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愛國會的身份尷尬

（ 一）本篤十六世反對愛國會領導教會團體的生活　　　　天主教愛國會的產生，與新中國成立後學習前蘇聯經驗，狠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與改造，把宗教有神論與執政黨的無神論對立起來，潛台詞就是改造宗教，直至消滅宗教，其中一項主要任務就是開展宗教界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及民主改革運動，加強信徒群眾的愛國主義教育，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宗教被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階級控制和利用的局面。　　不過，當時的中國政府雖然是學習了前蘇聯的經驗，可是也有自己的創新，那就是融匯了中國文化中的「以夷制夷」的政治謀略，讓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和他們的神職人員做了愛國會的成員，但是他們只能聽黨和政府的指令行事，因此愛國會的性質亦民亦官，亦教亦政。它的真正職能是代替政府行使管理天主教會的權柄。在中梵關係問題上，目前的真正矛盾集中在了愛國會問題上。本篤十六世坦言愛國會的作為不符合天主教的教義　　 天主教愛國會在這裡遭遇了身份尷尬的難題，在政府眼裡愛國會是天主教徒的群眾組織，所有成員沒有一人可以進入國家公務員系列，但是他們履行的卻是國家公務員的公務職責；在教宗和其他天主教徒眼裡，愛國會「是由國家建立，與教會的架構無關的機構，企圖凌駕於主教之上，以領導教會團體的生活，並不符合天主教的教義。」（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天主教徒的牧函）具體的講，令教宗無法接受的主要是：「某些機構的干預迫使有關人士要作出有違他們的天主教良知的表態、行為和承諾。」而這些表態，行為和承諾不外於：參加愛國會；支持獨立自辦教會；和非法主教共祭等行為。

（二）中國走的是英皇亨利八世的老路　　　　當然，我們可以說愛國會既然是中國政府設立的管理教會的組織，梵蒂岡或是教宗本篤十六世反對愛國會，本質上已經是干涉了中國內政。　　　　甚至我們還可以證明說，當今世界各國由政府干預教會團體生活的不僅僅是中國，比如芬蘭憲法第87條規定，芬蘭教會的大主教、主教由共和國總統任命；挪威憲法第22條規定，國王在聽取內閣意見後，可以不經過法院裁決而直接罷免教會官員；瑞典《政府組織法》第9條規定，內閣應從按照基督教會法規定方式選出的三名人選中任命一人為大主教或主教；土耳其政府有權決定宗教領袖的職銜及如何委任；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掌握著主要宗教教職人員的任命權；伊朗，政府首腦兼任宗教領袖，掌控著主要宗教教職人員的任命權。而在那些由羅馬教廷自主任命主教的國家，主教任命仍要受到政治權力的約束，包括主教人選的政治考慮、教士要宣誓效忠國家、教士的公民身份等。　　　　但是，我們也要承認，在世界範圍內再也找不出一個先例，一個國家的政府居然會要求天主教的主教、神甫必須參加愛國會；必須支持獨立自辦教會的愛國會宗旨；必須和非法主教共祭才能獲得政治與行政上的合法身份。　　　　在天主教的教義中，根本否定獨立自辦教會的行徑，堅持的就是沒有主教就沒有教會的神權至上原則，而所有的主教又必須承認教宗的首席權，由教宗掌握對他們的任免權。這是天主教與基督教發生區分的真正要點。在熟知這兩種宗教區別的西方人那裡，獨立自辦教會的肯定就是基督教。我們可以說，當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法律法規，把獨立自辦教會的政治標準強加到中國天主教會的頭上時，我們就是在走英皇亨利八世的老路，要用政權的力量把一個天主教會改造成為脫離教廷權勢的基督教教會。在現代這麼做，肯定行不通，而且會在國際上弄壞自己的名聲。當代的世界，已經沒有人搞宗教改革，倒是人人都關心起了人權，以為人權可以越過千山萬水，侵犯人權不再是任何國家的權力，維護人權則是一切國家應盡的國際義務。　　　　（三）留下天主教會這塊招牌非常明智　　　　我們可以返回的毛澤東時代，喜歡颳起革命風暴的的毛澤東把中國天主教弄成了四不像，可是他就是不摘天主教的招牌，只是把中梵關係的中斷，說成是梵蒂岡破壞中國革命的結果，而非中國革命早就有了中斷中梵關係的打算。已經解禁的文獻資料表明，毛澤東曾經有過重返國際社會的想法，那麼留下天主教會這塊招牌確實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這也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窗口。　　　　可是，中國通過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把毛澤東曾經有過重返國際社會的想法變成了實際，中國強大起來，在國際社會承擔起了更多的責任，1998年還簽署了《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肯定宗教團體任命自己的教職人員，是充份行使宗教自由權的一個構成因素。　　　　但是迄今為止全國人大常委會仍未批准《公約》的生效。2013年3月，在全國人大、政協代表在北京開會之際，百多名中國民間人士聯署呼籲人大儘快批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四）中國連「政教分開」都需要有人大聲呼籲　　　　已逝世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曾呼籲落實「政教分開」，就是指政府主管部門與宗教團體、寺觀教堂的職能分開。「政教分開」不是政教分離，因為政教分離說的是，既要保障宗教團體擁有國家管理和監督之外的獨立和自由權利，也要保障國家的行政程序和決策不受宗教教義的影響。可是，中國連「政教分開」都需要有人大聲呼籲，結果還是不得而知。　　　　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國可以歸入落後國家的行列，在宗教政策方面沿襲的還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將一切宗教組織與宗教活動，全部置於政府的管理之下，不允許有完全獨立甚至高於國家政權的宗教組織自由地合法存在，遑論進行跨國聯繫。　　　　政府方面為天主教問題煞費苦心，政府為了能夠推行獨立自辦教會的政策，里里外外沒有少花錢，例如每一次自選自聖主教都有大批國家幹部、民警「保駕護航」，可是換來的不僅是梵蒂岡的聲明譴責，還有國內許多天主教徒的怨聲載道，參與其事的許多主教事後又通過各種渠道紛紛向梵蒂岡悔過。　　　　中國方面為自己的政策，製造了許多理由，諸如自選自聖主教是為了捍衛主權、是中國教會「傳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具體體現等等，但是，說話者自己也未必能夠說服自己。如果，自選自聖主教是捍衛主權，那麼全世界除中國以外的國家，任由梵蒂岡任免主教都是出賣國家主權啦？這簡直就和說笑話一樣，說的人與聽的人都是一笑置之。　　　　（五）中國天主教會已成為天主教歷史上受到絕罰最多的教會

　　1951年南京教區代理主教，兼無錫總鐸區總鐸的李維光發動南京教區783名神父、修女、教徒聯名發表《天主教南京教區愛國宣言》，表示要割斷與羅馬教廷政治、經濟上的關係，此後又發動驅逐教廷公使黎培理總主教的簽名運動。1955年李維光因為意圖在中國成立一個「國家的公教會」而遭到絕罰，李維光是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第一個受絕罰者。　　　　　　從1980年開始，在當時的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的授意下，梵蒂岡國務卿宣布只要中國主教承認教皇的首席權，就可以成為合法的主教，這便是著名的針對中國的「非法可以變合法」方針。這一方針被認為為改善中梵關係創造了前提。1981年2月18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馬尼拉發表「向中國講話」，表示希望與中國展開交談。此後有六年時間中國政府接受了由教宗來任命中國主教的原則，不過只是默認，從來也沒有給予過官方正式承認，即使在上海與西安的主教晉牧也一樣。但是，每當主教候選人的名字被送到羅馬被批准的時候，政府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本篤十六世在2005年4月19日的選舉中被選為教宗。2006年3月，本篤十六世擢升香港教區陳日君主教為樞機主教，此後媒體就經常發表陳日君對中國宗教政策的批評，陳日君和愛國會主席劉柏年之間也時而發生衝突，中梵協商任命主教的局面發生動搖。先是2006年4月30日愛國會自選自聖了馬英林，5月3日自選自聖了劉新紅，11月30日自選自聖了王仁雷，2010年11月21日自選自聖了郭金才，2011年6月29日自選自聖了雷世銀，7月14日自選自聖了黃炳章。　　　　梵蒂岡對中國的連續的自選自聖，先是抗議、交涉、威脅。中國政府則發表言論說：中國天主教會根據幾十年來傳統，以獨立自主的原則推薦主教選舉和祝聖工作，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現。任何指責和干涉之類的行為，都是一種限制自由和不寬容的表現。已經退休的陳日君，則反駁說：政府向主教行賄，我們知道有位主教，去了非正統的神職任命儀式非法祝聖，此儀式的神職任命，不獲梵蒂岡承認，他們便給予20萬元人民幣，另外一個主教則給予70萬元人民幣。陳日君說，大陸的教會沒有真正的自由，有如「籠中鳥」，教會全操控在政府手中。在全國的層面，天主教會完全被愛國會控制。我們的主教不能發聲。　　　　終於梵蒂岡也忍無可忍了，它在2011年7月4日愛國會自選自聖雷世銀後的第五天發出絕罰通告，又在7月16日愛國會自選自聖黃炳章後的第二天發出另一份絕罰通告，接著在2012年7月14日宣布四天前接受非法主教祝聖的岳福生神父處於教律所定的自科絕罰當中。自此中國天主教會已成為普世天主教歷史上受到絕罰最多的教會。　　　　（六）相信與等待　　　　　如果，「宗教信仰自由」只是信什麼的自由，而非怎麼信的自由，那它還算是原本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自由嗎？馬克思認為，向宗教宣戰是「愚蠢的舉止」，列寧則主張宗教團體應該成為「與政府無關的」，「志同道合者」的公民組織。當然，僅此還是不足的，在一個現代社會，更應該把宗教推向市場，讓信教者像消費商品那樣去「消費」宗教。　　 　　美國普渡大學楊鳳崗博士主張將中國的宗教市場進行細分，區分為紅市、黑市和灰市 ，認為只有在自由的宗教市場，也就是非管制的市場，宗教才能充分地成長發育起來。在宗教壟斷的狀態下，宗教市場一般會比較萎縮。基於大眾信仰區位的多樣性，宗教多元是先天的，完全的宗教壟斷是不可能的。如果社會對競爭者的壓力過大，他們將轉入地下與壟斷者分庭抗禮。一旦壓力放鬆，將立刻反彈 。 　　　　當然，把宗教推向宗教市場的最基本考慮，就是實行政教分離，國家不再以各種方式辦教，宗教事務交由宗教團體自己去辦理，政府只做宗教市場秩序的提供者和宗教市場秩序的監管者。不過，劉澎教授的看法不無道理：宗教涉及集會、結社、出版方面的問題，在目前中國沒有對集會、結社、出版開放的情況下，政府是不會單獨地讓宗教先開放的。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很多領域裡克服了極左影響，解放思想，積極進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可是，在宗教管理方面，極左影響還是比較嚴重，甚至存在一些違反法律，違反人權的做法。不過我願意相信中國在政治文明方面，雖然舉步維艱，但是絕不會踟躕不前，於是我願意等待，願意在若干年後，看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政治文明建設中取得進步，以至於帶動了宗教的開放。愛國會應該是歷史的產物，不否定它在一段過去的歷史中也有過自己的貢獻，但是在更多的時候，它是在懷疑否定自己，畢竟這是一個由天主教徒組成的團體，一旦解除了政治壓力，它肯定有能力走出自己的身份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