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 ： 我們對國民性的認識還在魯迅時代

剛剛，也就是2014年10月30日的凌晨，日本文科省下屬的統計數理研究所公布了每五年實施一次的「國民性調查（2013）」的結果，從中我讀到了不少有趣的東西。比如，關於日本人自認為的性格優點，選擇「勤勉」和「彬彬有禮」的人高達77%，創歷史新高。這頗符合像我這樣的局外人的想像。不過令我意外的是，同樣創紀錄的還有「親切」。它佔到受訪者總數的71%，比五年前增加了19%。老實說，由此我對什麼叫做「親切」，有了新穎的認識。

（資料圖：20世紀20年代，到處可見這樣吸食鴉片的男子）

對於這個結果，統計數理研究所的解釋是：「東日本大地震中人們目睹了東北地區的人們真誠踏實的應對，這可能反映在了調查結果里。」他們謹慎地選擇了「可能」這一字眼，避免下武斷的結論。這啟發我注意到與「親切」相關的另一些統計數據。它們似乎也能佐證研究所的解釋。

例如，在「希望對他人有所幫助」還是「只關注自己的事」的單選題中，選擇前者的比率較2008年增加了9%，升至45%，選擇後者的則減少了9個百分點，跌至42%。研究所表示，從1978年設置該問題以來，這是首次出現前者超過後者的情形。

關係不那麼密切，但並非毫不相干的，或許是對個人自由與理想的調查。從1958年開始設置「尊重自由」的題目以來，認可這個選項的日本人歷來很少。這一次的結果是12%，依舊停滯不前。至於「追求理想」的選項，1958年時為32%，之後一直呈下降趨勢，現在跌到了16%。我猜測，如果歐美國家做類似的國民性研究，結果肯定會大不一樣。比如在上世紀80年代進行的國民性調查中，與尊重自由相關的種種選項，美國人的回答沒有一項低於70%。

中國則是全方面地與日本形成了對照。從1953年起，日本就開始了國民性調查，到現在已經完成了13次。調查以全國3170名20歲以上的公民為樣本，用面談的方式，在兩個月內完成。像這樣基於統計學的可靠方法，權威性與連續性都能保持的國民性調查，中國似乎還沒有機構來做。

（資料圖：2008年「日本人國民性調查」數據參考。）

「國民性」這個詞本來就是「和制漢語」，日本人用它來對應nationality，或者national character。大概在清末民初，它傳入了中國，肇始者據說是梁啟超。不過，這個概念為中國人熟悉，卻是因為另外兩個人。一是魯迅，二是柏楊。特別是魯迅，於中國人的語境中，國民性這個詞，幾乎總是與他聯繫在一起。因為他的那些雜文，尤其是小說《阿Q正傳》，在這大半個世紀里，中國人一說起國民性就會產生負面情緒，並且不自覺地將其與民族劣根性聯繫起來。

事實上national character也翻譯成民族性。因為在現代政治的語境中，民族與國家本來就是可以互換的辭彙。《中國大百科全書》就將國民性定義為「一個民族多數成員共有的反覆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質和性格特點，又稱民族性格。」只不過，在漢語的感覺里，國民性比民族性更少一些歧義，畢竟我們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與之類似，國民心理、社會態度、大眾心理等等，雖然不盡相同，卻或多或少有與國民性相通的意思。

鑒於國民性這個概念容易流於印象，其含義往往隨意而模糊，社會學家英格爾斯（A.Inkeles）對它進行了一番嚴格的限定。在《國民性》一書中，他稱之為「眾數人格」（modal personality）。其定義是：「社會成年成員中具有眾數特徵的、相對持久的人格特徵和模式。」很明顯，英格爾斯認為，要想讓「國民性」在學理上站得住腳，就得給它一個統計學的堅實基礎。

所謂人格，就是心理特徵，這一點不必多說了。而眾數呢，則是統計學的基本概念。指的是一組數據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數值。像均值（平均數）一樣，它也能夠代表數據的一般水平。不同於均值的是，它可以是一個，也可以是多個。

與均值相比，用眾數來代表一組數據的一般水平有不少優點。均值需要用數據的總和除以數據的個數方能得出，也就是說，它不是原始數據，而是一個抽象值。眾數則不一樣，它是一組數據中出現最頻繁的那一個或幾個數據，無需計算，直觀而真實。如果說均值代表一組數據的平均水平，那麼眾數還有一個優點。它不受極端值的影響，往往能夠代表一組數據的多數水平。這時候我們用統計學的眼光去看日本的國民性調查，就會發現它遵從的，正是英格爾斯所說的「眾數人格」原則。顯然，這一原則比過去社會學家痴迷的「平均人」概念強了很多。

與較真的日本人相比，中國人明顯缺乏求真的興趣。運用統計學之類的數理工具去研究國民性，大概也甚少人去考慮。這使得我們對於國民性的認識基本上還停留在魯迅的時代——這還是最樂觀的估計。比如有人認為國民性的概念太空洞，遠不如制度、體系、組織那麼實在，不值得多加重視。還有人為了捍衛所謂正統，根本不承認國民性的存在，或將其貶斥為「殖民者對土著的卑賤化建構、歧視性描述和否定性評價」。有人完全誤解了國民性，把它與本性、本質或素質做胡亂的聯繫，以為這樣就可以避免「中國例外論」或「國情特殊論」的泛濫。還有人從史籍中揀選一些偏向性極強的實例，以此證明國民性從古至今有著江河日下的大趨勢。更有人喜歡把國民性與基因論掛上鉤，張嘴文化基因，閉嘴紅色基因，或者宣稱自己沒有稱霸世界的基因等等，不一而足。這真是相當詭異的「國民性」——明明不當真，卻又煞有介事。

所以我很喜歡英國學者凱特·福克斯（Kate Fox）的態度。她的《英國人的言行潛規則》就是一本研究國民性的著作。利用統計與實證的方法，福克斯將日常生活放大，觀察和測試其中的細枝末節，找出英國人的共有習性——實際上，我認為，共有習性才是可以與國民性互換的一個詞。福克斯甚至一連好多天去火車站做碰撞試驗，裝著不小心地樣子碰到行人，看看他們是否說對不起，如何說對不起，將他們的反應記錄下來，然後做統計學的分析。為了對比，她還專門去遊客集散地，挑選美國人、德國人、西班牙人、澳大利亞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做實驗。令她震驚的是，她發現只有日本人才具有與英國人相似的條件發射式的道歉特質。他們的身體還超級靈活，往往能夠避免她精心設計的碰撞。

如果國民性研究都能像福克斯那樣，做到既古怪有趣，又科學嚴謹，我們看待國民性的心態就沒那麼沉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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