，清廷乃命兩名大臣赴天津徹查。好個袁世凱，來了個釜底抽薪之計，即讓天津巨紳王錫瑛將楊翠喜領去，聲稱是他買下的使女，花費不過三千五百元，並非外間所傳多至萬金。待到查案的人到了，這邊已經布置妥帖，人證物證俱在，加之兩位大臣本來也不敢深究，最後以「查無實據」結案，趙啟霖則因所謂污衊親貴重臣名節而被革職，但不久也開復了原官。

雖然結案，輿論並未偃旗息鼓。另一御史江春霖上疏，指出供詞之「六可疑」:

一、「買獻歌妓之說，起於天津報紙，而王錫瑛則天津富紳，楊翠喜又天津名妓，若果二月初即買為使女，報館近在咫尺，歷時既久，見聞必確，何至誤登?」即指最先披露醜聞的是天津報紙，如果楊翠喜在此之前已被王錫瑛買為使女，這兩位在天津均為名人，報館怎會完全不知而致誤登新聞?

二、「使女者婢之別名，天津買婢，身價數十金，至百金而止，無更昂者。以三千五百元而買一婢，是比常價增二三十倍矣。王錫瑛即揮金如土，愚不至此。」即指王錫瑛買一使女花費三千五百元，已大大超過常理。

三、「翠喜色藝傾動一時，白居易《琵琶行》所謂名在教坊第一者，無過是矣。老大嫁作商婦，尚訴窮愁，豈有年少紅顏，甘充使女?」以楊翠喜的色藝和知名度，她豈會甘心給人做一使喚丫頭?這也是很有力的質疑。

四、「王錫瑛稱在天津榮街買楊李氏養女，不言歌妓，而翠喜則稱先在天仙茶園唱戲，經過付人梁二與身父母說允，又不言養於李氏。供詞互異，捏飾顯然。」這是指出王、楊兩人面對查辦大臣的詢問，供詞尚有不盡一致之處。

五、「既為歌妓，脂粉不去手，羅綺不去身，其不能勝操作也明甚。謂在家內服役，不知所役何事?」此處不僅揭出供詞的漏洞，而且顯有指責查辦大臣未能盡職的用意:原為名歌妓的楊翠喜現稱給人做使女，其在楊家究竟從事何種事務，為什麼全不追問呢?

六、「坐中有妓，心中無妓，古今惟程顥一人，下此雖十年浮海之胡銓，不免動情於黎倩矣。而曰買為使女，人可欺，天可欺乎?」這是從人的正常慾望的角度分析，指出即使是南宋以氣節著稱的名臣胡銓，尚會為一個名叫黎倩的女子而動心，現在王錫瑛居然將楊翠喜充為使女，超出人情。

最後，江春霖的結論是，「臣以情理斷之，出名頂領之說，即使子虛，買妓為妾之事，更無疑義，伏查《大清律例·戶例》內載，『凡官吏娶樂人為妻妾者，杖六十，並離異"等語。……」江春霖認為，突然冒出一個王錫瑛，實為受人指使「出名頂領」，退一步論，即使王錫瑛並非冒領，他買下楊翠喜也絕不是供作使喚丫頭，而是「買妓為妾」，而按照清律，官吏娶樂人為妻妾也是要受到懲處的。因為王錫瑛不僅系鉅賈，還是兵部候補郎中，屬於「亦官亦商」，他自在這一法律條文的約束範圍之內。揣測江春霖之意，應該是藉助法律的威懾作用，逼迫王錫瑛不要替人出頭，以免遭受無妄之災，可惜，清末官吏納妓早成風氣，例禁雖嚴不過都是具文而已，王錫瑛和幕後指使者當然不會中這個小小的圈套了。

江春霖的「六可疑」大多能夠打中痛處，然而最後也並無下文。

言官制度及其影響

此事雖然含糊結案，輿論的力量終不可小視，即如奕劻也惴惴不安，授意載振自請開去農工部尚書一職。段芝貴的巡撫也泡了湯，就連其原來的官職亦被撤銷。而慈禧的真實態度，則從她不久即令趙啟霖復職，隨後又給他陞官一事上可窺端倪。慈禧令趙啟霖復職的手諭交給軍機大臣，居然繞過了首席軍機奕劻，奕劻事後得知，不免誠惶誠恐。未幾，趙啟霖更被擢授為四川提學使，回想當初自己對親貴的奮勇一擊，感慨賦詩曰:「側聞詔旨彰公道，始識朝廷有苦心。」

從這起性賄賂案中，頗可看出清末官場生態。一是賄賂公行，百官之首的人也不自重了;二是派系林立，此案的背後就有袁派和反袁派相互鬥爭的影子;三是官官相護，積習難改，此案的草草了結表明，靠官僚階層內部進行吏治革新已不可能。

但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趙啟霖始遭罷黜而終於擢升，段芝貴經此一擊，而未能再起，就連貝子載振也不得不忍痛捨棄楊翠喜，且被迫辭去農工商部尚書，奕劻也為慈禧太后所疑，都足以表明，當時清議尚有相當權威，國家的綱紀法度也未完全崩壞。

之所以如此，不能不歸功於清王朝成熟的監察糾彈制度在制約官權上的積極作用。清王朝的監察糾彈制度有一個重要特點，即准許言官、諫官「風聞言事」，彈劾官員時不必硬要證據確鑿，只要沒有納賄徇私，你的糾彈即使未被採納，也無過錯，偶有獲咎者，最重者也不過革職，輕者只是回原衙門行走（不專任的官員謂之「行走」）。

在這種制度的激勵之下，像趙啟霖這樣的猛人在清朝並非個例，敢批慈禧逆麟的也不在少數呢，慈禧常常暴怒卻也未敢破壞祖制，拿言官開刀。這種制度從根本上說，是為了維護皇權這個中心，但其客觀上起到的抑制官威以蘇民困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