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國民黨的衝突

胡適畢生喜談政治，所言所論多與實際政治格格不入，鼓吹一生的自由主義主張，勢必與國民黨專制發生衝突。於是，無休無止的論戰，幾乎耗費了他生命的大多時光，他所孜孜以求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也在口誅筆伐聲中，被無情地驅趕到爪哇國去了。

抑孫袒陳

五四運動時，直系軍閥吳佩孚反對安福系，支持學生運動。直奉戰爭中，吳佩孚又把張作霖趕出關外，其虛假的政治作秀，很得知識分子的青睞，胡適便是尤為突出者，認為只要吳佩孚不放棄努力，就能實現南北統一，產生一個「好人政府」，以推行漸進式的和平改革。他和蔡元培甚至致電孫中山，勸其結束護法戰爭，以國民身份為國儘力。胡適確實太離譜，也難怪國民黨人「氣憤填胸」，張難先便致信胡適和蔡元培，氣憤地批評他們，「主張是偏頗的，是狹隘的，是苟且的，是糊塗的，是違反真正民意的，是袒護有槍階級的，是造成異日大戰的，是污辱吾國最高學府的。」

恰在此時，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發動廣州兵變，炮轟總統府，欲置孫中山於死地。國民黨內外齊聲聲討和唾罵陳炯明。可是，胡適又唱起反調，在《努力周報》上作起聲援的文章，認為：「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獨立，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做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

於是，呵斥之聲鋪天蓋地而來，《民國日報》發表了諸多討伐的文章，眾口一詞地批評胡適抑孫袒陳的言論，指責陳炯明「叛道」、「悖主」、「犯上」。胡適是滿腦袋瓜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當然不能認同上述的觀念，認為持有如此觀念的人，「是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他辯解說：「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動，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屍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

李大釗在上海會見孫中山後，便以北大同人、朋友的身份致信胡適，希望《努力周報》改變對孫中山的態度，信中說：「中山抵滬後，態度極冷靜，願結束護法戰爭，主張收軍權於中央，發展地方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據之局。……」老友的話，似乎提醒了他，他也開始反思起來，論爭的調子有了些微變化，開始說孫陳之爭是，「一個實力派與另一個實力派決裂，故認作一種革命的行動」。這種貌似公正的話語，還是免不了偏袒陳炯明之嫌。當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聲明說：「對陳炯明所率叛軍，當掃滅之，毋使禍粵者禍國」時，胡適又不高興了，立即出面指責：「對於孫氏，我們還有一個忠告：他對於陳炯明的復仇的念頭，未免太小器了。孫氏是愛廣東的人，不應該為了舊怨而再圖廣東的糜爛。」

1924年8月，《民國日報》刊載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一講，同版《響影錄》專欄刊出胡適短文《少談主義》。孫中山看後，心中尤為不快，並就原報親批如下文字：

「編者與記者之無常識，一至於此！殊屬可嘆！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權主義，而上面乃有此《響影錄》，其意何居？且引胡適之之言；豈不知胡即為辯護陳炯明之人耶？胡謂陳之變亂為革命。

著中央執行委員會將此記者革出，以為改良本報之一事。」

北京政變發生後，孫中山應邀北上共商國事。孫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召開國民大會，以期實現中國的統一與建設。可是，段祺瑞卻以「善後會議」相干擾，胡適以「有特殊資望學術經驗者」，當在邀請之列。他再清楚地知道，所謂「善後會議」，說穿了則是軍閥、政客的分臟會議。但是，他又太善良了，總是期待著「善後會議」能成為「和平會議」，以為「會議式的研究時局解決法總比武裝對打好一點」，所以，他「願意試他一試。」

他輕率地為「善後會議」湊熱鬧，自然背上了為段祺瑞捧場的罵名。在國民的一片反對聲中，「善後會議」無果而終，胡適也知趣識相，藉機辭去善後委員的職務。

說起胡適，他還是個從不服輸的主。這段熱熱鬧鬧、纏纏繞繞的經歷，他從沒意識到錯從何來，反而覺得理直氣壯，在致《京報》記者邵飄萍的信中，他說：

「青年界對我的議論，乃是意中事。生平不學時髦，不能跟人亂談亂跑，尤不能諂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罵。但八年的挨罵已使我成了一個不怕罵的人；有時見人罵我，反使我感覺我還保留了一點招罵的骨氣在我的人格里，還不算老朽。」

人權約法

1929年3月，在國民黨三全大會期間，上海特別市代表陳德征提交《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其中說：「凡經省黨部或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那麼，何謂反革命分子呢？陳德征將之定性為：「共產黨、國家主義者、第三黨及一切違反三民主義之分子。」這樣的政治界定太駭人聽聞了，胡適「實在忍不住了」，立即給司法部部長王寵惠寫信，批評這個提案，「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那一世紀那一個文明民族曾經有過這樣一種辦法，筆之於書，立為制度的」，指出如此以黨代法，那麼，「司法院也大可以早點預備關門了。」「中國國民黨有這樣的黨員，創此新制，大足以誇耀全世界了。」

陳德征

胡適還將信稿寄給國聞通訊社，不多日，國聞通訊社便函告他，信稿被檢查者扣留。他怎麼也沒想到，當權的新聞檢查機構會是如此的蠻橫不講理，他要擺開架勢，與當權者理論是非。於是，他的《人權與約法》便在《新月》發表，文章對國民黨所允諾的保障人權表示失望，因為，凡此侵害人民自由及財產的行為，都被冠以種種政府及黨部機關的名義。中華民國政府和黨部行事無法可依，人民的權利已被剝奪的所剩無幾。

他列舉出這樣的事例，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因稱蔣介石為「先生」，而沒稱「主席」，便被以「治學不嚴」而拘禁，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卻「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他說：「這是人治，不是法治。」唐山的商人楊某被駐軍152旅某連長拘禁和拷打，商會代表只能去求情，而不能依照法律去控訴。他由此得出結論，此類事件，唯有「法治」可以規範。他呼籲：「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的基礎！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如果這樣的話，那麼凡有侵犯人權者，「無論一百五十二旅的連長或國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人權與約法》發表後，立即引發出關於人權問題的大討論。他的朋友羅隆基、梁實秋、王造時等，積極予以輿論支持。他們都是清華出身，留學美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集聚在胡適旗幟下的「三個火槍手」。他們關於人權與約法的輿論造勢，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蔡元培致信表示敬佩，說《人權與約法》乃「振聾發聵」之作。許多人致書《新月》，積極支持這場討論，表示：「胡先生這篇文章應是我們民眾所不可不讀的了」。胡適太高興了，興之所至，文思泉湧，又連連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等文章。

他認為，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只講「軍政」、「訓政」，而不相信民眾參政的能力。他說，憲法可以與訓政並重相容，「憲法之下可以做訓導人民的工作，而沒有憲法或約法，則訓政只是專制，決不能訓練人民走上民主的路。」在批評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時，他還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說，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有兩大錯誤，第一：許多青年同志「只認得行易，而不覺知難。」於是，出現「打倒知識階級的喊聲，有輕視學問的風氣。」第二：當權者以「行易知難」的理由，以為所謂知識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知難既有先總理任之，行易又有黨國大同志任之，輿論自然可以取消了。」於是，「鉗制一切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容有絲毫異己的議論」，自然成為「訓政」和「共信」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這些文章寫出來後，胡適的一些朋友看了，紛紛咋舌，都勸他還是不要發表，以免惹上更大的麻煩。可是，胡適偏偏吃了豹子膽，非得要向國民黨叫板，向孫中山質疑，他說：

「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這點自由主義的呼喊，很快得到知識界、思想界的回應，有人稱頌他，「不特文筆縱橫，一往無敵，而威武不屈，膽略過人。兄擬上胡先生謚號，稱之為『龍膽公』，取趙子龍一身都是膽義。」然而，胡適在叫板質疑時，竟將國民黨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數落了一番。他說：「如今中國這幾十萬官吏，從最高的院長、部長，一直到守門的門房、掃地的差役，」都是「靠推薦，援引，夤緣，苟且的方法來產生，」「以一班沒有現代學術訓練的人，統治一個沒有現代物質基礎的大國家，天下的事有比這個更繁難的嗎？」他終於觸犯眾怒，成為千夫所指，國民黨大小官吏鳴鼓而攻之，恨不得「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口誅筆伐

還是那個陳德征，高擎「衛道」的旗幟，再次向胡適發起挑戰。陳德征「衛道」有功，除擔任黨國其他職務外，又被任命為上海市教育局局長。在《國民日報·星期評論》上，他的一篇《鄉首》，頗有些「凡是派」的意味：

「在以中國國民黨治中國的今日，老實說，一切國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據於總理主要的遺教。違反總理遺教，便是違反法律，違反法律，便要處以國法。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說博士來胡說的。」

在這位「凡是」先生看來，胡適的「胡說八道」已經「違反總理遺教」，是「人人得而誅之」的罪人，最好還得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可憐兮兮的胡博士也失卻主張，在日記中無奈地寫道：「我的文章沒處發表，陳德征的反響卻登出來了。」一時間，《民國日報》、《光報》、《時事新報》、《大公報》、《覺悟》、《星期評論》等，爭先恐後地發表聲討文章，譏諷斥罵，人身攻擊，無所不用其極。更有甚者還採取拋檔案、挖後台的慣有的整人做法，如《光報》發表的《關於胡適之最近之胡說》，其言辭尤為尖刻：

「況胡於陳炯明背叛孫先生之際，段祺瑞開善後會議之時，似嘗與眉來眼去，結成露水姻緣。則今之墜歡重拾，亦屬人之常情，是胡之不黨雲者，恐不過一時掩眼法，而背後之老闆，固甚面目猙獰。」

《民國日報》惟恐落後，趕緊發表《有憲法才能訓政嗎》，極力為國民黨評功擺好，公開宣揚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硬是要把胡適與帝國主義軍閥划到一起，其用心是十分險惡的，文章說：「中國國民黨統一了中國，紊亂的中國政治漸次入了軌道，」那種認為，「中國國民黨獨裁，中國國民黨專政」的人，「他們反對中國國民黨的意義和帝國主義是一樣的」，而胡適恰恰是代表他們「來反對中國國民黨的。」

在一邊倒的批胡大合唱中，間或也傳出一些不和諧聲。老友張元濟適時來信寬慰，以古人「邦無道，其默足以容」相勸告，希望胡適暫時沉默。除了張元濟，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者，有人寫文章說，胡適「處處站在領導青年的地位，代表我們四萬萬小民來說話，即如他的《人權與約法》一文所說的話，是何等重要。」還有的文章乾脆批評國民黨，是在「鉗制中國說真話的人。」

他是個頗有肚量的人，能容天下難容之事，對那些別有所圖、政治獻媚的討伐之作，並非十分在意，相反倒擔心罵人者走火入魔，損了自己做人的原則，他給楊杏佛去信說：

「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

然而，所謂口誅筆伐，終究是筆墨官司，執政者決不會就此善罷甘休，他們要對胡適量體裁衣，科以罪名。1929年8月13日，上海市三區第三次全區國民黨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要求「將中國公學校長鬍適撤職懲處」。接著，上海、北平、天津、江蘇、青島的國民黨機關和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先後表態，一致要求懲辦胡適。10月4日，教育部發來訓令說，胡適「以頭腦之頑舊，迷惑青年。」在中國公學校長任內，「對於學生社會政治運動多所阻橈，實屬行為反動，應將該胡適撤職懲處」。

不僅如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還組織文人，集中撰寫討伐胡適的大批判文章，這些千篇一律的文章，由光明書局編輯出版，書名為《評胡適反黨義近著》。國民黨上海市黨部還沒收焚毀《新月》雜誌和《人權論集》。各種報刊相互攀比競賽，對胡適的撻伐、詆毀日益升級，許多明顯帶有低級趣味的漫罵，如滿天星雨，令人眩目，什麼「喪行文人」、「無恥文人」、「胡說博士」、「豎儒」，甚至還有更唬人的罪名，如「反革命」、「叛國者」等等，應有盡有，不一而足。胡適被攪得暈暈乎乎，懵懵懂懂，想不到國民黨會如此地小腸雞肚，古人尚云：「秀才造反，三年不就」，何況自己不是造反而是建言。好在胡適很可以自我解嘲，他以鸚鵡以小小的翅膀，入水濡羽而灑之，撲救集陀山大火的故事，自喻說：

「今日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

這是胡適的良苦用心，可是，國民黨不領此情，仍是不依不饒，非要趕盡殺絕，斬草除根，在泰山壓頂般的政治壓力下，胡適膽怯了，不得不鳴金收兵，落荒而逃。

寧鳴而死

人民解放戰爭已成排山倒海之勢，談笑間，國民黨統治即可灰飛煙滅。胡適在大廈將傾之際流寓海外，他在檢討國民黨政權「政治經濟」上的錯誤時，又重蹈二十年前的復轍，再擎自由主義的旗幟，意在引領國民黨走上美國式的民主政治之路。這時，集聚在他周圍的「第三勢力」的朋友們，一致擁戴他「辦一種日報或雜誌以振起輿論」。於是，這份名為《自由中國》的刊物，便在台灣創刊了。

胡適遠在美國，只能賺得「發行人」的頭銜，《自由中國》的實際主持者為雷震。胡適雖是掛名，也要忙裡偷閒，給《自由中國》寄來文稿。1951年6月，《自由中國》發表《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揭露政府機關和治安軍警為謀得破案獎金，而預先設計圈套誘民入罪的騙局。此文一出，可謂捅了馬蜂窩，台灣軍政當局挑毛揀刺，求全責備，給《自由中國》施加壓力。

1953年，雷震與胡適攝於台北《自由中國》雜誌社

可是，胡適卻認為，這篇社論「有事實，有膽氣，態度很嚴肅認真，」「夠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然而，胡適高興的太早了，迫於如磐般的重壓，《自由中國》也怯弱了，發表《再論經濟管制的必要》，向最高當局賠罪道歉。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出乎胡適的意料，他立即給雷震去信，指出《自由中國》事件，「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並表示將對《自由中國》全力支持，繼續保持對「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

這封信剛剛刊出，便傳來《新月》被查禁的消息，胡適思前想後，好不生氣，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屢次說，倘使國民黨肯把我送到監獄裡去同陳獨秀享受一樣的待遇，只消三年，我的幾部書都可以寫完了！」

次年9月，胡適為給《自由中國》壯壯門面，撰寫《「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爭自由的名言》，文章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由來已久的傳統，「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正論危言……」。這是他的一以貫之的自由主義思想。

1956年10月，蔣介石將逢七十大壽，《自由中國》認為建言的時機到了，出了一期祝壽專號。胡適別出心裁，寫了一篇文章，給蔣介石講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兩個故事，然後，由此引發議論說：

「我們憲法里的總統制本是一種沒有行政實權的總統制，蔣先生還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從現在起試試古代哲人說的『無智、無能、無為』六字訣，努力做一個無智而能御眾智，無能無為而能御眾勢的元首呢？」

蔣介石聽了這些話，真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國民黨的那班御用文人，個個是捋袖揮拳，橫眉怒目。《國魂》、《幼獅》、《革命思想》、《軍友報》、《政治周刊》等官辦報刊，聯手出擊，形成合力撻伐之勢。他們說，胡適的文章是在「誣衊毀謗」，「攻擊革命領袖」，以「煽惑軍民，分化群眾」。

蔣經國控制的國防部總政治部，還以極為機密的《特種指示》，指責《自由中國》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發出反對主義，反對政府，反對本黨的歪論調」，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這個部還印發《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認為胡適的「無智、無能、無為」六字訣，「名為自由主義，實際卻是共匪的幫凶」，他的三無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負責、無領袖、無國家、無政府」。

萬山不許一溪奔

胡適是吃不了兜著走，麻煩是越惹越多，禍是越闖越大。他本可以呆在美國，做個安分守己的教書匠，可是，他的個性決定了他是個愛熱鬧的人，越是如此糾纏不清，越是要硬著頭皮而上，非要辯過丁一卯二，而容不得差三錯四，他在給趙元任信中說：

「這大半年來所謂圍剿《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圍剿的一個人就是我。所以我當初決定要回去，實在是如此。（至少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個理由。）」

1958年4月，胡適回到台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還是痴情依依，喋喋不休地吹噓自由主義，公開主張由知識分子組織一個在野黨。他還表彰雷震「是真正爭取言論自由的英雄、好漢、鬥士。」可是，1960年9月，當所謂新黨正在籌組時，雷震便被逮捕，並被判以十年徒刑。此時，胡適正在美國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得到這一消息後，他可動了肝火，拍著桌子，對記者們說：「十一年來雷震辦《自由中國》，已經成為自由中國言論自由的象徵，我曾主張為他造銅象，不料換來的是十年坐監，這是很不公平的！」

胡適由此產生了深深的歉疚之情，「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雷震所付出的代價太大了。1961年7月26日，身陷大獄的雷震逢六十五歲生日，以什麼來慰藉囹圄寂寥的老友呢？「百無聊賴以詩鳴」，他將抄錄好的南宋詩人楊萬里《桂源鋪》，贈給老友：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適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民主自由的「溪聲」雖被「萬山」所攔阻，但是，到頭來終歸要涌至「山腳盡」，從而潺潺涓涓流「出前村」。11月6日，在台灣舉行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上，他又作了二十五分鐘英文講演，他說：

「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人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制度』(the caste cystem)到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把貧窮和行乞看作美德，又有什麼精神價值可說？……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

此論一出，頓時掀起巨讕狂波，港台的一些知名報刊，如《自由報》、《自立晚報》、《民主評論》、《政治評論》、《中華雜誌》和《文星》等，連連發表文章，或褒或貶，或謳歌或批判，可謂眾說紛紜，好不熱鬧。批胡者斥罵胡適「是一個作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所發「狂悖的言論，」是在「向西方人賣俏」。他們甚至把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等舊賬，也全算到胡適的身上，似乎是「慶父不死，魯難不已」了。當然，也有微弱的頌歌聲，稱道他「代表了開明進步中國人的心聲與良知。」

1962年2月24日，胡適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酒會，席間，當有人提及他的那篇英文講演時，隱藏在內心深處的酸疼便發作了，他盡量抑制憤懣的情緒說：「我去年說二十五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他的話越來越多，後來更是顛來倒去、語無倫次地說著「民主」、「自由」等，說著說著，便面色蒼白，身體倒地，雖經儘力搶救，卻因心臟病猝發而長眠不醒，享年七十二歲。

胡適去世後，世人給他鐫刻的碑文是：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要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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