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是什麼?

中國早點－黃浦新陳

　　「中國模式」的提出對國際政治理論界來說有很大的吸引力，原因之一是隨著中國崛起的持續，這是個可以玩滿久的概念。

　　然而與日本第一、四小龍理論（當時不流行模式說）相比，中國模式有更多不清晰的地方。許多學者在談到中國模式的時候，不是只側重某一方面，就是免不了出現自相矛盾，不知如何梳理的現象。

　　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近日在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演講中國模式的淵源與前景，就似乎顯得有些捉襟見肘。

　　以發展過程歸結出來的相對獨特經驗來看，把中國這30年來的歷史稱為一種模式應該沒有問題。越來越多人同意中國模式（甚至其他國家發展模式）不可複製。然而這一模式的內涵其實帶有許多內在矛盾甚至相互掣肘的地方，這些地方不僅關係這一模式能否延續的問題，甚至影響到如何為這一模式定義的問題。

　　「模式論」的提出在外國可以看成是「北京共識」、「中國威脅」之後的一個新定性名詞，純屬方便捉摸這頭大象。對中國本身來說，這個相對中性的稱謂則足以作為改革開放的豐碑。

　　然而這模式的內涵所存在的矛盾現象與複雜變化，使它無法輕易被描繪成一幅完整的圖像，並且可以預知下一筆的落墨之處。

　　在這過程中，不同的人於是可以為這些內涵添加各種不同的解讀。

　　中國模式最顯著的特徵是如福山所說，政治上是中央集權的官僚獨裁政府，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法治；而在這基礎上快速增長的經濟，更是這一模式被提出的關鍵基礎，也是對少數國家來說具有學習吸引力的地方。

　　但是作為主要內涵之一，經濟增長其實不具太大的特殊性。從30年來的發展經驗看，中國經濟從極低的水平開始飛躍，而有備受矚目的成就，這其實在戰後日本和亞洲國家都具有相類似的歷程。在這些歷史中，有些經濟體發展出了活躍的中小企業經濟，有些則壯大了少數跨國企業巨人。

　　如果不要光從國內生產總值（GDP）著眼，而從比較健全經濟的角度去看，財經作家吳曉波最近接受《東方早報》訪問時其實就說出這一模式的困境。

　　以《激蕩三十年》、《大敗局》等書成名的吳曉波指出，中國宏觀經濟每四五年就有一次波動，而企業也會有一次大洗牌。民營企業在98、04和08年先後經歷三次倒閉潮，除了因為民營企業本身視野不廣、戰略錯誤等因素，整個國家的工商環境也使得民營企業處境很悲觀，而且越來越悲觀。企業並不因為技術創新、營銷卓越、環保、合法納稅就能壯大，反倒是借著國際經濟環境變遷而發力的「國進民退」（國企擴大地盤排擠民企空間）迫使經營實業的人決心在倒退。

　　國家的權力不僅借著國企持續擴張，而且對國家經濟事務的干預未曾稍歇。從房價到大蒜價，市場並沒有隨著改革開放時日的推移而越來越自主，反而是不斷在調控中前進。

　　這一前進方式越來越依賴集權的指揮調度，然而地方經濟的崛起與中產階級的擴大，反過來使集權的威信越來越小。福山和許多論者都羨慕集權下的決策效率，然而也不可避免要質疑它的可持續性。

　　中國模式在經濟上有說服力很強的內涵主軸，包括支柱產業的選擇、戰略發展的布局，但是以調控為基調的手段能不能讓這麼大的經濟體持續保持健康？滿足這一主軸所付出的社會成本與政治代價有什麼辦法降低？以不變（或者小變）應萬變的政治體制如何應對經濟變遷下的社會需求？這連串變動與矛盾的內涵有沒有可能在失控之前達到一定程度的調和？

　　即便看清楚了這一模式的淵源，也很難預測它的前景，就像日本，沒有人曾經料想它的停滯如此之長，因為模式中的人也看不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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