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儒家和自由主義應攜手面對共同的變革問題

06-04

　　《國史綱目》

　　姚中秋著

　　海南出版社，2013-10

　　文/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秋風（姚中秋，筆名秋風）的這本書我在去年就認真讀過，對秋風的思想我也不陌生。記得當時讀這本書時，我是感到非常震撼和刺激的。為什麼呢？我覺得這本書無論是從史學方法論，還是從歷史正義的立論與敘事，乃至作者的雄心，都展示了秋風所代表的或者接續的這一脈中國當今政治儒學的歷史觀和賡續傳統中國文明的正義論，以及他們對於未來世界格局中的主體性自我期許和定位，貫穿著一套比較自覺與明確的價值指向。

　　這樣的一部《國史綱目》為什麼對我構成了某種刺激呢？因為站在我所服膺的自由主義的思想立場來看，這些年來，我一直就有某種感慨或隱痛，即中國的自由主義理論，包括社會理論、經濟理論、政治理論、法治理論等，大多只是停留在一種對於基本觀念的常識普及和價值啟蒙，以及對現行體制的某種批判上。當然，這些工作和訴求都很正確，現時代的中國社會亟需這些真知灼見和理論批判，從事這些思想理論上的工作，沒有什麼錯，可謂厥功甚偉。但是，我要說的是另外一個方面，即中國近百年的自由主義一直缺乏厚重的、縱深的歷史性的探索，用我的話來說，就是缺乏一種基於歷史主義或者歷史正義的從中國文明自身傳統中發育成長出來的屬於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敘事、理論話語和理論思想，也就是說，中國的自由主義還沒有形成一套自己的歷史觀、國族觀和政治觀。我認為，缺乏這樣一個基於政治共同體的歷史發育中形成的歷史觀，就很難使得自由主義在中國，乃至在整個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恰當的地位，並樹立自己的階段論和線路圖。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自由主義如果說有歷史觀的話，那也基本上是批判主義的，與左派的歷史觀共享著一個關於傳統中國的批判性認知。主流的左派認為傳統中國是封建專制社會，中國革命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新中國；而主流的自由主義也是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是專制社會，未來社會將是一個與傳統中國迥異的自由民主的新社會。由此可見，兩種價值立場截然不同的思想理論，在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認識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我一直認為，這種認知表現了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理論的政治不成熟。

　　相比之下，我們看到在西方的政治思想中，無論左右各派，即便是自由主義大譜系內部諸派，均有強大的歷史主義理論傳統，或秉有各自的縱深一脈的歷史觀，無論是英美的，還是法德的。我不久還撰寫過一篇《文明何以立國？》的長文，曾經指出，即便是美國，開國歷史雖不悠久，但它也有自己的「通三統」，也就是說，美國的政治敘事大致說來也秉有三個大的歷史文明傳統，即來自於英格蘭《大憲章》的自由傳統，古代羅馬共和國的憲制傳統，以及中世紀以降的基督教新教傳統，美國的政治歷史可謂三個傳統的熔爐之冶煉以及文明演進之證成。我覺得通三統是個好詞，但被甘陽之類的新左派搞偏了，像美國這樣一個不足三百年歷史的現代國家，其思想理論和政治實踐的過程，不啻於文明演進的最好佐證。至於歐洲與北美各國，其歷史主義的發生與文明演進，必有其內在的生命力。所以，反觀中國的自由主義，一直或缺文明演進的歷史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短板，早年胡適一脈的自由主義，我們暫且不說，僅就改革開放以來，我感覺這個歷史觀依然是匱乏的。為什麼秋風的《國史綱目》給了我很大的刺激？這裡暫且不管秋風的觀點對錯與否，但他至少拿出了一套基於儒家義理的中國歷史觀。過去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史學，也有一套所謂三段論、五朵金花之類的史觀，現在新儒家又搞出了一套。我要問的是，中國的自由主義有一套基於文明演進的歷史觀嗎？有一個自由主義版本的《國史綱目》嗎？

　　我一直認為，自由主義與政治儒學，以及儒家文化，相互之間並沒有非此即彼的對立性或敵友性，秋風就是從自由主義轉向新儒家的，如果沒有相通的地方，這個變身就有點匪夷所思了。對文明演進的認識，對傳統社會的同情理解，對人性尊嚴和價值的認同，對正義規則以及社會公益的倡導，對一個優良政體的體察，對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的認識，對專制暴政的反對與抵制，等等，自由主義與儒家正統是有很多共享的思想理論資源的。尤其是對於偏保守一點的自由主義來說，其經驗主義和文明演進的主張，與儒家思想若符合節。所以，我對秋風先生的事業是支持的，他的很多觀點我都認同，就我個人來說，自己的思想理論也兼容了很多儒家的義理，甚至我覺得沒有必要非說哪些是儒家的，哪些是自由主義的，它們本身就是共享的知識和價值，來自人們基本的常識與經驗，來自天地人心，甚至左派所強調主張的諸如公平正義之類的訴求，也是為社會所共享的。我覺得在政治與文明等一些核心問題上，至少自由派與新儒家沒有這麼大的敵對性。不過，沒有敵對性，是不是自由主義和新儒家就可以一鍋煮呢？我覺得也不是，兩者之間也還是存在著一些重大的理論分野。下面，我就結合秋風的這本《國史綱目》，粗略地談一下我的幾點看法。

　　第一，這本書的突出貢獻在於它的獨創性，即秋風通過敘述、體驗和挖掘，富有創建地開發出一套中國傳統文明如何轉向現代秩序的政治之道。在這個歷史文明的轉型問題上，我對當下一些極端的無論是新左派還是自由派的某些看法是不太贊同的，也就是說，無論當下的中國政制是何種形態，都不是從零開始的，我們不能完全否認我們三千年的歷史，把它們視為一堆歷史垃圾。我們這個文明共同體，三五千年演變至今，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在這片土地上繁衍賡續，而且某種意義上還創造了諸多輝煌的典章文物，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必然有其符合天道人倫之處，必然有其歷史正義的價值。故而，我們不能完全用批判主義的觀點，以理想的自由社會或理想的共產社會，與其劃界分割，互為畛域，對歷史傳統採取虛無主義的看法。秋風的這本《國史綱目》，這裡暫且不說它是儒家的歷史敘事，還是中國的歷史敘事，我覺得秋風梳理出了一個較為醇正的中國政治文明的演進之道，這一點我是認同的，也是擊節稱讚的。我覺得自由主義應該有雅量，不要一上來就排斥儒家義理，我們應該對傳統敞開，這裡不是對秋風敞開，而是對傳統歷史文明敞開。自由主義的那套價值，諸如個人尊嚴、權利、法治、民主、憲政、市場經濟，等等，應該在中國歷史中找到生根發芽的生命載體，也許只是萌芽階段，還沒有發展到像西方成熟社會那麼豐碩，但畢竟是有種子的，會演進、收穫的，這是一個生長過程，我們承認在中國歷史中可能會緩慢一些，因為我們人口眾多，地域廣闊，所謂超大規模，但文明秩序終究是一種擴展的秩序。我覺得自由主義應該有這個雅量或者自信，要不然自由主義就是沒有生命力的了。所以，秋風這本書的價值，就是一個很好的範式，佐證了基於儒家的政治文明是可以獲得普遍性的發生擴展的，是有生命力的，是與人類的普世價值相接榫的。

　　與此相關，我們看到，《國史綱目》的結構和方法打破了傳統中國史著作的一般體裁和寫法，它既不是一些組織彙編的典章制度史，也非泛泛勾勒的觀念思想史，而是經史兼備，以經貫史，其中有一個中國史的結構，但融貫其中的卻是儒家的經義新說。用當今的學術語言來說，就是制度史與思想史的融會貫通。這種構制與運思，在時下的國史類著述中卻是少見的，在傳統國學的典籍中也是不多見的，即便是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也只是史的寫法，而非經的寫法。至於經的寫法，往往在歷史的解釋上多有附會，能做到經史兼備，可謂鮮矣。像高超群剛才所指出的，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就既無史又無經，是一種另類的寫法，金觀濤的著述，偏重於知識學的梳理，其制度史和思想史的考察，尚沒有貫穿到中國歷史的文脈之中，吳稼祥的《公天下》長於制度分析，很有洞見，但路子較野。相比之下，我覺得秋風的這本《國史綱目》，既不同於朱子的解經學，也不同於錢穆的新史學，而是追求經史兼備，剛柔互濟，作為一個現代學者，能夠寫出如此風範的書，是有難度的。有創造性，這是他的一個貢獻。

　　第二，說到經史兼備，《國史綱目》洋洋六卷，其謀篇布局還是頗為匠心獨具的。比如開篇的封建制，雖然學界已經擯棄了唯物史觀，不再把秦漢制度比附於西方社會的封建制，但是，究竟中國的封建制是如何的，包括哪些具體內容，其作為一套制度體系，從政制、文化，到土地、官吏，我們研究夏商周的時候，雖然對於井田制、分封制，爵制、官制、禮制，等等，有眾多歷史學的研究，但政治學的體系性分析，還是不多的。我這裡所說的政治學，主要是指政體論、制度結構研究，以及背後的政治正義論，而不是一條、一條的歷史文獻的梳理分析。秋風對於中國封建制的分析大致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政治學視野下的梗概和要義。

　　再比如《卷三》和《卷四》所處理的中國社會的大轉型，這個歷史分期的定位也是秋風此書的一個創見。以往的史家大多視秦漢為一體，漢承秦制，雖有小改，但郡縣制與中央集權，延續至今，千年未變。秋風獨辟異說，在《國史綱目》中將秦制單列，漢晉一體，把短短几十年的秦制之興衰視為中國社會的大轉型，這個看法無疑需要極大的膽魄與史識，單憑這點就足以令人佩服了。大凡中國史敘事，一般來說都是秦漢一體，兩晉忽略，然後唐宋，尤其是兩宋體制，近來屢受褒揚，秋風接續余英時，又推君臣共治，其想當然的儒家憲政主義，我就不多說了。最後是他的《卷六》現代篇，有扛鼎人物，有制度轉型，還有思想發凡，也是經史結合，娓娓道來，新意疊出。對於秋風《國史綱目》中的治理秩序與儒家憲政之鉤沉探微，甚至比附發黃，我雖然未必贊同，但覺得這樣一種復興國史精神的旨趣，乃至雄心，要比那些掉書袋的學究和意識形態的鼓吹者，更顯示出一位儒者心繫天下的情懷。

　　說了一番表揚的話之後，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對於秋風的《國史綱目》及其歷史觀，仍然要提出幾點質疑。我雖然與儒家有親和性，某種程度上也屬於半個儒家，對中國歷史也有基於儒家史觀的同情性的理解，但仍然還是有不同的看法，有幾個重要問題需要辯駁。

　　第一，中國歷史有其兩面性。從我的立場或者對歷史的觀察來說，秋風的《國史綱目》只是揭示了一個層面，即揭示了中國政治文明中富有生命力的好的一面。但是，他沒有意識到，或者他不願意看到，中國的歷史政治還有非常之糟糕的專制與暴虐本性，致使三千年來的中國政治陷於黑暗的泥淖，直到今天還一直在痛苦中徘徊摸索著，尚沒有走出治道之困局，步入憲政民主之坦途。所以，我覺得秋風此書採用的是減法原則，把中國政治歷史中的很多制度弊端以及邪惡本性遮蔽掉了。檢點中國歷史，諸如皇權專制、官制腐敗、法制不昌、草菅人命，等等，觸目驚心，俯拾皆是。而這一切秋風的《國史綱目》全都沒有提及，他只說好的，不說壞的，這不是一個從容治史的態度。例如，書中把秦制視為中國政制之邪惡的根源，但卻簡單地通過一個短暫的大轉型就把中國政治史上這個了不得的大事件騰挪掉了，此後新儒家們關於漢宋君臣共治之滔滔不絕的言辭，給人以這樣的假象，似乎中國的古典政制就真的進入了儒家憲政之格局，其實誰都知道，這些不過是些儒家的義理，三代的理想。

　　秋風的問題在於，以虛為實，或化虛為實，在《國史綱目》中真的描繪與勾勒了這樣一個歷史景觀，企圖把三千年大一統的皇權專制的制度結構以及諸種惡劣行徑一筆勾銷，這多少有些顯得過於輕巧，甚至不負責任。我們固然不贊同把中國歷史政治說成一片黑暗，但它也絕不是一朵燦爛的花，尤其是在經歷了晚清以降的百年中西古今之碰撞與挫敗之後，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中國歷史，就更不能一味禮讚三代、處亂不驚了。我一直認為，新儒家應該秉有更大的勇氣與智慧，把中國歷史政治的制度痼疾揭示出來，推陳出新，這才是活的正統。遺憾的是，《國史綱目》在這方面做得並不好，僅僅旨在美化歷史，這是我的第一個質疑。

　　第二，我剛才說經史兼備，這是我的褒揚，秋風是這樣做了，但從更高的標準來看，這種結合併沒有達到中庸之道的境界。《國史綱目》給人的感覺是史的部分偏少，經的部分偏多，既然是國史，當以史為中心才說得通。這個史當然不能是雞零狗碎之史料彙編，而是貫穿著史識的洋洋之信史，但秋風卻非如此，而是以經解史，六經注我。他的歷史觀不是源自歷史的，而是源自經學的，這也恰好佐證了《國史綱目》的特色，秋風是帶著解經學的偏見來解釋歷史的，這樣才有他的三代理想之推崇，儒家憲政之高標，並以此裁量歷史，劃分時段，臧否人物，彰顯道義，一部中國史綱變成了一曲中國儒家的憲政與治理之綱目的獨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