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紹良：從唐人眼中的盛唐看唐詩分期的客觀標準

　　 在唐詩研究中，關於唐詩分期的說法越來越繁雜，從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到八分法，不一而足。縱觀諸種分期法，不難發現，唐詩分期的主要分歧是有無盛唐和有怎樣的盛唐這兩個問題，而這兩個問題的焦點又在李白與杜甫的評價與時代歸屬上。李白和杜甫是否都是盛唐詩人，他們代表著怎樣的時代風氣呢？在回答這些問題時，出現了兩種現象：其一是以李白為盛唐之正音，認為李白的「青春浪漫」是盛唐氣象的代表，從而忽略杜甫在盛唐詩壇的地位（註：對這種說法，本人已撰文論證，參見傅紹良《盛唐氣象的誤讀與重讀》，《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茲不贅言。）；其二是因為杜甫有開啟中唐文學之功，便將他從盛唐詩壇劃分出來，列入中唐。近年來持後一種看法的較多，而且還作為新觀點寫入教材（註：胡適《白話文學史》、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章培恆主編《中國文學史》等均將杜甫列入中唐。）。唐詩分期到底是客觀存在的還是研究者主觀為之？這是研究唐詩分期必須首先明曉的問題。應該說，唐詩分期離不開研究者的主觀意念，但更源於唐詩階段性發展的客觀存在，這是唐詩分期應尊重的客觀因素。那麼是什麼客觀因素影響到唐詩的階段性存在呢？也許唐人自己的感覺最具說服力。本文將依據唐人評唐詩，特別是以唐人選唐詩為基點，抓住唐詩分期的焦點問題，透過唐人對盛唐詩人和詩歌的評述，找到影響唐詩階段性發展的客觀因素，從而確立唐詩分期的客觀標準。

　　 　　一

　　 初唐詩人不可能評價盛唐，但是這個時代的理論家和詩人們卻用自己的心描繪未來，用自己的藝術實踐為未來文學掃清障礙。

　　 唐初幾十年間，詩歌的發展之路比較曲折。當時的詩壇交織著兩組矛盾：其一南朝文風與北朝文風之矛盾；其二文學遺產與新時期文學發展之矛盾。這兩組矛盾歸結起來其實就是如何將充實的內容與完美的藝術相結合的傳統話題。魏晉南北朝期間，長期的南北對立及文化重組，使得這兩組矛盾顯得更突出，而唐代的安定統一，則為矛盾的解決提供了時代的機遇，為此，政治家魏徵明確提出了解決南北文風矛盾對立的方法和目標：「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1]魏徵的這種理想在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傑」那裡得到了實施。「四傑」清楚地意識到南北文風的差異：「北方重濁」，「南國輕清」，[2]反對南朝及上官體的綺艷詩歌，倡導一種富有「骨氣」的剛健之詩，在初唐詩壇颳起了一股狂飈。不過，「四傑」儘管明確地反對齊梁遺風，提倡「骨氣」，但不排斥聲律，對謝朓、庾信諸人之詩較為讚賞（註：廬照鄰《南陽公集序》：「疏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南國輕清，惟庾中丞時時不墜」。），殘留著許多南朝遺風。對此後人多有評說，以為「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3]，「亦詩人之小巧者」[4]，「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5]。

　　 四傑為什麼有反南朝文風的清醒意識，卻又「詞極藻艷」呢？這在初唐劉知幾的歷史觀中可以找到答案。劉知幾《史通?言語》云：「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這一歷史態度，體現了唐初人處理繼承與創作之關係的歷史理性。也正因為這樣，唐太宗等人意識到南朝遺風之不足，但卻沒有像隋文帝那樣用簡單的行政手段去解決藝術問題，而是尊重藝術發展規律，使文學在發展之中自我完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四傑」的未脫梁陳體，不是未能摒棄聲律格調，而是未能將其圓熟地運用於詩歌的抒情與寫景之中，故而時有「微瑕」[6]。

　　 與四傑相比，陳子昂所表現出的則是對齊梁和唐初詩進行徹底清算的氣度，以及他「風骨」、「興寄」的文學理想。那麼「風骨」、「興寄」究竟是怎樣的藝術境界呢？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云：「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乎骨」，「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可見，從藝術創作和審美機理上來說，「風骨」不僅僅是詩歌內容與形式的要求，而且還是對詩歌的整個構造與感染效果的要求。並非所有內容都可以「風人」，也並非所有質實之辭都可顯「骨力」。一篇富有風骨的作品，必須首先具有讓作者自己感動的內容，發乎內形於外；其次，充實的內容必須與完美的藝術形式相結合，以「練骨」、「析辭」的功夫，用精當的文辭創造富有感染力的藝術作品。可見陳子昂以「風骨」相號召，正是要追求一種「文質斌斌」的藝術美。也許鑒於「四傑」的「微瑕」，陳子昂採用一種「矯枉過正」的手段。就是說，他的作品對日益完善的格律詩，有一種近乎排斥的態度。因此他雖「為李、杜開先」[3]，但仍未能將文學帶入「文質斌斌」的盡善盡美的境界。

　　 　　二

　　 初唐「四傑」和陳子昂都不滿於自己時代的文學，而呼喚一種更能體現大唐風範的詩風，他們的努力在盛唐得到了回報。這種回報不僅體現在詩歌的全面繁榮，也體現在盛唐詩人對他們的推崇與讚美：「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甫《戲為六絕句》）「國朝事文章，子昂始高蹈。」（李白《古詩五十九》）這些充滿激情的詩句，不僅肯定了前輩們的功績，更抒發了自己的藝術理想。

　　 什麼是盛唐詩歌的最高理想？盛唐詩人什麼時候實現這一理想？盛唐詩選家殷璠在其《河嶽英靈集序》中已明確指出了：

　　 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仄），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艷。雖滿篋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徵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

　　 「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一語，既明確地指出了盛唐詩風形成的時間，又概括了盛唐詩歌的藝術特徵，精當概括了盛唐詩歌的整體風貌。如前所述，初唐四傑和陳子昂都以「風骨」相號召，但卻未能處理好「風骨」與聲律的關係：四傑聲律有餘而風骨不足，陳子昂風骨有餘而聲律不足。而到開元十五年（727），唐詩則達到「聲律風骨兼備」的境界，這種境界不僅是唐詩成熟的標誌，而且也是唐詩走向繁榮的開始，與漢魏風骨、建安風骨相對應，有學者將開元時代這種「聲律風骨兼備」的詩風稱為「開元風骨」[7]。

　　 開元十五年為什麼在唐詩發展中具有如此重大的意義呢？因為它凝結著歷史和時代機緣。開元十五年，既是唐王朝走出武韋政治危機之後社會日趨安寧繁榮的時期，也是唐代詩人群體完成新舊交替的關鍵時期。從開元元年（713）至十五年間，以創作格律詩見長的沈佺期、宋之問等人相繼過世，初唐以來偏于格律而內容空泛的形式主義文學完全退出時代舞台，而他們留下的嚴整規範的格律詩，則為後世格律詩的創作提供了便利，與此同時，張九齡（49歲）、孟浩然（39歲），李頎（38歲）、王昌齡（38歲）等以山水田園詩或邊塞詩為主的詩人詩風完全成熟，而王維（27歲）、李白（27歲）、高適（26歲）等已步入詩壇。無論是田園詩的清新自然，還是邊塞詩的雄放豪邁，無論是擅長於寫格律詩的，還是擅長於寫古體詩的，無不使得這個時期的詩壇顯示出一種走向繁盛的氣象。可以說，開元十五年，盛唐詩壇隊伍全面擴大，盛唐詩歌找到了協調聲律與風骨的手段，盛唐詩風完全擺脫了齊梁遺風，形成自己的風格。開元十五年，值得唐人驕傲的一年！

　　 然而，唐詩並沒停止於「開元十五年」，唐詩「始備」聲律風骨之後繼續發展，在開元後期和天寶年間創造了更大的輝煌，真正代表著盛唐文學輝煌的偉大詩人李白和杜甫就是在此後的幾十年間成長起來的。《河嶽英靈集》主要收集的是唐玄宗開元二年（714）至天寶十二年（753）年間的詩歌，收入李白13首，重其「奇之又奇」的古體詩，謂「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但殷璠未收杜甫的作品，這成了後人將杜甫從盛唐詩壇劃分出去的主要依據。殷璠不收杜甫作品的原因，史無明載。如果將杜甫天寶十二年（753）以前的作品與殷璠《河嶽英靈集》之序及其所選作品相比照，我們可以推想，殷璠不收杜甫詩歌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殷璠重「調」，其所選作品，多具渾成之趣；杜甫喜尚「清詞麗句」，其作品多見頓挫之功。其二，殷璠重古體，杜甫尚今體，詩體喜好分歧。殷璠雖稱「既嫻新聲，復曉古體」，但他更偏愛的是古體，所選作品中樂府舊題和古體詩占絕大多數；杜甫天寶十二年以前的作品多為今體，即使有幾篇樂府舊題，亦不似李白的作品那樣古意十足。其三，殷璠尚「興寄」，杜甫尚「感事」，審美情趣有分歧。杜甫則稱「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偶題》），寫景言情多切合生活，較少空靈。正是由於這些分歧，殷璠才對杜甫之詩一篇不選。但是殷璠不選杜詩，並不能說明杜甫不屬盛唐。首先，杜甫不僅與王維、李白、岑參、高適等盛唐著名詩人交往甚密，而且藝術情趣相投，酬唱頗多，其生活情趣和藝術追求與其他詩人基本相同；其次，杜甫與李白等一樣也追求「聲律風骨」，而且諸體兼勝，有集大成之氣象；再次，無論是從文學還是從歷史的角度，人們都公認盛唐包括唐玄宗開天半世紀，杜甫比李白小十餘歲，生活和創作的主要時間是天寶時期，他的創作，使得盛唐的歷史和文學有了更完整的表現。

　　 誠然，李杜詩風差異很大，但李杜創作風格的差異亦源自「聲律風骨兼備」的處理藝術的不同。李白尚風骨，寓聲律於自然之中；杜甫尚聲律，寓風骨於錘鍊之中。他們依據自己的才性和氣質，順應時代的需要和文學發展內在規律，以其獨特的形式，做到了聲律風骨兼備。李白以雄放飄逸之風骨使風雅更具浪漫之神韻，杜甫以頓挫精鍊之聲律使風雅更具現實之深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能否得體地處理好風骨聲律，應該是區別盛唐詩歌與其他時代詩歌的重要參數。有了這個參數，我們也可能對頗有爭議的元結的時代歸屬問題作一種變通的解釋。元結在乾元三年（760）編《篋中集》，他在其序言中似乎提出一種與殷璠明顯不同的詩學理論：

　　 風雅不作，幾及千載，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章，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雲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詞，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

　　 人們多把這段話作為中唐新樂府運動和古文運動的先聲，這是完全正確的。文中所批評的「近世作者」，人們多以為是大曆詩人，卻不恰當。首先大曆詩人創作是一個時代現象，它主要出現在唐安史之亂之後，反映的是安史之亂給人們心靈帶來的影響，而在元結編集此書時，大曆詩人的詩風還未形成一種思潮；其次，元結所選入的沈千運、王季友等人的詩作，也多寫於乾元三年之前，也就是說，這些詩人沒有與大曆詩風相抗衡的意識。所以元結在這裡所指的「近世作者」應是與唐朝相近的齊梁時期的詩人。元結以反對梁詩相號召，高倡風雅，與四傑、陳子昂、李白、杜甫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由於他生活的時代與杜甫相近，因此，最多只能把他作為由盛唐向中唐過渡的人物。

　　 　　三

　　 經歷了完全成熟並高度繁榮的盛唐之後，唐詩在中唐得到了更大的發展。較之盛唐，中唐詩歌最大的特徵是「聲律風骨」的分化。所謂分化，是說進入中唐之後，聲律和風骨不再像在盛唐那樣聯繫得那麼緊密，有的詩人擅長於聲律，如大曆詩人；有的詩人擅長風骨，如韓孟險怪詩；甚至有的詩人在一類詩歌中以聲律見長，而在另一類詩歌中則以風骨取勝，如元白的諷諭詩重風骨，而其長慶體之類的作品則重聲律。在分化的前提下，聲律和風骨各有強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格律技巧的純熟，特別是長篇排律及聯句的風行，使得格律詩走向更險更難因而更能顯示才性的境界。第二，擴大「諷」在「風」義中的內涵，強化了詩歌的政治功能；擴大「質」在「骨」義中的內涵，使得古拙之詩風大為興盛。胡適說：「九世紀的初期——元和長慶的時代——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很光輝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8]（P304）。將「聲律風骨」分化出來並單一發展，正是中唐詩人開創新文學的手段和目標，也正因為如此，中唐的詩論在評價唐詩方面也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和偏激化傾向。

　　 中唐的詩歌選本較盛唐發達，這些選本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有些選本的政治動機突出。如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名字來源於緯書《春稱演孔圖》之「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忠君意識非常清楚。又令狐楚的《御覽詩》，從標題上就可以看出其選詩的動機。二、所選詩多起於肅代朝，時間性非常明顯。三、雖然選家們不忘詩歌的教化作用，但所選詩多以精於聲律和格調的近體為主。如高仲武稱自己選詩的標準是「但使體狀風雅，理致清新，觀者易心，聽者辣耳，則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其實這只是他的官樣文章，「其重點在於『體狀風雅，理致清新』，尤其是後一方面，其『觀者易心，聽者辣耳』也當是指詩歌的辭藻、音律」[9]。而《御覽詩》的重律的傾向更加明顯，清紀昀評曰：「其詩惟取近體，無一古體。即《巫山高》等之用樂府題者，亦皆律詩。」[10]而姚合之《極玄集》所選亦全為五律。中唐選本的這些特徵說明，大曆以後的詩歌與開元天寶時期的詩歌在風格上差異是較大的，這應該是唐詩發展階段最為客觀的證據之一。

　　 在中唐詩選中，不僅沒有杜甫的位置，更沒有李杜並稱的現象，但在中唐詩人那裡早已李杜並稱，最突出的莫過於白居易的《與元九書》及元稹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並序》。不可否認，元白的理論是比較偏激的，即使是對杜甫的態度也未必完全公允。元白也因此招致了許多指責和批評，這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話題。在此我們僅以元白的批評為參照，考察中唐詩人在風骨聲律上所持的態度，明確盛唐與中唐詩風的區別。白居易和元稹的揚杜抑李各有出發點。白居易以「風雅比興」為尺度，從極為狹隘的功利角度，把文學的社會效應等於政治工具，所謂「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把盛唐詩歌所具有的內容深廣、骨力堅實、真摯感人的「風骨」特徵簡化為「應物感事」教化，因而不僅李白式的風骨興寄不符合他的要求，就是以關注民生為己任的現實詩人杜甫也未能完全達到他的標準。其實這也不是白居易的錯，而是時代需要白居易那樣的代言人，因為杜甫式的現實主義如果沒有充實的生活體驗及高超的藝術技巧作後盾，學杜只能以突出感事憫人的政治功能來彌補其藝術上的不足。白居易對杜甫現實主義的發展在此，而其學杜之不足亦在於此。

　　 與白居易相比，元稹似乎更注重杜甫詩歌的格律藝術，對杜甫「大或千言，次猶數百」的排律推崇備至。因而他能看到李白樂府詩與杜甫現實主義精神的共同性，但認為李白在長篇排律方面根本無法與杜甫相比。如果僅從格律詩的創作成就來說，元稹的李杜優劣論無可厚非，因為李白在律詩上的成就與杜甫相比的確相差較大。但是李白和杜甫的偉大之處，不在於他們在聲律或風骨某一方面的成就，而在於兼得聲律風骨的藝術。因此對李杜的評價應用全面的眼光，不能拘於某一類。白居易用一種狹隘的實用主義觀念來衡量李白，得出了李白「風雅比興，十無一焉」的偏激結論，而元稹亦由一種片面的聲律藝術來衡量李白，得出了李白不能歷杜甫之藩翰的偏激結論。這兩個結論固不足取，但元白的揚杜抑李至少為我們提供了兩方面的信息：首先，中唐詩人並不追求或者很難做到「風骨聲律兼備」，他們只能從某一方面學習和發展盛唐詩人的藝術；其次，正是由於中唐詩人在風骨聲律方面的片面發展導致了功利主義文學和形式主義思潮的興起，這是中唐多數詩人不能正確對待李白和杜甫的主要原因，也是區別中唐與盛唐的相對客觀的參數。

　　 　　四

　　 晚唐詩選家和詩人們對待唐詩的態度似乎下意識地有一種總結性的氣度，因而無論是選詩範圍還是評詩的眼光都沒有中唐那樣狹隘，顯得較為全面，具有整體性。

　　 與中唐相比，晚唐選家們選詩的視野注重「國朝」的整體性，而非拘於某幾個朝代，所選的詩也不像中唐那樣偏重於格律體，而是諸體兼收。這一方面對比最明顯的要數姚合的《極玄集》和韋莊的《又玄集》。姚合稱所選的詩人「皆詩家射鵰者」，所入選的詩是「其極玄者」，但入選的詩人中，只有王維、祖詠兩位盛唐詩人，其餘皆大曆以後之詩人，所選的作品全是律詩。所以嚴格地說，《極玄集》只是一部中唐詩人的律詩選本。韋莊在《又玄集序》中稱：「昔姚合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說精微，今更采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但在實際編寫過程中並未受姚合《極玄集》體例的限制，所入選的作家初唐有宋之問，盛唐有李白、杜甫、張九齡、王維等19人，中晚唐詩人也多選及，此外還選有皎然、無可等十餘詩僧及李季蘭、薛濤等婦人能詩者。不僅入選作家比較全面，而且選詩也基本突破了他自定的「清詞麗句」之標準，不拘一體地選入詩人的代表作，如杜甫的《春望》，《李白》的《蜀道難》，高適的《燕歌行》，李賀的《雁門太守行》等等都在選中。更為突出的是，盛唐大詩人杜甫第一次出現在唐詩選本中，並置於篇首，體現了杜甫作為大家的地位。因此傅璇琮先生稱這《又玄集》「又似乎是全面選集有唐一代的名家佳作」[11]的選本。

　　 現存最大的唐詩選本《才調集》，更具有唐詩之總結的性質。編選者韋縠系五代蜀國人，經歷了唐王朝的滅亡，似乎更有資格對唐詩進行總結。《才調集》選詩1000首，入選詩人自初唐沈佺期和宋之問，但又選到晚唐韋莊，僧侶道冠，處士女子，各數俱全。其序云：「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特，遂採摭奧妙，並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各有編次。」可見他對李白和杜甫非常推崇，不過在選本中，只有李白而沒有杜甫。其原因後世多有推測，清人紀昀云：「自序稱觀李杜集，元白詩，而集中無杜詩。馮舒評此集，謂崇重老杜，不欲芟擇。然實以杜詩高古，與其書體例不同，故不採錄。」[10]要之，《才調集》不選杜詩，與「抑杜」無關，而韋氏將「李杜、元白」並稱，突出盛唐和中唐的代表人物，又鮮明地表現了唐詩的階段性特徵。

　　 除選家之外，晚唐詩人或詩論家在評詩時盛唐和中唐的界限也較明顯。如張為編《詩人主客圖》，所選之「主者」白居易、孟雲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皆中唐詩人，所選之「客者」皆中晚唐詩人，這是宗白派的作為，不能代表唐詩之真實，正如李調元所說：「落落僅此數人，於唐代詩人中未及十分之三四，即所引諸人之詩，亦非其集中之傑出者，或第就其耳目所及而次第之。」[12]如果說《詩人主客圖》的做法有些粗糙的話，那麼吳融《禪月集序》中的一席話則較為巧妙地體現了宗白派對白居易的推崇及讚美。他說：

　　 國朝能為歌、為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美諷刺之道焉。厥後白樂天《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13]

　　 將李白與白居易並稱，這是後人較少的一種看法，而吳融之所以能這樣提出，恐怕不是從文學內容出發的。他從詩歌「善善則頌美之。惡惡則風刺之」的功利原則出發，對李白和白居易的詩歌作了粗線條的概括，這固然是出乎白居易本人的思想之外，（註：白居易曾說李白「風雅比興，十無一焉」，他所推崇的只有杜甫。）但他從「氣骨高興」和「頌美風刺」相結合的角度來肯定李白，正好道出了盛唐詩歌「聲律風骨兼備」特色；而吳融將白居易與李白並稱，既表明他對李白的推崇，又是借李白來肯定和提高白居易的藝術水準，這正是宗白派的高明之舉；而這種高明行動又說明晚唐詩人「聲律風骨」方面分化程度比中唐更甚，因為連中唐元白不能接受的李白竟也被他們拉入白詩的行列。

　　 與宗白派直接或間接推崇白居易不同，深得杜詩神韻的李商隱對晚唐學白而導致的粗放及學大曆詩而導致的幽艷均為不滿，在《獻侍郎鉅鹿公啟》一文中，他說：

　　 況屬詞之工，言志為最。自魯毛兆軌，蘇李揚聲，代有遺音，時無絕響，雖古今異制，而律呂同歸。我朝以來，此道尤盛，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才。枕石漱流，則尚枯槁寂寞之句，攀鱗附冀，則先於驕奢艷佚之篇；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為甚。至於秉無私之刀尺，立莫測之門牆，自非托於降神，安可定夫眾制。[14]

　　 李商隱的藝術理想是言志與聲律兼備，他非常痛心那些「陷於偏巧」的現象，指出簡單地學李杜和學沈宋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將怨刺與格律結合起來的「兼才」才能寫出真正的好詩。這裡的「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指宗白派的片面學杜以及吳融將李白與白居易並稱的文學現象，他以為真正得李杜之神者，乃是不廢「怨刺」「聲音」，也就是得「風骨聲律兼備」之韻。

　　 理論上對唐詩進行總結，司空圖堪當此任。其《詩品》所標舉的24種風格是唐詩風格的總結，而他的《與王駕評詩書》則是對唐詩歷史的總結。

　　 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瓊，若清風之出岫，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之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東野、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

　　 在這裡，司空圖儘管沒有明確提出品評諸位詩人的標準，但他稱唐詩「宏肆於李杜」的的內含是什麼呢？在其《題柳州集後序》中似有答案：「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將這句話與司空圖《詩品》相比照便會對「宏拔清厲」作出明確的解釋。「宏」與「雄渾」同類，所謂「具備萬物，橫絕太空」是也；「拔」與「勁健」同類，所謂「行神如空，行氣如虹」是也；「清」與「清奇」同類，所謂「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是也；「厲」與「悲慨」同類，所謂「大風卷水，林林為摧。蕭蕭落葉，漏雨蒼台」是也。用這四個字來概括李杜詩，正好符合其「風骨聲律兼備」的藝術特徵。而他對元白的不滿，雖然有些過分，但也基本指出他們片面發展「風骨」或「聲律」的不足。進一步說，如果初略地劃分，司空表聖已經具備了四唐的意識；國初至沈宋——初唐；江寧、右丞、李杜——盛唐；大曆至元白夢得郊島諸公——中唐；中唐「厥後」——晚唐。而且他對四唐的態度也比較分明：對初唐讚許中有遺憾；對盛唐極盡讚賞，對李杜推崇至極；對中唐有褒有貶；對晚唐則一概斥之。司空圖的觀點雖然無法讓人全面接受，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出，晚唐詩人對盛唐肯定的態度以及唐人對唐詩分期的朦朧意識，對我們認識唐詩的分期無疑也是最直接的材料。

　　 　　結語

　　 綜上所述，唐人對自己時代詩歌的認識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逐步加深的。初唐人確立的「風骨聲律兼備」的「文質斌斌」的文學理想，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到開元時代終於實現了。「開元十五年」在唐詩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風骨聲律兼備」作為唐詩成熟與繁榮的重要標誌，也成了唐詩分期的客觀標準。李白和杜甫在唐人詩選和詩評中的地位不一，但至少在元白時代就已出現了「李杜」齊名的文學現象，儘管中晚唐詩人多學杜甫，但他們只是從風雅或格律方面學習和模仿杜甫，而杜甫與他們是兩個時代的人。我們不能因中唐人學杜甫而將杜甫從盛唐划出來，將他歸於另一個與他的生活情趣、藝術風格、時代精神不相符的時代。無庸置疑，在唐人眼中，盛唐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時代，李杜是這個時代不可或缺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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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中興間氣集?前記[M].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10]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卷186[Z].

　　 [11]傅璇綜.唐人選唐詩新編?又玄集?前記[M].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12]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引[Z].

　　 [13]禪月集：卷首[A].四部叢刊影宋鈔本[Z].

　　 [14]李商隱.樊南文集詳洋[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