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生的悲苦中尋找超越

閻真是中國當代少有的具有審痛意識和追求經典書寫的作家，他的作品常常聚焦普通知識分子，善於描寫社會文明發展進程中人的尷尬處境和生存痛感，表現出作家對人的命運的時刻警醒與深切關懷。在他新近推出的長篇小說《活著之上》中，主人公聶志遠有著獨立的人格，立志以曹雪芹、王陽明這樣偉大的靈魂作為人生楷模，希望在歷史學研究中有所突破，可現實讓他困惑、悲苦，究竟是「活下去/活著至上」還是「有尊嚴地活下去/活著之上」成了一種艱難選擇。

書中通過很多細節提到，當下，堅守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守住道德底線，常常需要付出很大代價。閻真的寫作非常誠實和紮實：「小說中幾乎每一個細節，都有原型。」他認為「活著就可以，活著就是一切」這樣的觀念是必須批判的，因為人不能盲目服從本能的驅使，從而喪失價值判斷，膨脹的慾望是造成人格分裂的重要原因。

正如閻真在該書腰封上那一句心靈獨白：「錢與權，這是時代的巨型話語，它們不動聲色，但都堅定地展示著自身那巨輪般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市場話語的力量，是當下所有的凡夫俗子面對生活本身所展示出來的物質的力量。但是，這種物質的力量是不是能夠摧毀個體的精神堅守？聶志遠，也就是書中的主人公「我」，用一直以來的痛苦堅守和心靈煎熬，為自己贏得了「活著」的尊嚴，給如他一樣的「位卑者」壘起了一道心靈的防腐牆，也讓許多知識分子在黑暗的泥沼中看到了良知的微光和前行的力量。因為聶志遠知道：出生而入死，是生命的自然規律，但不是人生的歸宿；人生的真正歸宿，是出死而入生，這是一種古老而又古老的人類始祖之靈魂所發出的深情呼喚。

小說中，聶志遠報考博士生，與蒙天舒一起競爭，「別的我比不起他，考試我也考不過嗎？」然而，命運就是這麼戲弄，聶志遠被刷下來，而蒙天舒考取了。「我的外語比他多了十一分，可專業竟比他少了十五分。不可能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自己的命運似乎已被別人精心設計。」很少讀書的蒙天舒通過送禮物送錢（甚至還向原本就缺錢的「我」借錢去送）等手段，居然弄了一個優秀博士論文。蒙天舒堅信「搞到了就是搞到了」，這是他的生存哲學。他認為「現在是做活學問的時代。死學問做著做著就把自己做死了，還不知是怎麼死的」。現實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像昆德拉筆下的生命，重得讓你無法承受。

這部小說的成功不僅在於它直面人生的勇氣，更在於它在直面中思考，並尖銳地提出一系列問題，勾勒出一幅幅觸目驚心的精神圖像，引起人們對自身庸碌生活的質疑，因而具有較大的社會意義。在閻真看來，在金錢支配下所造成畸形的靈魂、道德的淪喪以及風氣的敗壞等等，都是不符合「人性」的自然發展的。而這些醜陋和陰暗的東西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的慾望過於強大，但慾望不是推動活著的唯一動力，與慾望相對的良知也有著強大的活力。儘管許多時候，良知被迫讓位於慾望，但並不表明良知已經泯滅。小說中，有這樣一句經典的話：「生存是絕對命令，良知也是絕對命令。當這兩個絕對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須回答，哪個絕對更加絕對。」這是每個讀者必須直面的一個問題，與莎士比亞那句「生存還是死亡」有著一樣的銳度和力度。

閻真的這部小說還直面社會一些層面存在的潛規則與學術生態的陰暗面，以鋒利的筆觸觸及高校腐敗的內幕和一些中國知識分子的墮落。在大學裡「活得最好」的常常不是聶志遠這樣有理想有良知的人，而是那些不學無術的投機鑽營分子。這些人極為聰明，人格嚴重分裂，能夠利用一切機會，把「功夫在詩外」的戲演得淋漓盡致。閻真的書寫並不僅局限在揭短或暴露上，更多的是聚焦到以聶志遠為代表的一群人在現實環境下無奈生存的真實況味。這些人雖然也屈服現實，但內心深處始終保有一絲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嚮往，始終不忘良心和夢想。在閻真看來，只要良心和夢想存在，你心中那一縷精神的火苗就不會滅絕，你就總會設法找到一種力量讓你不甘沉淪，戰勝困境，超越自我。這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在《曾在天涯》中是高力偉對「彼岸」、「家園」和「星空意識」的嚮往和守望，在《滄浪之水》中演化成池大為父親整理《中國歷代文化名人素描》帶來的警醒與自省，而到了《活著之上》則變成了聶志遠等人對曹雪芹、王陽明等傳統文化精神血脈的追溯和探源。

閻真的經典式寫作正是體現這種持之以恆的「深耕」和「挖井」，他用全方位、多視角和眾聲喧嘩的方式，不僅生動真切地呈現了中國社會知識分子的生活現狀，反映了個體生命在社會轉型中的苦難歷程，而且把現實世界的殘酷，堅守的艱難與苦惱，赤裸裸地置於精神家園的火爐旁。小說的最後，閻真不無深情地寫道：「我只是不願在活著的名義之下，把他們指為虛幻，而是在他們的感召之下，堅守那條做人的底線。就這麼一點點堅守，又是多麼的艱難啊！」這是時間深處傳來的「召喚」，是審痛之後的悲苦和超越，它既是社會的歌哭，也是人性的歌哭，更是精神戰勝物質、良知戰勝慾望的歌哭。而這樣的歌哭所彰顯的現實主義的批判力量，傳達了難能可貴的正能量，不僅是廣大讀者所希望的，也是當前社會所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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