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為何一生與張愛玲角力爭勝？ /黃錦樹

如果從1972年初發表作品算起，朱天文（1957～）寫作迄今近四十年，就一個專業寫作者而言，作品其實不算多（小說六種，散文三本，電影劇本若干冊），就量而言其實遠不如她父親朱西寧（1927～1998），更別說是著作量驚人的大陸當代作家。風格也不算多變（這方面遠不如同輩張大春），也並不投注心力於作意好奇的文學實驗。作品不多，說明她的寫作不足以維生；不作意好奇，說明了她長期抗拒台北文學新思潮的拍打。那就意味著，她一開始就對文學寫作自有主張，那信念的強度足以讓她相當程度地抵禦台北的一波波西潮。 假使略做分期，大概第一個十年的作品都屬於早期寫作，小說《傳說》（包含了《喬太守新記》與《傳說》）、散文《淡江記》均屬之；中期寫作包含了兩個十年，始於《炎夏之都》、《世紀末的華麗》，而止於1994年的《荒人手記》；2008年的《巫言》，可說是其晚期寫作的開端。就文學史意義而言，中期寫作或許最具代表性，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短篇小說是她寫作最主要的形式——抒情小說。確實也如寫詩那樣細膩地經營著。題材從校園生活、眷村裡的家庭劇場、母系親屬客家鄉鎮的故事、台北職場里的人際關係、兩岸恢復探親等等……相當程度地呈現出眷村子弟、台北戰後世代的感覺結構。 朱天文寫作的前兩個十年，都是在台灣的戒嚴情境里。她是國民黨軍人的女兒，所謂的「外省第二代」，父親正是中國內戰敗北的一方被迫遷台的百萬軍民其中的一員。對人民共和國而言，台灣是歷史的外一章。台灣作為中共手下敗將蔣介石父子的最後根據地，軍民隨著他們飽嘗流離之苦，數十年的戒嚴里，均以反共復國和重建中華文化為主導的意識型態。外省新移民自居為寓居者，自然而然地和他們想像的中國建立等式；而在美援的背景里，台灣快速地現代化，文學上現代主義一度被標舉為最進步最先鋒的形態。因而西化與中國化、傳統與現代之間，重演了五四時代的拉鋸。就在那兩個十年間，「民國」台灣自身也經歷了驚天動地的變化：1972年9月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隨後1975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同年蔣介石過世，「民國」在萎縮中。相應地，二十多年的高壓統治引起了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一波波反撲，以「鄉土」或「本土」之名，1978-1979年的鄉土文學論戰最關鍵，外省族裔的中國情懷及西化世代的現代主義都受到嚴厲的批判。那與其說是文化的，毋寧說是政治的。台灣自身在「去『民國』化」。身為眷村子弟，朱天文和許多同樣被歸類為「外省第二代」的寫作者，此後的寫作都必需面對那樣的政治考驗，也是最令他們困窘甚至惱怒的。當朱天文的中期寫作成功地捕捉了解嚴後台北人的地方感，這問題也就相對地解決了。 在她成長的年代，朱西寧作為台北文壇的領袖之一，朱家幾乎成了「朱家沙龍」，文人穿梭往返，不論是外省的、本省的、剛崛起的、當紅的、走下坡的……這是對文壇的現實直接的現場觀察。更何況，父親的藏書建立了她們的文學品位與眼界，同時讓她們和現代中國文學的累積不至隔膜，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父親極為景仰的張愛玲。確實，朱天文的早期寫作時見張愛玲式的修辭，但促成其一生與張愛玲（的天才時代）角力爭勝，卻無疑是因為那怪異的文化使者，被朱西寧迎接供養、延請為其女兒講授古典中國文化的胡蘭成。 後者的影響是全面的、壓倒性的，從審美觀、寫作觀、人生觀、宇宙觀，甚至，「民國觀」。他「煽動了他們的青春」，因而有三三集刊之創辦，也鼓動了一場青年運動；一群以大學生、中學生為主體的文藝青年，企圖以現代的「士」的精神，嫁接進當道的復國意識形態，為在美援的西化里搖搖欲墜的「民國」重新召魂。一種饒具古典意味的浪漫寫作，有一股純真的傻勁，構成朱家姐妹寫作的基本場景。因此在朱天文早期的散文里，青春的哀愁之外，時見「民國話語」，混合了「蘭師箴言」與國民政府的復國修辭，如《華岡的夜》：「我們今當流離變換的時代，有識之士仍然每提及「中華民國」的遠景，驀地又起了英雄豪情。」常常往返於大我小我間，那是三三諸子典型的文風，構成特殊的「民國」台北景觀。 這樣的出發點，以胡的教誨為基砥，而胡強調從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民間的詩歌）出發，使得他們的浪漫運動有著中國古典的著色。因此即使在朱天文早期最天真的作品裡的古典意象，不論是正文里還是標題里的，如「有所思，乃在大海南」、「青青子衿」都不是點綴而已，而是一種柏拉圖主義式的理念，企圖用古典的普遍性來克服地域的差異性——鄉土文學正是前述差異性的顯現。胡強調的王風文學，溫柔敦厚的儒門詩教：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甚至情而不淫……一直讓朱天文的寫作體現著一種古典的節制——即使最放肆的《荒人手記》也不涉淫猥。 以台北為新鄉土，「民國話語」退場，自《炎夏之都》始朱天文建立個人風格，注視台北爛熟的現代文明下，人的存在狀態與及這文明本身的頹廢形式。為了貼近都市人的心態，她試圖在語言上趨近她們，而模擬她們的世代語言；然而敘述語言還是自己的，在某些瞬間，甚至出現「蘭師箴言」的更新版，如名篇《世紀末的華麗》末句：「湖泊幽邃無底洞之藍告訴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的世界會倒塌，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裡並予之重建。」彼時讀者已久久地遺忘了那位頗有爭議的異鄉老人。晚近當她把自己的寫作與本雅明的「新天使」聯繫在一起，其實暗示了胡式美學——神話學或許足以轉化出一種（「民國」式的——如果不說是中國式的話）救贖批判，因為它確是抒情傳統的一種現代變種。一如本雅明之接引猶太神學。因此不論是《世紀末的華麗》還是《荒人手記》都帶有若干天啟的意味，個中的前衛感，或許也得力於她的前衛電影經驗。感官—文字，讓書寫語言成為物表象，身體（不論是「同志」，還是早衰的世故的女子）轉化為文體，成為詩，辯證意象。「民國」已遠，但在朱天文的晚期寫作卻更回到她的起點，以胡蘭成晚年大弟子的身分，去徒勞地為胡捍衛什麼——一場她原不該介入的前代恩怨，死者間的恩怨。誠然，她對胡的思想債務昭然若揭。然而，弔詭的是，身為寫作者，胡也成了朱平生最大的敵人。放任其降神附體，將嚴重妨礙她的個性與聲音，使得《荒人手記》成為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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