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周邊外交環境與周邊外交策略

　　中評社香港5月2日電／中國評論通訊社、中國評論月刊不久前在中評社北京總部會議室召開座談會，邀請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研究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部主任陳須隆博士、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二室副主任俞曉鵬、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部主任呂德宏博士、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研究室執行主任姚琨與會。座談會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郭震遠主持，與會者根據中國周邊狀況，對中國外交面臨的周邊問題與對策，各自給出了獨到的意見。《中國評論》月刊3月號以《中國周邊外交環境與周邊外交策略》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郭震遠：開場白 　　2013年12月24號至27號，中央召開了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1949年以來，中國就歷來高度重視周邊外交，從毛澤東周恩來時代，到改革開放以後，到現在，周邊環境和周邊外交一直是中國高度重視的問題，甚至和國家整個的發展聯繫在一起。大家都瞭解，最近兩三年，在周邊發生了一些情況，像中日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的嚴重激化，中國和菲律賓關於黃岩島仁愛礁的爭端也加劇。另外，中印中越等都出現了一些程度不等的問題，特別還加上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也因此，國內對此出現了一些爭論，就是國內發生了第四次關於國際環境和外交政策的大爭論。第一次爭論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圍繞把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實行改革開放上，到底世界大戰是迫在眉睫還是可以推遲。第二次是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兩級格局瓦解，冷戰結束，圍繞我們還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三次是90年代末21世紀初，由於當時幾個重大國際事件，特別是美軍飛機轟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又引起一場爭論，仍然是對世界前景的判斷，對我們能不能、要不要堅持和平發展的一場爭論。

　　第四次是近兩年出現的，但和前三次不同，前三次涉及的都是全球性問題，雖然是以我們國家為中心，而這次可以說全部由於周邊情況引起的。再加上網路的普及，爭論就變得更熱鬧了。在網上我看到有人甚至喊出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網上的話不足為怪，但反映了一種情緒。經過了兩三年，特別是2013年，問題已經比較明朗。在中央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習總書記的講話，實際上是回答了這幾年爭論中的一些熱點問題，包括對我國周邊環境的基本判斷，周邊外交的目標，主要措施等等，對我們的周邊外交政策做了全面系統的闡述。在當前和未來時期，基本確定了我們國家周邊外交的大政方針。因此，舉辦這場座談會是很重要和及時的。 　　今天會議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對中國周邊環境的基本判斷。到底我們的周邊環境是非常嚴峻，一觸即發，還是穩中向好、總體上保持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態勢？二，中國周邊環境的主要影響因素。回顧過去幾十年，特別是最近這兩三年，我國周邊環境主要受哪幾個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在未來會如何發展，繼續影響還是有所改觀，及其原因。三，中國周邊外交政策的延續與發展。本世紀初提出了我國的外交政策，「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有人說如何理解「關鍵」和「首要」，我覺得首要就是重點。包括裡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雖然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全球性的原則，也可以說是普世價值，但它的提出和首先貫徹執行是在我們周邊。所以我們的周邊外交政策延續性和穩定性是很突出的，與整個外交政策是一樣的，基本方針是延續的穩定的，同時也不斷與時俱進，有變化有發展。 　　在這次周邊外交工作會議上，習總書記的講話里，有好幾處讓我有觸動。比方講「要讓命運共同體的意識落地生根」，我非常欣賞，想了很多，這不僅是周邊外交問題，實際上是整個外交的方向。原來一直強調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是我們國內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基本保證。但有新意的是我們應該把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再進一步，要共同發展，「命運共同體」就有這一層意思。這裡面讓我進一步想到的是，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是泱泱大國，包括我在內，潛意識裡都有這種「中央王國」的意識。外國很忌諱這點，我們強調命運共同體，中國和周邊國家，大國和小國，都應該是平等互利的共同體。就像過去提的和平發展，和平世界，新興大國關係，也是看法不一的。很多人批評說，這是不可能的事，現在哪有這些東西。我覺得這應該是我們努力的目標，所謂要有中國的話語權，主要就是在這些問題上。落實命運共同體，讓這個意識落地生根，都屬於未來推進周邊外交的總體思路。當然，這會有很多困難，要是沒有困難，現在我們就不會是這種局面。下面我們開始。

　　 　　李向陽：周邊環境複雜是中國崛起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過渡期 　　首先說一個整體判斷：這兩年談論中國周邊環境到底是改善還是惡化，我覺得不能用黑白的概念來判定。因為這幾年的問題是中國崛起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以美國重返亞太跟中日釣魚島爭端為標誌，中國周邊環境已經進入到一個過渡期，或叫轉型期。在這個期間內，守成國在全球層面和區域層面內對中國進行遏制與圍堵，這是一個特徵。第二個是綜合國力被我們超越的區域內大國，典型的就是日本，存在著天然的不平衡心態，周邊的中小國家又對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產生擔憂，這都是大國崛起中面對的正常反應。什麼時候能結束呢，可以說，只有中國崛起完成了，周邊這樣一種複雜格局才能真正得到改變。 　　一、美國重返亞太的趨勢不會隨著內部和外部的衝擊因素而改變。 　　1、對美國重返亞太能不能持續的爭議非常大，比如在2013年美國債務上限之爭時，很多人說美國重返亞太沒戲了，因為美國經濟支持不了這個戰略推行下去。對於這一點，我個人一直認為，雖然金融危機後的五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高於美國，但我們必須看到，美國在這五年期間結構調整已經取得較大成效，無論是虛擬經濟還是實體經濟（虛擬經濟的房地產已經企穩回升；實體經濟美國的再工業化戰略取得初步成效）。相反，中國從五年前開始的結構調整沒有實質性的進展。美國經濟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但中國最壞的時候有可能還沒來。至於美國債務問題能不能阻礙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我認為，債務問題最終兩個出路：一個是依靠經濟增長，擴大稅收，稅基。再一個就是通貨膨脹，美聯儲包括政府的繼續放貸，最終使通貨膨脹拉上去，對美國是最方便解決債務的方法。有人估算過，如果美國的通貨膨脹率能到5%，三到四年內，美國的主權債務能從目前110%回到正常水準，60-80%。

　　２、美國啟動TPIP，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協議時，很多人說美國把戰略重心放到歐洲了。實際上這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可以說亞洲的TPP跟歐洲的TPIP，在美國的全球戰略里這是互為主從的關係，並且未來如果都成的話，有可能會結合起來，成為發達國家重建全球經濟規則的一個新平台。所以，TPIP的出現也不會使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發生轉向。 　　３、2013年發生的敘利亞的事，很多人說美國戰略重心又去中東了，亞太只是說說而已。可以說，解決處理跟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是美國對外戰略的長期任務，但毫無疑問，不是美國對外戰略的優先任務。美國的學界大致有個共識，就是21世紀美國對外戰略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 　　４、2013年底，奧巴馬缺席APEC東亞峰會，國內又有些人在炒作，說奧巴馬開會都不來了，重返亞太只是說說，這實際上也不成立。美國缺席APEC更多的是在有意壓低APEC在其戰略中的地位，預示著美國對APEC戰略重視程度在下降。至於連續推遲三年的TPP談判，這只是正常的貿易談判中的一種自然現象，並且現在美國還在擴大，還要把韓國納入到TPP的談判中。所以從以上，從短期來看，無論從美國國內因素還是在國際上的因素，都不能阻礙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實施。 　　二、中日關係是中國周邊最直接最難處理的關係。 　　一個基本判斷：中日關係惡化趨勢將是長期的。１、日本國內的政治右翼化已經得到了充分共識，日本民眾對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個是一致對外，就是安倍政府對華強硬的態度，對內初見成效。甚至我個人覺得，日本已不再是少數政治家的右翼化，而是整個國民的右翼化。２、日本修憲跟成為正常國家的目標必須是建立在中國威脅論之上，有了中國威脅論，日本對內對外修憲就有了最強有力的基礎。我們需要關心的是日本修憲以後還會做什麼事，雖然修憲還沒完成，但日本完成修憲成為正常國家是不可阻擋的。３、美日同盟的強化，以前更多的是政治安全領域，現在是在走向經濟領域，日本加入TPP，美日的同盟關係進一步加強了。４、安倍政府提出的包圍中國戰略已經不再是個口號了，外交上正在付諸實施。５、日本無論是出於主動還是被動，日本經濟對中國市場的依存度在下降。最新的貿易統計顯示，貿易增長率在中國的貿易統計里總體是增加的，唯獨對日本好幾個季度都出現了下降，日本新增投資的重心已不再放在中國了。所以，無論從日本國內自身的所謂政治、國家戰略的轉型還是經濟領域的合作，中日關係的惡化是一個長期趨勢，不能寄希望於安倍政府換屆後，哪天他下台了，或者雙方領導人見一次面，中日關係又和好如初了，這種可能性不太大。

　　三、大國在亞洲爭奪勢力範圍空前激烈。 　　最近幾年我們看到所有的大國，美國、日本、印度、俄羅斯（可以說俄羅斯的亞洲戰略還沒完成）甚至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歐洲，都沒放棄調整各自的亞洲戰略。看起來他們喊的都是亞太戰略的調整，實際上背後都是對華戰略的調整，這種調整的根基就是中國的崛起。所以，大國的亞洲戰略調整根源是中國。我們現在面臨的周邊複雜局勢是中國自身的崛起造成的，雖然有人歸結為是外交政策的失誤，但這不是最主要的，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在發生根本性變化。由於大國亞洲戰略調整使得大國都在中國周邊爭奪自己的勢力範圍，美國、日本、印度、俄羅斯，都在拉自己的夥伴。這種爭奪客觀上帶來一個後果，就是周邊小國的「騎牆戰略」或「機會主義」行為日趨明顯，並且在很多情況下，利用大國的矛盾，例如中美、中日之間的矛盾，來損害中國的利益，甚至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像南海問題等等。 　　至於未來的戰略選擇，中央周邊會議剛開，總的目標都定了，我就談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１、既然周邊環境是崛起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過渡期，我們對這種現象不必要作出過度的反應，穩住陣腳、等待時機。中國是有時間優勢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只是快與慢的問題。 　　２、要維護中國的周邊穩定，中美關係是大局，維護中美關係的大局是處理周邊關係以及中國與其他大國關係的前提。其中談的最多的是新型大國關係，我感覺有種急於求成的心理，似乎想一夜間構建出新型大國關係。我個人覺得，短期內很難，不能指望一夜間取得成效。因為中美間的相互戰略定位沒有完全定位下來，你必須對對方未來發展趨勢，戰略意圖有一個穩定預期的情況下，才能談得上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西方國家爭論最多的是中國經濟發展起來後中國的訴求到底是什麼，這個都定不清肯定沒法確定。所以說，中美間的大國關係是在相互的競爭，實力較量中逐漸磨合形成的，而不是基於你我手裡有幾張牌，放到一起達到雙方的一個均衡點，以此確定新型大國關係，這是不現實的。

　　３、對於中日關係，一方面要做好應對中日關係全面惡化的準備，包括經濟關係，對於這點爭議又很大。中日關係到底要不要像日本人宣導的，國內也有人提出這樣的建議，在釣魚島問題，安全問題，政治問題上我們可以對抗，但經濟上沒必要跟日本中斷，但目前來看不取決於中國一方。我們說日本好像在國際社會得不到太多支持，但日本人自己認為在外交上是佔主動的，能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真正讓日本疼的反而是經濟。所以目前在政治安全領域極端惡化的情況下，經濟上要不要用經濟手段來服務於中日關係的政治安全大局，我個人認為應該服從，同時應該避免中日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中日發生戰爭，網上有很多說法，一個基本判斷：美國不存在觀望一說。很多人當初拿日美條約來說事，我認為，日美關係60年了，就像黑老大和一個小兄弟，如果跟了你60年後小兄弟出事了，美國不選參戰，那麼美國的國家信譽完全喪失了，今後不會有人相信美國能夠提供安全保障。所以中日開戰，美國必然參戰，只是參戰方式可以討論，比如情報參與，後勤參與或者全方位參與。中日發生衝突，中國面對的不僅僅是日本，而是中美之間的戰爭。我們不能怕在釣魚島的摩擦，但從目前來看日本沒有意願，美國也不希望中日發生大規模軍事戰爭。 　　４、對周邊的小國建立命運共同體，毫無疑問這是對的。但在大國的競爭下，有些小國利用「機會主義」損害中國利益，我們必須給予回擊，回擊的方式就是區別對待。對於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一定要讓他受到相應的報應，否則對於小國來說，損害中國利益與跟中國友好，得到的利益都一樣，就會造成大家都利用大國競爭來損害中國利益。 　　5、談中國周邊戰略的時候，不能就周邊談周邊，因為周邊已經是全世界所有大國的競技場，所以中國的周邊戰略必須跟全球戰略銜接起來。中美關係、中俄關係已經超越了單純的周邊關係，而離開中國與這些大國間的關係，又說不清楚目前中國與周邊大國所面臨的變化，所以這兩者間需要協調，是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郭震遠：向陽做了很精彩的首發，確實有幾點對我也很有啟發。第一，我們的周邊環境進入了一個新的，重要的轉型期，這個轉型期的到來是必然的，因此我們對於轉型期當中發生的各種問題，特別是對我們國家安全的威脅，既要有必然的應對，又不必反應過度。還有最後他講到的，怎麼樣把我們的周邊外交和外交全域有機有效的結合起來等等。

　　 　　陳須隆：不要誇大威脅　　處理周邊外交抓住6個「好」 　　本世紀初我在研究中國的安全問題時曾引用過一份材料，它對中國的周邊環境作出如下評估：總體上看，自秦漢以來的二千多年的歷史中，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北部的威脅；自鴉片戰爭一百六十多年以來第一次免除了來自海上的大規模軍事威脅；自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以來的一百多年，第一次免除了來自東邊日本的威脅。所以那個時候判定說，中國周邊環境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現在來看這個判斷，是否還成立？自北部的威脅和來自海上的大規模軍事威脅，還是沒有，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國家現在從北方、從海上進攻我們。但是，對日本的威脅現在有爭論。有人把日本威脅看得很重，認為日本又在右翼化，又在修憲強軍啊，會不會發生中日衝突，中華民族的崛起會不會再次被日本打斷。另一種看法是覺得日本威脅被誇大了，它威脅再大仍然大不過美國，而且發展勢頭也不被看好。雖然不排除在釣魚島問題上擦槍走火，但發生中日間大規模衝突是不可想像的，尤其在這個核武時代。比較重要的一點，是怎樣來判斷釣魚島爭議的問題，剛才李院長也講了，可能長期惡化，會不會發生不斷的衝突？雖然我們是有準備面對這個比較惡劣的局面，但從我的角度來判斷，現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大國間發生正面衝突、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也是不堪設想的。 　　從國際安全形度來講，威脅很容易被誇大，無論朝核威脅，還是日本亞太戰爭威脅，很容易迎合大家的心理，誇大這個威脅。雖說我們不能小視這個威脅，要有憂患意識，我們軍事安全部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但是不宜把這種威脅誇大，到輿論上去渲染。你把這種威脅渲染後，這種被放大的或誇大的威脅會對老百姓產生影響，被煽動起來的民眾情緒容易走向極端，反過來會對政府形成倒逼壓力，會對國家的決策造成干擾。所以說，恰如其分地評估並處理好日本威脅，對我們處理好周邊環境、周邊外交問題是很重要的一環。

　　當初那個判斷有兩個因素是缺少的，一個是美國因素沒考慮，美國雖然不是我們接鄰國家，但畢竟是影響我發展的最大的外部因素，所以還是要看美國和中國的博弈。還有一個是朝鮮半島問題的風險。半島問題，我們的政策在調整，從大的歷史事件來看，我們國家也經常因為半島問題被拖入戰爭，影響了國家的發展。到現在，半島風險也沒有解除，朝鮮的脆弱性是存在的。從長遠來看，核擴散問題對我周邊環境有很大影響，我們現在明確了朝鮮擁有核武是威脅我國家利益的，堅持半島無核化，這點很重要。但是朝鮮肯定不會接受，下一步怎麼去發展演變，我們是要做好準備的。另外從歐洲的經驗來看，真正要破解僵局，最終還要回到合作上來。也不排除朝鮮將來像蘇東那樣發生巨變，這種情況下我們該怎麼辦。可以觀察一些指標，比如「脫北者」的數量變化。如果是在西方壓迫下，通過和平演變戰略得手等的局面，類似於東西德統一的模式，那麼我們的作用在什麼地方，我們的利益該怎麼保護，從長遠看是要做準備的。如果朝鮮對外強硬的政策能夠支撐下去，我們的影響力怎麼來施加，達到一個目的。2013年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能源資源金融系統的措施，對它還是有效果的。兩個底線我們都說了，你發展核武對我們利益是有損害的，是不允許的；另外我們也對美國西方國家說了，不允許他們對朝鮮搞政權更迭。這些都是對的，只是如何更好地去貫徹。 　　從外部因素來看，我們的環境不像本世紀初估計的那麼樂觀，也不是惡化得不行，沒那麼嚴重。當局要處理好日本問題，不要反應過度，要管控衝突，不排除在釣魚島爭端固化的情況下，交叉存在交叉管控的情況下，我們來轉換關係，通過加強民間外交，通過對日的各方工作，上層能夠進行接觸，把局勢穩定住。我們領導人對這一點同樣是很清醒的。 　　中國周邊環境的變化與中國的崛起是密不可分的。一個國家崛起速度這麼快，肯定對周邊的地緣，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帶來一個巨大的衝擊。包括外部施加的反彈，周邊國家的反彈。以我的看法，一個國家的崛起必然要面臨兩個困境：一個就是戰略困境，如何處理和守成大國的關係，守成大國能接受到什麼程度；再一個就是安全困境，你的實力強大了，必然他們會擔憂，戒懼，採取一些措施。包括周邊小國和美國加強關係，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反映了安全上的困境。

　　從崛起的進程上來看，有種看法認為，一個大國崛起要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準備期。這個階段遇到比較合適的國際環境條件，加上內部政策比較得當，抓住有利時機快速增長自己的實力。這時可能還不對別的國家造成威脅，或者外界還沒有做出反彈。快速增長到一定程度，比如中國的製造業超過美國了，美國就會覺得有威脅了，這時意味著大國崛起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叫做摩擦期。這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也可能幾十年，美國崛起的過程也是這樣的，大國不是自然而然就被歡迎被接受的。到最後一個階段就是你站穩腳跟了，真正強大了，進入一個接納期，你不得不接納我，這樣才完成了一個真正的崛起。現在我們處於準備期往摩擦期的過度階段，這時候國家是將強似強，似強非強，我要站起來，但還沒有完全站起來。如果未來幾年，我們國家發展勢頭好，借著三中全會的東風，十五六年的發展勢頭，就真正站起來了。這時會有很多的摩擦，包括周邊，要處理好它，管控好分歧，安撫周邊小的國家，採取一些舉措，我們的周邊外交工作會議也多了一些部署。 　　關於如何處理周邊外交，我有一個思路，簡明來說，用6個「好」來形容： 　　1、我們的目標是要維護好我國的核心與重大利益。和平發展勢頭不能被打斷，也不能因為和平發展而失去主權，要保持維權與的維穩動態平衡。 　　2、處理好大國關係。大國是關鍵，如果你跟美國關係搞不好，美國全力來對付你的話，我們的處境會非常艱難。包括和印度，俄羅斯在內，處理好會起到一個釜底抽薪的效果，小國家想利用大國之間的摩擦來損害中國的利益是做不到的。包括說亞洲之大，完全容得下中日兩個大國，我覺得都是這樣的效果。 　　3、經營好戰略支點。我們要找准周邊的戰略支點國家是哪些，哪些可以做我們的戰略支點，哪些可以做鐵哥們兒，不同的方向去找，這個也是不難找的。比如巴基斯坦鐵哥們，阿富汗的作用也很重要，尼泊爾，柬埔寨，緬甸，印尼，哈薩克，烏茲別克都很重要，都可以作為戰略支點，加大投入，發展好與這些國家的關係。

　　4、解決好難點與熱點問題。比如半島問題，不要讓它成為爆發點。 　　5、要打造好周邊戰略依託。我國的周邊環境與美國是沒法比的。美國兩邊是兩個大洋，走向大洋就走向了世界。我國周邊環境則非常複雜。如果我們國家沒有周邊的依託，就很難作為全球性大國來發揮作用。這個依託的思路是什麼，最重要的是搞區域合作，推動區域與次區域合作。怎麼打造命運共同體，要發揮我們經濟上的特長，地緣上有優勢，同時補上安全的短版，通過雙邊的多邊的，尤其是這種區域合作的辦法，建立亞太新的安全架構。中國應充分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多提供公共產品，甚至發揮主導作用。 　　6、要利用好各種矛盾。包括美國重返亞太面臨著四五種內在矛盾要處理，第一點是東西能不能兼顧的問題，雖說它的重心在亞太，但又深陷在中東無法割捨。這點是可以利用的，比如我們全球戰略往西發展，加大投入。再比如它亞太的野心與財力間的矛盾。第三個矛盾是霸權利益和地區國家的利益是相衝突的，美國不是來亞太讓利讓權的，是來爭權奪利的，它會破壞地區合作。第四它對中國是兩邊下注，既要合作又要遏制。第五它一方面鼓勵地區盟友發展軍事現代化，發展軍事實力，另一方面又怕造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加劇地方衝突。這些矛盾都是可以利用的。 　　郭震遠：陳主任說的很精彩，特別是六個好和利用矛盾的問題，這裡我想補充一句，我感覺，雖然美國不是我們的周邊國家，但由於幾十年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深入的介入亞太事物，已經從我國周邊環境的外生因素化為了內生因素，亞太地區任何一個事，都有美國的手在利用。就當前和未來時期來講，歸結起來，其實美國是面臨一個亞太戰略調整與美國對華政策變化的形勢。嚴格來講，美國對華政策是它亞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應該是一致的，但實際來看，在具體執行層面上，二者又相互制約。一方面要在亞太布局，對中國進行防範，牽制，另一方面它又必須要穩定中美關係，強化和中國的合作。 　　陳須隆：我補充一點，大家應該注意中日問題的惡化，背景是中日韓經濟合作的勢頭非常好。在這種情況下，重大的問題出現了，這點值得大家思考。美國雖然相對在衰落，但它的自我修復能力跟戰略運作能力非常強，這點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除了TPP和TPIP，還搞了一個多邊貿易協定ＰＳＡ。打造新的國際格局，強化其主導權，在亞洲就是先打掉你中日韓的勢頭，然後再進行牽制。

　　 　　俞曉鵬：對周邊國家和中美、中日關係的幾個基本判斷 　　我先談一點粗淺認識：從國家關係來講，我認為中美關係總體可喜，中日關係確實可憂，中俄關係可靠，中印關係可控，至於跟周邊中小國家的關係可慮；綜合來講，我們在周邊區域內仍大有可為，這是一個基本認識。由於美國是近年亞太形勢升溫發酵的主要推手，而日本是美國重置亞太戰略平衡的關鍵支點，所以，我這裡重點講下中美、中日關係。 　　先談美國方向。目前美國亞太戰略基本到位，由動員造勢階段轉入了實質性的推進階段。從11年11月奧巴馬在澳大利亞發表演講拉開大幕，到希拉里在外交層面提出的「前沿部署外交的六條途徑」，12年6月帕內塔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從防務層面提出的四項原則，13年3月多尼倫從安全層面全域層面提出的「五大支柱」，應該說是漸次成熟、系統，目前已基本成形。總的來看，美國亞太戰略是針對不同對象，區分不同議題，進行全方位接觸，開展分層次合作，強化針對性威懾，實施選擇性干預，以此來主導亞太地區的再平衡。當然這些年來它的亞太戰略也經歷了些微調整，大家從奧巴馬第二任期也感受到了，有一些糾偏的舉措，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1、在對華政策的基調上，開始從偏消極負面向更為理性務實的方向上回歸。 　　2、在戰略手段的運用上，開始是外交軍事侵襲，突出軍事遏制，現在感覺是三大支柱，外交援助防務，經濟軍事文化多措並舉，均衡推進。 　　3、在回應地區國家的訴求期待擔憂的問題上，對那些積極配合其重返亞太的國家，開始由最初的挑唆轉向管控，避免局勢發展失速脫軌。同時對那些對美國心存依賴而又不失警覺的國家，從以往的應和轉向了安撫，以緩解其擔心美國藉機干預他本國內政，逼迫其選邊站隊等等的擔憂，以免過猶不及。

　　總體看就是重新定方向，之所以出現這些政治微調，還是解決不了它目標過大，能力不足的問題。包括李院長陳主任談到的內向與外向，東張與西望等等的矛盾。有些人認為它在推進戰略的舉措上在減速，我不贊成。雖然它在國內國際面臨了多重指責，但戰略東移的步伐並沒有減速而是在加快。剛才李院長談到的債務問題，對它來說是不成為問題的，完全可以通過私人債務國家化，國家債務貨幣化，轉嫁危機。重返亞太政治外交方面在它第一任期效果就很明顯，當時國內各智庫打了個評分，它得了最高的85分，認為在外交層面獲得收效非常好。經濟方面也初見成效，日本、韓國這些東亞主要經濟體參加TPP談判具有風向標的意義，相當程度上帶有給區域經濟合作主要平台進行重新定位的一種導向性意義，非常值得警惕。可以在全域層面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因為軍事外交都是靠國家經濟實力支撐起來的，經濟上支撐不住，長遠來看都靠不住。 　　在軍事領域，美國目前也是不斷優化國防資源配置，創新戰略以及作戰指導，加緊在我周邊調整國防態勢，步步緊逼。近期以來這方面的動作有很多，特別是研發推進了空海一體戰構想，是它戰略重心東移的主要軍事舉措。從相關機構的成立，文件的出台，實際上看都不是由軍方完全自主，都是到了最高層進行對點，時機都是跟他公布的亞太戰略的時機是一致的。隨著美國國防戰略全球戰略的調整到位，空海一體戰從０９年的概念研發階段到目前已經轉入了以能力構建、整合為主。尤為值得關注的是最近一段時間，在對華的軍事戰略上日趨成形。空海一體戰拋出後有兩點爭議：一是陸軍在其中的地位，二是攻擊中國內部。實質性是個戰略問題，這方面其內部爭論很大。目前來看其國內漸漸達成共識，目標設定上更加務實，更多關注如何確保進入關鍵地區和全球公域，而不是徹底打敗中國，更不是顛覆中國的政權，這是基本目標重新調整。在途徑選擇上，較之以往更加簡捷，我歸納了下，是依託第一島鏈，以前沿防禦為目標的針對性威懾和實戰戰略，平時強調以拒止威懾為主，懲戒威懾為輔；戰時強調以近海阻遏為主，遠海封鎖為輔。以前美總強調我們「反進入」，不讓他進入，現在他要做的就是在第一島鏈把你堵死。在美看來，以前「反進入」是中國的一個手段，現在戰略一調整，成為他可以利用對付中國的手段。意思就是把你封鎖在第一島鏈，不讓你出去，可以說它的軍事戰略已基本成型。至於其他軍事部署講起來也很多，總的感覺，亞太戰略糾偏有之，但是減速不然。我們對它推進再平衡的決心、能力、影響，都不能低估。它的戰略調整結果是對我的綜合威脅加重，尤其是經濟層面的，說到底，我們畢竟還在將起未起當中，保持一個持續穩定增長的勢頭對我們是最具安全意義的。

　　日本方向我有個判斷：和李院長的觀點大致相似，就是日本走向重新武裝已成定局，其國內的政治右傾化將來還會更加突出。在美國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後，它是亦步亦趨、跟進急進，確立了強化日美同盟、充當對華盾牌的這麼一個基調。在安倍二次執政以來，他開啟了強化軍事發展加快重新武裝的轉折期，是日本戰後幾十年來的一個轉折時期。中國在未來面臨一個重新武裝的日本，沒有什麼懸念。從日本國內來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政黨重組後總體趨於保守，正常國家化已經成為政治家的一個基本施政理念了。政治右傾化作為日本社會總體保守化的一個集中表現，不排除向政治右翼化發展的可能，即右翼主導政局的局面。從國際層面看，雖然美國現在對它有所管控，但日美合作更加緊密，基礎建立了，同時日本自己積極有所作為，南下西進，效仿歐美，加大援助投入力度，強化它戰略性有效性應用，圍著中國周邊國家挨家挨戶分化拉攏，其實就是提高地區影響。整體來看，國內民眾擔憂，右翼推動，外部美國姑息縱容，其他中小國家國際社會放任觀望，所以日本走向重新武裝的政治氣候已經完成，從發展速度來講，日本重整軍備將是一個過程，難以一蹴而就，但大勢所趨，已無疑義。 　　對華方面在防務重點上提出了動態遏制戰略，強調的一個核心要求就是可持續。為什麼我們的飛機過去它馬上就要起來，就是強化培養這種隨時應對的狀態，來消除它防衛上的空檔死角，做好從平時到有事時期的全天候準備。至於和日本的兩國關係之間，政冷經冷的狀態一時間也難以解凍，在釣魚島問題上膠著僵持，也一時難以打破。對於大規模衝突的問題，我同意陳主任的觀點，目前來說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還不具備，但擦槍走火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而且大有可能。尤其近期日本在戰略上公開與我為敵，戰術上很多小動作，就是試探美國和我們，不排除與我出手，通過這種小摩擦來試探底線的可能性。以往日釣島作戰的設想是強調我們過去了，在途中或者上島的情況下他怎麼怎麼樣，但最新構想的調整是傾向於「臨機先佔」釣島，進攻性冒險性，較之以往更加突出。意圖上還是想恢復單方面控制的局面，通過一些動作，小打小鬧一下。 　　郭震遠：我非常欣賞這句話，把我們和幾個大國的關係，做了個非常精鍊的概括，有個６「可」。

　　 　　呂德宏：中國成為戰略焦點　　順天時、用地利、修人和 　　當前，我國周邊環境和態勢一個極大的變化是中國成為戰略焦點，和以前情況確實不同。０９年美國國防部搞了一個金融戰略推演，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們設想俄羅斯對美元的國際地位進行挑戰，中國對此很低調，在最後的總結里，認為中國受益還大。五年過去了，中國與周邊形勢的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在與上述假設類似的現實情況中，中國很難保持低調。應該說中國周邊關係里，如履薄冰和闊步前進的情況同時存在，非常複雜。 　　關於怎樣把握對周邊外交問題，我主要的觀點就是：順天時、用地利、修人和。關於順天時，主要考慮是時間在我們這一邊，大勢在我們這一邊。儘管很多事情還是有危機的一面，但總的來說我們面對這些問題時應該也可以更加從容。大勢在我們這一邊，主要根據：首先，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所有重大問題的關鍵，這對中國適用，對其他國家也適用。 　　中國的國家戰略選擇是和平發展，這在世界大國中是非常突出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周邊外交是圍繞發展問題的外交，平等互利、合作共贏是實現自身發展和共同發展的好外交。其次，剛才幾位專家提到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和國內經濟問題。我認為，美國處在重大的拐點上，國內政治對立激化、貧富差距擴大、財政危機，經濟仍存在難以解決的重大問題，在對外關係上美國製造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是嚴重失衡的。美國自身的變化很可能在今後２０年有個非常大、非常驚人的表現，它推行對外戰略的能力將面臨極大的考驗。再次，再過15年，恐怕非西方國家經濟在總體經濟分量上很可能會實質性地超過西方國家，國際政治經濟的民主化和變革也會有其體現。

　　當然，最主要是我們自己。這次三中全會的全面改革就是很好的證明，一個大國有這樣的膽識、魄力和智慧去干這個事情，這在世界歷史上是不多見的。世界處在重大變革的時期，各國都只能通過自身的變革來適應世界的變革。中國的新一輪改革藍圖表明，中國有能力通過改革，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民族復興。 　　關於用地利，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在東亞的地緣主體地位進一步回歸，我們本來就是主體板塊，加上客觀的綜合實力和主觀能力的提高，我們的主體地位與地理的主體板塊正在加速複合。這種趨勢，有利於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和構築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在實力增長的情況下，我們在周邊確實可以相對從容地運籌，可謂東方不亮西方亮，海上不行還有陸地，我們的選擇餘地超過所有其他周邊國家。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中國的市場及其增長空間，是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替代和忽視的，它已經並必將成為更強勁的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戰略引擎。不管大國和周邊國家對中國有什麼樣的想法，採取了什麼樣的做法，最終其經濟的出路在總體上都離不開中國的市場和發展。我們對地利的態度不是用它來對付周邊國家，而是用它來實現共同的發展。今後20年發生自然災難的頻度、烈度很可能會上升，雖然中國也是自然災難頻發的國家，但畢竟中國大，迴旋餘地也大，恐怕總體承受和反應能力還是要超過周邊國家。一個繁榮而有強大行動能力的中國，對鄰國來說應該是福氣。 　　最重要的還是人和。我們外交的根基和基礎還是習近平主席在周邊外交會議上提出的命運共同體戰略思想，這是對我國平等合作、互利共贏戰略思想的一個升華。無論對於鞏固我國周邊還是進一步塑造周邊環境，鞏固戰略支點和命運共同體都是我們要好好研究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最大的優勢。美國到亞太來不是來學雷鋒的，它在策略上有高明之處，但歸根到底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能不能順天時的問題，實際就是發展問題、就業問題、福利問題，這才是要害。在這個最重要的領域我們一直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美國再平衡能解決當地的發展問題么？它本質上還是確保自己的經濟主導地位，別人還是要吃虧的，像上世紀90年代後期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金融出危機、後果世界來承擔。所以說人間正道是滄桑，我們通過命運共同體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實現共同利益的發展，這一點我相信周邊國家和人民會看得很清楚，只要他們感受到了，就能落地生根，開花結果，至於高高在上的那些策略終歸是不能當飯吃的。 　　修人和方面除了內部之外，我們的涉外機構和人員，一定要更加謙虛好學，工作要接地氣。人和是修出來的，容不得虛情假意和半心半意，必須真心實意，真積力久，以至自然而然展現大國的風度。無論如何我們的外交都是通過他們來體現的，要老老實實學老一代，在國內政府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對外也是一樣，根本目的和標準還是要為兩國人民做實事、辦好事，調研就要接地氣。 　　今後20年的周邊形勢，大國戰略競爭是一條線，和平發展與共同發展是另外一條線，中國處在這兩條經緯線的交叉點上。面對其他大國的戰略競爭，恐怕中國不爭也難。但說到底，爭是次要的，是戰術性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們的根本目的還是和平發展，我們把主要精力放在使自身更好、而不是使競爭對手更差上。順天時、用地利、修人和，是為了開拓一條和平發展和共同發展之路，使處於競爭與合作十字路口上的東亞和世界走向合作。 　　郭震遠：順天時，用地利，修人和，我覺得非常精彩。對於我們周邊外交政策，這是說到了核心問題，是對命運共同體具體的詮釋，怎麼樣才成為命運共同體，這三條概括的很精彩。

　　 　　姚琨：中國的周邊輻射全球　　周邊外交要深耕細作、綜合施策 　　2013年是中國周邊外交亮點紛呈的一年。新一任國家領導人開展了一系列的周邊外交實踐，並提出了很多外交理念，如「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互聯互通」、「命運共同體」等。中國在雙邊和多邊層面上都在發力，以主動塑造中國的周邊外交環境。 　　首先，涉及到中國周邊，我個人有三個判斷： 　　第一點，中國的周邊環境較為複雜。周邊既有眾多中小鄰國，也有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等新老大國；各國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發展水準各不相同，歷史遺留問題和熱點問題較多，政治互信相對不足，現實矛盾和利益衝突比較複雜。各大力量都在加大對周邊的投入，周邊因此進入了一個矛盾凸顯期。 　　第二點，周邊對我國的發展非常重要。周邊既是我國的戰略根基，也是我們對外戰略布局調整的起點和落腳點。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後，世界經濟和政治的中心都在加快向亞洲轉移，周邊成為大國博弈的最前沿。

　　第三點，周邊是個動態的範疇。周邊的範圍在不斷擴大，已經逐漸包括中東和大洋洲等地區。周邊的影響也在不斷擴大，亞太地區正在從一個區域性的亞太向一個全球性的亞太轉變。周邊輻射全球，全球性的力量和關注點都在彙集周邊。 　　其次，制約周邊環境的因素，我有幾點看法： 　　第一點是中國自身的發展，或者可以叫做「中國驅動」。以往我們多討論外部環境對中國的挑戰及如何應對，現在越來越多關注中國自身發展對外部環境的影響和衝擊。無論是從經濟總量，還是從國土面積來說，中國對外部世界特別是周邊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以至於現在中國經濟放緩，引發了周邊國家非常多的討論和關注。此外，中國國內的問題，台灣、西藏、新疆問題，都是中國要面對的問題，也會影響中國對周邊政策的調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海外利益保護問題。2013年表現的很突出，中國多起在海外的企業或者個人遭遇恐怖襲擊或者綁架。隨著中國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走出去，海外利益保護會成為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第二點是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2013年是美國國家信譽、軟實力遭受多重窘境的一年。比如說，國內兩黨內鬥不斷，引發政府關門的鬧劇；斯諾登事件，美國是失分的；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自設紅線，打與不打進退兩難；埃及問題上，美國也是比較尷尬的。但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是不大可能收縮的，甚至在某些地方會強化。這跟美國對它在全球所面對的最大挑戰的判斷有關。在它看來，最大挑戰來自於崛起大國，實際上就是中國。而且我們要看到，雖然美國的軟實力和國家信譽部分受挫，但美國超強的軍事優勢仍然無可置疑，而且它這個第一和後面梯隊拉開的距離是非常大的。 　　第三點是中日關係。談到中日，過去說「政冷經熱」，現在是「政冷經冷」。如果說2005年前後，中日關係不太好的時候，有企業界、商界的制約力量，以後這個力量逐漸減少的話，我們拿什麼來反制日本？不打經濟牌，我們還打什麼牌，這實際上是一個挑戰。從社會層面來分析，日本長期處在經濟低迷和國力衰退之中，右翼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已經成為日本的精神鴉片。中國GDP超過日本，對日本的民眾心理衝擊非常之大，有人比喻說就像是原子彈爆炸了一樣。所以，對華強硬成了現在安倍政權手中為數不多而且必須要打的一張牌。中日問題是未來需要重點關注的一個問題。

　　第四點是周邊國家民主化。美國強勢重返亞太有兩個依託，一是軍事優勢，而是民主化大旗。中國周邊的很多國家都在經歷政治轉型和民主化進程。這和這些國家的社會發展階段有關，也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有關。 　　第五點是周邊的一些中小國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藉助大國之間的矛盾撈取利益。 　　最後，我想談一下對2014年中國外交的一些思考。大的原則就是深耕細作、綜合施策。2013年中國提了很多理念，比如「利益共同體」、「海上絲綢之路」，未來需要的是細化和落實。而且，這些理念主推哪個、先推哪個，要有優先順序別，要有整體規劃。綜合施策，指的是綜合運用經濟手段及其它手段，如政治手段、軍事手段、文化交流等。從路徑來說，優先深化周邊「經濟共同體」，努力構建周邊「安全共同體」，最終實現周邊「利益和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是惠鄰、安鄰、睦鄰等方面的結合。 　　具體舉措上，經濟上，繼續用好用足「經濟牌」。金融危機五年後的今天，發展問題仍然是周邊很多國家面臨的突出問題，求發展、謀發展仍然是我與周邊國家的最大共通點。要繼續深化這種合作，將周邊作為我們走出去和對外援助的重點方向，使發展惠及周邊，形成一個以我為中心、從高到低的產業鏈布局。政治上，堅持「大國風範」和「換位思維」善待鄰國。探索符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抵抗西方國家強推價值觀，防止域外社會思潮向我們周邊蔓延。對鄰國區別對待，比如大國，可以多強調一些共同發展和權力共享問題；對一些小國可以適當讓利，充分體諒它們關切的憂慮。安全上，堅持底線思維，恩威並施，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展現堅定可信姿態，敢於立規矩、樹權威，成為一個說了算、有尊嚴的地區大國。文化上，用軟實力增強感召力和吸引力，用好民間力量。

　　 　　郭震遠：結束語 　　我覺得姚琨講的很有意義，特別是中日關係及如何作為一個大國處理好在周邊外交當中的決策。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我們國家周邊環境和周邊外交的問題。我有幾個考慮：第一個，當然還是一個基本判斷，這是我們一切政策策略的出發點，我們的周邊環境到底如何？其實這麼多年來，包括整體的國際環境一直在爭論，具體內容很多很廣泛複雜，但是對於環境最後的判斷，往往是黑白式的，是嚴峻還是良好。但是，現在來看，首先我不同意說嚴峻。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那真是到了危急的時候，因為國家貧窮落後腐敗，受人欺負。但是從1949年以來，我們也經歷了一個嚴峻的時期，像上個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其實從60年代以後，應該說我們整個的國家環境首先是周邊環境一直是在穩中向好。我是有這樣的基本判斷，最核心的問題是中國自己強大了穩定了，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我認為，光說穩中向好、保持和平穩定總的態勢還真是不夠，我們現在也確實面臨新挑戰新問題。作為周邊環境來講，我非常同意大家剛才都提到的，由於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名符其實的大國，雖然並不很強大，但也確實就是一個大國。2010年以來，應該講中國經濟鞏固地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種情況下，外部的猜疑憂慮等等明顯增多，這是必然的。再有一個，隨之而來的一些相關國家的戰略調整，首先是美國的戰略調整，儘管90年代柯林頓政府就開始提要轉向亞洲，但是為什麼到2010年才真正開始啟動起來，而且高調推進。除了別的原因，應該講中國的發展恐怕真正地起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

　　這樣一些情況下，我們面臨新問題新挑戰，所以，一個基本態勢的判斷，我用了一個詞叫應該更精確，不是籠而統之的就說穩中向好，什麼態勢怎麼樣。哪個保持不變，但是同時出現了新問題新挑戰，更精確地講，應該說，我們的周邊環境出現了複雜化的動向。我想這樣是比較契合實際的。出現了複雜化的動向，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麼辦？我想了一下，我們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或者說未來會對我們的周邊環境造成重要影響的問題很多，但是總的來講，其實還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大家講的非常多的，美國亞太戰略調整。這個調整是多個面向的，但是針對中國的部分是毫無疑問。但是，即便是針對中國的部分，也並不是說就只有一個前途，這個我就不詳細說了。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和對華制約是相互制約的關係。這個是我們必須看到的，而且應該有效地加以利用，利用中美雙邊關係的發展來牽制、制約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當中針對中國的部分。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必須面對的就是維護我國國家安全、維護我國核心利益與保持我們周邊環境和平穩定的關係，這一條是我們面臨的新挑戰。我們從來都是堅定地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維護國家利益的，這一點從來沒有動搖過。2012年，因釣魚島事件，有些人質疑，好像說咱們在這個問題上軟弱了，這是不懂歷史的說法。就南海問題而言，從七十年代以來，我們對南海諸島的控制是在逐漸地擴大、鞏固、加強。我的意思是說，從黨中央到政府，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維護國家核心利益，這一點歷來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必須看到處理這個問題的長期性和複雜性，不是一打了之的問題。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怎麼來處理，就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與我們爭取和保持和平穩定、維護周邊環境這一對矛盾，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具體執行層面上是有矛盾和互相牽制的。而且可以看到，最近幾年周邊問題中維護領土和主權是引爆點。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對我們的威脅應該來講是間接的、長遠的。但是無論是釣魚釣、黃岩島甚至是中印邊界、中越海洋上的矛盾等等，這都是直接引爆我們周邊環境的一些衝突，對我國安全直接造成了不利影響。所以，這些問題是局部問題但有全局性的影響。這一點是我們在未來時期必須高度重視的。 　　具體情況不一樣，處理肯定不同。但是我想基本原則，也是大家最近談的比較多的如何管控矛盾衝突，這個問題已經從戰術意義上升到戰略全域意義。無論是釣魚島還是別的問題，我認為首先要做到的是降溫，不要讓矛盾過度激化。

　　但是降溫並不是忍氣吞聲。我和日本的朋友談到過這個降溫問題，日本人希望的降溫是恢復原狀，我說不對，應該是保持現狀。恢復原狀和保持現狀出發點不同，效果也肯定不同，原狀已經變了，只能維持現狀。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我們處理周邊安全、維護領土主權完整和國家核心利益與保持周邊環境的和平穩定這一對矛盾的處理，我覺得有困難，但是必須做，也是可以做到的。關鍵是對這個問題我們確實要有戰略全局的意識，而不是把它只當做一個具體的戰術問題來討論。 　　第三個就是大家都談到的把建立「命運共同體」落地生根的問題。我也認為這是個全局性戰略問題，就是說我們要改變思想深處傳統的大國意識。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中美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新型大國關係還有兩塊重點，一個是我們與其他新興大國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再有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自己的大國心態也必須是新型的，不應該是傳統的大國心態。在處理周邊國家關係的時候，以大欺小是絕對不行的，這是我們歷來反對的，我們歷來強調是平等互利的關係。但是我覺得不僅僅是不要以大欺小，我們還要注意不要有恩施心理。我們的平等是真正從內心深處的平等，大家有共同利益、共同合作、共同發展，這才是「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這一點好像現在還沒有特別注意到，我們真是整個亞太地區甚至整個世界當中的一員。剛才德宏講的很好，我很贊成，就是說我們和美國不一樣，美國搞的一些策略實際上是為霸權主義服務，我們應該從內心深處打消這樣一種意識。 　　我們大國心態的改變首先在處理周邊國家關係中應該有很生動具體的表現，這樣的話，我們整個的國際態勢首先是周邊態勢會有一個很具體生動的改變。這樣對於我們國家的發展、對於地區的發展、甚至對世界的發展都會產生很重要的積極的影響。

　　 　　評論員簡介： 　　李向陽：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先後畢業於中央財經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96年在荷蘭蒂爾堡大學進修。現為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是中國著名國際經濟與政治問題專家，著有多部學術專著及論文。 　　陳須隆：北京大學法學博士，2001年進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現為該所國際戰略研究部主任。還受聘擔任中國聯合國協會理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事務與中國外交研究中心兼職教授。 　　俞曉鵬：2000年進入軍事科學院，曾任外國軍事學術雜誌總編，現為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二室副主任。主要研究美國軍事、國際安全和軍事歷史。 　　呂德宏：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部主任，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戰略規劃、地區安全和聯合國維持和平問題。 　　姚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研究室執行主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外交、聯合國、全球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