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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的智慧

為善的智慧

人何以異於禽獸?孟子說,人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康德說,人對頭頂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心生景仰和敬畏。胸懷「四端」之心,敬畏道德法則,只是人之為「人」並從善和行德的心性動因。在複雜的人事和世事環境中,在道德矛盾和衝突的困境中,好心要辦成好事,善心想結出善果,不僅要有一顆平凡的良心,還要有「善於為善」的智慧。

道德規範要「善於」遵守

人總是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價值判斷和道德選擇。如何行事才算德行高尚,怎樣處世會有「失德」之嫌?為了給出一定的指引和約束,在一個民族漫長的文明進化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系列道德規範,約定俗成地作用於人們內心。

然而,道德規範是抽象的,道德矛盾卻是具體的;道德規範是共性的,道德矛盾卻是個性的。具體的、個性的道德矛盾需要靈活變通地解決,不能「天不變、道亦不變」地墨守成規。

古人留下了很多這樣的例子。在常人看來,儒家禮教是極為死板的,殊不知先儒孟子對道德規範的把握卻是非常靈活的。他與淳于髡曾有一段意義深遠的對話。淳于髡問孟子:「男女授受不親是禮教嗎?」孟子肯定地回答:「是的。」淳于髡追問孟子:「如果你的嫂子掉入水中,你會伸手去救嗎?」孟子說:「嫂子落入水中不伸手去救,無異於豺狼禽獸。男女授受不親是禮教,但嫂子落入水中伸手去救是通權達變。」儘管「男女授受不親」的道德規範早已被廢棄,但孟子不是做規範的「衛道士」,眼睜睜地看著「嫂子」淹死,而是根據具體的道德情境「反經行權」,靈活地應對道德困境,這種「善於為善」的行德思路和方法對我們仍不失為一種富於智慧的啟示。

道德操守要「善於」堅持

道德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人是在社會關係中生活的。德性操守是人「自立於世」的品行根基,親朋故友是人「生存於世」的情思所依。誠然,一個立志遵從道德的人容易受到各種各樣的挑戰,遭遇不可預知的困境,但與苦難相比,更容易衝破心靈防線的,是利益誘惑,尤其是來自親友的訴求和利誘。因為,這樣的處境之下,人不但要抵禦眾多誘惑的吸引力,更面臨一個難題:如何既不違背對道德的堅守,又不傷害與親友的關係。

當德性操守遭遇親友不當企求時,非要「薄情寡義」,付出「眾叛親離」的代價才能破解困局嗎?答案是否定的。後漢太尉楊震就曾給出了智慧的解答。

有一次,楊震在赴任東萊太守途中,路經昌邑。當時的昌邑縣令王密是他任荊州刺史時舉茂才提拔的官員。王密聽說楊震路過本地,為報答楊震當年的提攜之恩,便在夜晚懷揣白銀十斤饋贈楊震。清廉的楊震對他說:「我們是老朋友了,我很了解你的為人,你卻為什麼不了解我呢?」王密勸道:「現在是深夜沒有人知道。」楊震說:「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麼能說沒有人知道呢?」王密無言以對,只好愧退。楊震守護道德操守,並沒有對故友嚴辭斥責,更不是將其掃地出門、割席斷交,而是婉言相拒,讓對方充分理解自己,使得情誼與操守皆得保全。這是「人情練達」的行德智慧。

有些送禮的人深諳「放長線、釣大魚」的賄賂之道,「預送」是先交朋友,一旦「朋友」交成了,你的道德操守底線也就再難堅守。對於這些饋贈人,更需要用智慧拒絕,才能不給其留下奢望的空間。春秋時期,魯國國相公儀休很喜歡吃魚。一天,有人給他送來一條魚,他不肯接受。送魚的人對他說:「我沒有別的意思,只是聽說你愛吃魚才送你的。」公儀休說:「正因為我愛吃魚,所以我才不接受。我現在身為國相,所領俸祿足供自己吃魚,如果我因為接受別人的魚而被罷官,不但別人不會再送魚給我,就是自己想用俸祿買魚也不可能了。今天你並不因為有求於我而送魚給我,但下次等你真的有求於我時,我又該怎麼辦呢?」如果公儀休只是簡單地說不收,送禮人還會以為他嫌少而加大砝碼再來騷擾他,或者覺得他是故作清高,從而散布對他不利的言論。公儀休的推辭洞若觀火,杜絕了行賄者再來糾纏的可能性。想想現今那些因受賄而淪為階下囚的「英才」官員,他們缺少的不是經世致用的智力,而正是這種「世事洞明」的德性智慧!

社會道義要「善於」主張

社會的良序運行離不開道義,道義的尋求和伸張更離不開智慧。有一則關於分粥規則的故事說,一個7人的團體要在沒有計量工具的狀況下公平地解決分食一鍋粥的問題。起先,大家推選其中一人分粥,但不久便發現這個人有私心,總給自己分的粥最多;更換了分粥人後,卻並沒有徹底改變那種誰「掌勺」誰就多得的局面;再改由一人分粥另一人監督,這種辦法施行不久,分粥人與監督人便從權力制約走向了「權力合作」……後來,大家商議,7人輪流值日,但分粥的人必須最後領粥。這個辦法終於解決了公平分粥的難題。

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像「分粥」這樣的道義難題需要集社會智慧去解決。比如,一位醫生或一家醫院遇到一貧如洗的求醫者,該不該收治?救治到什麼程度?如果救治,費用全由醫生或醫院承擔,這樣的事例經常出現,醫方肯定無法承受。如果因此而譴責醫方,顯然有失公平。如果拒絕救治,患者病情惡化,又極不人道。按照醫德觀念,醫方應當發揚職業道德精神,不計利益地「救死扶傷」,畢竟與救命須及時相比,醫藥費用問題的緊迫性並不在同一個層次上,還可能有時間、有辦法得到解決。但是,如果每次總是犧牲一方的利益以保全另一方利益,這種做法就不合道義了。以此來看我國政府大力推行的全民醫保制度,它不僅是一項醫療制度創新的惠民工程,更是一種解決醫患道義矛盾的智慧方法。

行德離不開智慧。個人行德的智慧是對世事不偏不倚的合宜處置。所謂合宜,或如亞里士多德所告誡的,就是要把守「中道」。什麼是中道呢?就德性而言,自信是驕傲和自卑的中道,義憤則是易怒和麻木的中道;就德行而言,勇敢是魯莽和怯懦的中道,而大方則是奢侈和吝嗇的中道……不僅個人行德要有智慧,社會和國家行德也要有智慧。社會和國家行德的智慧就是要找到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機制,並能有效地保障這種機制良性運行。一個社會或國家,如果沒有這樣的行德智慧,即便增加了社會財富也不能增加人們的幸福感;如果沒有這樣的行德智慧,行德的人既得不到物質上的「好報」,也得不到輿論上的「好評」,就會導致榮辱不分,善惡不辨,是非無度,也就談不上社會的和諧有序了。

如果說一個人成才要有「智商」,那麼一個人成人不僅要有智商還要有「德商」;如果說一個社會富裕需要「才智」,那麼一個社會幸福不僅需要才智還需要「德智」。唯有匹配了智慧的善心和善行才能必然地結出善果。(安徽師範大學教授王習勝)《 光明日報 》(2012年12月05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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