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 決心與路徑

無論從哪個方面比較，明治天皇的陵墓比起「三宮六院」格局的中國明清陵寢，都要寒磣得多。爬上一條不太長的陡峭台階，是兩個籃球場大小的廣場，一架簡 陋的鳥居後面，就是陵墓。這裡幾乎沒有遊客，兩三個本地居民在台階上跑上跑下，鍛煉身體。一名中年男子跑到陵前，低頭靜默一會，又跑下台階。

　　廣場空了，明治天皇又寂寥起來，俯瞰著遠處山坳暮色中的城鎮。離他一兩百米開外的山腳，昭憲皇后依然陪著他。

　　這裡是京都南郊的伏見桃山。2012年夏天，是他駕崩100周年的祭日。

　　1912年7月30日凌晨，61歲的明治天皇死於糖尿病。此時，日本政府的當務之急是與俄國簽署第三次日俄密約，其過程和結果事關增兵朝鮮之決策。不 過，情勢雖然急迫，但日本已全無半個世紀前與列強簽約時的惶恐，那時虛弱落後的日本正如其鄰居中國，面對不平等條約除了屈辱隱忍，別無他法；而1912年 的俄國，已然是日本的手下敗將。此前一年，日本政府完全收回關稅自主權，修改和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

　　再看日本身邊的另一「大國」中國，明治天皇去世當年的2月，年僅6歲的清朝宣統帝遜位，曾經睥睨天下的大清王朝壽終正寢。此前一年的辛亥革命，誕生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中國仍處於持續的混亂之中。日本輿論認為一個假想的敵國消失了。

　　清國與俄國，這兩個曾經環伺在「蕞爾小邦」日本周圍的大國，在經過1894年的甲午戰爭與1904年的日俄戰爭的戰敗之後，不復是日本的重大威脅。按照當時《東京朝日新聞》的社論，「俄中兩國的國家狀況及彼我的關係」，「如今日這般倒轉過來了。」

　　明治天皇駕崩於他當政的第45個年頭，而在他出生的嘉永五年，即1852年，日本尚處在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之中。

　　內憂外患之下的「革命」

　　1853年7月8日，睦仁（後來的明治天皇）出生的次年，美國海軍准將佩裡帶領4艘軍艦出現在江戶灣（今東京灣）的入口，從未見過如此威武艦船的日本 人又驚又懼。在海面巡遊6天充分展示實力之後，佩里登陸，向幕府代表遞交了菲爾莫爾總統的書信，信中總統希望日本「改變古老的法律，允許兩國間自由貿 易」，並請求日本人「和善」地對待失事船隻船員等等。佩里希望「日本政府能避免兩國之間的不友好衝突」，積極響應美國「建立親善關係的建議」。最後他說， 來年春天他會再來，還要和「大得多的艦隊」一起來領教幕府將軍的答覆。

　　對主政日本的德川幕府來說，「黑船來航」事件是一次巨大的危機。擔任幕府老中的阿部正弘非常了解日本海防之虛弱。但他也知道，如果幕府打開國門，必然 會招致無數責難。阿部正弘遂將美國總統和佩里的信譯成日文寄給各藩的大名，徵求他們的意見。大名們的回復各異，有主張開國的，有堅持鎖國不惜一戰的，但更 多的是胡扯，建議幕府拒絕貿易要求，同時避免戰事。

　　次年2月14日，佩里果然再臨江戶灣，這次他的艦隊中有8艘是當時世界上最具殺傷力的軍艦。注重實效的阿部正弘選擇了妥協，3月31日，兩國於神奈川 （後更名為橫濱）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日本答應向美國開放下田、函館兩港，補給美國船隻，給美國最惠國待遇等等。佩里滿意而歸。

　　在江戶，阿部正弘因為避免了戰爭危機而感到欣慰，但是，新一輪風暴很快席捲而來。截至1856年底，俄國、法國和英國都要求並締結了相似的條約。日本被迫結束了持續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此時，大清帝國在鴉片戰爭中敗給英國的消息已經傳到日本，令其憂心忡忡。

　　19世紀中葉的日本是和當時的緬甸或暹羅（今泰國）同樣弱小的國家，沒有盟國、沒有艦隊和現代陸軍，國庫空虛，工業尚停滯在手工階段，貿易微不足道，國力貧弱，全國被分割成近三百個藩各自為政，已經統治日本近260年的幕府日漸式微。

　　彼時日本的內憂外患，以及政府對國外的妥協，引發了對幕府統治的普遍不滿，率先發難的是中下層武士。

　　日本武士分為上層與中下層兩大階層，上層武士掌握幕府及諸藩政權，並擁有封地；中下層武士不能直接參政，也無封地，只能從幕府及大名（上層武士）那裡 領取祿米。江戶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以祿米為生的中下層武士經濟地位下降，開國後，物價上漲，幕府和大名還不斷剋扣中下層武士祿米，使其陷入困 境。

　　不滿把這些日後的維新志士聯繫在一起。幕末時期日本的武士約有四十萬人，連同家屬共兩百萬人，約佔當時日本三千多萬人口的6%。不少中下層武士受過良 好的漢學教育，又領略過蘭學（通過當時惟一與日本通商的西方國家荷蘭學到的西方知識），隨著19世紀50年代西方威脅的加劇，關心祖國未來的年輕武士集中 到京都和江戶。在這兩個充滿著時代感的大都市，年輕人蜂擁到私塾和劍術學堂，在那裡接受了會澤正志齋和吉田松陰推廣的「尊王攘夷」論，並志願獻身於此。

　　「尊王」即是要恢復天皇親理朝政的古制，所有人都必須絕對服從天皇。在此之前，日本歷代天皇已被幕府挾持達6個多世紀，形同被軟禁在京都的傀儡，幕府 將軍成了日本實際上的皇帝。尊王必然意味著倒幕，在1860年代前期，志士中的極端分子——許多人來自日本西南部的長州、薩摩、土佐和肥前等藩，發動了七 十多次暗殺行動，死者包括幕府老中井伊直弼——其人以果斷地推行開國政策和無情的肅清異己而聞名。

　　「尊王攘夷」的武士策划了一場大膽的政變，即襲擊京都的皇宮，試圖把孝明天皇（明治天皇的父親）從幕府軍隊的控制中解救出來，並計劃讓天皇擔任一支義 軍的首領，起義反抗外國侵略者，沒收日本西部德川家的所有領地。1864年8月19日拂曉，長州的起義軍衝進了京都，與幕府聯軍在京都市內展開激戰。戰況 相當慘烈，尊攘志士的大炮對著皇宮猛轟，其中一枚炮彈落在12歲的皇太子祐宮（後來的明治天皇）的房前，震得他當場暈倒。結果，長州藩由於寡不敵眾遭到慘 敗，衝突中的大火毀壞了京都近三萬所住宅。

　　與此時同，「攘夷」行動導致重大排外事件接連發生。一些外國平民死於非命，商船、軍艦也遭到長州藩激進分子的炮擊。

　　志士們的過激行為，招來了幕府和西方列強的報復。幕府號召21個藩的武士組織起來征討長州，大軍壓境之下，長州的保守派高級官員同意正式道歉，鎮壓「尊王攘夷派」黨徒，處死3名煽動政變的核心人物。

　　1863年7月，英國艦隊炮轟小鎮鹿兒港，燒毀了鹿兒港的大部分地方，以及薩摩藩島津齊彬建造的西式工廠。1864年秋，共有17艘軍艦的英、法、美、荷四國聯合艦隊炮轟了長州藩的海防設施，並派兵登陸破壞了下關炮台，還向長州藩勒索了一大筆賠款。

　　「尊王攘夷」運動遭遇挫折，志士們分散後回到各自的家鄉。雖然如此，這些激進青年堅定的民族主義理想和對天皇的頌揚，幾乎成了隨後19世紀剩餘時間日 本人的精神綱領。美國學者詹姆斯·麥克萊恩對這段歷史評價說，隨著這些志士雲集京都和其他主要城市，舊有的身份和地理的區分開始消融，在來自國內各個地方 的武士中產生了共赴國難的新感覺。他們發動的暗殺、對外國船隻的攻擊和未遂的政變，促使將軍反對大名、朝廷反對幕府，使「公武合體」（朝廷與幕府的聯合執 政）政策最終瓦解。更重要的是，許多從1864年的戰爭中倖存下來的志士，回到自己家鄉後依然積极參与政事，促成了範圍更廣的武士和大名的聯盟，終於在4 年後推翻了幕府。

　　這段時期的日本歷史顯示出了其複雜的一面。台灣學者呂理州說，尊王攘夷派的意識形態其實和中國的義和團很類似。他們認為日本是神國，無法容忍「神國」 飽受「夷狄」的欺辱，因此他們要攘夷。與此同時，幕府不但不攘夷，還接二連三地向「夷狄」妥協，簽訂不平等條約，鎮壓尊攘派，因此他們憤而將攻擊的矛頭朝 向了幕府。就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攘夷是一件違反世界潮流的舉動。因為惟有敞開國門，全力吸收西方的科學、民主文明，讓日本早日脫胎換骨成為現代國家，才 是順從世界潮流的明智之舉。

　　另一方面，在幕府這箇舊時代統治者的統治下，日本很難去舊換新，成為真正的現代國家，惟有推翻幕府，另外樹立一個較具改革企圖心的新政府，日本才有可能擺脫舊時代、舊文明的束縛。

　　長州藩在一次內戰後，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其他「尊王攘夷」派人士重新掌握了藩政。而薩摩藩也掌控在了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和其他倒幕青年武士手中。 從1865年到1867年，幕府又發動了數次對西南部強藩的征討，最終，薩長兩州的秘密聯盟讓幕府軍隊無功而返。與此同時，開國以來進出口失調和嚴重的通 貨膨脹，以及農業欠收讓各地民變不斷，幕府處於普遍的不滿之中，腹背受敵，政權搖搖欲墜。到1866年11月時，甚至有市鎮居民為德川幕府舉行了虛擬的葬 禮。薩摩和長州的軍隊開始對幕府軍隊發動反攻，一路高歌向京都挺進。

　　1868年1月3日早晨，薩摩勇士衝進皇宮，受到了岩倉具視和其他討幕派朝臣的歡迎。當天，孝明天皇過世後登基已有一年的睦仁宣布廢除將軍職位，政歸 天皇。卒年35歲的孝明之死有諸多爭議，後來有史學家分析他很可能是被人毒死的，而且岩倉具視有很大的作案嫌疑。孝明不完全支持王政復古運動，寧願朝廷與 幕府聯合。他的死讓倒幕派可以操縱一名少年天皇。

　　1868年，明治元年，16歲的睦仁可能經歷了他一生中空前或許也是絕後的高密度事件，一如這個國家萬象更新前的緊鑼密鼓、百務待舉——1月3日，頒 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一切權力重歸天皇，承諾「百事一新」，以結束人民的不幸；同日，新政府軍與幕府軍隊在鳥羽、伏見開戰；5月，新政府 軍不流血接收江戶城，最後的幕府將軍德川慶喜退隱；8月27日，睦仁天皇舉行即位大典。9月8日，改年號為「明治」，取《易經》中的「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向明而治」；隨後，明治天皇將首都從京都遷至江戶，改稱東京，因為江戶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交通的中心，方便頒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這一年的繁雜事件中，最具意義的是4月，少年天皇把近五百名官吏召集到京都皇宮，宣讀了被稱為《五條御誓文》的國策——

　　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大展經綸；三、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於庶民，須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舊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

　　新國策可視為後來「明治維新」的總綱領。「維新」一詞，取自中國《詩經》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16歲的明治天皇在這一年舉行了成人禮，而日後成為他重臣的大久保利通這年38歲，木戶孝允35歲，伊藤博文只有27歲。

　　領導推翻德川政權的西鄉隆盛、伊藤博文、木戶孝允通常並不被認為是世界上偉大的革命家。他們沒有提出任何鼓舞全人類的新價值觀，如上個世紀法國的「自 由、平等、博愛」，也沒有像下個世紀的俄國和中國革命那樣，著手推進在經濟和社會中處於邊緣地位階級的利益。奪權過程中的種種情況，使得1868年的革命 沒有出現戲劇性的場面。

　　「西方通商是日本封建結構傾覆所必需的最後的一擊，或者換言之，它是從封建日本過渡到現代資本主義日本的社會變化媒介。」加拿大學者、《日本維新史》 的作者諾曼·赫伯特評價道，外夷成了倒幕派不自知的同盟。所以，武士、大名、浪人、商人和農民形成了一個雜牌的隊伍——厭惡商人和外國人但不自知其正為這 二者間的更密切關係而鬥爭的武士；只想以他們本藩控制下的政權來取代德川霸權的大名；一面加害外國人、一面冒生命的危險來學習洋文和思想的浪人；予革命以 經濟支援的商人；反對地方官憲的暴政或增稅而不關心國家政治的農民——這個異常龐雜的群體，在經過數世紀的隱晦而再度光彩煥發的天皇的不可思議的力量下團 結了起來，合力推翻了搖搖欲墜的幕府政權。站在新政府之首的是一位年輕的君主，易於接受新事物並富有知人之明的明治天皇，他不同於他的保守的先皇——孝明 天皇，而以當時最富有創造力的人們置諸左右；他也同他們一樣渴望將日本建設成為一個受世人尊敬的現代國家。

　　國家的元氣為叛亂、內訌和內戰所耗竭，這是明治政府所繼承的日本的情況。1868年那些領導人和日本人民相信，只有富於革新精神的根本改變，才能撥亂 反正，拯救未來。明治政府的領導人隨後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改革理念和舉措，其中包括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推出「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總 方針，承認各階級（士農工商）法律上的平等，廢除封建服飾和封建界限，廢止以佛教為國教，改革曆法，解放稅負，加速介紹西洋思想和技術，取消禁止買賣及分 割土地的封建法令，准許自由選擇農作物及職業，教育改革，制定憲法……而其中隱含的脈絡就是先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為學習西方做好準備。

　　日本有其幸運的一面，被允許以自己的步調和方式向外國學習，避免了像當時及日後的中國一樣半殖民地化的命運。彼時，列強都將目光盯上龐大古老而富庶的中華帝國，而無無暇顧及東北面那個岩石嶙峋、資源貧乏的小小島國。

　　從攘夷到全面學習西方

　　「中國在導入他國文化時總擔心被別的國家文化侵略，對日本來說，日本不懂什麼叫文化侵略。」早稻田歷史學者依田憙家教授說，「如果說全面導入外國體制，就是文化侵略，那日本就是被侵略很久了，也可以說日本一直在被侵略。」

　　如果將明治維新視為一場革命的話，「攘夷」曾是這場革命最重要的目標和初衷之一，但是，在這場「革命」的晚期和「革命成功」之後，主事者迅速背叛了他們的初衷，由「攘夷」轉而擁抱夷狄了。

　　日本人身段靈活，現實主義和善於學習的精神深入骨髓。1862年，薩摩藩士殺害一名英國人，英軍為此於翌年炮轟鹿兒島報復，其強大的火力讓整個封建日 本中最黷武、最傲慢的薩摩人瞠目結舌，他們旋即思考是不是應該放棄敵意，轉而向對手請教本屬自己專長範圍內的事。1863年國際聯合艦隊炮擊下關也顯示出 同樣不可思議的效果，長州藩迅即同列強媾和，幾乎放棄了「攘夷」，轉而集中力量倒幕。

　　日本對西方的學習在明治維新前多年就開始了。早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蘭學的迅速傳播推動了向西方看齊的潮流。1854年，極富好奇心和冒險精神的 吉田松陰企圖藏匿在佩里的旗艦上偷渡到美國，直接探究西方強盛的秘密，結果被發覺並移交給日本當局。後來成為明治政府領導人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曾在 1863年被長州藩秘密派往英國。

　　鴉片戰爭後，武士佐久間象山尖銳地提出了讓許多日本人專註的問題：為什麼中國，一個看上去不會被蠻夷征服的文化典範和強大巨人，居然會在戰爭中敗給像 英國這樣突然冒出來的小國？他回答說，這是因為其領導人對自己的文化過於自負，並因此污衊西方科學和數學的崛起。在19世紀50年代撰寫的一系列文章中， 佐久間象山推廣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技術）」的口號。他宣稱，以儒學為基礎的道德依然是私人領域的可行哲學，但它沒有為如何迎接西方的挑戰提供切實答 案。

　　早在1860年，幕府就派遣了一個77人的使節團前往美國交換通商條約的批准書。幕府官員的目的不止於外交事宜，眾多的人員顯示他們更想探究美國強大的秘密。

　　1860年5月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刊載了一篇由該報特派員從橫濱寄來的特稿：

　　毫無疑問地，日本使節即使到世界列強中的任何一國訪問，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收穫，不過我們還是希望他們到我國訪問能得到更多的收穫。日本可以在我國學到 它所需要的重要的教訓。那個教訓就是，帝國的國力與繁榮的基礎並不在於階級或身份，而在於國民的知識與自由，在於國民能夠有機會獲得國家的崇高地位……

　　這個日本歷史上最早的遣美使節團的最大收穫是，他們改變了對「夷狄」的看法。使節團成員福島義言在其日記中寫道：「我國人當中，視洋人為犬馬者，十之八九……此行總共來了77人，大半也都厭惡洋人，然而一旦了解實際情況後，人人如夢醒般悔悟前非。」

　　西方國家政治上的活力、軍事上的強大和科學技術的奇妙，讓日本人著迷。明治維新伊始，國家領導人和社會精英對西方的興趣帶領日本創造了「文明開化」的時代。

　　1868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全方位擁抱西方。十年內，數百名日本人在歐美求學，還有數量更多的外國人在日本生活，其中許多人為國家和縣政府所聘用， 包括採礦、航海、鑄幣、醫學、運輸、銀行業、法律、政治學、農業、教育，甚至軍隊的專家。並非所有的外國顧問（至少早期）都是西方人。1872年，地方政 府僱用的160名外國人中有多達42位華人，他們多為烘茶技術的顧問。與西方人不同的是，華人的角色通常局限於技術事務，做重大決策的機會相當少。至 1875年，日本政府僱用約520名外國人。隨後，逐漸轉移至民營部門。至1897年，民營部門僱用約760名外國人。據估計，明治時期政府有高達5%的 支出用來支付外國人的薪資等費用。工部省各局於1874年支付給外國專家的薪資佔全年經費的33.7%。日本第一所新式大學東京大學於1877年創設時， 全校4個學部（理、法、文、醫）的教授共有39人，其中27人為外國人，薪金佔東大預算的1/3強，而日本人只有12人。

　　1871年12月，明治新政府誕生沒多久，政權還不十分穩定，政務未上軌道。這時，明治政府竟然派遣了「一半的政府」前往歐美。右大臣岩倉具視率領的使節團成員包括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等，49名成員的平均年齡只有30歲。

　　日本希望通過對美、英、法、德、意、俄等12個國家的訪問，試探它們能否修改當年與幕府簽定的不平等條約，而直接了解西方，找出它們成功的秘決，則是 使節團的最終目的。1871年的日本，可以說是百廢待舉，正處於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因此，新政府的太政大臣給使節團送行時說，「內治外交、前途大業成敗 與否，在此一舉。」使節團分成幾個小組，分別研究西方的憲政體制、工商稅制及教育學術體系等等。

　　1872年1月，使節團在舊金山登陸美國。23日，在舊金山市召開的歡迎酒會上，30歲的副使伊藤博文用他並不流利的英文演講：

　　現在，敝國的政府與人民最熱切希望的，就是與各先進國一樣，達到文明的最高點。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打算在陸、海軍與學術教育上採用西方的各項制 度……敝國在物質文明上的改革雖然進步神速，在精神文明上的改革卻還很緩慢。數千年來，敝國人民在專制政治的壓抑下，只知絕對服從，不知有思想的自由…… 身為使節，我們最大的希望便是把能夠促進敝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資料帶回去。

　　隨後使節團去了華盛頓。格蘭特總統及國務卿漢密爾頓·菲什告訴使節團，只有日本改革國內的法律和制度，達到西方文明的標準，以此證明自己的現代性，列 強才會同意修訂條約。例如領事裁判權之所以必須存在，是因為西方各國對日本的司法制度沒有信心。於是代表團先把外交商討擱置一旁，把精力集中在了解西方 上。岩倉具視及其同僚分組參觀了形形色色的地方，如議會、監獄、警察局、學校、博物館、造幣廠、商會、造船廠、紡織廠和製糖廠等等。「訪農牧於野，覽工藝 於都，察貿易於市」，「晝間奔於輪響氣吼、鐵臭煤氣之間，滿身煙塵，及瞑方歸。」緊鑼密鼓的行程讓成員們每天都筋疲力盡。

　　木戶孝允從美國致信國內，承認他以前對西方的先進認識不足——日本「現在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們現在的開化不是真正的開化」，「西方人注重實學， 東方人篤信玄學」，「（東方）所學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則浮華之詞藻，與民生切實相關之事業，則被視為瑣碎小事，而絕非用心於此。」成員們斷定，「造成貧 富差別的原因，尤在此習慣之養成」，痛感日本「在睡夢中過了兩千年」，「從巴黎出發，越往東文明越簡陋。」用19世紀中期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那 些最成功地採用了現代技術、文明制度、自由價值觀的國家，註定了要支配國際環境；而那些沒有做到的國家，則面臨著殖民地化甚至是滅亡的危險。」

　　「大多數國家閃耀著文明之光，財富充裕，實力雄厚，貿易繁榮，技術優越，人們充分享受生活的樂趣和舒適。」使團的日誌上說，「見此情景，我們往往會以 為這些國家一貫如此，但事情並非這樣——我們此刻在歐洲所見的財富和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始於1800年之後的時期。不到40年就創造了如此成就，閱讀這段 文字的人都應該反省日本可以從中吸取的經驗。」這一點，可以說格外觸動了日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後來比較了他接待的日本與中國的兩批使節，「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做 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因此他預言，「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勝，中國敗。」這個預言不幸在二十多年後的甲午戰 爭中應驗。

　　在明治新政權還動蕩不定的時候，教育的改革已經先行了。1872年頒布的《學制令》，把全國劃分為大學、中學和小學區，並要求全體兒童從6歲開始必須 接受四年義務教育，要求做到「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新學制不再像德川時期那樣強調儒家道德，而代之以強調實用的文理學科、自我修養和個體發展。 截至1875年已經開辦的數千所小學裡，學生們不僅學習基礎的讀寫和算術，也學習西方歷史、地理和科學。

　　與此同時，日本的社會風尚與習俗迅速西洋化。明治天皇本身熱衷於西洋的新事物，帶頭穿洋服、喝牛奶、吃牛肉。皇后更是穿上體現西洋風格的無袖露背裝。天皇夫婦的行為極大地引導了日本民眾。

　　外相井上馨認為，日本只有成為「歐化新帝國」，才能獲得列強的好感，修改不平等條約。在政府的帶領下，一場狂飆突進的全面「西化」運動開展起來：穿洋 服、吃西餐、說英語、理分頭、跳交誼舞甚至嫁洋人，這些都被視作「上流生活」。歐化之猛烈，以至有人諷刺說，「敲敲短髮蓬鬆的天靈蓋，文明開化的聲音就響 起來。」

　　一些人甚至大倡優化種族之論，認為黃種人荏弱不堪，遠不及白種人，建議實施「謀種」政策，凡歐美白人入其境內，輒鼓勵日本女子與其野合，以改良種族。

　　比生活方式更加意義深遠的，是西方自由人權理念的傳播，給自古以來等級森嚴的日本社會以強烈衝擊。

　　19世紀70年代，穆勒、邊沁、斯賓塞、托克維爾、基佐和盧梭等人著作的日文譯本開始出現，公民自由、天賦人權、功利主義和理性實證主義思想得以在日 本傳播和普及，其中最有影響的外國著作是塞繆爾·斯邁爾斯的《自助論》（日文譯名《西國立志篇》），據說賣出了一百多萬冊，是英美兩國銷售量的4倍。

　　當時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本來是一位武士，後來學習英語，並成為日本第一個赴美使團的翻譯。他斷定日本的虛弱落後，是因為日本的傳統文化沒有對科學的 好奇心和個體的獨立性，以及西方肯定個人成就的風氣。1872年，他寫道：「學校、工業和海陸軍不過是文明的外部形態，並不難以產生，所需的一切無非是 錢。然而還存在一種無形之物，看不見、聽不到，無法買賣、難以借貸。它遍及整個國家，影響力強大，如果沒有它，學校或其他外部形態將毫無用處。這一極其重 要之物，我們必須名之為『文明的精神』。」

　　對「文明的精神」的觀察使福澤諭吉開出了最後的「藥方」：日本需要一種不受過去束縛、敞開胸懷重新認識自我和社會的新公民。「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 下人」，他在《勸學篇》中開宗明義地說。每個個體都不再受傳統身份的限制，可以憑藉努力工作、勇氣、勤奮和毅力自由發展。在福澤諭吉看來，追求成功的個人 主義是文明開化的真正源泉，只有有抱負和才幹的人才能創造一個安全、強大、繁榮的國家。

　　向西方學習是因為意識到自己的落後，民族主義是一個理念上的肇因。憑藉標語等方式，民族主義迅速在民眾之間傳播：強大起來，建立強國！使你自己的成功成為國家的成功！強大起來，向西方人顯示日本不是一個任人玩弄的國家！

　　自由民權運動與立憲

　　「在中國好像大家只知道明治維新，但是日本近代史中的這個自由民權運動是非常重要的。」依田憙家教授說，「明治維新使日本成為了統一國家，但如果沒有自由民權運動，日本成為不了近代國家。」

　　1870年代中期，知識分子、城市居民和村民開始提出他們自己對「自由和民權」的要求。越來越多的普通日本人加入到各種政治團體中。到1870年代 末，全國約有一千個這類組織定期集會，商人、手工業者、勞工和農民聚集在一起聽演說，討論時局。人們辯論的議題包括時政、經濟、歷史以及女性權利等。

　　新憲法和議院問題是大家議論的重要話題。民權運動的領導人提出，明治維新的基本目的是促進人民的普遍福利，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設立自由、廣泛的 代議制機構。西方政治思想的經典著作，如約翰·洛克的《政府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穆勒的《論自由》和《代議制政府》等開始傳播，成為民權運動的思 想源泉，人們把歷史視為獨裁政權和日益上升的民權之間的鬥爭，提出天賦人權的憲政觀念。

　　當時的思想家西村茂樹力主儘早開設議會。他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從外國大量引進了火車、輪船和電訊等，但尚未引進其政體（國家制度），認為「政體為 本，工藝乃末。棄其本惟務其末，恐非得計也」。幕府末期以來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技術）」的思想漸為主流思想界所拋棄。

　　當年在有關朝鮮政策的激烈爭論後辭去參議職務的板垣退助，沒有像西鄉隆盛和江藤新平一樣走上反叛政府的道路，而是回到故鄉土佐成立了「愛國公黨」—— 後來發展為自由黨。19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還出現了大隈重信領導的立憲改進黨、伊藤博文領導的立憲帝政黨。各政黨都辦有自己的機關報，並舉行公開辯論 會，在辯論會中，爭論最多的題目就是主權問題。自由黨主張主權在人民，因而力持憲法應由民選議院起草之說。帝政黨則力駁此說，而認為主權不可分割地屬於天 皇本人，因而只有天皇可以欽定憲法，頒給人民。具有標準英國式憲政風格的改進黨則折中兩者之說，主張主權為天皇和民選議院所共有。

　　1874年（明治七年）1月，板垣退助遞交政府的《設立民選議院建議書》說：「夫人民對政府有繳納租稅之義務者，即有對其政府之事與知可否之權利。」這表明民權運動的出發點是要求「納稅人的參政權」。

　　令人訝異的是，一些地方團體不僅討論憲法問題，而且還競相起草他們自己的憲法。迄今為止，歷史學家已經發現了大約三十個私擬憲法。雖然這些憲法草案的具體條款有很大差異，但從總體上看，人民擬定的憲法所提出的分權方案比伊藤博文等明治政府領導人設想的更為開明。

　　建立現代國家必須有一個民眾「政治化」——從臣民到公民的過程，而這個過程離不開教育的提高和媒體的普及。在明治八年開始民權運動的時候，當時日本的 識字率已經非常高了，很多人可以讀報刊雜誌，媒體的討論與鼓呼大大推動了民權運動與制度的變革。「報紙和雜誌的作用非常大，當時讀報的人很多。日本自由民 權運動時期，報刊雜誌的普及率比幾十年後的中國辛亥革命時期要高很多，這是當時自由民權運動成功的基礎。」依田憙家說。

　　各地爭取減免地租的農民鬥爭，與民權運動結合，政府處境日益困難，1880年（明治十三年）2月，根據太政和左、右三大臣的協議，鑒於「國會論興起，隨歲月荏苒，王室之安危難測，約定應基於國體，迅速確立憲法」。

　　在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因不同原因先後離世後，當時政府的實權人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井上馨三人之間，就頒布憲法和開設議會取得了一致意 見。其中大隈重信的方案最為激進，建議日本採用英國式的議會制。大隈不僅認為議會是聽取國民代表的意見的場所，而且認為議會政治應是政黨政治，議會中的多 數黨應當組織政府。關於這樣性質的議會，大隈建議於1881年（明治十四年）底或次年初公布方案，1882年底召集議員，1883年初開設。

　　伊藤博文反對大隈的建議，認為太過急切。「如諸省卿至君側之官皆為民選委命之組織，等於將君權完全拋棄於人民也」，反對「僅僅14年間即將聖上之權力棄之於人民」。主張議會中心主義和政黨政治的大隈，與主張以君主為中心制定憲法的伊藤及井上發生衝突。

　　此次衝突後不久，圍繞著對北海道開拓使向民間拋售官產問題的懷疑，民權運動空前激化。當時在政府工作的佐佐木高行說，這時的緊張形勢使他聯想起他所聽 說的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情景。右大臣岩倉徵集了各參議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井上馨在當時的上書中說：「今日之人民已非（明治）六七年之人民，其輿論之歸趨，已 不可妄負權威以逆之。」他認為要「遵從輿論之歸趨，開設國會，不難一變政府之組織，以確定其基礎」。伊藤博文也認為不得不開設國會，給予國會財政審議權。

　　明治十四年（1881年）危機最終得以解決，政府撤回了拋售北海道官產的政策，把大隈趕出了政府，同時也不得不安排明治天皇發布詔書，保證10年後頒 布憲法和開設國會。事實上，此前的1879年，日本已經召開了首次地方議會，這是在西方世界之外成功運作的最早的「民選 」政治機構。

　　伊藤博文受委派起草草案。伊藤偏好於德意志/普魯士憲法，而非大隈重信想要的英國式憲法。普魯士憲法讓天皇（及其謀士）保有大權，並限制政党參加內 閣。1882年3月，伊藤動身前往歐洲，與歐洲大陸一流的法學學者商議憲法問題。經過反覆修改，《大日本帝國憲法》於1889年2月11日公布。傳說中公 元前660年的同一天，第一位天皇神武建立了國家。1889年的這天清晨，明治天皇身著古代朝服，在皇宮深處一個特別的神社前舉行神道教儀式，告知其祖先 新「國家基本法」一事，並告訴他們，他授予新憲法是出於「人類事業的進步趨勢以及和文明進展保持一致的考慮」。這個儀式結束後，天皇換上西服，出現在西式 的會客廳，在那裡他從伊藤博文手中接過憲法，然後交給黑田清隆首相，向全體人員表明，憲法由一位仁慈的君主賜予了國家。

　　《大日本帝國憲法》建立了天皇（及其謀士）和國民公選代表分享權力的機制，但同時又限制了議會立法權的行使，保留了天皇的統治權。內閣大臣不對國會負 責，而是對天皇負責。軍隊也是對天皇負責。這是與日本二戰後的「麥克阿瑟憲法」的一個重大區別，後者規定內閣對議會負責。

　　在「臣民權利義務」一章中，規定兩項主要義務是納稅和響應號召參加海陸軍。權利則比義務多，包括享有「自由居住」權和住宅不被非法入侵或搜查的權利； 財產不受侵犯；享有宗教自由，以及言論、著作、集會、結社的自由。但這些權利都不是無條件給予的，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況時，任何權利都可以取消。根據伊藤博 文的說法，「切記國家的最終目的是維護其自身存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時，不得不毫不猶豫地犧牲部分法律和臣民的權利」。

　　明治憲法直接以1850 年普魯士憲法和1871 年德意志帝國憲法為藍本。這決定了以天皇名義行動的寡頭執政者仍佔上風。憲法允許政黨有發言權，但寡頭執政者沒有義務傾聽。按照首相黑田清隆的說法，內閣 是「超然內閣」，超越政黨政治的政黨利益。伊藤博文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天皇立於人民之上，與各政黨分離。因此，政府不能偏袒任何政黨。

　　明治憲法下的日本本質上不是議會民主國家，但議會卻並非完全是花瓶角色。議會實行兩院制，分為貴族院及民選的眾議院。改革後的自由黨在1890年7月 1日舉行的首次議會選舉中，獲得了眾議院300席中的130席，對於寡頭執政者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好兆頭。民選議員在國會上公開批評寡頭執政者的高壓，他 們否決了政府的首次預算，並要求削減10%以上，寡頭執政者與精英官僚們的薪資因此受到很大影響。

　　無論如何，1889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是亞洲第一部憲法，它讓日本在亞洲第一次實現了民主選舉——儘管憲法規定每年納稅至少15日元的成年男子才 有投票權，大約是成年人口的2%。對伊藤博文等日本改革精英人士來說，《大日本帝國憲法》向世界宣布了日本的現代性，證明了日本向文明的邁進。可以說，憑 借這部憲法，日本完成了國家制度層面的現代化（雖然具有時代局限性），實現了由一個前現代國家向現代國家的過渡。而此時的晚清中國，憲政改革不見一絲動 靜，仍舊停留在從器物層面學習西方的洋務運動上，統治階層抱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條不放。5年後的甲午戰爭，大清國徹底敗給了日本，按照北大歷史 系教授王新生的說法，根本原因是一個前現代國家敗給了一個現代國家。

　　不過，上世紀中葉著名的日本維新史研究學者諾曼·赫伯特卻對當時日本的情境和維新精英們的選擇給予了理解——

　　時間既急迫，資源又貧乏，這才使人們對於它的領袖能有如此成績驚嘆不已，而不復因其在民主和自由改革的路程中有多少未竟之功而求全責備……速度是日本 政府和社會所取的形式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由於日本在建立現代國家，成立最新式國防力量以抵禦外侮（有利的國際勢力均衡和中國的屏障絕不能長此羈延外侮的來 臨）、創辦工業以作為這支武裝力量的基礎、制定教育制度以適合工業的現代化這樣百務並舉的情況下所必須採取的速度的緣故，這些重大的變更才迫於形勢而不能 由廣大的人民通過民主主義的代議機構去實現，而必須由一批專制官僚來完成。這些軍事官僚比他們其餘的同胞是如此的前進，以致他們的後面必須拖帶一批怨聲載 道、半覺醒的商人和農民。若要日本不淪為殖民地之列，除專制的或家長制的辦法之外，明治領袖們似乎別無良策了。

　　1894-1895年的日中戰爭與1904年日俄戰爭的勝利（後者在日本被認為是東方國家首次戰勝西方國家，黃種人首次戰勝白種人），標誌著日本躋身 為世界大國。戰爭的勝利不僅給日本帶來了賠款和新的領土，也帶來了列強外交上的尊敬，成為與它們平等的強國，日本為取消不平等條約進行了20年的和平談判 而未能遂願，隨著這兩場戰爭的勝利，幾乎隔夜之間就以實力完成了。

　　從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到1904年日俄戰爭的勝利正式躋身世界強國，日本只花了36年時間。雖然，事後看來，標誌著日本成為世界強國的兩場戰爭的勝利實際上是福禍相倚。

　　（參考書籍： 《日本史（1600-2000）》，作者詹姆斯·麥克萊恩；《日本維新史》，作者諾曼·赫伯特；《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作者依田憙家；《明治維新》，作者呂理州；《日本小史》，作者肯尼斯·韓歇爾；《光緒皇帝VS明治天皇》，作者王日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