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焱：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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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焱：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

托克維爾的生平和學說托克維爾出生在法國諾曼底的一個貴族世家。諾曼底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美軍登陸的著名的，和英吉利隔海相望的地方。他母親的祖父叫做馬勒?施爾博，是法國路易十五時代的一個政壇名流，而且是對托克維爾小時候受教育影響最大的。馬勒?施爾博是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出版百科全書，他是贊助人也是一個法國著名的貴族自由主義者。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當革命議會審判法國皇帝路易十六時，沒有人敢挺身為路易十六辯護，只有馬勒?施爾博挺身而出，為路易十六擔任辯護律師。結果在雅各賓專政的恐怖高潮中，被送上了斷頭台。馬勒?施爾博有句名言，說「我在國王的面前為人民辯護，我在人民的面前為國王辯護」。在所有家族的親友裡面，就是這位馬勒?施爾博（托克維爾的曾外祖父），對托克維爾思想影響最大的。托克維爾還有一個遠親，叫做夏多布里昂，是法國文學史上著名的一個浪漫主義作家，也是屬於君主立憲派。就托克維爾周圍的家庭社會關係而言，基本上都是屬於忠於王室，政治立場上傾向保王黨這種氛圍裡頭。在他成年以後，當他回憶少年時代時常和家裡人一道唱緬懷路易十六在斷頭台上被處死的皇帝的歌曲，當時全家都哭了，這是回憶他少年時代家裡的忠於王室的那種氣氛。因為如此，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高潮時期，不僅他的曾外祖父被處死，被送上斷頭台，而且托克維爾的父母也被雙雙下獄，並被判處了死刑。在等待上斷頭台的時候，法國發生了熱月政變，雅各賓專政結束，他的雙親才從斷頭台上僥倖逃過一死，被釋放出來。托克維爾從小接受比較貴族化的教育，少年時代家裡就為他聘請了私人教師，而且家裡藏書也特別多。青年時期進入巴黎的皇家學院學習，獲得了法學學位。後來進入凡爾賽宮擔任法官。青年時代，當時法國社會有保守派、自由派關於憲政的大辯論，曾經引起了他的特別關注。像托克維爾這樣的人，應當說屬於法國大革命以後殘存的最後的貴族。成年後，他也既不在大學裡執教，也不是為市長寫作的作家，而是選擇了從政之路。但是他周圍有一個朋友圈，他們經常召開沙龍性質的聚會，討論法國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裡面的廣泛問題。有時候，他也寫寫文章，念給朋友們聽聽。如果朋友們說你這個文章寫得不錯，他也拿去公開發表。他的一生，在政治和學術兩界交際都非常廣泛，而其幾度參與政治，出任過法國制憲會議的議員，還短期擔任過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外交部部長。托克維爾生活的十九世紀上半葉，這是大革命以後法國社會動蕩不安的時代。在路易十六被處死以後，法國波旁家族、菲利普家族、保王黨、激進革命派，各種政治勢力和派別在政壇上就像走馬燈一樣，你方唱罷我登場，政潮迭起，政治風雲變幻。1870年，七月王朝在革命後登基，托克維爾這個時候思想上卻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他不再恪守他的家族的貴族立場，他看到法國社會正在日益地走向平等，英國式的貴族主義已經脫離時代，所以他轉而去考察美國。因為在他看來，美國才代表了歐洲和人類的未來。1835年出版了考察美國的《論美國的民主》，嚴格地說應該叫做《民主在美國》。1840年，又出版了該書的下卷。由於這部著作的成功，1841年，托克維爾36歲，當選了法蘭西學院的院士。 1848年革命爆發後，他擔任了制憲會議的議員，後來又一度擔任外交部長。他原本期望通過親身參與政治實踐，為大革命後的法國尋找一條長治久安之路，但是1851年，路易·波拿巴——就是拿破崙的侄子，被馬克思斥之為平庸可笑的人物，而且馬克思專門寫了《路易·波拿巴政變記》——所謂「霧月十八日」。路易·波拿巴發生政變，這就使他的政治抱負付諸東流，由於他當時正擔任外交部長，而且反對這次政變，結果被捕了。後來釋放出來，他就最終退出了政壇。經歷了這個事件以後，他終於領悟到從事研究和寫作比從政更適合自己，此後，他就專心從事著述，再也沒有回到政界。1856年，他又出版了後來成為名著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他這幾部書是他畢生心血所凝的主要著作，現在已經成為思想史上的經典。三年後，他在法國濱海的戛納去世了——戛納就是現在經常搞電影節的法國濱海城市。他的生平和著作，我就簡要說到這裡。托克維爾思想的命運及晚近的復興托克維爾去世以後，他的上述著作和他的社會政治思想在法國學術界沒有得到人的充分重視。因為法國社會思想界主流社會學是塗爾干學派的，塗爾干學派一般重視社會結構，不太重視政治制度，對於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之間的交互影響也比較輕視，所以托克維爾的思想在法國長期受到後人的忽視。這一點，實際上他生前也感受到了。他曾對他的妻子感嘆過，說能夠看懂我的書的人實際上是很少了，在法國自由之友何其少。他就說在法國，像他那麼珍愛自由的人非常少，所以他們也讀不懂他的書，也不會重視他的書。上一世紀中葉，特別是七八十年代以來，關於托克維爾的研究在西方學術界出現了復興的趨勢，可以說是興起了一股托克維爾熱，他的著作也成為了著名的經典，各種思想派別都熱衷於到托克維爾的著作里尋找思想靈感。這個熱潮的興起，則是因為當代民主在制度實踐方面遇到了很多複雜的問題，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托克維爾生前所做出的一系列預言和論斷，在當代的語境里獲得了新的意義。當代人所以重視托克維爾，首先在於他比較早地揭示了現代性中包含的內在矛盾和緊張。我們可以舉當代研究黑格爾的哲學權威――加拿大的查爾斯·泰勒，查爾斯·泰勒晚近有一本書叫《現代性之引誘》，在這本書里，泰勒開篇就提出現代社會一共有三個隱含的憂慮：第一個憂慮就是生命的英雄之維的失落，就是每個人把自己封閉在內心的孤獨中，他把這個擔憂稱之為「意義的喪失」，就是生存的意義失去了。第二個憂慮涉及到現代工商業社會工具理性的猖獗，導致泰勒說的「目的之晦暗」，就是原來應該由其他標準來確定的事，現在都按照成本收益分析來決定了。第三個憂慮是現代政治，托克維爾叫做柔性專制主義，就是一種軟性的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導致社會橫向聯合的消失，結果剩下一些孤立而沒有力量的個人，獨自面對強大的官僚國家。這意味著自由的喪失。這三個擔憂，正像查爾斯·泰勒說的，都是從一百多年前托克維爾生前所做的預言中引申出來的，所以查爾斯·泰勒說托克維爾是一個最具有預言性的思想家。當代法國有一個研究托克維爾的人，叫黑維·雅勒（音譯），他稱托克維爾是智者托克維爾，就是因為他的思想智慧能夠穿透歷史和時間的層岩，看到未來人在現代社會中面臨的種種危險。托克維爾的復興最先是在美國學術界興起的，這和他們反思二十世紀激進主義思潮的泛濫和功過有關，不過美國學術界對托克維爾的詮釋，更多帶有美國色彩，比較忽略法國古典社會思想的整體傳統。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法國開始興起重新詮釋、重新認識法國古典自由傳統的思想浪潮，相繼出版了不少有關的研究著作。法國的這些研究著作可能比美國的更值得我們重視一些。兩種不同的解讀方法 2005年是托克維爾誕辰200周年，作為一個200年前的人，我們今天應該如何解讀托克維爾的著作。當今國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流派有兩個，一個是叫做施特勞斯學派，另一個是以斯金納、波科克等人為首的叫劍橋學派。施特勞斯學派強調政治哲學不是一個歷史學科，因為政治哲人尋求的是超越歷史的永恆真理，所以作為一個生在現代卻思慕古人的哲學家，施特勞斯嚮往憧憬的是希臘古典哲學中蘊含的那種價值。他特彆強調政治哲學中的古今之爭。他認為由於馬基雅維利、盧梭、尼采這三個人所代表的三次現代性浪潮，背棄了古典政治哲學中包含的價值，把人類帶向了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在施特勞斯看來，最重要的弊端就是人類日益走向虛無主義。從這個立場出發，施特勞斯學派主要致力於對希臘古典哲學的探討，但是也延伸到對包括托克維爾在內的近代政治思想家的詮釋。施特勞斯學派對政治思想史的解讀有一個特點，他們把文本視為一個封閉性的系統，切斷了這個文本所賴以產生的歷史社會脈絡，他們專註於探求思想史上不同文本之間內在邏輯的聯繫，以及文本內部隱含的微言大義。他們這種解讀方法可以說是一種專註於內在理路的解釋方法。施特勞斯解釋現代性的出現、擴張，好像就是看不到當時具體的社會發展，好像是馬基雅維利一出現，馬基雅維利寫了他的《君主論》，他這裡包含的思想就傳給了盧梭，盧梭後來又傳到尼采，然後人類就進入現代社會了。這個是有點哲學家的那種傲慢自大，好像人類社會這些具體歷史脈絡都不見了，就像思想家在人類歷史上扮演主角。一個人發明一種思想，一下這個社會就變成另一個樣了。另一個思想家把這個思想傳遞走了，社會又變成一個樣了。要我說，和希臘哲學家，後人評判希臘哲學說哲學的本性就是叮虻。施特勞斯這種詮釋也帶著一種古典哲學家的叮虻，看不到比如說人類進入近代社會。歷史家常說的「三R」運動――羅馬法復興、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你在施特拉斯的學派的詮釋里全看不見，你就看見一個思想家發明一觀念，這個觀念傳遞給另一個人就當變了。以斯金納、波科克為代表的劍橋學派和施特拉斯學派構成一種對立，他們更強調解讀文本，一定要回到當時的歷史社會的具體脈絡，也就是語境或者說上下文，回到這裡面去，這樣才能探討作者的真實意圖是什麼。這兩個不同學派的路徑和解釋方法，我們看到也影響到當代學界對於托克維爾思想的解讀。儘管施特勞斯學派的理論解釋方法自有他們的價值，但是他們把托克維爾也簡單圖解為一個類似他們那樣的古典政治哲學家，恐怕恰好抹殺了托克維爾本人社會政治思想的理論獨特性和方法論意義。如果我們從政治哲學的視角出發，單純依賴對於托克維爾所用概念的分析——這是研究政治哲學常用的方法——如果我們把它用到托克維爾應用的概念上，有可能就會把托克維爾當成一個沒有什麼思想系統性的、寫時評政論的政論家。其實，這是看錯了對象，運用錯了解讀的方法。托克維爾運用的不是政治理論研究中的規範性理念的研究方式，就是說用哲學的思辨方法和抽象概念來把握現代政治的本質。他所運用的概念，像最近社科文獻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托克維爾與民主精神》，但是他用的比如說民主，托克維爾有時候被人稱為現代最重要的民主思想家，但是他用的民主概念、自由的概念，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概念。他的這些概念有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有的是政治學意義上的，它具體的含義、具體的內涵往往需要我們結合他著作的上下文分析。我們只有以法國古典社會思想傳統作為參照，才可能真正接觸到他的思想生命，而不至於誤讀他的思想。所以，我下面對托克維爾思想的解讀更多是借鑒劍橋學派這種所謂歷史脈絡主義，力圖回到他生活的十九世紀法國社會的具體歷史情境中解讀。托克維爾社會思想的哲學淵源我們知道施特勞斯對政治哲學和政治的哲學有一個區分。他認為他是政治哲學家，不是政治的哲學家。實際上在我看，施特勞斯說的政治哲學不是我們一般人心目中的政治哲學，而是一種哲學；他說的政治也不是我們大家一般意義上說的政治。我們這討論的恰恰是托克維爾關於政治的哲學，或者說是社會思想體系中的政治思想。儘管托克維爾不是上述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家，但是作為社會思想家，他也有他的哲學，所以這就是社會思想的哲學緯度。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里曾經虛構了一個沒有哲學家的城邦如何最終走向衰落的故事，這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啟示意義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缺乏哲學、缺乏哲學思維，很可能最終就走向衰落，好像春秋時代的荀子到秦國訪問，訪問完人家問他對秦國觀感怎麼樣，他說秦國很強盛，但是最大的弱點就是秦國無儒，就是沒有知識分子，一個沒有知識分子的好勇鬥狠、窮兵黷武的國家，在他看來前途不是很美妙。所以，我們後來看到秦國雖然征服六國，一統天下，但是兩世就亡掉了。說明荀子作為春秋戰國時代的大儒，還是很有政治預見性的。在柏拉圖看也是這樣，一個城邦國家如果沒有專門思考的哲學家等於沒有大腦，沒有大腦，這個城邦肯定是要衰落的。所以，無論古今中西，人們對於社會政治的結構、運作進行反思、分析，都會依賴或明或暗的哲學假定。社會思想家力圖以更為嚴密的方法，更為開闊的理論視野去研究社會，也不可能離開哲學，儘管托克維爾不信任那種單純依賴思辨和演繹推理得出社會政治結論，但他採納的學術路徑也不意味著他排斥哲學，也不意味著他的思想缺乏系統性，或者和哲學沒有關係。在托克維爾生活的時代，當時主要是兩種思潮，一個是十八世紀的啟蒙主義思潮，一個是保守主義思潮。無論在哲學方面還是社會政治理論方面，這兩種思潮當時都已經非常強勁了。法國是理性主義的故鄉，十八世紀以啟蒙哲學家代表的理性主義哲學，第一次登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成為政治社會一個極為活躍的力量。哲學觀念儼然就成了當時歐洲的流通的思想通貨，就像美元成了國際貨幣一樣，那時你要是能給人講一講理性、哲學理性，到處都受人歡迎。由此就形成了傳統上把哲學視為一切知識基礎的法國學術傳統。這種傳統認為，所有的學術都是從哲學中發源的，所以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派把各種學術都化約歸結為哲學，但是托克維爾對這種唯理主義卻是抱有懷疑的。作為他社會思想的哲學基礎，他更重視啟蒙思想以前的帕斯卡爾，而不是啟蒙學派。帕斯卡爾是十七世紀法國學者，他精研數學、幾何學，是十七世紀有名的理性主義者，但他同時也有虔誠的宗教情懷。通過對理性限度的考察，帕斯卡爾認為人類其實有兩種精神：一種叫做幾何的精神，力求精密、力求思辨性，強調邏輯的自洽；另一種是微妙的精神。幾何精神是思辨的、推理的，遠遠離開了我們日常的生活世界，微妙的精神則意味著高超的洞察力量，它能夠從複雜的事物中憑藉細緻明細的感覺把握本體。在他看來，人是一種充滿矛盾衝突的生物，單單憑藉機械的理性主義的幾何精神建立不起人的科學，所以帕斯卡爾說這兩種精神有對立，但又不是完全對立，又是互相滲透的。微妙的精神通過把幾何的精神包容於一身，而超越了後者，因而是一種比幾何精神更高級的精神。我們知道對柏拉圖來說，柏拉圖老說正義的理念的探討跟幾何學一樣，都是關於永恆事物的知識，都是不受時間影響的知識，所以他認為正義的理念應當用幾何學的術語表達。帕斯卡爾繼承的是巴斯卡不是柏拉圖，所以我們知道他不是柏拉圖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家，他用自己的微妙精神超越了古典哲學和啟蒙主義，也超越了當時的保守主義、非理性主義這些思潮。實際上，這是一種社會思想家的哲學精神和方法。當然，雖然他也離不開理性，離不開幾何學精神，但是並不能把他僅僅歸結為啟蒙主義的理性，而是把理性當作考察社會政治問題的一種工具。就是從這裡出發，托克維爾超越了理性主義和傳統主義的二元對立，在當時的法國思想界，一種是啟蒙哲學家，像伏爾泰、盧梭這些人，另一種是保守主義者，像麥斯特等等。托克維爾首先批判抽象的啟蒙理性主義，說這是一種哲學的泛神論，就是把理性推導出的規範性理念予以絕對化。而他自己主張的則是一種具體的理性主義，在他看來啟蒙主義的失誤就在於把一般思想擴張到了對具體狀況漠不關心的那種地步。而保守主義的錯誤在於他們根本否認存在著能夠指導我們進行判斷的一般思想。在他看來，應該把一般思想和具體情況結合起來，他說上帝的目標非常簡單，而手段卻是異常豐富的，所以他一邊批判十八世紀的啟蒙學派，把唯理主義當作激進主義的哲學基礎；另一方面他也批判傳統主義，浪漫的社會有機論思想。在他看來，不是啟蒙哲學家的理性主義哲學改變了世界，理性主義所以流行反而是由於社會狀況發生了劇烈改變後的一種社會後果，他以十七世紀笛卡爾的學說作為例子，說笛卡爾學說是強調普遍主義的，他說普遍主義的流行主要是因為大革命以後，法國民眾的身份變得同質化、相似化，所以呢要矯正大革命所造成的負面效果，在哲學觀念上就要和啟蒙主義拉開一定距離。在他看來，單純的政治哲學的規範性理念由於缺乏社會學基礎，往往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他更關注法國社會政治生活的歷史演變和政治實踐。在法國大革命後的法國保守主義者信奉一種國家社會的有機論思維，他們認為國家和社會是一種有機體，像一個有機生物，它是由自身生命原則來控制的一種獨特的事物。保守主義說，無論君主制還是貴族制，它們的根據都在於自身，只能根據內在的價值來評判，而拒絕承認外部標準，所以他們拒絕以哲學推導出的規範性理念思考。當時，法國的保守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叫德·伯納爾——法國人的姓名，我們知道他在姓裡面加「德」的，都是表示他是貴族出身——伯納爾就認為我們這個世界永恆的恥辱就是所謂啟蒙思想的進步，保守主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叫德·麥斯特，他說我一生的目標就是要摧毀十八世紀啟蒙思想所建立起的一切，麥斯特不但反對人民主權論，也嘲笑盧梭所說的人人生而平等，他說人人生而平等就如同說天生是食草動物的綿羊卻轉而要食肉一樣的可笑。所以社會政治思潮上被視為反動的、保守的、要求復辟到大革命以前的君主貴族制社會的這些思想家，他們的根據主要就是非理性、無意識、傳統，他們主要強調這些東西。他們認為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就是非理性和無知，所以他們反對啟蒙主義的理性主義。在托克維爾看來，啟蒙主義強調個人的平等和自由順應了天意，並沒有錯，但在啟蒙哲學思想指引下的社會觀念，乃是由原子化的個人集結而成的，是一種單純、齊一、連貫、平等而理性的社會觀，這種觀念僅僅根據一些簡單的理性原則，企圖重新設計和改造社會，這不能不說體現了一種理性的傲慢。而保守主義者儘管反動，但他們對於啟蒙主義的批判還是有獨到之處的。但他們主張倒退和全盤恢復革命前的社會結構，無異於痴人說夢，既不明智也不可取。因為法國大革命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法國的政治社會結構，要想全盤恢復大革命前的老法國的舊建制，卻恰好需要跟啟蒙主義分享同樣的唯理主義，因為君主貴族已經不存在了，你要證明說復辟是合理的、倒退是合理的，你同樣要運用理性主義的推理方式論證君主為什麼合理、貴族為什麼合理。所以托克維爾對這些保守主義的批判，他巧妙之處就在於，儘管傳統主義反對民主和平等，但是他們的論述方式其實已經體現了一種民主時代的政治文化改變所帶來的思維方式。在這些保守主義的論據裡面，已經不是說天命、君權神授這些東西來論證了，而是用人民、種族、地理、氣候、國情特別，這些理性的方式來論證，這說明民主時代帶來的習尚風俗的改變，就連反民主的傳統主義者也不能不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也說明企圖恢復到路易十四時代的絕對君主制的舊制度下是完全徒勞的。托克維爾一生主要受到三位法國思想家的影響，除了巴斯卡以外還有十八世紀孟德斯鳩、盧梭，孟德斯鳩的社會思想傳統屬於比較靜態的社會學，偏重於對於他所處時代社會結構的共時性分析。托克維爾比前人的高明就在於他和孟德斯鳩不一樣，他引進了歷史的緯度。法國一位研究托克維爾的學者說，托克維爾不是一位哲學家，也不是一位法學家，也不是歷史學家，而是集所有這幾者於一身，甚至還要多一些。這種集哲學家、法學家、歷史學家於一身，還要多出一些東西的人，呈現給我們的正是一個社會思想家的形象。托克維爾走的是一個綜合哲學、歷史學、社會學、政治理論的社會思想路線，所以他要採納這個路徑，既是由他的問題意識決定的，同時，也切合他自己所要考察分析的研究對象。他既批判保守主義的天主教的政治神學，也批判啟蒙學派的泛哲學化的政治。對此他指出，儘管同質化的力量通過日益增長的平等和現代思想發生作用，每一國家特定的政治文化仍保留了某種特徵，每一國家的政體依然受到這個國家特定經歷的制約，而社會思想的最終目的就在於通過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分析加以綜合和概括，展現給人們一個更開闊的學術視野，構建出關於社會的一個更有整體性的知識構架。所以他特彆強調對於宏觀的、結構性的、劇烈的歷史變遷，不能用偶然的原因來解釋，必須深入探討更為廣泛的一般性原因，比如現在國際上的新史學家，往往就擅長對一些巨大的歷史事變，用特別微小的事件或者原因來解釋，這在托克維爾是不合理的。比如說拿破崙復辟之後在滑鐵輪大敗，在有些新史學家看來，儘管仔細的考證，拿破崙之所以這麼傑出的軍事統帥在滑鐵盧失敗了，因為這個世界霸主不巧得了痔瘡，這個痔瘡疼得他在戰場上六神無主，所以就導致了他在戰爭中的失敗，導致世界歷史大變化，使拿破崙把法國大革命的理想推進到全歐洲的傳播進程被迫中斷了，舊勢力又捲土重來了。你要是看這些新史學家，就是一個小小的痔瘡能夠改變世界裡歷史，但是在托克維爾看來，用這些微小的原因解釋大的歷史事變，是不能充分說服人的，他更重視用宏觀的、結構性的歷史分析來解釋這種重大歷史事變。他在寫《舊制度與大革命》、《民主在美國》這些著作的時候，其實在他之前已經有不少著作出版了，但是他自己寫這兩本書卻很少研究前面人的研究成果，他特彆強調要用自己的眼光去觀察，親自去翻閱考證文獻檔案，進行獨立的研究，然後用一種比較簡要的歷史事實，建立起一個社會思想體系。他的這種取向從方法論上說，開啟了和影響了他身後的一些學術思想流派，比如他把別人已有的理論要懸擱起來，直接面對事實，這樣的方法有點類似二十世紀後來興起的現象學方法。還有一個給托克維爾思想以重大影響的人，就是當時的法國文明史學者，基佐。托克維爾青年時代曾經在巴黎大學旁聽過基佐關於歐洲和法國文明史的研究課程，並從中學會了歷史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甚至可以說托克維爾某種意義上是基佐的學生，但是後來，兩個人無論在政治理念還是政治實踐上，實際上都處於對立的地位，可以說是師生反目。但是基佐文明史研究的路徑和方法，還是給他的思想以重大影響，促使他在分析社會結構演變的時候引進了歷史的維度，特別是中時段的歷史維度，這個接近於二十世紀後來法國年鑒學派的研究方法，年鑒學派認為研究歷史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政治事變，比如拿破崙死了，斯大林掌權了等等，這樣的歷史事變在年鑒學派看，只是歷史長河裡翻起來的一些小小浪花，最重要的是研究歷史長時段、中時段結構性的條件有沒有變化，比如從長時段來說，一個國家處的地理位置、周圍的地緣政治狀況、自然和氣候、風俗民情等等，這些可能是上萬年才發生變化。中時段講的是一個社會的結構，一般大約以幾百年為時段，它的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結構有什麼變化，這是中時段研究關心的。短時段呢，過去傳統史學裡專門研究一些歷史上發生的事件，一個大人物過世了，或者哪個大人物做了一個怎麼樣的政治決斷。在年鑒學派看來，這些都是歷史的浪花，但是人呢實際是被束縛在巨大歷史社會結構中的小小的零件，這些事變都是轉瞬即逝，在這個大的宏觀的結構沒有改變的情況下，這些小小的事件歷史學家根本就不用關心。所以你看年鑒學派寫的歷史書，可以說只見歷史不見人，他那書里沒有什麼歷史著名人物在其中活動，比如像布魯戴爾寫的《地中海傳》只有地中海周圍的自然氣候、農作物是什麼、如何演變，政治事件他們並不關心。但是布魯戴爾法國年鑒學派在列舉影響他們學派的思想先驅裡面，就把托克維爾列在其中，說明托克維爾研究方法也給了他們很深刻的影響。近代法國社會巨大而深刻的變遷動力在托克維爾看來是來源於、內涵於歷史之中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力量，他把這種客觀力量叫做天意。他這個天意史觀實際上也是法國思想傳統里的、來源於法國思想傳統，像十七世紀法國有個天主教思想家叫做波緒哀，波緒哀當過法國的大主教，擔任過法國王子的老師，他在1681年出版了《論普遍的歷史》，這本書里就已經闡發了一種以天意作為基礎的普遍歷史觀。波緒哀一方面鼓吹絕對的君權，絕對君主制，但另一方面，他通過考察歷史又看到了，歷代的掌權者，無論是大君主、獨裁者，他們最後得到的成就和他們自我的預期總是有出入的，他們的計劃常有意料之外的後果。著名君主非但不能主宰過去那幾個世紀，也無法把握未來歷史的走向，所以這些都讓他得出了一個結論，所有的掌權者都感覺到了自己必須屈服的另外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什麼呢，他叫做天意。當然十七世紀法國還處在絕對君主制的頂峰時期，波緒哀已經認識到絕對君主制的脆弱和有限性。而托克維爾則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這個代表客觀歷史演進力量的天意所在，這個天意是什麼呢，就是近代社會的民主進程，作為一種同質化的力量不斷地推進，在托克維爾看來，天意就是這樣。他考察了法國近700年的歷史，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里，認為法國社會這700年是貴族與平民階級差距日益縮小，社會在日益走向平等化，因此呢，身份平等地逐漸發展乃是勢所必至，天意使然。對大革命的歷史社會學分析——思考法國大革命我們就講講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所做的歷史社會學分析。英國有個歷史學家叫霍布斯邦，他在他的一本書里叫《革命的世紀》——這本書也有中譯本——在《革命的世紀》里指出，現代社會是兩次大革命的產物，這就是英國的工業大革命和法國的政治大革命。法國大革命的爆發給整個現代世界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大革命在1789年以疾風暴雨之勢登上了歷史舞台，意味著法國是用自己特有的革命的方式進入了現代性場景。人們一般把大革命分成兩個時段，一個是1789年到1791年，第二個是1792年以後。前一段一般被視為比較溫和的政治革命，1791年以後由於雅各賓派上台專政，首先把路易十六、皇后送上了斷頭台，而且採取了一系列血腥的暴力和恐怖手段，所以一般對大革命的批判，大部分都是針對大革命後期濫用暴力的批判，而不是前期。當時歐洲的各種思想流派也好，各種政治勢力也好，圍繞著大革命的不同評價產生了尖銳的對立，有批判的、聲討的、抨擊的，當然也有歡呼的、雀躍的，議論紛紜，一直到今天，關於大革命的歷史評價也還是爭論不休，也遠遠沒有告終。典型的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法國保守主義者德·麥斯特，他認為大革命實際上就是上帝派遣到人間來的惡魔，專門來懲罰墮落、腐敗的法國人的，而像英國的柏克爾的寫的《法國大革命反思錄》也對大革命做出了嚴厲的批判。那麼托克維爾對大革命的研究，究竟有什麼獨特的或者說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呢，像托克維爾這樣的出身經歷，我們已經介紹了，他是貴族的世家，所以，按他周圍的家庭社會關係，他本來應該站在國王和貴族一邊反對大革命，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對大革命反而採取了一種極為獨特的立場。他說：「當我出生的時候，貴族制已經死亡了，但是民主制還沒有誕生，所以我的本能引導我既不盲目地傾向前者，也不會傾向後者。我是一個徹底地置身於過去和未來之間的人。我不會輕易地為這兩種制度所吸引。」所以托克維爾在政治上，對激進革命派或保王黨人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力圖對這些社會政治現象進行客觀的考察。從他的生前一直到今天，他的這種立場可以說既得不到保守的右派的歡迎，也得不到激進的左派的支持，可以說屬於「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就是說他既反對君主貴族這一邊，又反對激進的革命黨。他自己也說過他的這個立場思想是幾面不討好，無論是正統的保皇黨人，虔誠的基督徒還是兇悍激進的革命家，都不會喜歡他的思想。但托克維爾的這種立場應該是說對前幾種立場的一種超越。在他看來，法國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一場社會革命。作為一場疾風勁雨的社會變遷，這樣的劇變如何形成的呢，對托克維爾來說不能就革命論革命，或者用一些革命製造的淵源神話，或者用妖魔化的方法來解釋這場大的劇烈的社會變遷。法國人喜歡說巴黎不是一天建成的，大革命也不是一天能夠形成的，一天就能突然發生的，它的淵源應該說是既深且遠，所以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從法國政治結構的歷史演變去探討革命發生的原因的。在托克維爾生活的時代，大革命作為疾風暴雨式的劇烈社會運動已經過去，革命派當年為了要與革命之前的舊事物、舊制度徹底決裂，採取了很多他們認為是徹底的、連根拔除、徹底掃蕩的、重大的政治舉措，所以在大革命以後，很多人包括保守派都認為革命前後的法國是不同的，截然不同的，是兩個法國，新舊兩個法國是兩個根本不同的世界，因為大革命已經把法國撕裂成了前後兩個不同的國家。但是，托克維爾經過研究發現，實際上舊制度、舊事物並沒有所阻斷或區隔，很多舊的事物一直延續到大革命以後所謂的新社會，舊制度有很多制度規則、程序舉措、政教習俗都被保留下來了，而且呢從根本上說，領導大革命的革命者所以能成為革命領袖正是憑藉了舊法國的這些舊制度、舊政教習俗提供的資源，才可能成為領導者，才能領導革命。另一方面，大革命也確實改變了法國，所以他認為要真正理解法國大革命，還得必須去考察它所處的那個時代已經不存在了的、墳墓里的那個法國，已經死去了的那個法國。就像生物學說，借著解剖死亡器官才能發現生命的規律。要理解革命，就必須回到歷史。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直上溯到法國大革命前六、七百年，揭示了這六、七百年間的歷史演變，從而令人信服地指出大革命不是突然發生的。早在革命以前的六、七百年里，代表著皇權的中央集權就不斷地進行擴張，蠶食著地方的自治權和貴族的特權。在法國大革命前夕，貴族實際上已經被皇權剝奪了真正的權利，失去了參與地方行政管理的職能，成為真正的寄生階層。貴族的土地也被君主兼并、重新劃分，並且逐漸轉入第三等級的手裡。第三等級也就是我們說的資產階級，大量佔有、購買這些破落貴族的土地。對於貴族力量的削弱，早在大革命以前的君主就已經開始了，而在絕對君主制達到高峰的時代，我們都知道路易十四有一句名言就叫做「朕即國家」，路易十四統治時期是法國王權達到頂峰的時代，他已經在大量剝奪貴族擁有的土地、莊園以及作為貴族特權的政治權利，在這個意義上說，大革命只是繼承了在大革命前面的那些法國專制君主，革命和君主不是完全對立的，反而革命成為法國專制君主的後繼者。所以說大革命只是接續了專制君主剝奪貴族權利的過程。常言說專制之下出暴民，托克維爾也不認同革命期間的那種暴民專制，但是在他看來，這種暴民專制不是發源於暴民本身，而恰恰來源於絕對君主專制時期那種專橫的專制統治。有了專制，像前面說的，它之下才能出暴民，如果沒有專制，也沒有暴民，所以革命時代的暴民是革命前的專制君主造成的。他說我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革命以後才來到世界上的，這個革命摧毀了舊有的國家，但是它並沒有發展出一個穩定的而且能夠長治久安、垂之久遠的社會政治制度。在托克維爾看來，這才是法國政治社會長期動蕩的原因所在，不是革命，而是革命沒有發展出一個穩定的而且長治久安的社會政治制度來。有一個德國政治法學的學者叫卡爾?施密特，最近幾年在思想界很熱。卡爾?施密特特別推崇政治人物在例外狀態下做出的政治決斷，反對用法律去限制統治者。對於魏瑪時期的德國，卡爾?施密特主張也許不是沒有針對性的，但是例外狀態正是相對常規狀態而言的，沒有常規政治，也就沒有例外政治，沒有常規狀態，也就沒有例外狀態。對於法國來說，大革命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對那種由大臣專斷造成的恣意踐踏法制的專橫統治，換句話說，當時的法國時時處處都是所謂的例外狀態，沒有法制，從根本上說是缺乏常規政治的狀態。從政治時間上來看，西方有一個法學家說，說在所有政治體的歷史上，在集體意識里都有一些難忘的、以憲法秩序重大變遷相關的憲政時刻，這種變遷，很可能直接和正式的涉及憲法本身。比如對憲法進行重大修改，或重新制定憲法，一個國家能有憲政時刻是一個國家的大幸，但是從法國大革命以來，這樣的憲政時刻太多了。法國大革命以後，到1958年的第五共和，法國一共前後制定了13部憲法，這因此就成了法國的災難。在托克維爾看來，大革命掃蕩了舊的封建制度，在法國建立起了一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體制，重建和恢復了地方自治制度，這是值得讚揚的。他讚揚法國大革命的前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溫和革命的時期。心懷寬大、熱情洋溢、充滿了情誼和宏偉，是一個永世難忘的時代，他說目睹那個時代的人都消失以後，人類一定還會長久地用讚美和憧憬的眼光仰望這個時代，法國人會對他們的事業或者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們能在自由之中平等的生活。作為一個貴族的後裔，而且連自己摯愛的親屬都在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斷頭台。但是，他通過對法國政治歷史的考察，卻依然由衷地讚美大革命所體現出的法蘭西民族的那種政治素質、政治首創精神，如同任何一場深刻的革命一樣，法國大革命也是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革命之在歷史進程中的真正意義，其實並不在於革命的過程中那些政治領袖用來自我標榜和神化的至善論的烏托邦，由於理性的有限性，即使像列寧那種兇悍無情的革命家也承認就是革命者有時候，原來想進這扇門的，結果卻進了另外一扇門。無論法國大革命給法國政治帶來的直接後果是什麼，它的深刻的歷史意義則在於它把自由、民主這些蘊含在現代性中的普世價值，在一個短的歷史時期內次第展開。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革命真正的合法女兒是自由，是平等，是民主，人權和代議制，而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者、傳統主義者乃至權利崇拜者，都並不能代表大革命所體現的正麵價值。托克維爾為了表現他和大革命前的君主制和貴族制的徹底決裂，曾經依然拒絕接受自己家族的貴族頭銜——按照貴族的制度，就是說你父親死了，你可以繼承貴族頭銜——但是托克維爾就拒絕了。他在給朋友的信里說，說我斷絕了家人的聯繫，割捨了真摯的親情和珍惜的回憶，為的就是追求1789年大革命的目標和理性，在我看來那些希望復興路易十四絕對君主政體的人，神志不清已經到了極點，他批判像法國的麥斯特、英國的柏克爾那樣的保守主義思想家，認為他們誤解了正在開始的革命的總體性質和最終的普遍性意義，他們實際上仍然沉溺在歐洲的舊建制和舊傳統中，那些陳舊的代表這一久階層的階層並沒有懂得法國大革命意味著世界正在出現和形成的新的具有普遍性的事物。後來，當代法國學者保羅?利科也說過如果我們用托克維爾的觀點去思考大革命，就不會把大革命看作是法國歷史的斷裂，或者是革命的淵源神話，而是把它當成君主制使命的一種完成，是舊的社會結構的解體和民主國家制度的誕生。在歷史研究者和革命暴政或者說淵源神話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這道鴻溝就是托克維爾要探討的，具體說是革命者的意圖、動機和他們所起到的歷史作用之間的鴻溝，革命動機和革命後果之間的鴻溝。在托克維爾出版《舊制度與大革命》以後，一位開明的貴族叫奧瑪爾公爵曾對托克維爾這本書的社會政治思想做了一些分析，他說托克維爾證明了法國大革命勢在必行、合情合理，儘管凶暴，但是只有法國大革命才能掃蕩流弊，解放人民。他認為作為經歷過大革命的國家，在革命以後仍然存在著三條革命道路，一條就是復舊，以法蘭西共和的名義恢復只有在君主專制下才有的那種專橫武斷的統治，甚或有過之，這是為了革命所帶來的物質成果而犧牲革命所體現的正麵價值，這是機會主義的路徑。第二條是激進左翼所主張的，就是把大革命時代造成的恐怖、無政府狀態常規化、日常化，這是激進主義的路徑。第三條路徑是要從大革命恐怖時期的暴力血腥中拯救那些被淹沒、被遮蔽掉的正麵價值，同時要糾正革命時期那些過火的負面東西，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捍衛革命的成果，走向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社會。托克維爾認為，其實沒有這場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遲早會要發生，只不過革命是一個爆裂迅猛的過程，靠著革命人們使政治狀況適應社會狀況，使事實適應思想，使法律適應風習。在他看來，民主首先不是一種政治選舉制度，首先是一種社會狀況，既然社會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經開始日益變得平等，那麼政治狀況必須適應這個社會現實，如果我們無視革命前後這一重要的社會變化，企圖原樣照搬絕對君主專制時期的政治，或者復辟那種等級為制的貴族特權制度，不僅是不明智的，而且註定是要失敗的。托克維爾寬恕大革命創造的過分中央集權以及許多專制的舉措和工具，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在革命前君主專制時期就已經存在了，這不是革命者的發明，他也寬恕在革命的過程中摧毀了可以阻止無政府狀態或者專制暴政的制衡力量，因為這些在革命前就已經趨於消失了。他甚至可以寬恕大革命作為一種疾風暴雨的社會政治運動帶來的血腥、暴力與不公，但是他要批評的是從大革命直到他所處的當代，革命迄今為止尚沒有發展出、創建出任何政治權利的制衡力量，而這種政治制衡力量，即使在舊制度下面也已經看到了，制衡這些專制權利的力量所在。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指責大革命恢復了革命前舊制度的全套政治機器，乃至在60年以後，第二次把法國又重新投入到專制制度之下，他比舊專制制度更合邏輯、更加平等，但也更為全面。與站在大革命對立面的保守主義不同，托克維爾是站在大革命的立場上，以大革命的原則去批評大革命，他批評革命之後的60年里，竟然還沒有能找到和實施一種是權利得到制衡的政治制度，竟然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把老歐洲舊制度下恣意專斷的專橫統治延續到今天。如何走出這個困境？乃是托克維爾所有著作關心的中心性主題。民主（平等）的社會與同質化的進程為什麼出現和大革命的初衷和革命者的理想相悖反的這種社會狀況呢，首先應該指出托克維爾由於不是一個政治哲學家，而是一個社會理論家——用他自己的話說——所以他使用民主、自由的概念作為社會理論中的範疇，在他的著作的不同脈絡中，有很多複雜的含義，比如說自由有時候他指的是政治自由，有時候指的是社會自由，他有時候強調在君主專制之下也有自由。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就是在絕對君主專制之下，個人的政治自由可以說已經喪失了，但他說的這個自由乃是指社會的自由。我們知道實際上專制和無政府主義往往共身並存，可以用暴力恣意鉗制人民自由的社會，卻不能令行禁止、弊絕通新，比如說真正消滅貪污腐敗，甚至禁止隨地吐痰這樣的小事，這都是專制體制難以做到的。道理就在這，因為專制和無政府主義有一種共身關係。在社會步入近代以後，專制制度由於已經喪失了正當性基礎，所以從表面上觀察，很可能一時似乎效率很高，但是它的實際上治理能力卻是十分脆弱低下的。因為僅僅憑藉政治暴力的壓制，並不能實現社會真正的治理。在托克維爾的詞典里所謂民主，也不是指我們現在所說的通過選舉更換領導人，或者公民參與政治的制度機制，有時候他用的是狹義民主，指的確實是政治民主，更多的時候他用民主來指稱那種歷史結構性演變的客觀趨勢和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在歷史演進過程里，不但使所有人趨於同質化、相似化，在這種意義上，民主意味著公民在法權、身份、地位上的平等地位。原來在法國中古時代、歐洲中古時代，社會上階級身份猶如天地懸隔，分成君主、貴族、教士、平民不同階層，但是在一次又一次地社會政治變革的衝擊下，這些階層變得逐漸相似起來，變得同質化，所以在托克維爾看來，民主就是身份的平等，身份的平等，在法語中這個名詞有很多含義，條件、身份、狀況，所以有人也把這個翻譯為「條件的平等」，這種身份平等的第一個含義就是指個人權利的平等，具體來說，法國大革命將貴族的特權掃蕩一空，貴族和人民之間在民事權利方面的平等，比如說財產權在歐洲，在中世紀法國都是貴族林立，貴族有自己的莊園、自己的財產，甚至還有自己的武裝，所謂我們今天說的「私人產權」實際上原本是貴族才享有的一種特權。但是進入近代社會以後，這個財產權開始向平民階層擴散開了。此外還有諸如教育的普及，報刊的薄興，知識由下而上的分布和流向，這些趨勢他都籠統地稱之為民主。對於當時英國的君主立憲政治和自由傳統，托克維爾是非常了解和非常欽佩的，他的妻子就是英國人，1833、1835、1857，托克維爾三次訪問過英國，在這方面，他留下了很多書信和札記，他還和英國當時以寫作《論自由》思想家密爾成為了好朋友，但是，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以後，他的觀點發生了變化，他認為在拿破崙失敗被放逐以後，歐洲各國君主採取的一系列復辟政策，並不能挽救舊制度的危機，從社會演化的角度看呢，英國代表了舊的貴族政治，代表了歐洲沉舊的社會建制和舊世界，他說英國貴族的權利實際上每天都在縮小疆域，本世紀是一個徹底民主的世紀，民主就像漲潮的大海，它後退只是為了更加有力的前進，一段時間以後，人們會發現民主在不斷地擴大地盤，將來的歐洲社會必將是完全民主的社會。但是在那個時代，對於擴大政治民主，不僅僅是保王黨或者殘存的貴族堅決抵制的，當時就連許多自由主義者也是反對擴大民主，比如說作為托克維爾當年老師的基佐，既是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理論家，也是一個政治家，他長時間在法國政府里組織政務，擔任過法國的總理，並且在推進法國自由主義制度方面也有很多進步舉措，但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就連基佐這樣的人也是反對擴大政治民主，法國大革命以後制定過多部憲法，但是在選民的資格上都有嚴格的財產限制，當時很多人都要求降低公民選舉權的財產的門檻限制，基佐卻對此堅決持反對態度。據統計在那個時代，能夠有選舉權的法國人不超過15萬人。在托克維爾看來，不能只看到民主的負面弊端，忽視民主可能帶給我們的利益，如果法國能夠將民主妥善地融入各種制度和習俗中，就可以建成這樣一個社會，就是政府的權威能夠得到廣大民眾的充分尊重，對民主國家的摯愛也能成為一種理性的感情，每個公民都享有自己的權利，在各個階層之間能夠逐步建立一種牢固的、信任的，公民與國家在權利、義務、利益方面各守其分際，最終就能避免再陷入革命和專制交替循環的惡性循環。基佐和托克維爾的對立，不僅在政治民主方面，在思想學術觀點方面，兩人之間也存在一系列對立。在基佐的《文明史體系》里，對法國的貴族制和絕對君主制時期確立起來的中央集權制度的評價，兩人就大為不同。基佐目睹了大革命後法國社會的分裂，試圖把革命前後法國歷史的演化從正麵價值的連續性上加以彌合，不過他的這種所謂連續性是建立在中產階級最終出場的狹隘的歷史目的論上，在基佐看來，法國的貴族政治是一種特權政治，腐敗政治，所以呢法國的中世紀歷史就是挺黑暗的，那麼為什麼出現革命呢，革命就是為了使法國的新階級，中產階級出世。中產階級數量越大，法國的民主自由就越有希望。他認為中古時期的貴族有一種寄生性，只能說是一種封閉的種姓，不能說是真正的貴族政治。貴族在歷史上沒有扮演過正面的角色或者體現正麵價值，路易十四時代的絕對君權掃蕩了法國封建貴族勢力，促進了國家的權利的完整和集中，法國大革命的正麵價值就在於將貴族階層徹底掃蕩，為新的資產階級出場掃清了道路。法國的前途全在於給資產者致富的自由，使中產階級在數量上不斷擴大，因此他堅決反對擴大政治民主。你知道在西方歷史上，比方說在古代希臘，哲學家認為是政治類型決定社會類型，就是說你這個城邦如果選擇的是民主的制度，那你的社會也是民主的社會；你選擇了君主制度，它就是另一種社會。基佐把這個觀點顛倒過來了，不是政治類型決定了社會類型，而是社會狀況決定政治類型。基佐說在他的歷史學中，只有階級才能扮演歷史的主角，他說的階級就是法國大革命以後爆發的新資產階級，所以馬克思從基佐、米涅這些法國歷史學家汲取了營養，馬克思說階級鬥爭不是他的發明，在他之前法國歷史學家像米涅、基佐已經把這個歷史寫成了階級鬥爭的歷史，馬克思說他的貢獻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實際上就是基佐的一個發明，但是他的所謂的階級鬥爭呢，和馬克思有一個不同，他認為革命爆發以後出現了新資產階級，是法國社會的全部希望所在。天命就寄予在這些新資產階級身上，馬克思認為天命在無產階級身上。是把承擔歷史的主體變換了一下，一個認為資產階級是歷史主體，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是歷史主體，基佐認為只有中產階級才能看見、洞察歷史演變的規律，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才有這種認識論的特權，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所以後來研究者把基佐在法國歷史上的地位叫做「中產階級的列寧」，就像列寧迷信無產階級能給世界帶來希望一樣，基佐迷信革命以後的暴發戶能夠法國社會帶來一切幸福。但是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中世紀的貴族維護了一種封建的自由，包括地方自治制度，儘管自由是建立在社會不平等的基礎上，但卻為近代法國的自由準備了制度上和文化上、政教習俗上的基礎，而絕對君權時期，對貴族的不斷削弱其實大大導致了自由的縮減。托克維爾更對當時法國的上層階級做出尖銳的批判，他認為，法國大革命以後，儘管革命失敗了，但是卻使歐洲社會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當時歐洲最有影響、最聰明、最有教養的上層階級卻視而不見，他們沒有努力去掌握民主以及去引導它，結果民主就放開了狂野本能的支配，成了一個沒有父愛的孩子。立法者、統治者處心積慮想消滅它，處在上位者企圖徹底壓制它，可是民主革命依然發生了，當時執掌法國政權的基佐也忽略了大革命後這些暴發的新資產階級素質的先天不足，帶有一種迷信中產階級的書獃子氣，他認為法國的命運全在於中央集權下，讓資產階級有一种放縱致富的自由，使中產階級的數量不斷擴大，最終才有實現民主的可能。他肯定法國絕對君主專制時期的中央集權制，實際上是企圖利用少數大資產階級壟斷政權，他認為那種擴大民主的主張是貧窮的多數人反對富裕的少數人的旗幟，掩蓋著一種最殘酷、最邪惡的激情，所以基佐自稱是中產階級的代言人，但實際上他依託的僅僅是當時法國社會上層的少數大資產階級。托克維爾對大革命後成為暴發戶這一個大資產階級階層並不看好，他批判那些政治上目光短淺的大資產階級說，你們以為一個源遠流長的民主社會運動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豈不是愚蠢！你們認為已經推翻了封建制度和國王的民主會在資產者和有錢人面前退卻，豈不是異想天開么！在民主已經成長的如此強大，而且其敵對者已經變得如此衰弱不堪的今天，民主豈能止步不前。想要阻止民主，就是抗擊上帝本身。世界各個民族只有順應上蒼給他們安排的社會狀況，一句話就是民主在世界範圍內，正鼓滿了風帆前行。但是由於基佐政府的竭力抵制，當時民主制沒有能再法國得到進一步擴大。 1847年底，托克維爾已經敏銳地感到一種無聲的騷動和不安，開始在被法律排斥於政治生活之外的底層階級、下層階級傳播，在這裡表現出把政治權利擴大到全體公民的必要性。他警告基佐說，革命即將爆發，我們正坐在火山口上，但基佐不以為然。結果不久革命就爆發了。基佐也黯然下台，匆忙逃到英國去了，從此終身沒有再回到法國。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一個貴族出身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反而助長擴大民主，而對革命前的貴族報以鄙夷態度的基佐反而堅決地反對擴大民主，從這裡就可以看到，作為舊貴族出身的托克維爾，反而能夠比激進派、保守派採取更為超然的立場看待民主。在這方面，那些開明貴族出身的從政者，反而心襟開闊、目光遠大，遠勝於革命後暴發的新生的大資產階級的鼠目寸光。對於浙西革命後暴發的新資產階級，托克維爾是不滿意的，在這一點上，他和基佐對於新資產階級的迷信恰好是對立的。托克維爾的社會思想有兩個主要範疇，就是貴族制和民主制的二元對立，他認為民主製取代貴族制，是法國大革命代表的現代性出場給世界帶來的最大變化，影響著和支配著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意味著民主首先是一種社會狀況，不管我們是不是喜歡，民主已經是一種給定的社會事實，政治的上層建築是否能夠與社會狀況的基礎相適應，則是執政者能否順應社會變化趨勢，掌握政治主動權的關鍵所在。但與上述問題相比，他毋寧更重視自由和民主之間存在的衝突和對立關係。十八世紀啟蒙思想的一個誤區就是樂觀地相信一切人類可遇的價值都是相容兼顧的，比如說像真、善、美，一個東西是真的，它就是善的，它是善的，它就是美的。這些價值都能相互兼容，這叫真善美統一論。但是托克維爾顯然沒有這種觀點，他認為人們對自由的愛好和對平等的愛好是兩件不同的事情，甚至還可能發生不調和。他讚揚大革命給法國社會帶來的身份平等的進步，批判大革命後金錢貴族的短視，但是他並不贊成雅各賓派，激進派那種削平化、齊頭化的民主和平等，所以對均分財產的那種所謂經濟民主，托克維爾是反對的。在他看來，平均財產違背了自然的固有秩序，人類的天然稟賦有高有低，即使是在同一起點上起跑，也會逐漸產生自然的不平等。所以我們應該做的是把平民提升為貴族，而不是把貴族削平為平民，那種追求過分平等的解放，只能導致自由的喪失。我們知道歐洲早期的自由主義者都是一些貴族自由主義者，法國大革命高揚自由、平等、博愛這些普世價值的旗幟，震撼了舊建制下的歐洲，但托克維爾對大革命的考察，卻發現自由和平等之間卻往往存在著衝突，比如說一些舊貴族堅持要恢復革命前的作為特權的自由，而不知道革命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削平了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激進主義者堅持平等，哪怕是專制下的平等也行。托克維爾則在兩線作戰，既反對恢復貴族特權之治的不平等的自由，也反對激進平等主張的壓制下的平等，他通過對先天平等的美國社會的民主發展趨勢指出，如果歐洲逐漸演變成像美國這樣的平等社會，那麼對於自由來說可能帶來威脅。一種是由於社會的平等化導致的過渡私人化的弊端，另一種就是軟專制主義，或叫柔性專制主義。與社會對平等的要求過高導致國家權力不斷擴大，就是個人的自由空間不斷減小，所以法國一個研究托克維爾的專家，為他編輯的文選就叫做《社會平等與政治自由》，把這個作為書名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怎樣在社會平等成為事實的基礎上保持自由，這是托克維爾考慮的中心問題。在他看來，平等和民主並非理想的社會願景，不是可遇的社會願景，而是人類社會不可抗拒的一種發展趨勢，老貴族固然抵擋不住，新資產階級的抵抗也必將歸於徒勞。在未來的歲月里，人們可以選擇的只有兩種前景，一種是壓制之下的平等，一種是自由之中的平等。作為托克維爾前輩的，法國另外有一個自由主義者，是個有名的女性，叫斯塔爾夫人，斯塔爾夫人有一個名言，說在法國，自由是古典的，專制才是現代的。這是她針對大革命以後拿破崙獨裁統治時候所說的一個名言。但是為什麼說自由是古典的，專制反而是現代的呢？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我們經歷過一系列連綿不斷的革命，所以聽到貴族這樣一個詞，會讓我們聯想起特權、不平等、驕奢淫逸、八旗子弟、騎龍駕鳥這些負面的東西，但是在法國的中古的封建時代，貴族卻是社會自由的捍衛者，在那個時代，政治權利還被當作一個由眾多領主分割的私有財產，貴族在自己的領地中有武裝、有法廳、有土地、有莊園，當時的法國社會每個人在其中都有固定不變的位置，等級層次分明，所以每個人都經常意識到在自己之上有一個一定能夠庇護他的人，在自己之下又有一個他有義務要幫助的人，而國家政權從不直接治理公民。在國家和公民之間還有一個層次，就是貴族的層次，所以國家權力不會直接和平民發生關係，在貴族之下，貴族確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執行法律、賑濟貧弱、處理公務，在這種制度之下，其實是一種三層的政治，貴族階層成為阻止國家權力不斷擴張的一道堅固的屏障，所以托克維爾誇獎那個時期的貴族階層說，從來沒有任何貴族比封建時代的法國貴族在見解上和行動上更高傲，更有獨立性。民主自由精神從沒有在中世紀和十七世紀初不同時期召開的法國三級會議之中表現地更有力道。此外，中世紀社會法國還存在大量的行會、社團這些中間性社會組織，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的自治。走出「原子化社會」的困境但是從中世紀晚期開始，首先是絕對皇權對社會的摧殘，其後是大革命對此加以徹底掃蕩。結果，不僅剷除了原有的民間社會，而且撕裂了一切社會紐帶。所以托克維爾說，貴族制度把所有公民連成了一條下起農民、上至國王的長長的鏈條，但是民主打斷了這個鏈條，並使它們環環脫落，相互隔離。如果僅就這點來說，可以說大革命撕裂了法國社會，新舊法國成為了兩個法國。這種從撕裂的社會中得以解脫出來的孤立的原子化的個人，由於失去了社會的屏障，使這個國家科層官僚主張的中央集權制度不斷擴張，所以，托克維爾有個老師叫羅誒爾?克拉爾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就提出了，大革命後的法國陷入了一個叫原子化社會，他認為過去的社會已經死亡了，但是革命予以掃蕩的這些社會網路解放出來的只是一些孤立的個人，社會反而留給了過去的王朝。而在托克維爾看來，這個由於社會缺席造成的困境，它的普遍原因就是一種社會狀態向另一種社會狀態的轉變，從封建不平等向民主平等的轉變，貴族已經被打垮，人民尚未受到教育，一方太低，但另一方不夠高，所以這些孤立的個人沒有辦法來約束政治權力的運作。由此可以看到，托克維爾並不是無條件地讚頌近代民主平等的這種同質化的發展趨勢，而是具體分析貴族制和民主制下各自的利弊。他認為貴族在中古時代維護自由但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自由已經被革命摧毀了，民主實現了身份的平等，但是它和專制具有親和力，因而很可能實現的只是一種政治壓制下的平等。他認為人性之中固然天生就有愛好自由的因素，但是他們追求平等的激情更強烈，沒有止境，他們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但是如果不能的話，也願在奴役中享受平等，他們可以忍受貧困、隸屬和野蠻，但不能忍受貴族制度，在任何時代都是如此，在今天尤其如此。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與它抗衡的人和力量都必然被摧毀或打倒。所以，平等不是一個可以無限謳歌的絕對的正麵價值，它和自由缺乏親和力，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很可能和專制有一種相互增強的功能。大革命的激進主義浪潮一舉剷除了社會中介群體、社會力量，托克維爾追根溯源認為這和啟蒙學派想像的抽象社會關係有關，中世紀沒有聽說過，這是一種叫做平等專制、民主專制的特殊專制形式，社會中不再有等級，不再有階級劃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們又彼此完全相同，完全平等的個人組成，這個混雜的群體被公認為唯一的合法主宰，但卻被完全剝奪了親自領導甚至監督政府的一切權力，在他們頭上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代理人，這個代理人有權以他們的名義處理一切事物，而完全不必徵求他們的意見，控制他們的是不帶機構的公共理性，阻止它的則是革命而不是法規，在法律上它是聽命於人的執行者，在事實上它是主人。大革命掃蕩了社會中間群體之後，撕裂了社會各種紐帶，結果釋放出的恰恰是原子化的個人，而那些難以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恰恰是存在於那些貴族制已經不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會。近代資本主義出現了一個典型特徵，就是強調消極自由，強調私慾保障，這是中世紀從未有過的新事物。個人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獲取利潤，在近代社會獲得了道德上的許可。但是由此卻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即人們可能過度沉溺於私慾的自由，發財致富的自由，從而導致政治自由的喪失。托克維爾認為在經歷了絕對專制和大革命之後的法國社會，人們相互之間在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他們只蜷縮在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共品德完全被窒息，毋寧說專制制度實際並不抵制平等，反而與之具有一種親和性，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要，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錮在私人生活里，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己顧自己，但是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凌弱求生，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在這樣一個原子化的社會裡，每個人只關心自己的私利，沉溺在托克維爾稱之為叫「瑣屑而卑微的歡樂」里，小小歡樂里，而不願參與公共事務，不考慮國家權力的擴張有可能對個人、團體社會和國家帶來的危害，這種社會生活朝向過度私人化的發展，產生了一種新型的、他稱之為柔性專制主義的、柔性專制主義不斷擴張，他說在這類社會裡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積慮生怕地位下降，都拚命向上爬，金錢已經成為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金錢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易手改變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沒有人不拚命地攢錢和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就散步在所有階級之間，甚至深入到一向於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就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是有幫助的，因為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中轉移開了，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慄，只有專制制度才能給他們提供秘訣和庇護，使貪婪之心到處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如果沒有專制制度，這類感情也許會變得強烈，有了專制制度，它們變佔了統治地位。他把這種柔性專制主義追溯到《羅馬法》的影響，他認為《羅馬法》處處使市民社會、以個人佔有、私人佔有為本位的市民社會臻於完善，但又到處毀壞政治社會，因為《羅馬法》主要是一個非常文明然而又非常農化的民族的作品，這種原子化社會的弊端就恰恰在於缺乏一個以法制民主為基礎的政治社會，大革命本來是要重建古羅馬式那樣的共和國式的政治共同體，但由於它用革命暴力剷除了一切社會的中間性結構，儘管平等使大家處境相同，但彼此之間卻失去了聯繫，專制使人變成一粒粒散沙，身份平等而缺乏自由的一項觀念後果就是使社會生活朝向過渡私人化的發展，這樣的個人只躲在自己私人領域的螺獅殼裡，只關心私人的利益，又反過來加速了殘存的政治自由的消解，身份的平等固然已經實現，但法國的現狀卻是只承認人民，沒有其他貴族，除了公務員貴族，只有一個唯一的具有無限權力的政府，由它領導國家保護個人，國民作為整體擁有一切主權權力，但是每個公民作為個人卻被禁錮在最狹隘的依附地位中，對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閱歷和品德，對後者則要求具有忠順、僕役的品德，這些原子化的個人只有分散地、孤立地面對科層官僚制的國家的權力，結果導致社會根本沒有任何力量抵抗不斷擴展的壓制性的國家權力，在這方面應當說新舊法國存在著某種連續性。在法國絕對君主制時期，君主經常以私人敕令的方式來干預司法，而在革命之後的法國，政府干預法庭則使人們墮落，使人們變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才性質。正是兼有革命性和奴才性的政治文化，才使法國在大革命之後處於一種叫做貴族沒希望、民主不可能的兩難境地，法國大革命使得權威富勒曾經概述托克維爾的這些觀點說，十八世紀法國社會太民主了，無法保存貴族的東西；但它太貴族了，也無法擁有民主的東西。這正是法國在大革命後遭遇的社會長期停滯的最大悖論和困境，也是托克維爾社會思想所關注的一個中心主題，即如何走出這種原子化社會。在他看來，除了要進一步擴大政治民主，通過政治來實現公民的整合以外，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措施就是不斷擴大民事性的結社自由。在老歐洲的社會政治傳統中，結社一般都被認為是具有反抗性的政治組織，一般都與民事無關，隱含著一種暴力特性，但是他在考察美國的時候發現，美國存在著大量普遍的民事結社，都是在自覺自愿的基礎上得以發展的，這就構成類似孟德斯鳩所說的社會中介力量。這種由獨立自主的社群組成的多元社會可以對權力實現社會制衡。托克維爾把這種制衡稱之為「獨立的社會之眼」，它可以監督政治權力的行使，使自由與民主之間的衝突得以化導。他認為貴族階層已經被大革命連根拔除，他說我相信世界上不會再建立新的貴族制度。貴族在中古社會有一種維護自由的功能，他叫做中世紀的自由或封建的自由。但是要讓那些老貴族死而復生已經是不可能了。對於大革命後的新資產階級熱衷於用金錢去購買貴族的頭銜，托克維爾也嘲笑他們花錢買不到貴族高貴、英勇的靈魂，那種情形就好像明清時代花錢購買進士的學銜一樣，就是花錢購買學銜並不能得到古代士大夫的氣質和靈魂。大革命把貴族徹底掃蕩了並不等於真正就實現了平等，民主要求一種由平等的個人聯合起來的新的社會組織形態，這就需要重建法國社會。如何重建？托克維爾說普通的公民聯合起來也可以建立非常富裕、非常有影響、非常強大的社團，簡而言之，就是建立貴族性質的法人。這一貴族性質的法人會讓個人的自由更有保障，使他們的平等也不會被削弱，這是他考慮民主平等的演進，使貴族退出歷史舞台後，將平民提升為貴族的具體途徑，變孤立的個人獨自面對國家的兩層政治成為個人、公民社會和國家的三層政治，至於在平等的現代社會中維持自由的一大社會建制，在經歷革命之後的同質化社會裡，只有大量發展公民的自由結社，靠結社形成的多元而自主的公民社會才能制衡政治權力的肆虐，所以他高度推崇結社的知識和學問，認為在民主國家結社的科學是一切科學之母，其他一切學問的發展都取決於這門學問的發展，在規制人類社會的一切法則中，有一條法則似乎是最正確、最明晰的，這就是要是人類打算文明下去，或者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結社的藝術隨著身份平等的擴大正比例地不斷發展和完善。因為他把結社的學問提升到科學之母的高度，正是因為關係到法國最終能否走出困境，他最擔心的是在現代這種平等的社會裡，一種追求自由的、和個體尊嚴的、力求超拔世俗的、偉大的、特立獨行的貴族氣質將會被現代商業社會平庸化的、同質化的、庸俗化的社會狀況消解掉，所以他特彆強調只有承認中世紀貴族自由的民族才能真正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社會，在他看來，現代人的自由不過是中世紀貴族權利的擴大和普遍化，貴族的特權進入現代社會之後成為公民的普遍權利，他認為自由結社就是在現代平等的社會裡重建貴族氣質的基本結構，他特別批評現代社會中無休止地追求平等的激情，認為這是在任何時代都是如此，但是在今天尤為劇烈。在他貴族制與民主制的二元結構里，推動貴族制向民主制轉化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人們追求平等的激情。他所以高度推崇結社自由對法國原子社會柔性專制主義的意義，和他的社會理論體系中對於政治系統的運作有關。他認為影響一個政治社會共同體的因素有三個，一個是自然環境和資源；二是典章制度，包括政府、機構、組織，包括各種法令；三是政教習俗。三者之中尤以政教習俗最為重要，所謂政教習俗，是指一個社會共同遵循的價值規範、一般心理習慣。作為社會狀況的主要構成部分，他認為最幸運的地理環境、最好的法律也不能夠維持一種政體，但是政教習俗卻能夠使最不利的環境、最糟糕的法律轉變成有利的條件，所以說它最終決定著一個社會的政治體制和結構。而廣泛的結社自由無疑可以改變大革命以後那種暴力極端的政治文化，只有這種政治文化才是自由最終的保障。從托克維爾的視角去看這個社會，很多不為人矚目、靜悄悄的社會變化，因為涉及到政教習俗的改變實際上反而關乎到政治的根本。從根基上說，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著斜坡滑下去。惟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彼此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互相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的崇拜和私人瑣事的煩惱。前面我們講到托克維爾是一個社會理論家，什麼叫社會理論呢，社會理論有這樣三個特：一個是試圖把社會當作一個整體來理解；二是區分不同類型的社會並加以一般化；三是特別關注與分析現代性。回到講演的開頭，查爾斯·泰勒的三個擔憂，意義之喪失，目的之晦暗，自由之喪失這三種現代病，托克維爾都分別做出了考察，並給出了對治的途徑與方法，可以說做出了出色的回應。這是他的社會思想能夠保持長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儘管當時法國還處在革命與復辟交替循環的動蕩時期，但是他相信以大革命為標誌，法國在世界上代表了民主、平等這些新的政治價值，體現了一種邏輯上必然的普遍的自由思想。而像英國那種貴族化的自由，由於它的特殊性導致英國人往往只關心自己的商業利益和國家的霸權擴張，更重要的是由於社會變遷，社會狀況的不可逆轉，使談英國式的貴族主義對於法國來說根本是於事無補的。所以托克維爾認為更能代表世界未來的是美國，他利用和朋友一道去美國考察的機會，寫下了《論美國的民主》，因為在他看來，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沒有歐洲以前類似貴族那樣的等級結構，是一個先天平等的社會。既然歐洲遲早會走向同美國那樣完全平等的狀態，那麼研究美國也就是研究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未來。從托克維爾那兒我們可以聯想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通過哈耶克的出色闡釋，當代中國思想界對英國的蘇格蘭學派的社會理論，比如像休謨、亞當·斯密等等情有獨鍾，通過我們對托克維爾社會思想的簡要歸納，可以看到，事情正像英國的一位研究者說的，蘇格蘭學派的自由理論他們的人性預設過於原子化了，他們的自由觀也缺乏社會理論的基礎。而且英國的自由理論過於重視私人領域的保障，忽視了政治參與的道德含義和功能。相反，在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等人構成的法國古典社會理論傳統里，上述的缺點都可以避免。所以他認為法國的古典社會思想傳統其實是比英國的傳統更加穩健、更加明達、更需要我們加以重視的傳統。前面已經說過現代社會是英法兩次革命的產物，兩國的社會理論家對於現代性的反思也就是針對這兩次大革命所帶來的新事物分別加以詮釋和理解的結果。在斯密等蘇格蘭學派看來，現代性這種新奇的事物就意味著工商業的大發展，意味著個人對於私人領域的追逐可以轉化為公共利益，他們構造出的模型只是一個商業社會的模型。而在法國社會思想家看來，現代性意味著民主製取代貴族制的同質化進程，他們的模型則是民主社會的模型。這是兩個社會理論傳統之間的一個本質上的區別，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英國的社會理論以自立的個人為基礎，訴諸私人利益，形成的只能是一個缺乏政治緯度的市民社會。由於這個市民社會是以私人利益為基底，以私人佔有為基礎，所以市民社會也就是一個資產者的社會。在法國社會理論的視野里，在托克維爾看來，人是野獸和天使的混合物。所謂野獸就是那種追逐財富的本能慾望，而天使則是通過參與政治、引人向上的一種提升。而這兩者需要加以平衡，單單依賴赤裸裸的物質利益只能造成社會上鄙俗的物質主義的大流行，構不成真正的政治社會。在他看來，近代民主作為一種同質化力量鼓勵人們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值得肯定的只是那種能夠恰當理解的自我利益，而不是所有利己主義的畸形，應當遏止那種極端的利己主義和物質主義。兩相比較我們可以說，在蘇格蘭學派看來，個人的生存模式才是社會變遷的主要原因，所以斯密特彆強調私利的概念，強調自立的人，認為個人追求私利固然是滿足個人的私慾，但在客觀上也造成了整個社會福利的提高。斯密用這個商業社會的模型來解釋這種社會變遷的動因，而在法國社會思想傳統中，更強調信仰和規範作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變化，分別導致了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兩種不同形態。在蘇格蘭學派那預設出的是權力和條件的不平等，而法國社會思想以平等的權利和條件作為自己的基本精神。此外對於法國來說，單單是自立的個人還不夠，只有加入政治參與的原則，才能最終建立起能夠與國家產生良性互動關係的公民社會，從而最終走出革命與專制交替循環、循環往複的原子化社會。法國的社會思想家，因為他們經歷的是政治性大革命，所以他們看到的全新世界和英國蘇格蘭學派看到的不一樣，因為英國蘇格蘭學派看到的是工商業貿易的大革命。所以呢，他們對於社會政治的一系列看法也不相同。最後，以一段托克維爾生前沒有發表的手稿中的話作為此次演講的結束語。他說，民主就是政治權利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社會力量為窮人提供能夠使他們處於上升狀態的政治制度，個人最大程度的獨立，個人應該擁有一切自由，則一切責任和便利。民主就是與平等相結合的自由。

王 焱：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

王焱：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