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搞爭論」、「大膽試大膽闖」

「不搞爭論」、「大膽試大膽闖」

----廣東發展經驗的再思考

作者：虞崇勝

來源：《陽光》2012年第3期

來源日期：2012-2-19

最近一些年來，中國的改革似乎進入了一種進退維谷的尷尬狀態，進又進不了，退又退不得。今天中國的現實，有人用英國作家狄更斯的話來形容：「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這是一個可以奮起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危險的時代。」如果新一輪的改革不能得到實質性的推進，中國就有可能倒退到改革開放以前的時代。因此，在這樣一個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頭，我們需要靜下心來，從中國未來長遠發展的高度來討論如何深化改革的問題。

　　回想二十年前，鄧小平之所以要借到南方視察再次提出改革開放的問題，就是因為深化改革遇到了重重阻力，如果沒有大膽試、大膽闖的勇氣和敢於改革、敢於創新的精神，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有倒回去的可能，這才有了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二十年後的今天，大有「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覺，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政界人士大都忙於創造所謂「政績」而無心改革，理論界人士大都忙於「實用」而無暇顧及改革，普通百姓對於改革好像也已經疲憊，一些既得利益者更是有意地迴避改革，昔日改革的呼聲在有意或無意推脫中的漸行漸遠。

　　毫無疑問，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領頭羊，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關頭，廣東往往充當著領跑者的作用。改革30年來，許多地方創造了改革開放的先進事例，但就其對於全國的影響而言，廣東的發展經驗無疑具有示範意義。廣東的發展經驗是一種什麼經驗呢？用鄧小平二十年前的話來說，就是「不搞爭論」，「大膽試大膽闖」，用規範的語來說就是「不搞爭論」的政治智慧和「大膽試大膽闖」的創新精神。

　　近年來，許多人都在找改革的突破口，以為只有找到了突破口，改革才能深入下去。其實，所謂的突破口是個假命題，改革的突破口存在於改革過程之中，而不是刻意找到的。換句話說，改革的路就在腳下，只有切實地推進改革，才能逐步找到中國發展的正確道路。如果你不推進改革而找改革突破口，那是永遠找不到的。最近，新上任廣東省省長朱小丹針對廣東的改革實際坦言：廣東以往的改革取得很大成績，但改革之路並未完成，「接下來的改革需要勇氣，要突破既得利益格局」。的確，與20年前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意識形態的干擾相比，當下改革的困難顯然是加大了，當阻力來自實實在在的利益集團時，改革能否啟動本身就已成為了一個問題。

　　儘管如此，深化改革還是大勢所趨，是世情國情黨情民情所趨。正如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躲不開、繞不過，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因此，在新歷史條件下，能否繼續深化改革，突破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就成為中國未來發展中的關鍵問題。

　　然而，要繼續深化改革，必須在改革認識問題上凝聚共識，擱置一些不必要的爭論和一些難以暫時彌合的意見分歧，儘快地將新一輪的改革搞起來。必須充分認識到，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躲不開繞不過，越拖越被動，越拖越難搞，正如有人所言「改革在與革命賽跑」，新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再等待了。而要凝聚共識，深化改革，有必要重溫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根據廣東發展經驗提出的「不搞爭論」「大膽試大膽闖」的精神和做法，儘快將新一輪的改革啟動起來。

　　一、深化改革需要有「不搞爭論」的政治智慧

　　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應該說，鄧小平提出「不搞爭論」的思想，的確是他的「一大發明」，是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基本要求和前提條件，是一種充滿辯證理性和求實精神的政治智慧。

　　提出「不搞爭論」的基本要求，並不是一廂情願的憑空設想，而是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實踐第一的基本觀點的。因為所謂「不搞爭論」，並不是說不要爭論，而是說不要搞無謂的爭論，對於實踐中出現的問題要讓實踐去作結論。實踐證明對了就堅持，實踐證明錯了就改正，不要在還沒有經過實踐檢驗之前就匆忙地作出結論。實際上，任何結論的真理性都是相對的，隨著社會實踐和人們認識的發展，以往被認為具有真理性的結論可能就要被新的結論所取代。這正是人類認識發展的規律，也是實踐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同時，提出「不搞爭論」的基本要求，也是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這一發展戰略的基本精神的。「不搞爭論」，其目的是為了「爭取時間」、「謀求發展」。如果幹什麼事情，即使是看準了的事情，不是立足於實踐，而是先來一場脫離實踐的爭論，其結果必然是既耽誤了時間，又干不好事情，而且爭來爭去也爭不出個結果什麼結果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中的正確和錯誤只能通過實踐才能辨別清楚，而不是靠爭論所能辨別清楚的。這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深圳的高樓大廈，深圳的經濟發展速度，不是靠講話講出來的，也不是靠寫文章寫出來的，當然也不是靠爭論爭出來的，而是靠實幹干出來的。可見，「不搞爭論」，不僅充滿了政治睿智，而且充滿了唯物辯證法。

　　記得鄧小平提出「不搞爭論」的思想後，著名作家王蒙為了闡釋其重要意義，專門寫了一則寓言。說的是古時候，有兩個人喜歡鬥嘴，一個說四七等於二十八，一個說四七等於二十七，相持不下，就到縣衙去打官司，縣官明明知道四七等於二十八，卻偏偏責打了說四七等於二十八的這位老兄。此人很不服氣，認為這是糊塗官判糊塗案。縣官卻說他打得有理，否則他的衙門什麼事也幹不成了。王蒙寫的這則寓言是想告訴人們，多數人都明白的事情，即那些不言自明真理，不值得費心勞神去爭論，如果對這種事也一定要爭論，那隻能說明你自己弱智或缺乏堅持真理的起碼信心。如今中國的理論界和社會科學界，有些人不熱心於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不去腳踏實地地解決實際問題，而熱衷於挑起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的無謂之爭；有的人甚至故意製造一些爭論，然後進行一番抄作，鬧得沸沸揚揚，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總之，提出和堅持「不搞爭論」的思想，有利於解放思想，推動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從政治策略上講，「不搞爭論」就是為了一心一意搞改革，鼓勵創新、保護創新。因為有的問題，本來只是探索前進中出現的問題，如果硬要就此問題爭論一番，那就必然要放慢探索前進的步伐，甚至扼殺創新思維和創造行為，重新回到因循守舊的軌道上去。可見，「不搞爭論」對於深化改革來說，的確是一種相當高超的政治智慧，在新一輪的改革實踐中，我們應該繼續利用和充分展示這一政治智慧。

　　二、深化改革需要有「大膽試大膽闖」的創新精神

　　我們知道，大凡改革都是探索性的，沒有敢闖敢冒的精神，任何改革都搞不成，即使搞了，一遇到阻力或議論還得退回去。正是基於這一點，鄧小平以無產階級政治家大無畏的氣魄和膽識，明確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象小腳女人一樣。」「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子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應該說，廣東三十多年的發展經驗，正是「大膽試大膽闖」創新精神的真實寫照。

　　根據「大膽試大膽闖」的創新精神，首先必須解放思想，突破人為的認置的種種思想障礙。實事求是地說，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有一個需要繼續為改革主體「鬆綁」的問題。可能是思維慣性的影響，至今仍然有人糾纏于姓「資」、姓「社」的問題，對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作出種種人為的限制，生怕改革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對此，鄧小平可謂有先見之明，當年他已經明確指出過：「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實際上已經對改革開放中的是非標準作出了明確的判斷，解除了動輒以姓「資」姓「社」來束縛改革者手腳的禁錮，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

　　其次，根據「大膽試大膽闖」的創新精神，必須在深化改革必要性上凝聚共識。這個問題鄧小平當年在啟動改革時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他說過多次，不搞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只有改革中國才有出路。這也被三十多年改革的成就所證實，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中國今天的繁榮的發展。直觀當下中國的現實，世情、國情、黨情也決定了中國的改革只能往前走，決無可能退回去。當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幾乎都會涉及到體制機制的弊端。不僅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需要深化改革，基本制度的完善和發展需要改革，而且清除體制性障礙需要深化改革，政治觀念的更新需要改革，甚至實現社會公平、切實保障民生、建設和諧社會等等都需要深化改革。因此，對於深化改革，一定要堅定不移，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充分認識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其三，根據「大膽試大膽闖」的創新精神，必須在認識外部環境壓力上獲得共識。蘇東劇變和冷戰結束後，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中國可以獨立性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適應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不利的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後，必然成為世界各國關注和加以利用的大國，中國承擔的國際義務和政治風險隨之也會加大。最近台灣的選舉搞得有條不紊，說明民主並非西方世界的專利，東方社會也是完全可以實施民主的。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最近幾年政治體制改革搞得有聲有色，民主與法治建設取得相當的成效，這既提供了我們可資借鑒的經驗，同時也會增加我們深化改革的壓力。還有就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在遭遇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之後，正在進行旨在激活其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儘管這不一定能夠緩解他們的危機，但至少說明人類都面臨著優化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共同任務。真正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可能正是在這場世界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調整改革中脫穎出來。所有這些，在外部環境上無疑增加了中國改革的壓力，當然這也是動力。

　　其四，根據「大膽試、大膽闖」創新精神，不僅要求積極推進國內改革，而且要求大膽借鑒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如果放在世界發展的歷史坐標上，顯然就是一種與世界接軌的嘗試，遵循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既定邏輯。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種種成果，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大膽借鑒人類文明的結果（有人說是開放的成果），正如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的：「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只有具備這樣的氣度和胸懷，中國的改革才真正是「面向世界」的改革，才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取得的成就巨大，但也積累了不少問題，矛盾也不少，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近幾年來，政界和學者開始反思改革的某些問題、內容和步驟，這是十分正常的，正如鄧小平一再指出的：「我們的全面改革是一種試驗，中間一定會有曲折，甚至大大小小的錯誤，那不要緊。」（《鄧小平年譜》第1060頁）他又說：「對的要堅持，錯的要改正，不足的要加點勁。」（《鄧小平年譜》第1280頁）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也是「大膽試大膽闖」創新精神的內在要求。

　　改革的道路從來都不平坦。在「改革動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的今天，迫切需要重新喚起「不搞爭論」，「大膽試大膽闖」的改革創新精神，尤其需要像鄧小平當年那樣，著眼於民族、國家和人民的未來，敢於和善於把握時機，具有積極推進改革的膽識、智慧和自覺。（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文明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