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散文與「苦茶庵法脈」
06-04
黃裳散文與「苦茶庵法脈」汪成法一在2004年年底為《來燕榭集外文鈔》所作後記《我的集外文》中,黃裳先生寫有這樣一段話:「近來有研究者說,有一種異於『魯迅傳統』、『胡適傳統』的所謂『周作人傳統』存在。還開出一張文化人的大名單,說這批人都是浩浩蕩蕩地默默地沿著周作人的思路前進,看情形未免有點滑稽。名單包括老中青三輩人,其中有錢鍾書與孫犁在,因為錢有《管錐編》,孫有《書衣文錄》,周有《知堂書話》,就覺得他們是走著同一條道路了。絕不顧及他們讀的書是否相同,他們的研究方法,著眼所在是否一致,他們的文風有無差別。像這樣匆遽地來作比較文學研究,可能有些欠思量吧。」這位因把「周作人傳統」與「魯迅傳統」、「胡適傳統」並列論述而被黃裳先生稱為「有些欠思量」的「研究者」,應該就是孫郁先生。他在2001年發表了《當代文學中的周作人傳統》一文,其中先是明確地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在當代文學裡,存在著周作人的一個傳統。」「相比於魯迅傳統、胡適傳統,周氏的傳統更多體現在文人的書齋里。」然後就談到錢鍾書和孫犁:「錢鍾書在文章中批評過周作人的文體枯澀,以為其引文過多,掉到書袋裡去了。但錢氏著書,也喜連綴古文,情致亦有與周氏暗合之處,讀《管錐編》時,我便想起《葯堂語錄》、《談虎集》來,一些史學觀,也頗為接近。另一位一直對周氏耿耿(?)的孫犁,晚年撰文,不知覺間,也滑到知堂小品的路徑上去,想一想覺得有趣得很。我記得孫犁抨擊周作人如何可恥,對其附逆於日本侵略者深惡痛絕,但道德上是一回事,審美上呢,是另一回事。在《書衣文錄》和《遠道集》等隨筆中,我還是看到了他與周氏兄弟的相近處。孫犁不會承認此點,但在藝術品格上,我仍把他視為周氏傳統下的特別的存在。」 錢鍾書的《管錐編》確實很容易讓人把他與周作人聯繫在一起。比如劉緒源先生在其研究周作人散文的專著《解讀周作人》中就有過這樣的議論:「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管錐編》與周作人中後期的抄書之作,也有著某種微妙的聯繫。在錢先生的散文中,也曾出現『通篇反話』的寫法(如為楊絳《幹校六記》所作的序即是一例),此中是否也有一點周作人的影響?」 但孫郁先生這裡的論述未免有些不夠清晰。說到錢鍾書與周作人的「暗合」關係,他拿來與《管錐編》對舉的是《葯堂語錄》和《談虎集》,1941年出版的《葯堂語錄》中所收多為周作人的以抄引舊書中故實為主的「近於前人所作的筆記」(周作人《藥味集?序》)一類的文章,屬於劉緒源先生所提到的「周作人中後期的抄書之作」,它們確是「連綴古文」而成,自然和《管錐編》在文體上非常相似,但1928年出版的《談虎集》正如周作人自己在《序》中所說「收的是關於一切人事的評論」,是周作人自編文集中少有的屬於時事批評的一種,與《管錐編》在「情致」上會有著怎樣的「暗合」呢?也許,只有「通篇反話」這一點可以與《幹校六記?小引》而不是《管錐編》相比吧?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孫郁先生在論及孫犁時是將「周氏兄弟」聯在一起提出的,不知他這時拿來做比較的是魯迅的哪些文章,但既然先是已經說過錢鍾書和孫犁屬於與「魯迅傳統」、「胡適傳統」相異的「周作人傳統」,現在卻又周氏兄弟並提,則似乎最終「魯迅傳統」與「周作人傳統」之間又沒有什麼明確的界限了。不過,黃裳先生之所以會提到孫郁先生的這一論述,主要還是因為孫郁先生在這篇文章中也把他列入了那張「文化人的大名單」,與阿英、唐弢、鄭振鐸、錢鍾書、孫犁等人並列。其中還特別這樣論到:「尤其黃裳,談版本目錄,頗似明清文人,文字的組合,也略仿知堂,以致錢鍾書致信黃氏,雲其有知堂韻致。」 這就是明確把黃裳先生那些「談版本目錄」的文章與周作人聯繫在一起了。可見他所說的「周作人傳統」,所指主要還就是周作人那些可以歸入書話一類的文章,也就是劉緒源先生所說「周作人中後期的抄書之作」。至於孫郁先生說到的錢鍾書將黃裳與周作人放在一起比較的信,應該就是黃裳先生在《故人書簡——錢鍾書》(收《書之歸去來》)一文中引述的那一封。1982年2月,黃裳先生的書話集《榆下說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他有贈書給錢鍾書。錢鍾書收到後寫信給他,其中這樣談到自己的讀後感:「忽奉惠頒尊集新選,展卷則既有新相知之樂,復有重遇故人之喜。深得苦茶庵法脈,而無其骨董葛藤酸餡諸病,可謂智過其師矣。」「苦茶庵」是周作人的室名,「苦茶庵法脈」所指當是周作人的「文章作法」,或曰文體特色。《榆下說書》是黃裳的以書為主要談論對象的文史隨筆文集,其中「大抵說的是與書有些關連的事情」(《後記》中語),錢鍾書在其中讀出了「苦茶庵法脈」,所聯繫到的顯然也應當是周作人的那些談書的近於書話類的隨筆散文,也就是「周作人中後期的抄書之作」。在我看來,錢鍾書將黃裳散文與「苦茶庵法脈」聯繫起來的這一說法,更好地描述了黃裳散文與周作人之間的關係。二一般人在談到周作人時都會將他與其「苦雨齋」聯繫在一起,近年出版的幾種研究周作人的專書,就有止庵著《苦雨齋識小》(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孫郁著《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以及倪墨炎著《苦雨齋主人周作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周作人自己不但寫過名為《苦雨》的文章,還曾經出版過一本《苦雨齋序跋文》。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個事實是:在一九三〇年代、一九四〇年代,也就是其創作歷程上的中後期,周作人更加喜歡以「苦茶庵」而不是「苦雨齋」來指稱自己的書齋,1933年他在北新書局出版了一部《苦茶庵笑話選》;1934年又將自己舊作的一組短篇文章以「苦茶庵小文」為題發表於《人間世》雜誌,其中就有為俞平伯、廢名「所藏苦雨齋尺牘」寫的跋文,更加可見他有以「苦茶庵」來取代「苦雨齋」的意思;1944年,周作人還將他的一組舊詩以《苦茶庵打油詩》為名收入《立春以前》一書,而舊詩恰是周作人自1934年初發表「且到寒齋吃苦茶」那兩首「五十自壽詩」之後所採用的一種新的創作文體。簡單地說,從一九三〇年代初期開始,周作人的寫作發生了一個較為明顯的轉變。這正如他在1940年2月26日為其擬定出版之《書房一角》所寫的序言(書於1944年5月出版,此序列為「原序」)中總結自己的創作歷程時所說:「我寫文章,始於光緒乙巳,於今已有三十六年了。這個期間可以分做三節,其一是乙巳至民國十年頃,多翻譯外國作品,其二是民國十一年以後,寫批評文章,其三是民國廿一年以後,只寫隨筆,或稱讀書錄,我則雲看書偶記,似更簡明的當。」這被稱為「讀書錄」或「看書偶記」的「隨筆」,也就是佔據了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散文創作之主體的那些被研究者稱為「文抄公體」的散文。而與其創作轉變相應的,就是周作人更加喜歡以「苦茶庵」而不是「苦雨齋」來指稱自己的書齋。一字之更,卻有著不同的含義。「苦雨」正如周作人所作《苦雨》一文所說,是「苦於雨」,中心在「苦」,是因下雨而有的一些煩惱,當然同時也還有一絲喜悅;「苦茶」則就是「苦的茶」,茶之一種而已,其中已經沒有了明顯的感情色彩。其間的區別,也就是廢名在論及周作人時所說的那個意思:「『漸近自然』四個字大約能以形容知堂先生。」「我們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總是合禮。」 較之「苦雨齋」,「苦茶庵」的名稱確是抒情的色彩略淡一些,也更加顯得是「漸近自然」。所以,錢鍾書以「苦茶庵法脈」來指稱周作人的「文章作法」,並將其與黃裳的書話類文史隨筆對比,確是知人之言。不過,黃裳先生對錢鍾書的這一說法只是做了有保留的認同。在1994年寫作的《故人書簡——錢鍾書》中,他轉引過錢鍾書的信後還接著說了這樣的話:「他指出我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響,也自是一種看法。知堂的文字我是愛讀的,但不一定亦步亦趨。他所指出的那些缺點,也正說中了周作人文章的缺失。相比之下,魯迅晚年雜文中如《病後雜談》、《題未定草》卻正是我衷心嚮往而無從追躡的典範。」也就是說,如果真是有著「魯迅傳統」與「周作人傳統」之分別的話,黃裳先生自認為還是屬於魯迅傳統的,最起碼也是較為認同而「衷心嚮往」於「魯迅傳統」的。此前,在1984年所作《讀書生活雜憶》(收《河裡子集》)中,黃裳先生早已表達過同樣的意見。談及自己抗戰後期的創作,他說:「這時寫下的幾篇『雜記』,如在昆明、貴陽所寫,就有點近於歷史筆記。儘力收羅可以到手的資料(當然收穫是很可憐的),並有意識地模仿著魯迅先生在《病後雜談》、《題未定草》中用過的方法,這樣就逐漸疏遠了一向遵循的那條『夢中道路』,逐步接近了現實。雖然在形式上卻表現為抄古書。」黃裳先生寫於昆明、貴陽的那些文章,如《昆明雜記》(收《過去的足跡》)等,以及後來寫的一直被人稱讚的《〈鴛湖曲〉箋證——吳昌時事輯》(收《銀魚集》)和《關於柳如是》(收《榆下說書》)等文,確實可以拿來與「魯迅晚年雜文中如《病後雜談》、《題未定草》」一類的文章相比,他自己在同一類型的文章《陳圓圓》(收《榆下說書》)中還特意提到魯迅的《阿金》(收《且介亭雜文》)一文,黃裳的散文創作與「魯迅傳統」之關係由此可見一斑。但是,像《病後雜談》和《題未定草》這樣的借大量抄引古人文字來表達個人思想的文章,在魯迅的雜文中佔有著怎樣的地位呢?如果說真的是有「魯迅傳統」存在的話,它們能算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么?顯然不能。魯迅的雜文雖然也用曲筆,但給人印象最深的恐怕還是他的那些直面現實人生的抗爭之作。《病後雜談》和《題未定草》這樣「在形式上卻表現為抄古書」的文章,其實是魯迅作品中接近於周作人之「苦茶庵法脈」的一類。這就像周作人《談虎集》內外的那些進行社會批判的文章也可以說是周作人作品中比較接近於魯迅筆法的一類,並非「周作人傳統」的代表之作。在互聯網上也曾見到有人這樣把黃裳與魯迅聯繫在一起評述:「黃裳雖然是一位在古書中尋夢的『古典』文人,但他的思想並不『線裝』,其文章的內在氣質更是秉承了魯迅的風骨。」似乎已經明確將黃裳劃歸「魯迅傳統」了。但也就是這位論者,在文章中具體論及黃裳的創作時又這樣認為:「黃裳的文章豐富而駁雜,既有雜家的廣度,又有專家的深度。不過,作為一個個性色彩極為鮮明的文章大家,在讀書界廣受歡迎的,還要算是他那況味雋永、筆致練達的書話和以美文筆法寫成,兼具史論色彩的文史隨筆。」 而黃開發先生在論及周作人的那些以抄引故書為主要文體特徵的隨筆時是這樣說的:「文體的創造意味著一個作家找到了一個獨特的對世界的發言方式,形成文體的深層機制在於他的人生經驗、情感方式和審美理想等。在周作人的抄書體的背後是作家整個的以讀書為安身立命手段的生活方式本身。」 所以,如果說真是有著一個「周作人傳統」的話,這種「以讀書為安身立命手段的生活方式」才是其主要特徵,反映在作品中,也就是那種被錢鍾書稱為「苦茶庵法脈」的「文抄公體」之文體特徵。按照這樣的標準,說黃裳先生的那些「在形式上卻表現為抄古書」的文史隨筆「深得苦茶庵法脈」,應該還是比較切合實際的。三其實,在黃裳先生自己的文字中,隨時都能看出與周作人之間的那種千絲萬縷的聯繫。首先,周作人是黃裳在自己的文章中評論得較多的現代作家之一。粗略地找了一下,就發現這些文章:《來燕榭集外文鈔》中有四篇,即《讀知堂文偶記》、《讀〈葯堂語錄〉》、《關於李卓吾——兼論知堂》和《更談周作人》;《河裡子集》中有兩篇,《關於周作人》與《關於〈知堂集外文〉》;《錦帆集外》中一篇,《老虎橋邊看「知堂」》;還有一些零星的論述,比如發表於《讀書》1988年第2期之《周作人的三本散文》;另外像《〈別時容易〉續篇》(收《珠還記幸》)中對周作人等之「貳臣文學」的總結,實在是極為深刻的剖析。當然,黃裳先生在很多文章中對周作人的評價是負面的,但批評否定也正是一種關注。至於二者言辭細節上的一致,更加所在多是。《榆下說書》中有一篇《消夏錄》,介紹過本文的寫作緣起,黃裳先生接著又這樣寫到:「古人著作中筆記一項特別豐富,那部分原因就在此。做這樣的工作,重要的是見識。不只是議論,就是選材,也往往可以看出讀書者的見解。這是很不容易的。」這和周作人談到筆記文,也就是類似於他的那些「文抄公體」的散文時所說的話很是相象。1936年1月,在《〈燕京歲時記〉》(收《風雨談》)一文中,周作人曾這樣說道:「本來做這件工作,要敘錄有法,必須知識豐富,見解明達,文筆殊勝,才能別擇適當,布置得宜,可稱合作,……在瑣碎樸實處自有他的價值與生命。」這「見解明達」與「別擇得當」也就是黃裳文中所說的「見識」與「選材」。同樣的意見,周作人在1937年3月10日所作的《談筆記》(收《秉燭談》)中做了再次表達:「簡單的說,要在文詞可觀之外再加思想寬大,見識明達,趣味淵雅,懂得人情物理,對於人生與自然能巨細都談,蟲魚之微小,謠俗之瑣屑,與生死大事同樣的看待,卻又當作家常話說給大家聽,庶乎其可矣。」強調的還是「見識」與「選材」。黃裳先生又曾這樣談到他的那些隨筆:「我平常也寫些雜文,而寫雜文不免要觸及時弊,轉喉觸諱,吃力得很。這時就索性在舊書里找資料,古人已死,說些怪話也不會引來過多的麻煩,時日雖遷,而舊譜無恙,往往在古人身上得見今人的影子。這就使讀書記多少脫離了骸骨的迷戀,得見時代的光影,免於無病呻吟無聊之譏。」(《關於書話》,收《妝台雜記》)這可以對比一下周作人在《閉戶讀書論》(收《永日集》)中的說法:「宜趁現在不甚適宜於說話做事的時候,關起門來努力讀書,翻開故紙,與活人對照,死書就變成活書,可以得道,可以養生,豈不懿歟?」一個是「在古人身上得見今人的影子」,一個是「翻開故紙,與活人對照」,這難道不是一種相同的選擇嗎?至於風格特徵,黃裳先生在《掌上的煙雲》中曾這樣談到自己的文章:「附庸風雅,寄沉痛於悠閑,這正是我的老毛病。」這「寄沉痛於悠閑」之說,其實早見於林語堂的《周作人詩讀法》:「(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寄沉痛於幽閑,但世間俗人太多,外間頗有訾議。」 「悠閑」與「幽閑」只是用字不同,黃裳先生的自評正與林語堂對周作人的評價完全一致,雖然林語堂此處所論者為周作人的詩作。對「周作人傳統」,孫郁先生《當代文學中的周作人傳統》一文其實還是有著自己的界定的:「周作人、廢名、張中行、黃裳、舒蕪的文字背後,其實有很沉重的東西,那是悲涼之後的冷觀,在寧靜里疏散出諸多感嘆。」「當代文壇書話的寫作,所以還能有一席之地,我想是有著精神的苦痛在起作用的。張中行、黃裳、舒蕪,都是有著這種精神痛苦的人。」 「悲涼之後的冷觀」與「在寧靜里疏散出諸多感嘆」,豈不也正是「寄沉痛於悠閑」?但是,孫郁先生同時也指出:「其實受周作人影響的人,價值觀未必相同,有的甚至觀點相左。」 接著他提起「受周作人影響的」幾位之間的不同,以及衝突,未曾再次提及的,是他前面說到的「受周作人影響的人」與周作人之間的不同,即錢鍾書對周作人的「批評」,還有孫犁對周作人的「抨擊」。那麼,如果「價值觀未必相同」,「甚至觀點相左」,他們還能說是屬於一個相同的傳統嗎?這也就是黃裳先生所批評的「絕不顧及他們讀的書是否相同,他們的研究方法,著眼所在是否一致,他們的文風有無差別」。孫郁先生在將孫犁歸入「周作人傳統」後也說到「孫犁不會承認此點」,這恐怕是必然的。孫犁在《我的書目書》中曾經說過:「解放初期,我是按照魯迅先生開給許世瑛的書目,先買了一部木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在《買〈流沙墜簡〉記》又說:「《魯迅日記》的書帳上,不記得有沒有這部書。有很長時間,我是按照他的書帳買書的。」 由此可見,如果讓孫犁自己歸類的話,他一定也會像黃裳先生一樣將自己歸入「魯迅傳統」之中的。畢竟孫郁先生也看到了孫犁的那些讀書隨筆「與周氏兄弟的相近處」,並沒有將其完全排除在「魯迅傳統」之外。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即便他們個人不承認,他們的文章在寫作方法上實在與周作人的那些隨筆多有相通之處,繼承的正是現代文學傳統中屬於「苦茶庵法脈」的一支。四黃裳先生之不願意將自己與「苦茶庵法脈」或「周作人傳統」聯繫在一起,當然也有著個人的充分的理由。首先,「苦茶庵法脈」或「周作人傳統」無以包括黃裳先生的全部創作,可以歸入這一系統的只是其創作中的一個方面。比如,在四十年代初發表的《讀〈葯堂語錄〉》中,黃裳先生就注意到「知堂平常很少作流連光景之詞」。周作人自己在《中秋的月亮》(收《葯堂語錄》)一文也這樣說過:「總之我於賞月無甚趣味,賞雪賞雨也是一樣,因為對於自然還是畏過於愛,自己不敢相信已能克服了自然,所以有些文明人的享樂是與我缺少緣分的。」確實,周作人在開始新文學創作之後幾乎是從來沒有寫過專力描繪風景的文章。《雨天的書》從書名看似乎是要寫風景的了,但集中的文章,即使更加像是寫景記游之作的《山中雜信》與《濟南道中》兩組書信體散文,也都缺少認真的刻畫風景的篇章,所以周作人自己也在《瓜豆集?題記》中說他的文章的特色是「在風吹月照之中還是要呵佛罵祖」。但是,在黃裳先生的創作中,寫景記游之作佔了很大的比重,比如在陳慧芬選編的《黃裳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念10月第2版)中,第一輯屬於遊記的文章佔據了全書一半還要多的篇幅,在另一種選本《黃裳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中,記游之作也佔了差不多五分之二的篇幅。即便都是那些屬於文史隨筆的文章,在黃裳與周作人之間也確實是存在著黃裳先生所說的那些明顯的區別,即他們讀書的範圍各有側重,著眼點也大有不同。周作人在新文化運動的初期曾經就文學問題寫過很多文章,對「純文學」關注較多,但他隨後很快就改變了這一傾向,閱讀和寫作中更多的是將目光投向文學之外,並一再聲稱自己不懂文學;而黃裳則自始至終對傳統詩詞懷有深情,對傳統的抒情文學關注頗多。另外,周作人經常在自己的散文中引用自己或他人翻譯的外國人的文字,黃裳雖然也曾經有譯著出版,其散文中卻很少引用外國人的文字。如果對比一下兩人文章中所徵引故書的名目類別,就會更加明顯地看出其間的差別。這種對中國傳統文學的不同態度,又和兩人之間身世經歷的不同有著緊密的關係。在五四之後的文化譜系中,周作人屬於前輩作家,受過較為系統的傳統教育,反而疏離了傳統;黃裳是後輩,所受為西化教育,反而更多地認同了傳統。這因為周作人是從傳統社會的藩籬中衝殺出來的人,對傳統之弊有著痛切的感受,所以反傳統也就特別徹底;黃裳一輩則是在傳統斷裂之後成長的,又受的西化教育,對「現代」之弊的感受更為真切,回看傳統,反而能夠發現其中的可取之處。他們看待傳統的眼光已經與前輩不同,所見的那些可取之處已經是經過現代文明的過濾之後的,與前一輩人所見的其實已經不是同樣的「傳統」。曾經被黃裳先生稱為「真能知我的心事」 的學者李輝先生,在他那篇受到稱讚的《看那風流款款而行》中,曾經再三將黃裳與「傳統文人的風流情懷」、「傳統文人的趣味、情調」以及「傳統文人雋永韻味」聯繫起來,正是看出了黃裳與傳統文人之間的繼承關係。不僅此也,李輝先生在序中還一再說黃裳是「一個在當代中國頗具個性特色的文人」,「一個活靈活現的浪漫才子」,「一個別具風采的新派文人」, 而周作人對「文人」的稱號基本上是持拒絕態度的,這在其《文壇之外》(收《立春以前》)一文中有著詳細的說明。也許正是明確意識到自己與周作人之間的這諸多顯著不同,黃裳先生才會一再否認自己與所謂「周作人傳統」、「苦茶庵法脈」之間的聯繫。另外的一個也許更為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周作人是一個在人生大節出處上有著污點的作家。尤其是黃裳和孫犁這樣的親身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作家,當然會忌諱將自己與曾經作過漢奸的周作人聯繫在一起。像黃裳先生,即使已經明確地承認自己「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響」,承認自己的文章有著「苦茶庵法脈」的印記,但接著還要點出「周作人文章的缺失」,並且聲明:「相比之下,魯迅晚年雜文中如《病後雜談》、《題未定草》卻正是我衷心嚮往而無從追躡的典範。」當然,即便不與魯迅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崇高地位聯繫起來,這樣的分析或許也可以算是誅心之論,但是說他們有著這樣的潛意識也不算全無根據。在寫於四十年代的《關於美國兵?美國兵與女人》中,黃裳先生曾經寫有這樣的話:「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聖人的老話,『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實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雖然聽說有『文妖』『文妓』之流也援引了這句話大寫其文章,不過那是別一件事,與此無涉。」這被稱為「文妖」、「文妓」的人,應該就是寫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樣的句子的蘇青。現在看來,蘇青至多不過是一個在淪陷區未能完全潔身自好的作家,「文妖」、「文妓」的責罵或許顯得過於嚴重了一些,但對於剛剛從八年抗戰的苦難中掙扎出來的那一輩人而言,說出這樣的話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對蘇青這樣的作家尚且不能寬恕,黃裳先生又怎麼會將自己與作過敵偽高官的「漢奸」周作人緊密聯繫在一起呢?這也可以從另外一些作者對周作人的態度中看出這種取捨的心理依據。與黃裳、孫犁屬於同一時代的張中行、鄧雲鄉等人,對於自己所接受的周作人的影響就比較能夠坦率承認,這恐怕還是因為經歷使他們更能對周作人抱著一種較為理解的同情吧。至於更為年輕的一代,比如提出「周作人傳統」之說的孫郁先生,以及曾經為整理出版周作人作品而用力甚劬的止庵先生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就曾經一再談到自己所受的周作人的影響,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在生活環境與人生閱歷方面又和上幾代人有著更加明顯的不同。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二日,為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黃裳散文與中國文化」學術研討會作。 #日誌日期:2006-8-6 星期日(Sunday) 晴 推薦指數:0 評論人:泌之洋洋 評論日期:2006-8-20 14:35 兄台可有梅蘭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也是與黃裳先生很有淵源的一本書。 評論人:WQQ(遊客) 評論日期:2006-8-20 19:13 還沒有這個書呢,知道它的出版與黃老關係很大,也有些是非在裡面,日後當尋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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