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問題：構建現代國家的「一道坎」

2009年8月10日，加沙地帶拉法赫，巴勒斯坦領地，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民陣）的女兵參加軍事訓練。近來加沙局勢相對平靜，各政治派別紛紛加強對下屬武裝人員的訓練，並出台了年輕女性的訓練項目。一隊黑巾包頭、蒙面、帶著紅色頭巾、身著迷彩服的女兵站成一條線，舉起的軍用步槍指著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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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7日，一輛裝有炸藥的汽車沖入俄羅斯印古什共和國納茲蘭市一警察局大樓門前並引爆，造成至少20人死亡，118人受傷。就在兩個月前，印古什最高法院副院長和副總理相繼遭槍手襲擊死亡，印古什總統尤努斯·貝克·葉夫庫羅夫也在一次襲擊中被炸成重傷。這個和俄羅斯車臣共和國相鄰的地區，成為北高加索地區又一個「火藥桶」。高加索地區的車臣問題、南奧塞梯問題等早已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這些問題背後無不潛藏著民族、種族的衝突。　　在全球化、現代化浪潮奔卷世界的今天，民族問題早已躍出了族際的範圍。「國權」與「族權」之間的博弈，以其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勾連而成為舉世關注的重要問題，並日益影響到國家乃至世界的穩定與安全，已經成為亟待社會科學工作者深入研究並回答的重大問題。

民族衝突影響國家穩定

　　冷戰之後，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流的形勢下，局部衝突依舊不斷，其中由民族問題引發的衝突乃至局部戰爭不在少數。二戰後歐洲最大的局部戰爭——波黑戰爭，就是由於波黑、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三個主要民族地區的矛盾激化而引發。同樣是在南斯拉夫地區，科索沃獨立成為21世紀初轟動一時的新聞，米洛舍維奇的「大塞爾維亞」設想最終沒能阻止阿爾巴尼亞族分離運動的腳步。　　2008年8月正值奧運盛事，本屬休戰時期，卻發生俄羅斯與喬治亞的軍事衝突。起因是喬治亞軍事鎮壓國內南奧塞梯民族獨立，從而導致支持南奧塞梯獨立的俄羅斯進行軍事干預。這是最近由民族問題引發的一場大規模軍事衝突，它不僅是俄羅斯與喬治亞的衝突，更是俄羅斯與北約的對決，從而導致了該地區政治力量對比格局發生變化。　　民族問題不只存在於不發達地區，在發達國家內部也有民族分離運動，如英國的北愛爾蘭獨立運動、西班牙的巴斯克分離運動、法國的科西嘉島獨立運動。其中北愛爾蘭獨立運動影響較大，1979年愛爾蘭共和軍炸死了英國海軍元帥蒙巴頓勛爵，這位在二戰期間與德國、日本進行過激戰的名將，最終竟死在了北愛爾蘭獨立武裝組織之手。　　顯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民族問題都與國家的前途命運休戚相關。同時，民族問題不僅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生存和發展，還會影響到國際格局、國際關係。民族問題，尤其是其極端表現形態——民族衝突，是導致世界動蕩不安的一個重要因素。

「國權」和「族權」的博弈

　　主要從事比較政治學、民族政治學研究的北京大學寧騷教授曾經提出「國權」與「族權」的概念。「國權」是一個民族國家生存的基本權益，是依據國際法，一個民族國家應當具有的權益。維護主權、領土完整，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民族統一，這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權利。同時還存在「族權」，即少數民族保護自身特殊性的權利。二者關係複雜，也非常現實。從維護國權的角度說，領土的開發、國家利益的維護都是必須的，但是如果這些關係處理不好，可能會對民族尋求發展的權利造成傷害。　　在「國權」與「族權」當中，「國權」是更基本的概念，如果一個國家連最基本的主權、領土完整都保證不了，民族的發展很難得到保證。　　一些非洲國家，如索馬利亞、蘇丹、烏干達等國，長期存在部族之間的衝突，究其原因，是因為部族、部落仍是當地的基礎社會組織，部落首領就是政治首領或民眾效忠的對象。民眾的心目中，部落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國家政治就是部落政治。　　同樣，在一些伊斯蘭國家，如巴基斯坦、阿富汗、沙烏地阿拉伯等國，由於傳統宗教與部族體系依然在社會上發揮重大的作用，因此，這些國家中的部族在政治中仍然扮演舉足輕重的作用。　　美國學者菲利克斯·格羅斯曾提出兩種類型的國家：「公民國家」和「部族國家」。「部族國家」中部眾首先要向本部首領效忠，部落首領可以根據自身利益有選擇性的向國家效忠，因此，部落之間的矛盾往往會引起整個國家的動亂。　　「部族國家」的這些特點與現代世界有諸多不適應之處，因此，這些國家向「公民國家」過渡時產生動蕩在所難免。　　民族矛盾的「去政治化」與「政治化」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國內民族問題上存在一種「去政治化」傾向。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馬戎教授認為，美國等移民國家把「種族、族群」問題「文化化」，即把具有不同文化傳統、歷史記憶、種族血緣關係的族群視為不同的文化群體，逐漸減弱其群體原有的政治色彩，這是族群「文化化」的政策導向。　　而在國際上，西方一些國家往往針對他國有意無意的將民族問題「政治化」。美國《時代》周刊7月29日刊登了一篇題為《拆毀古老的喀什：維吾爾族遭受的又一次打擊》的文章，指責中國政府的改建計劃對這座城市構成了威脅。　　而「中歐論壇」創始人戴維·戈塞特則認為，喀什的改建工程其實改善了居民的基礎衛生條件，同時又沒有影響他們住房的原有外觀。在具備財力和技術的情況下，如果不改建喀什的老城區，那才真正是對「維吾爾族的打擊」。戴維·戈塞特更進一步指出，在分析7月5日的事件時，我們不應過分政治化，不應將其與民族宗教問題聯繫起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屬於社會經濟範疇的問題。　　其實，在民族問題上，西方一些國家都曾有斑斑劣跡。在美國歷史上，印第安土著幾乎被滅絕，幾百萬非洲黑人被販賣為奴隸。在紐西蘭，當地土著毛利人遭受殖民者大屠殺之後，50年間人口從20多萬銳減到4萬。在澳大利亞，直到20世紀60年代仍在上演著土著民族的悲劇，在「白澳政策」這一民族同化政策下，政府強行將土著兒童帶走，這就是所謂的「被偷走的一代」。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不僅導致了其國內少數民族被蹂躪，也給世界帶來了很多遺留下來的民族問題，在全球化向縱深發展之時，在歷史遺留的民族問題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導致許多地區的民族矛盾逐漸趨於激化。　　「民族—國家」是否適合中國語境？

　　中世紀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意識覺醒，民族國家開始誕生。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楊恕告訴記者：「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以及後來出現的產業革命，促成了歐洲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確立。《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訂，使得歐洲國家達成共識，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大多有一個民族建構和國家建構相輔相成的階段。歐洲國家形成之初，都伴隨著拉丁方言轉變為民族語言、基督教共同體認同轉變為民族認同、封建義務轉變為中央集權、地方族群一體化為單一民族的過程。　　可以看出，「民族—國家」的理論體系，是在西方獨特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17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啟動了政治上的「民族主義運動」，原來在多民族王國統治下的各民族要求獨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把民族之間的差異（語言、宗教、歷史記憶、部落歷史）上升為政治邊界，要求以民族為單元建立各自獨立的政治實體。　　對於「民族—國家」的概念，我國一直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實際上，中國的民族建構過程和國家建構過程與西方不同。中國能否稱為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從西方發展起來的有關「國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理論，如何與中國的「民族問題研究」聯繫起來？而現在一些學者參照美國民族理論提出的民族問題「去政治化」主張，能否弱化少數民族心中的「民族意識」或「民族分離意識」？在中國，民族問題能否與政治問題分開？這些問題，顯然需要更深入的探討。　　站在國家統一高度看待民族認同

　　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中國的基本國策。60年來，中國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國家民委政策法規司原司長毛公寧認為，我們國家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是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的正確結合，是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是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的正確結合。　　60年的實踐證明，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完全符合中國國情，深受各族人民擁護，是實行民族平等、維護民族團結、促進各民族進步的生命線，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保證。　　我們要從黨和國家興衰存亡的高度來認識和處理民族問題，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主題，牢固樹立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的思想，增強嚴格執行黨和國家民族政策的自覺性和緊迫性，切實維護各民族群眾的合法權益。　　在此基礎上，我們必須建構一個既能增強民族向心力，又能反映各民族之間差別的論述。而費孝通先生於1988年提出的反映中國民族歷史與現狀的「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仍不失為典範。1996年，費孝通又對該理論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並不是把56個民族加在一起的總稱。其中，漢族發揮核心凝聚作用，把多元結合成一體，這一體不再是漢族而成了中華民族，一個高層次認同的民族。　　無論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或者是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都是著眼於中國的國家統一，各民族的和諧共處、共同發展。有專家指出，我們的理論探討必須解放思想、拓展眼界，汲取我國民族政策實踐的經驗教訓，借鑒國外最新成果。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的歷史與國情的特殊性，這決定了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可以讓中國照搬，中國只能走自己的道路。（相關學術探討詳見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