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中國政治研究：告別革命

　　摘要：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引人矚目，同時也引發了人們的疑問：中國能夠在缺少明晰區分的產權的情況下維持高經濟增長率嗎？中國會遭受權貴資本主義帶來的禍害嗎？強大的國家監管能夠支撐中國的經濟試驗沿著既有軌道進行嗎？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取決於對如下問題的了解：是什麼將現代國家的結構粘合起來，從而使得政治制度能夠像其實際表現的那樣有效運行？作者在分析中指出，中國革命傳統中的大量因素促進了改革以來的成功。

　　關鍵詞：中國政治；轉型；威權主義；革命傳統

　　在毛澤東去世將近30年之後，中國依然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國家。實際上，人們也許有理由認為，基本政治變革的前景在今天看來還不如20世紀80年代那樣明朗，當時，中國領導人在政治改革方面進行了實實在在的努力，儘管歷時較短。但是，雖然政治發展看起來陷入停滯，不過中國的經濟繼續表現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這樣來看的話，如下現象就不令人驚訝了，即學術界對於村民選舉和其他「民主化」現象的興趣近些年因政治經濟學中的爭論而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就像許多前共產主義國家已經發生的那樣，中國能夠在缺少明晰區分的產權的情況下維持高經濟增長率嗎？中國會遭受權貴資本主義（它已經削弱了大量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帶來的禍害嗎？或者，即使中國穩步朝著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方向發展，強大的國家監管能夠支撐中國的經濟試驗沿著既有軌道進行嗎？人們對於這些問題遠沒有作出清楚的回答，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對如下問題的了解非常有限：是什麼將現代國家的結構粘合起來，從而使得政治制度能夠像其實際表現的那樣有效運行？此外，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情況與中國當前面臨的局面相同。

　　比較的局限性

　　雖然中國政治研究領域一直因為它在後毛澤東時代重新關注從公民社會和民主化到產權和尋租行為這樣的問題的比較研究而充滿活力，但實際情況是，很難將當代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中國與蘇聯式的共產主義之間長期存在的差異對於這兩個國家的改革進程而言有著重大的意義。例如，不同於斯大林建立的集體農莊，在毛澤東建立的公社裡，農民以集體決定的工分而不是國家工資的形式獲得報酬，並且土地所有權屬於生產隊而不是國家。這意味著，雖然許多中國農民積極支持重新回到家庭農業以取代掙集體工分，但是土地所有權和控制權問題依然存在極大的爭議，它是造成當今中國農村許多衝突和暴力的原因。但是，後毛澤東時代的威權主義政權也明顯不同於普通的威權主義政權，在普通的威權主義政權中，軍人通過意料之外的成功行動（而不是革命動員）獲得權力，其目的只是為了管理破產的國家。

　　「東亞發展型國家」（它為分析該地區其他快速發展的國家提供了一個富有成效的範式）在某些方面看起來對於跨國比較而言是一個比共產主義或普通的威權主義更有前景的理論框架。此外，就像通常所指出的，中國龐大的國家規模及其異質性導致了將它與日本（更不用說「四小龍」：中國台灣、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進行比較雖然很容易，但沒有什麼價值，因為這種比較的適用性有限。

　　就國家規模和多樣性而言，唯一能夠與中國進行大致比較的案例當然是印度，它在最近這些年也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經濟自由化計劃（該計劃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但在1991年印度發生嚴重的宏觀經濟危機之後，該計劃變得更加緊迫）。這兩個亞洲大國極其不同的改革模式提醒我們注意到它們完全不同的歷史和政治制度。雖然這兩個國家在最近幾十年中都經歷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增長，但實際上在所有衡量經濟成功的標準指數（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收入、工業化、總要素生產率、出口、資本流動、外債等等）方面，中國都遠遠超過它的鄰國。此外，在非文盲率和預期壽命這樣的衡量生活質量的標準方面，中國的表現也明顯優於印度。

　　那些試圖解釋這兩個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顯著差異的學者對於它們各自政治制度的影響給出了相互矛盾的評價。阿圖爾·科利（AtulKohli）將印度相對黯淡的改革結果歸因於其多元主義民主導致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僵局。遵循類似的思考脈絡，T.N.斯瑞尼瓦桑（T.N.Srinivasan）指出，在中國，「由黨掌握的企業控制權使得中國比印度更容易實施其改革……中國改革的成功部分要歸功於中國是一個威權主義社會」。與之相反，讓·德雷茲（JeanDreze）與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強調，「雖然印度在經濟和社會政策領域有很多東西要學習中國，但是，這其中不包括中國更具威權主義色彩的制度所具有的巨大優勢」。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Bhagwti）將印度的特點概括為是一種「不能做什麼的模式」（themodelthatcouldn『t），他認為，不管怎樣，「威權主義政體看起來既不是快速增長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其充分條件」。

　　無論如何，事實依舊是，中國當前發展的基礎正是在其威權主義的高峰時期——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在革命（它從農村發起並獲得勝利）成功後，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對農民投入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雖然發生過農民革命，但是在毛澤東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受害於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所描述的忽視農業帶來的「困境」。其結果導致了大量農民的長期貧困。即使如此，毛澤東的革命政權還是應該為它在提高其大多數人口的生活質量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而受到讚譽。儘管中國在作出努力的過程中犯過嚴重的錯誤，但它與印度的對比是鮮明的。巴格沃蒂在將印度與中國進行對比時指出：「印度的管理者低估了提高健康狀況、營養水平和教育程度的生產性作用，因此對它們的投入不夠。」就像德雷茲和森所承認的，「中國之所以能在社會進步方面取得更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領導層在消除貧困和減少剝奪方面作出了更大的政治承諾」。羅茲·墨菲（RhoadsMurphey）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所撰寫的著述中將中國在改善農村生活水平方面相對於印度的成功歸因於「政府遵守了消除貧困和減少剝奪的承諾，並且，當時中央計劃的權威得到了革命意識形態的支持，激發了以獨特方式動員起來的人口的巨大力量」。如果沒有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對基礎性的健康醫療、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投入（毛澤東個人將所有這些舉動視為革命議程的體現而加以捍衛，並通過一系列群眾運動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實施），那麼，中國後來的經濟成就是無法想像的。就像費正清在改革初期所指出的：「農村的工業化打上了毛澤東的烙印……不管是否存在污點，他的遺產留在了農村。」

　　革命的回歸

　　因此，應該對當前那種認為中國的革命傳統「正在隨著農村開始成為21世紀主要的經濟勢力之一而被削弱」的流行觀點，加上限制性條件。人們可能反而會認為，中國在改革時期實現的令人驚訝的經濟跨越只能以革命歷史為背景來理解，這一革命歷史在很多方面依舊極其重要。當然，中國缺少連貫性的法律和金融制度（這與其革命歷史有著密切關係）可能遲早會給其維持經濟活力帶來不可逾越的障礙。無論中國的政治制度最終是否會被證明是經濟發展的束縛，但中國革命遺產中的大量因素確實促進了當前的成功。儘管人們勇敢而冷靜地努力「與革命告別」，但中國的革命歷史還沒有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就像費正清在鄧小平改革時代的高峰期所警告的：「儘管中國實現了引人矚目的現代化，但它依舊面臨著社會革命的問題和危險。」

　　中國的革命傳統不能被簡單等同於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它必然同蘇聯模式（列寧主義政黨國家和指令經濟）一樣重要。毛澤東進行群眾動員的手段產生於革命鬥爭，但經過調整而適用於革命之後的治理國家的任務，這是中國成為例外的關鍵所在。本傑明·史華茲（BenjaminSchwartz）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注意到了中國版本的共產主義與俄國版本的共產主義之間的區分，這種區分有助於理解中國當前的局面，它既不同於其他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情況，也不同於包括印度在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就像史華茲所看到的，任何關於中國革命及其後果的認真研究都會使人們對中國的共產主義與蘇聯的共產主義之間的差異作出評價，更不用說中國與那些既沒有經歷過社會革命也沒有經歷過共產主義的國家之間更顯著的差異。

　　中國革命遺產中的某些因素確實促進了市場改革的成功實施，這一令人奇怪的悖論還需要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進行全面的考察或解釋。當然，人們已經將中國「經濟奇蹟」的一些具體特徵與毛澤東時代的先例聯繫起來。特別是，最初的鄉鎮企業制度通常被歸於集體時代的遺產，例如社隊企業以及幹部管理制度的持續影響。但是，雖然許多學者已經探究了地方經濟結構（有時存在時間很短）的根源，但極少有人試圖清楚地闡明更大的政治制度的決定性構成要素，而這些經濟試驗就是在這一政治制度之下進行的。中國研究專家們效仿研究拉美和東歐的學者，一般會援引「體制轉型」（regimetransition）這一概念，儘管在中國的歷史中，後毛澤東時代的持續時間已經超過了在它之前的毛澤東時代。無論當前的政治條件是否還會持續很多年，它們的區分性特徵肯定值得我們仔細關注和分析，就像上一代的中國研究學者曾經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制度所進行的關注和分析那樣。

　　如果它屬於「轉型性質的」，那麼，當前的政體如何牢牢掌控了權力30年，並平穩度過了一系列有可能導致不穩定的領導層交替（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江澤民，再到胡錦濤等），同時主導了完全可以說是任何國家不曾經歷過的速度最快的持續的經濟變革和社會文化變革？對這一問題的詳細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當前的政體保留和再現了中國革命遺產中的許多要素。在從毛澤東時代的共產主義向後毛澤東時代的威權主義轉變的過程中，中國並沒有因為它向一個更加民主的未來「轉型」而完全拋棄它的革命歷史。相反，毛澤東之後的領導人的交接班已經形成了「革命性威權主義」的名聲，這種革命性威權主義具有驚人的持久力，它能夠經受住嚴重的並日益加劇的包括社會和區域不平等在內的各種考驗，雖然這些問題確實摧毀了那些沒那麼堅固的政權。如果我們記得現在將其稱為「中國」的這一地理實體的形成（它是清帝國擴張的結果，先是由國民革命軍，然後再由共產主義革命軍將其重新統一起來）是相當晚近的事情，那麼，中國取得的上述成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黎安友（AndrewNathan）在最近的自我批評中坦承：「在天安門危機之後……許多中國研究專家和民主理論家（包括我本人）原本預測該政權會因為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而走向崩潰。事實卻相反，該政權重新鞏固了自身。」黎安友進一步詳細論述了後毛澤東時代該政權如何努力做到了將精英交替過程制度化以便克服各種幫派主義趨勢，從而避免了許多人曾經以為是中國不可避免的政治危機。認識到政治穩定取決於社會支持（或者在最低程度上取決於社會的默許）以及國家的制度化，黎安友承認「來自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許多證據都表明……該政權作為一個整體依舊享有高水平的接受度」。為了解釋該政權享有的這種令人困惑的受歡迎程度，黎安友指出了各種「輸入機制」（inputinstitution）（包括地方選舉、信訪部門、人大、行政訴訟、大眾媒體）的作用，這些機制「使得公民能夠表達他們的不滿，同時不會給政權整體造成潛在的威脅」。

　　中國的政體令人矚目地生存了下來，對此的其他解釋集中關注了各種社會力量。在引用了富有影響的強調無產階級或產業勞動者是民主化的先鋒的社會科學文獻後，中國研究學者發現無論是新興的企業家群體還是人數已經減少的國有工人群體都沒有迫切要求進行政治改革。中國的「無產階級」通過一個由各種政策和制度構成的網路與該政黨國家緊密聯繫在一起，他們表現出的對政治穩定的興趣要高於對政治改革的興趣。實際上，大量私營企業家最近加入了共產黨。雖然國有企業工人、退休人員、下崗工人和農民工在最近這些年都舉行過激烈的抗議活動，但是他們的批評往往更多地是表達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而不是對自由民主的熱情。心懷不滿的工人因為區域、年代和工作條件的不同而被區隔開，他們無法形成統一的勞工運動來要求改善勞動條件，更不用說形成政治運動來挑戰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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