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由來已久?錯了

1949年之前,沒有「四大名著」之說

在中國,用「四大名著」指稱《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文學常識了。鮮為人知的是,這個常識從建立到流傳,至今不過數十年而已。

古人有把若干個人或若干部作品放在一起,冠上一個總稱的習慣。比如明朝時,王世貞將《史記》《莊子》《水滸傳》《西廂記》列為所謂「宇宙四大奇書」,馮夢龍又把《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稱為「四大奇書」。到了清朝,金聖嘆評「天下六大才子書」,包括《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研究白話文學史的胡適則說,「吾國第一流小說,古唯《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這幾種說法中,沒有一個同時列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這四部書。

簡言之,1949年前,並沒有「四大名著」這一說法。

金聖嘆所評「第五才子書」《水滸》1949-1966年,四本書印數很大,但仍沒有「四大名著」的說法

195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由馮雪峰任社長、總編輯。他上任之初,提出四項出版計劃,其中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及民間文藝」。隨後,配有出版前言、注釋條目,並由沈尹默題寫書名的《水滸(七十回本)》(1952年9月)、《三國演義》(1953年11月)、《紅樓夢》(1953年12月)、《西遊記》(1954年6月)相繼問世。①

在《水滸》出版後,「《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各大學、中學、報館、圖書館、研究所,甚至一些演劇隊都紛紛邀請該書的責任編輯聶紺弩去做報告,北京舊書攤上早曾廉價拋售的古舊小說,價錢頓時提高了,人們普遍議論,『看來共產黨還是需要過去的文化的』。僅僅《水滸傳》一書的出版,就改變了社會上對古代文化遺產的糊塗觀念……」②當時《人民日報》發表的短評,名為《慶賀<水滸>的重新出版》。

這幾本書在當時能點校刊印,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1953年7月,在中科院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組的會議上,鄭振鐸轉達周揚的指示:「及早把最流行的小說如《三國演義》《金瓶梅》等,全面地介紹出來,即重新出版。」但《金瓶梅》直至1985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整理出版。《金瓶梅》被冷落,與毛澤東的態度有關,如其所說,「《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③

依照相關統計,1949年10月—1966年4月,《水滸》印了267萬冊、《三國演義》印了646萬冊,《西遊記》印了379萬冊,《紅樓夢》印了284萬冊,是當時古典文學類圖書中印量最大的幾種。④由此可見,這幾部古典小說的出版,在當時確實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1953年出版的《三國演義》,被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並無「四大名著」之稱「文革」期間,這四本書被特許出版,漸有「四大著作」之稱

至「文革」爆發,圖書出版被嚴重影響。1971年3月,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向國務院彙報情況,截至1970年,該所庫存中央一級出版社所出圖書共1.2萬多種。除毛澤東著作、毛澤東像、樣板戲劇本等書外,大部分是「文革」前出版的,其中封存和不允許發行的圖書有7870多種,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部古典小說也在此列。⑤

針對這種不正常的出版狀況,1971年7月,周恩來在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做出批示,「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圖書都燒了,我看燒的結果就是後悔,應該選擇一些舊的書籍給青少年批判閱讀,使他們知道歷史是怎麼發展來的……把《魯迅全集》和《紅樓夢》《水滸》等古典名著封起來幹什麼?這不是滑稽得很嗎……有些舊書可以重印,圖書館應該清理、開放。」⑥在這裡,周恩來提到《水滸傳》和《紅樓夢》時,使用了「古典名著」這個詞。

得到風聲的沈從文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如今年能度過夏秋三關,到四史印出發行時,和傳說廿八種舊書解禁中《三國》《水滸》《西遊記》《紅樓夢》四大著作,為加點新註解供編注參考,倒比較近於實事求是。」⑦沈從文將這幾本書稱為「四大著作」,與「四大名著」的說法已比較接近。

不久後,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央要求各地書店投放《紅樓夢》《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以顯示中國圖書市場的繁榮。然而,此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新華書店總共只存有這四部書3800多部,不敷使用。於是中央通知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將這些書向尼克松將要訪問的北京、上海、杭州分別投放1000部、700部、400部,其他15個城市各發20—50部,並規定「只賣給外國人,不供應國內讀者」。⑧

這種做法不僅引起讀者的不滿,還遭到外國記者的嘲諷。周恩來指示:「馬上通知上海、杭州,不能那樣辦,那樣辦是錯誤的。如果沒擺出來就不要擺了,已擺出來,賣光算了。」這幾部小說隨即重印,至1972年4月,《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印了20萬部公開發行;到年底,這四部書共計印137萬部;1973年,《紅樓夢》又加印50萬部,依舊供不應求。1972年以來,內地還從海外進口了大量古舊書籍。以「四大著作」為例,僅1973年春節後半個月就郵寄6909部;1973年10月12日—20日郵寄11190部。⑨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要求,對《水滸傳》「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15日凌晨,國家出版局就收到姚文元傳達的指示,很快北京、上海等各地,出版了大量各版本的《水滸傳》。⑩由於「書荒」的原因,「四大名著」幾乎成了人們的必讀書。在「1978—1984年期間對個人影響最大的書」的調查結果中,位列前三名的是《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排在第五名。

尼克松訪華,遊覽長城及至80年代,「四大名著」的說法才流傳開來

上世紀80年代,「四大名著」的說法已經流傳開來,如1981年出版的鄭國銓等編著《文學理論》一書中,說到「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的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將紛紜繁複的生活事件……組織在一個完整的大廈之中。」1983年紅旗雜誌文藝部編的《論文藝與群眾》中,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論》,說到「《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所以成為古典文學四大名著,同它們塑造了眾多的藝術典型是分不開的。」

使用「四大名著」名義出版這幾本小說,則是90年代以來的文化現象,較早的有《漫畫四大名著》(長征出版社,1995年)、《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合訂珍藏本)》(海天出版社,1996年)等。進入21世紀,在名字上加冠「四大名著」的書,從小說叢書到研究論著,就更是汗牛充棟了。

簡而言之,「四大名著」這一說法是1949年後,伴隨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這幾部書的大範圍傳播,才逐漸出現並深入人心的。也就是說,這幾本書被稱為「四大名著」,並不意味著它們就是古典小說中水平最高的作品,只不過是因為種種原因,它們的讀者最多,而約定俗成罷了。

電視劇《紅樓夢》劇照

注釋:

①《人民文學出版社六十年圖書總目(1951-2011)》,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109頁;②陳早春:《略論馮雪峰的編輯出版工作》,見於宋應離等編《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彙輯 第5輯》,第475頁;③《毛澤東談<紅樓夢>》,見於童慶炳等編《文學理論學習參考資料新編(中)》,北京師範大學2005年,第1839頁;④⑤易圖強:《新中國暢銷書歷史嬗變及其與時代變遷關係研究(1949.10—1989.5)》,博士論文;⑥方厚樞:《當代中國出版史上一次特殊的會議——記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中國出版史話新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71頁;⑦《沈從文復史樹清》(1971年6月9日),《沈從文全集》第22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515頁;⑧⑨⑩方厚樞:《古典小說名著出版史話》,《中國出版史話新編》,第152、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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