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簡體PK繁體字的歷史軌跡
1978年的一個「推廣簡化字」的宣傳活動。後面的標語就是第二次簡化字
20世紀50年代,掃盲運動中,農民在田野上結合生產內容識字。
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期間,胡喬木在茶話會上發言。 1第二次簡化只推行了半年 「1956年1月1日全國報刊實行橫排，許多繁體字也改為簡體字。」時隔50多年，中山大學古文字學家曾憲通對這個特殊的日子仍能脫口而出。 70多歲的曾憲通教授當時還是中山大學一名入學不久的學生，在那一天，他翻開報紙發現字的順序全變了，很多繁體字也變為了簡體字，而他清晰記得自己在入學填表時用的還是繁體字。「我翻開報紙一看，一些字早就在我們的手寫中流行，讀起來一點兒也不困難。我們當時覺得轉換很自然，並不像有些人說的改用簡體字我們都變成文盲了。」 「當時的文字改革是很慎重的，是在政治領導人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當時的文字改革委員會是國務院直屬機構，由國務院直接領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語文現代化會長蘇培成告訴記者。 建國後文字改革的直接推動者是「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1949年5月，一直致力於文字改革的語言學家黎錦熙聯名多所高校的語言文字學家向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學改革研究會，以恢復文字改革工作。而早在延安時期，吳玉章就一直熱心於文字改革，並與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在解放區實行過漢字拉丁化的文字改革。不久，吳玉章便給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寫信，希望能夠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專門研究文字改革工作。 對於吳玉章的建議，劉少奇回信說，可以組織這樣一個團體，但是不能僅限於新文字，漢字簡體字也應該要研究整理，以便大眾應用。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吳玉章為常務理事會主席，它就是後來設立的國務院直屬機關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前身。 協會成立後，人們對創立新文字的熱情卻遠遠高過對漢字的整理和簡化。記者在一本1950年出版的《中國語文問題論文輯要》中看到，全書50多篇文章中，涉及漢字簡化的只有6篇，其他的基本都是關於新文字的研究。而文字改革協會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近百種新文字方案，而漢字的整理和簡化方案則「門庭冷落 」。 這種狀況直到毛澤東對文字改革有明確表態才有所改變。1950年5月1日，毛澤東致信第一師範時的同學蔣竹如說：「兄作語文學研究，提出不同意見，我雖未能同意，但辯論總是會有益的。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 」毛澤東的回信給建國後的文字改革方向一錘定音，即目前文字改革只作簡化改革，至此簡化字的整理和選定工作才真正開始。 反對簡體字的網民認為漢字簡化得毫無道理，是學者的「胡編亂造」，他們甚至編了幾句歌謠來反對簡體字：「愛無心」(愛)、「龜無腳」(龜)、「龍匕首」(龍)、「門開裂」(門)、「廠倒閉」(廠)、「燈白丁」(燈)等等。對於這些對簡體字類似於惡搞的批評，蘇培成表示，其實這是一種誤解，1956年的漢字簡化基本上是採取「述而不作」及「約定俗成」的原則，也就是說，只是把民間一直在使用且範圍比較廣泛的簡體字搜集起來加以整理和公布，「而並不是少數學者的閉門造車。」 1952年3月，「漢字簡化表」第一稿擬出，選定簡體字700個，但毛澤東看過後卻很不滿意，認為 700個簡體字還不夠簡，字的數量也要減少，一個字要能代替幾個字。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953年底文改會擬出第二稿，但這次又被退回，理由是簡體字字數太少。兩個月之後，第三稿擬出，收錄1600多個簡體字。這一稿引來多方關注，反映最強烈的是印刷部門。50多年前，印刷還是鉛字排版，一下子公布 1600多個簡體字，就意味著印刷廠要改1600多個銅模。加之每個漢字都有各種字型大小和宋體、仿宋、楷體等各種字體，要改的銅模數量就更多了。當時，全國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個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幾個模坯。短時間內改動這麼多銅模幾乎是不可能的。此後文改會又根據各方意見對簡化方案反覆更改幾稿，直到1955年10月，方案才得以通過。最終《漢字簡化方案》確定了517個簡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個簡化字在《人民日報》予以公布，正式在全國推行。 現在我們經常能在一些40、50歲左右中年人手寫的便條中看到一些缺胳膊少腿、奇形怪狀的字，如「上亍 」、「仃車」、「干卩」、「豆付」等等(實為「上街」、「停車」、「幹部」、「豆腐」)，對這些字我們都需要費勁猜測才能大約明白什麼意思。這些字並不是這些人文化水平低而寫的別字，實際上它們是建國後第二次文字簡化後的簡體字。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向社會公布，共收入簡體字848個。這次簡化字在簡化字形的同時，還精簡了漢字的數量，如「齡」簡為「令」，「幫」簡為「邦」，「副」、「傅」、「腐」簡為「付」，「街」 簡為「亍」，「停」簡為「仃」，「舞」簡為「午」等。但這次簡化字的推行卻並不成功，遭到了很多人的強烈反對。周有光、王力、胡愈之等人批評這種文字比例失調，難看之極，一味追求簡單而失去了漢字的風貌。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記得，自己當時曾發表過一篇研究陸遊的論文，陸遊的游是寫成「氵」加「尤」 的。「那一次實在太過，不像漢字了，而且簡化得毫無道理」。半年之後，即1978年7月，《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停止試用這批簡化字。公開解釋是《草案》是「試用」，「試用並不等於正式推行」，「現在，《草案》已進入修訂階段，大規模的試用可以告一段落，所以在報刊上就停止試用了。 對於建國後的第二次漢字簡化，蘇培成表示，這批字之所以受到詬病的關鍵是為簡而簡，人為新造了很多字，普遍性不強。「而且方案的擬定和公布過程非常倉促，不像『一簡』那麼慎重，很不成熟，所以它最後的被廢止也不奇怪。」
第二次簡化字:產量翻幾番。
第二次簡化字:英雄洞。
第二次簡化字表。這些簡化字都被廢除了。 2「廣州站」是簡體還是繁體，成了一個政治問題 簡化字改革受到了普遍歡迎，尤其是初學者。今年63歲的何菊香是湖南漢壽的一個農民，他到現在還記得他上學第一課的課文是「開學了」。課文內容很好理解，但是他怎麼也學不會那個繁體的「學」字，為此還挨了老師不少板子。後來當老師告訴他「開學」可以寫成 「開學」時，他非常高興，心想以後可以不挨老師的板子了。 同時，簡體字也給當時的掃盲工作帶來福音。何菊香記得，解放初村裡識字的人不多，小時候，他經常看到許多鄉親托出門的人給鄰村的親戚朋友帶口信，問候平安。他說：「那時，大家都不識字，沒人會寫信，所以只能靠口信來互相問候。 」他甚至還記得村裡有一個老秀才專門替人寫書信來謀生，「就一張桌子，上面有個招牌：代寫書信，生意還很忙，村裡很多人都去找他。」 「雖然簡化字受到普遍的歡迎，但是並非沒有批評，有些知識分子對簡化字還是有抵觸情緒，如我的老師唐蘭先生就對簡化字持反對態度。」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說，1957年唐蘭在參加一次文字改革學術座談會，在會上他對簡體字提出了不同意見，後來因為這個意見唐蘭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多次檢討和表態才過關。 對簡體字持保留態度的還有陳寅恪和錢鍾書。據錢鍾書的學生回憶，錢鍾書至死不認錢「鍾」書，只認錢「 鍾」書，他的《管錐編》也一定要用繁體字出版。筆者曾見過一套三聯出版的有簡體字版的《錢鍾書集》，在其出版說明中有這樣一句：《談藝錄》、《管錐編》因作者不同意出簡體字版而未出簡體字版。同樣堅持繁體出版的還有陳寅恪，他在臨死還要留下遺囑，他的作品不能用簡體字出版，一定要用繁體而且要豎排。 在吳宓的詩文中，很多人都讀到過這樣的詩句：「嚼字今來不識字，掃盲我老竟成盲」，即感慨自簡體字推行之後，他這位中文系的教授竟然變成了文盲，成為需要掃盲的對象。在公開場合他只能奉令而行，但在私人領域，他從不使用簡體字。據吳宓幼女吳學昭回憶，吳宓沒有像好友陳寅恪那樣留下遺言其著作必須以繁體字直排，但他畢生都使用繁體字，並且也要求家人和好友、學生寫給他的書信都必須用繁體字，「否則不讀不復 」。 作為一個學術問題，漢字的繁簡之爭本來是可以討論的，但是由於最高政治領導的介入和表態，文字改革被政治化。甚至於簡體字成為了一個政治標識物，說到簡體字就一定要說是正確的，一定要贊成簡體字方案，不然就是政治立場有問題。新月詩人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在不同的公開場合對文字改革發表批評意見，並且在報刊撰文表示反對簡化字，這些近乎於天真的舉動讓他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乃至生命。1957年，陳夢家沉浸在百家爭鳴的興奮里，沒有覺察當時的風向。「反右」鬥爭拉開序幕，「反對文字改革」成了陳夢家的罪行之一，他被劃成「右派分子」後，對他的懲罰是「降級使用 」，「文革」開始，因不堪忍受折磨，陳夢家自縊身亡。 「在一段時間內，不僅在大陸簡體字被政治化，在台灣簡體字也同樣成為了一個政治符號。」曾憲通說。自大陸開始推行簡化字之後，國民黨當局便開始將簡化漢字斥為「忘本賣國」等，並始終對文字嚴加管控，堅持使用繁體字，禁用簡體字，將其視為意識形態問題。一時間，簡化字在台灣成為洪水猛獸，人人忌談並成為了一個政治符號。不過與大陸相反的是，在台灣提議簡化漢字，甚至是寫簡體字的人都要被戴上政治帽子。「所以，80年代末，兩岸剛剛開始往來之初，台灣民眾，面對簡體字，幾乎完全不能解讀其意。」 出生於新加坡的華人教授王潤生60年代在台灣有一次驚險的經歷，據他回憶，1962年他第一次去台灣留學，從新加坡飛抵台灣松山國際機場，進海關時，他行李箱裡面的十多本簡體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全部被沒收。他回憶說，他當時完全不知道五四時期的作家，即使不是左派作家如郁達夫、冰心等人的小說也是禁書，更不必說簡體字的書了。不過幸運的是，他沒有被拘留拷問，「在1960年代，算是很大方了。」 王潤生感慨說。 直到1983年，台灣政府還把簡體字視為政治風向標。王潤生還有一次比較有趣的經驗，1983年，台灣清華大學準備聘請他擔任客座教授，讓他先寄一份簡歷以便辦理聘任手續。王潤生隨手寄出了一份用中文打字機打的簡體字履歷表，結果台灣清華大學拖延了很久才將聘書寄給他。過了很多年，王潤生才知道，原來是那份簡體字的履歷表犯了大忌，台灣當局需要經過調查，才批准這一聘任。 「大陸將繁體字政治化的思維在80年代初也還有遺留。」曾憲通回憶說，廣州火車站剛建成時「廣州站」 三個大字用的是繁體，「火車站方面認為繁體的『廣』字要漂亮些。」廣州站用繁體題寫的消息不知怎麼傳到了國家語委那裡，有關人員覺得這個事情非常重要，政治立場有問題。於是，國家語委下文給廣州市政府，文件中嚴厲地指出這種做法是復興繁體字，要求立即改用簡體字。接到文件後，市政府有關領導馬上叫火車站負責人更換，但該名負責人則說，現在已經掛上去了，花了30多萬，如果要換的話太浪費，時間也來不及。於是，為了這三個大字，廣州市政府專門成立了一個調查處理小組，曾憲通當時是小組成員之一。 調查組來到火車站之後發現繁體的「廣州站」三個確實已經做好，要拆掉重做確實有困難。進退兩難之中，有一個小組成員發現在火車站後面的側門上也掛有「廣州站」三個大字，簡體字書寫，一問，原來是郭沫若題寫的。於是「我們提議將郭沫若的這個題詞換到前面來，廣州市政府同意了這一建議，才成為現在這個樣子。」
提倡簡化字運動的「急先鋒」陳光堯的一本《三十言志詩》,此書為「簡字叢書別集」,1936年10月印行。
1954年9月16日的《人民日報》,繁體豎排,從右到左。
1956年9月16日的《人民日報》,簡體橫排,從左到右。 3簡化漢字的倡議並不始於新中國，而是晚清 「現在有很多人認為漢字簡化是新中國成立後才開始的，是共產黨的專利。這完全是對歷史的無知，其實簡化漢字的倡議並不始於新中國，早在晚清即已開始。 」70多歲的李樂毅這樣說。他是教育部語言應用研究所退休研究員，一輩子從事簡體字的研究，90年代曾出版《簡體字源》。 中國歷代都有簡體字在民間流行，但真正把簡體字作為正統文字(正體字)來用的主張，卻是到晚清才有人正式提出。1909年，清末學者陸費逵在《教育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的文章，在歷史上首次公開提倡使用簡體字。「這是中國第一個正式提出漢字簡化主張的人，我們應該記住他。」李樂毅說。 五四以後，文字改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被提到重要的位置，錢玄同、魯迅、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都提出漢字應該簡化，其中錢玄同是最為積極的倡導者。 實際上，民國時期，政府對文字簡化的態度一直比較積極，並一直在嘗試著推行漢字簡化。1935年，蔣介石責成時任教育部部長的王世傑進行漢字簡化，8 月，王世傑以教育部的名義，簽署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收入簡體字324個。前面一直進展得很順利，但事情很快起了波瀾。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事後，十分氣憤。他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討論這麼重要的事情，是有意迴避他。蔣介石做了一些解釋，戴季陶仍聽不進，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由於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沒辦法，蔣介石只得下令暫不施行簡化漢字。次年2月，戴季陶又促蔣介石以行政院的名義下了一道「暫緩推行簡體字」的命令，這次漢字簡化也就不了了之。 1952年秋，蔣介石在一次國民黨宣傳會議上再次提出文字改革，說「我們的漢字筆畫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我覺得漢字還是應作適度的簡化」，並指示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等造輿論定方案。就在蔣介石推動簡化漢字時，著名學者胡秋原又站出來反對，胡秋原的主張得到台灣文學界和史學界部分人的支持，他們利用「立法院」這個講壇，猛烈抨擊提倡漢字簡化的羅家倫等人。 見社會上不斷有人反對文字改革，蔣介石感到此事阻力太大，恐怕一時難以施行，便不再提簡化漢字的事了，文字簡化也就再次擱置。 「近現代雖然有很多知識分子提出使用簡體字的建議，但實際上使用拼音文字，漢字拼音化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李樂毅說。比如，1922年，錢玄同在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的時候就認為，「漢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減省現行漢字筆畫是治標的方法，」減省筆畫也就成為了文字改革的一個選擇。 錢玄同對於文字改革的觀點並不是孤例，實際上有很多知識分子持有類似的觀點，即文字改革的方向就是漢字拼音化，消滅漢字的字形代以羅馬字母的拼音文字，如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傅斯年、趙元任、黎錦熙等。 魯迅的觀點尤為激進，他曾表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贊成廢除漢字代替以拼音文字，認為促使書面語和口語一致的關鍵是實行漢字拼音化。 4簡體字曾作為拼音文字的過渡 「與建國前的文字改革一樣，建國後文字改革確定的目標就是要實現拼音化文字，簡化字只是一種過渡，拼音化方向非常明確。」李樂毅這樣說。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發表支持漢字改革的意見，並指出「漢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因此文改會在當時一方面進行漢字的整理和簡化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以便最終推出拼音文字。在當時，漢字簡化實際上是拼音化的準備和權宜之計。「 據李樂毅介紹，1958年文改會將「漢語拼音方案」送給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審閱時原來的標題是「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是周恩來划去了其中的『文字』二字，這才使得拼音方案沒有變成拼音文字。」 中山大學曾憲通教授告訴記者，為實現漢字最終的拼音化，60年左右還在山西萬榮縣進行過拼音文字的試點，即用拼音完全替代漢字。在全縣範圍內，組織了各種學習班和培訓班，進行拼音文字的推廣。萬榮縣還創辦了一種拼音報，這種報紙完全採用拼音文字，沒有漢字字形。不過試點並不成功，幾年之後拼音文字在萬榮縣的試點被終止，拼音文字在全國的推廣當然也就沒有展開。 這種漢字改革最終拼音化的方向還體現在60年代國家組織力量對各地的方言進行拉丁字母注音，並在各方言區進行推廣。「在廣東方言區，當時對幾大方言，粵語、客家話、潮汕話以及海南話創立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只不過當時並沒有將這些方言注音當作文字，只是一個拐杖。」從現在看來，這些對方言的注音方案實際就是要為最終漢字的拼音化做準備。 從晚清到五四，再至建國，「漢字拼音化」一直是中國文字改革的方向，「漢字拉丁化」的提法一浪高過一浪，為什麼？蘇培成認為，「中國的文字改革與新文化運動是同一個思路，或者說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部分。」晚清的屈辱記憶讓中國知識分子認為，要使國家富強就只有啟蒙民眾，而普及教育則是首要任務。漢字難記難認，是普及教育的主要障礙，因此知識分子開始思考改革漢字，最終達到普及教育、啟蒙民眾的夢想。而日本在文字上的拼音化改革及其之後的強國姿態則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例。所以五四之後，「漢字落後，拉丁文字先進」的言論屢見不鮮，如錢玄同用強烈的言辭否定漢字說：「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這是有新思想的人們都知道的。」 有學者認為，建國後文字改革之所以會存在拼音化方向，原因有幾方面，一是延安拉丁化文字運動的推動作用，二是毛澤東本人受到五四思潮的影響，而最關鍵的原因是實現與西方文字的接軌，即「漢字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文字的拼音化實際上也就成為了中國走向西方，走向現代化的一個舉措。 1956年的另一個重要改革，將豎排改為橫排，除卻生理上橫看視野比直看視野要寬的原因之外，與西方世界接軌恐怕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為西方世界的文字都是橫排。 自晚清陸費逵正式提出漢字改革的方案，圍繞著漢字改革的爭論便沒有停止過，而且直到今天爭論仍在繼續。無論是網民無聊的謾罵抑或理性的探討都讓我們看到，繁簡之爭在今天已經成為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甚至可以被娛樂化。不管你是否喜歡眾生喧嘩，但至少文化、學術與政治的分野開始清晰，這讓我們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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