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聲：魯迅和毛澤東——兼論魯迅的「入彀」（我看魯迅之三）

　　顛魯派們說魯迅頭上「民族魂」的桂冠，是被捧出來的，尤其是毛澤東對魯的吹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毛後來做了「皇上」，一個人孰榮孰損，任由其「一言九鼎」。

　　的確，毛澤東早在1940年，即在他黨內「一把手」位置剛剛坐穩的時候，就給予魯迅以高度評價：「魯迅，就是這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可以說，毛澤東的這個評價，已經把魯迅抬高到泰山頂顛，無法再高了。然而，且不說這個評價是否和魯迅的身份相符，就是看其動機，到底有幾分真心？筆者不揣冒昧，竊以為毛澤東如此抬高魯迅的動機，有三分真心，三分私心，四分「帝心」。

　　三分真心——出於毛澤東對魯迅的景仰和敬佩。顛魯派們把事情弄反了，不是魯迅借毛澤東的「吹捧」抬高了身價，而是毛澤東利用了魯迅抬高了中共文化界的身價。因為事情非常奇怪，魯迅生前樹敵甚多，不僅文學界，而且當時中國整個文化界、思想界想詆毀魯迅、想讓他身敗名裂的人不在少數，但他死後卻聲譽日隆，就像目前的顛魯派們恨不得把魯迅在一天內搞臭，但他們就是繞不過魯迅，反而使魯迅的價值更加厚重。因為魯迅對中國文化數千年精神痼疾解剖的深刻和精準，至今還沒有一個人超越過。毛澤東如此一個聰明人，豈能不知道魯迅的價值。從1934年馮雪峰迴中共江西蘇區和毛澤東數次會晤暢談魯迅時的情形來看，毛澤東對魯迅的敬佩是出於真心的。

　　三分私心——出於毛澤東對胡適、王明等人的忌恨。毛澤東說過，他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相通」什麼？最重要的一點，無非是毛魯的性格都屬叛逆。毛澤東曾津津樂道說起過他小時如何反抗父親的管束，而魯迅對中國「封建禮教」強烈的叛逆精神，無疑和毛澤東是「相通」的。可以說，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胡適足可以和魯迅比肩，且是這個文化運動響噹噹的代表人物。但毛澤東早年在北大當一名小小圖書管理員去聽胡適的課時，卻受到了胡適的奚落，此等羞辱，睚眥必報的毛澤東豈能不刻骨銘心，記恨終身。而把魯迅抬得如此之高，分明是貶低「新文化運動」中以胡適為代表的那一幫處於國民黨陣營的「文化主將」。至於魯迅1928年和創造社、太陽社一幫「無產階級文學家」的爭論以及左聯時與周揚等人的齟齬，實質上魯迅的筆鋒已經觸到了幕後的毛澤東的政敵王明等人，這對毛澤東來說，何嘗又不是快意恩仇的事？這一點他和魯迅又是「相通的」。

　　至於四分「帝心」——不過是和國民黨爭天下必須拉起的一桿文化大旗。毛澤東把五四以後中國新文化運動，分野為所謂舊民主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一邊由國民黨及其文人所代表，一邊由共產黨及其文人所代表。國共兩黨逐鹿中原，誰主沉浮？毫無疑問，誰用槍杆子爭得了天下，誰的「文化」就會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而正偏於陝西一隅的中共，它草創的所謂「新民主主義文化」實在空洞蒼白得很，而作為中國文化中心的上海，雖然淪陷為「孤島」，但領袖中國文化潮流的地位卻沒有變，而當時站在中共陣營一邊的文化精英在上海文化圈子裡想站穩腳跟，沒有魯迅影響的鼎力支撐是不行的。因此，要想為中共所謂「新民主主義文化」拉起一桿足以和對手抗衡的大旗，非魯迅莫屬。而魯迅又是最適合的。其一，魯迅已死，拉死人作大旗，沒有麻煩，沒有變數，保險得很；其二，魯迅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資歷、聲望、牌頭，可以鎮住國民黨文化陣營中的一切大腕；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條，魯迅生前已入中共的「彀」中，親共親俄，言必談革命，從信奉「進化論」到信奉「階級論」，其思想足跡在魯迅的雜文中比比皆是，黑字白紙，鐵證如山。然而，除了拉上一桿這樣的大旗作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虎皮，毛澤東真的認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非也，非也！其實毛澤東對魯迅的「方向」早就不以為然了。就在那一次和馮雪峰的會晤中，毛澤東就說：他很早就讀了魯迅的作品，《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讀過。阿Q是個落後的農民，缺點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會這個要求是錯誤的。魯迅對群眾力量有估計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農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評阿Q身上的弱點，滿腔熱情地將阿Q的革命要求寫出來。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幹部，很多人看不到，對群眾的要求不理會，不支持。應該讀一讀《阿Q正傳》。而在毛澤東的心裡，所謂「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真正方向，是他兩年以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奠定的那個「方向」，這個「方向」和魯迅的「方向」是格格不入，勢同水火的。而毛澤東「講話」奠定的方向，說穿了就是沿著一條狹狹的歷史路徑，用文字獄和霸王硬上弓的手法，終於達到全國規模空前絕後的文化思想專制，並把數百萬中國文化人打入冷宮或地獄，而製造出來的文化成果，最後就剩下了所謂「八個樣板戲」。

　　其實，毛澤東和魯迅思想真否相通，看他對待魯迅的「傳人」胡風如何就可明白了，胡風之所以敢和毛澤東的「講話」對著干，其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撐，就是他所堅持的文藝思想恰恰是魯迅文藝思想的精髓。儘管魯迅後期的文藝思想幾乎盡在中共及其理論的「彀」中。這正是魯迅的莫大悲哀。因為「入彀」，魯迅後來的思想發生重大失誤，他作為一名傑出「思者」的深度和「精確性」也大打折扣，這是魯迅的悲劇，也是魯迅之所以能夠成為新的權勢者們手中打人「大棒」的主要原因。其實，看看魯迅如何「入彀」，對中國知識分子具有更加重要的警醒作用。

　　關於魯迅辛亥革命前後一段時間的「沉淪」和彷徨，顛魯派們頗有一套看似有理的說辭。且看：「魯迅說：『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這是魯迅喚醒國民，改造國民精神的宣言。但讓人奇怪的是，魯迅並沒有憤而回國從事他的文學『吶喊』，卻在日本又呆了五、六年。主要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間或寫些練筆的文章，但這些作品，與改造國民性的目的實在靠不上邊。1909年回國後，魯迅還是沒有拿起他的『匕首和投槍』，而是一頭扎進故紙堆，讀佛經，抄寫古碑貼，練起了書法。直到1918年受錢玄同之邀，才為《新青年》寫下了他正式出山的作品《狂人日記》。從立志到出手，魯迅用了十三四年之久，這時間長得讓人匪夷所思。在這漫長的時間裡，正是中國風起雲湧、翻天覆地的大變革時代，期間辛亥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先後發生。魯迅卻沒有絲毫舉動，只是當了個麻木的『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