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運動一定是為了民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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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道，當地安全部門稱，伊拉克首都巴格達13日清晨發生的汽車炸彈爆炸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已上升至53人，另有15人失蹤，超過100人受傷。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宣稱製造了此次襲擊。

文 | 張玉友

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將群眾動員、民眾暴動等社會運動跟民主掛鉤，特別是新聞媒體、政策分析家以及部分學者。如2013年，《時代》周刊雜誌的封面在描述埃及革命時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暴動者」（Best Protesters）和「最差的民主」（Worst Democrats）等詞，再如同期的《經濟學人》封面用了「阿拉伯之春已經失敗了嗎？」作為標題等等。

媒體總是喜歡用顏色（橙色、綠色和玫瑰）和季節（春天和冬天）給民眾暴動冠以不同的標籤，這樣事實上是在用簡單粗暴的「目的論」來解釋群眾運動：如果群眾暴動成功地產生了穩定的民主政體，那麼運動就是成功的，反之，則失敗。問題來了，群眾運動的成功與否與是否產生民主有必然的聯繫嗎？或者說群眾運動與民主有關係嗎？

近日，美國喬治城大學政府與法律學院Marc Morjé Howard教授和該院的博士生Meir R. Walters在《中東政策學刊》（Middle East Policy）上聯合發表了《群眾運動與民主偏見》（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Democracy Bias）一文，重點討論了群眾運動與民主是否具有強相關性。

兩位作者認為，媒體、學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傾向於將群眾運動和民主聯繫在一起有一定的正確性，但是同時也會混淆作為群眾運動的本身特徵、參與者的目標及其影響。另一方面，通過民主或者「威權政體的持久性」來分析群眾運動，實際上也忽視了權力關係嬗變的重要性以及暴動後民眾與國家的關係轉變。文章以埃及和烏克蘭發生的兩次群眾運動為例論證動員和民主之間的誤解。

近幾年，埃及和烏克蘭均發生了兩次戲劇性的民眾抗議運動。埃及的第一次民眾起義運動發生於2011年2月，導致了統治埃及長達30多年的穆巴拉克下台，第二次是發生在2013年夏天，最終以塞西領導的軍方集團推翻穆爾西政府為結尾。烏克蘭的第一民眾暴動是發生在2004-05年期間，這次暴動是為了阻止亞努科維奇通過虛假的選舉連任總統；當亞努科維奇2010年再次連任後，2013年烏克蘭的民眾暴動最終逼迫亞努科維奇下台。

埃及和烏克蘭兩次群眾運動的結果證實了動員與民主並無多大的關聯性。由此，也能看出動員與民主之間存在的四個誤解。

誤解一：群眾起義經常會導致民主的產生

這一理論來自於：民主與群眾抗議具有正相關性，具體來說就是民眾抗議常常會發生在民主國家，較少發生在獨裁國家。的確，由於民主國家的非官方政治參與的成本更低，所以相對於獨裁政權，民主政權更加能夠「包容」民眾抗議。然而，這並不能證明群眾運動可以導致民主的產生，更沒有說明群眾運動是如何導致的民主的產生。

歷史證明，群眾運動並不能帶來民主，至少不是直接的。歷史上，大多數群眾運動在取得成功後，都會傾向於建立強人政府，以此來確保在政治鬥爭中擁有更大的政治籌碼，而民主只是一種手段，如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和埃及。雖然有些群眾運動後，統治者進行了一定的民主改革，但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如烏克蘭在2004-2005年發生民眾遊行後，進行了一定的民主改革，如公正的選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改革反而帶來了另一場起義。

誤解二：缺乏民主元素常常會阻礙群眾動員

2004年以前，埃及和烏克蘭的政治狀況正符合上述觀點，如外部勢力支持現有政權，缺乏出色的反對派領導以及社會階層的斷裂。但是，從2004年後烏克蘭和埃及發生的革命來看，不變的是兩國同樣是強人政府，同樣受到外部支持，同樣出現反對內部不和諧，嚴重的社會問題等。

例如，埃及第一次革命期間，奧巴馬政府一直表示支持穆巴拉克政府，直至政權倒塌。烏克蘭橙色革命期間，西方國家並沒有積極地促進其進行民主改革。2014年烏克蘭出現「親歐盟示威運動」時，普京表示堅定地支持亞努科維奇政府。從反對派陣營來看，烏克蘭境內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公民組織不是分裂就被政府「收買」；而埃及的正式反對派，一直就處於政府的打壓之下；2011年新形成的草根反對派，沒過多久不是被「收買」就是被打壓。最後，兩國的反對派各自組成的臨時「聲討陣營」，因為內部成員的背景、意識形態等不同，實際上是一個「消極聯盟」。

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條件都有利於維持威權政權，不利於民主的產生。然而，兩國的群眾運動還是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誤解三：群眾起義是民主的體現

多數時事觀察者常會持這樣一個觀點：反對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就是為了尋求民主，即反對獨裁=追求民主。因此，當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時，幾乎所有觀察家都認為這是一場歷史性的群眾運動，因為他們認為這將會促進民主在中東的「生長」。

2011年2月11日，當穆巴拉克政權倒塌之時，先前支持穆政權的奧巴馬馬上轉變口風，宣稱：「埃及的革命充分說明了沒有什麼東西比真正的民主更能給予民眾力量」。隨後西方媒體瘋狂地報道此事，更是冠以「民主的春天」。

同樣地，當2004-05年烏克蘭群眾走上街頭，發生大規模民眾暴亂時，西方媒體認為這是東歐解體後，民主的理念已經深入烏克蘭民眾。隨即就用「橙色」一詞來描述烏克蘭的民眾運動。當2013年烏克蘭再次爆發暴亂之時，媒體更是將其稱為「親歐盟示威」運動。

的確，群眾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民主，但是如果將群眾運動等同於追求民主，就會忽視群眾運動的真實動機。

烏克蘭發生的兩次群眾起義似乎是內嵌了親西方的民主原則。但是從起義隊伍的組成來看，內部的意識形態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就像Mark Beissinger教授在《美國政治評論》文章中稱的那樣，「橙色革命不僅僅展現了極弱的民主價值追求，而起義的隊伍也是一個極為鬆散的組織」。據皮尤中心的調查，在2013-2014年的群眾運動中，僅有不到20%的人是基於「政府違反了民主的原則」，而且只有不到一半的民眾支持起義。

據2011年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調查顯示，在埃及的群眾運動中，大多數的民眾都不是以民主作為其主要的訴求。而事實上，民眾起義的原因極其複雜，民主可能就是「噱頭」。

誤解四：民主的缺失最好通過「威權持久性」來研究

群眾運動與威權主義政治是近幾年學術界討論的熱門話題，這樣似乎是擯棄了之前「萬事不離民主」的偏見，轉而討論威權政體下領袖的適應性問題。這種觀點認為不應該直接研究一國的民主缺失，而應該從「威權持久性」的視角進行研究。

研究的方向似乎是遠離了先前的民主偏見，但是「威權持久性」常常被當做民主缺失的一個案例，那麼這事實上就成了民主偏見的加強版。

因此，這種通過「政體的稜鏡」（或民主或威權持久性）看待群眾運動，會混淆威權政體穩定的問題和威脅主義者存活性問題。因為群眾運動後，可能會出現威脅主義者下台，如2011年，相繼下台了兩位領導，2014年烏克蘭總統下台，但是政體有沒有發生變化？

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群眾運動既有可能支持獨裁者也有可能反對獨裁者。簡單地說，群眾運動與是否追求民主並無多大聯繫。（詳情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結語：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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