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農、七匠八娼、九儒十乞」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有關於老師是臭老九的說法。這個臭老九的來歷，其實是元朝的等級制度。在元朝，為了管理各色人等，蒙古統治者特意將人物分為十類：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和十丐。

從這種分類可以清楚地看出，官員的地位最高，然後是和尚道士，醫生和有手藝的人是再低一等，出賣色相的娼妓低位也比讀書人高。

為什麼元朝會形成這種極為可怕的等級觀念呢？

忽必烈建立了蒙漢統治階級聯合的新王朝，但他首先是蒙古貴族利益的代表，他採行中原制度是有條件有限度的。1262年，山東行省的軍閥李璮趁忽必烈與阿里不哥激戰之機發動叛亂，給元政權以很大威脅。叛亂很快被鎮壓了，但元朝廷中不少漢人高級官僚和此事有牽連。這件事加深了忽必烈對漢人的疑懼。

忽必烈實行挑撥民族矛盾、分而治之的政策，頒布了一系列民族鎮壓、民族歧視的法令。李璮叛亂後，忽必烈在朝中日益重用西域來華的 「色目人」(元代對中亞、阿拉伯、歐洲等地來華的各族人的統稱，「色目」即漢語中的「各色名目」，表示種類繁多) 以牽制漢人官僚的勢力。

全國統一後，忽必烈又利用金和南宋長期對立而出現的南北隔閡，把漢族人分為北、南兩類， 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第一蒙古、第二色目、第三漢人(北方漢族和原來的女真、契丹人)、第四南人(原南宋統治區人民)的「四等人制」。 各等人政治待遇極不平等。 在許多中央機構和路、 府、 州、 縣各級地方政府中，元朝還設置了「達魯花赤」(蒙語意為鎮守者)作為「監臨官」，規定由蒙古或色目人充當，達魯花赤對所在機構官員處理的政事擁有最後裁決權。在法律上，四等人犯同樣的罪，量刑時漢、南人要重得多。科舉考試時，蒙古、色目人的考題標準較漢、

南人低，而錄取的名額比例卻遠遠超過漢、 南人。由於蒙古舊制和民族壓迫的因素，元代統治制度呈現出漢蒙二元性和矛盾，使統治機器不能充分運轉而廣泛發揮作用。除了軍事體系外，元朝廷對地方上尤其是南方的實際管理相當粗疏，大部分蒙古、色目官員不懂漢語，也不了解漢地民情。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元朝社會不斷處於動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