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伯：齊格蒙·鮑曼遺言——移民是歐洲社會問題的替罪羊

文 |王勤伯

1月9日下午，我在佛羅倫薩家中讀報。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先鋒報》刊載了哲學家、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的訪談。

鮑曼關於移民、川普、全球化困境的看法，讀來似曾相識，我決定上網查找2016年在義大利《共和報》讀過的鮑曼訪談以作對照。

排在搜索結果最上方的卻是一條短訊：91歲的鮑曼在英國利茲的家中去世。

鮑曼是波蘭人，和康拉德、馬林諾夫斯基兩位前輩老鄉一樣，鮑曼的世界名譽是在移居英國後取得的。也像同樣在英國影響深遠的維特根斯坦和蓋爾納，鮑曼是一位來自中歐的「跨學科巨人」，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對分門別類系統嚴謹的英美式社會學研究帶來巨大衝擊。同時，鮑曼還是一位語言大師，能夠用簡單流暢的語言傳遞複雜精深的思想，既不落俗套，也不科班程序化。

且以《道德失明：液態現代性里的感知力喪失》（2013）的一段話為例：

「恐懼是人類境遇的組成部分。我們尚可一個接一個地消滅大多數造成恐懼的威脅，但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能力遠不足消滅一切恐懼之母，即對恐懼的恐懼，這種從古以來的恐懼源自我們對必有一死的意識，來自死亡之無可逃避。」

要在聊聊數千字里梳理著述等身的鮑曼之生涯或思想，是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或許這樣的工作更應留給專業研究鮑曼的學者。本文在簡述鮑曼和波蘭的關係之外，主要介紹他對移民、強權政治、民粹和民族主義等熱點問題的看法——《先鋒報》1月9日鮑曼生命中最後的訪談和最近兩年他接受多家歐洲媒體訪問時的答案有著很多相似性，這位煙斗不離手的老人在試圖給世界留下一番遺言。

▍回不去的波蘭

1月9日最早向外界公布鮑曼死訊的人是華沙大學哲學教授安娜·熱德勒-雅尼謝弗斯卡女士，她是鮑曼生前重要好友。最早發布消息的媒體是波蘭《選舉報》，這份報紙在1989年創刊，作為團結工會參加選舉的喉舌，後成為波蘭最重要的綜合日報。

儘管仍和眾多友人、同行保持密切聯繫，自2013年以後，鮑曼沒有再回到過波蘭。他是今天波蘭極右翼重點攻擊的對象。

鮑曼1925年出生在布雷斯勞。他出生時，這裡不屬於波蘭，而是德國第六大城市。和中歐很多歷史名城一樣，該城戰前極具多民族、多元文化交匯特色。鮑曼（Bauman）是一個典型的猶太裔德語姓氏。德國和蘇聯瓜分波蘭後，鮑曼一家逃到蘇聯境內，年輕的鮑曼成為共產黨員，加入蘇軍，參加了攻克科沃布熱格和柏林的兩次會戰。

在50年代初完成大學碩士學歷之前，鮑曼曾在波蘭內務部隊擔任文職人員8年之久，1945-1948年甚至在波蘭軍情部門工作。儘管鮑曼本人堅持聲稱自己的職務是「坐辦公室」「教員」，但今天的波蘭極右翼勢力仍將其視作歷史罪人，認為鮑曼參與了內務部隊對波蘭救國軍成員的鎮壓和清洗。

2013年，鮑曼在家鄉城市的一次公開辯論被一群極右黨徒中斷。他們在台下吹口哨，不停高喊 「可恥！」「和共產主義一起滾蛋！」這一事件讓年近90歲的鮑曼決定不再訪問波蘭。

布雷斯勞在二戰結束後被劃給波蘭，改用波蘭語名字弗羅茨瓦夫。二戰前，德語裔是市民主體，占人口90%以上。德國人清洗了猶太人，二戰後德國居民又被全數趕走，這裡成了一個純波蘭人口的城市，多元文化只剩一些建築遺址。

倖存的猶太人在波蘭並未因為二戰結束而徹底改變命運，猶太人始終是一個可疑的群體。1968年，在華沙大學任教的鮑曼因波蘭當局對猶太人的迫害選擇放棄波蘭國籍前往以色列，但他也不認同猶太復國主義，又在1971年前往英國利茲大學任教，此後幾乎只用英語寫作。

為鮑曼贏得世界性聲譽的著作是1989年出版的《現代性和大屠殺》。這本書或許可以視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延續，但更深刻地討論了現代社會的困境與人類慘劇之間的必然聯繫，納粹大屠殺不再被視作一個關於德國或猶太人歷史的孤立事件，而是人類社會演化史中標誌性的一頁。

90年代，鮑曼又通過多部著作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液態現代性」理論。「液態現代性」相對的是之前歷史時段的「固態現代性」，在今天的社會裡，人已無法通過早期工業社會一樣固定的路徑和框架去確定自己的行為和軌跡，而是流動在一連串碎片式的短期計劃和突發形勢中，這需要人總是改變策略和信條，放棄一切誓言和忠誠。

現代社會的道德危機和社會災難與「液態現代性」密切相關。這種「液態」流動並不完全等同漢語的「隨波逐流」，它還暗含著人作為個體可被隨意擠壓、扭曲、摻和的境遇。

▍波蘭新年排外事件

鮑曼去世前幾天，波蘭的2017新年假日非常不平靜。

2016年12月31日晚，一名21歲波蘭男子在本國東北部城市埃烏克的一次鬥毆中喪生。死者是一個有暴力前科的年輕人。目擊者說，他對當地一家土耳其烤肉店的阿爾及利亞店老闆和突尼西亞廚師進行了種族主義謾罵，還試圖偷走兩罐飲料，爭鬥中他被突尼西亞廚師一刀刺死。

第二天，一群高喊種族主義口號的極右分子洗劫了小店，警方一共逮捕了28人。但極右組織對土耳其烤肉店的攻擊在波蘭全國蔓延，一共4家店鋪被洗劫，店主是印巴人或庫爾德人，暴徒到處留下反伊斯蘭標語。

在埃烏克舉行遊行示威的新納粹實際只有50多人，更可怕的是普通人和政客的反應。很多北非、土耳其裔移民遭遇被房東趕走的惡待。而波蘭內政部長布瓦希查克輕描淡寫地說，「在波蘭沒有仇視問題。只有法國、德國才有此類問題，是他們多元文化政策、政治正確和開放移民的後果。我們波蘭很平靜的。」

如果了解鮑曼的思想，可知他會對這位內政部長的言論有多悲哀。去世前2年，鮑曼一直強調，移民成了本國社會問題的替罪羊。

鮑曼幼時因為納粹離開家鄉，老年因為新納粹不再返鄉，以民族為名呼喚強權、排外的極右陰影從未因為20世紀的歷史災難而消失。他在去世前兩年喜歡重複一句話：「所有國家都是離散者(Diaspora)的聚集體」。今天的離散者，早已不僅僅是猶太人。

《先鋒報》刊載的鮑曼生前最後一次採訪中，波蘭學者說，「（歐洲人）把移民問題等同於國家和個人安全問題，實際是恐怖分子們操縱在手心的一個玩具，這樣做等於確認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宣傳，說西方憎恨穆斯林並視其為敵。一個重要的後果，就是把受過教育、在西方世界出生成長的溫和穆斯林青年推向極端，把本國變成恐怖主義者招兵買馬的沃土。」

在移民問題上，鮑曼並不站在左翼抨擊右翼，因為他認為這不涉及左右之爭，相反，他認為西方政治的左右模糊已讓政治在政客身上失去意義，剩下的只有選票，對待移民的態度就是當下決定選票歸屬的核心問題之一。2016年接受義大利《共和報》採訪，鮑曼說，

「難民並不是出於選擇而是被殘酷的命運逼迫而來到這裡，他們讓我們明白我們的生活本是多麼脆弱，以及我們生活在何等福利之中。但人的直覺卻使得這些世界災難的受害者被視作有罪之人。我們在全球化面前感到絕對的無力，於是把自己的憤怒發泄到新剛到達的人身上，藉此緩解我們無力抵抗自己社會各種不穩定的羞辱感。與此同時，一些政客和參選者唯一的想法就是贏得大選，持續地在集體焦慮中進行投機，儘管他們非常清楚自己永遠無法實現承諾。此外，由於移民的湧入為西方企業提供了非常廉價的勞動力，一些政客也藉此機會降低勞動者的薪水保障和勞動權益。」

鮑曼讚賞教皇方濟各對政治家「築牆而非架橋」的反對態度，「越來越多的政府選擇築牆而非架橋，目的是為了贏得更多的選票，實際利用的是生活不確定性給越來越廣大的人口造成的恐懼、痛苦和憤怒。但與此同時，這些政府對於問題真正所在卻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在2016年出版的《家門口的陌生人》書中，鮑曼多次提到川普，成書時距離川普當選還有一段時間。他把川普視為當今西方社會的「完美候選人」，他「總是情緒失控，卻藉此和選民分享此前一直深藏在潛意識裡的仇恨和恐懼。」

在《先鋒報》的採訪中，鮑曼再度談到了川普，「還有一個因素為川普的勝利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他很聰明地捕捉住了時代的氣息，他的對手們卻沒有領會到這一點，川普靈活地把自己包裝成政治精英圈的局外人，和整個權力機構對抗，而不僅僅是黨派之爭。這是那些生活不穩定者和舊式勞動階層希望聽到的，他們覺得自己在很多年的兩黨輪換中里始終被忽略、背叛、剝奪了權利，並為之憤怒不已。」

▍強人政治是多元世界的倒退

儘管鮑曼認為移民問題和左右之爭無關，但在歐洲，很多反歐、排外、宣揚民族主義的政黨都對普京有好感，有些甚至直接受到某種程度的支持。

同樣，普京和川普之間的惺惺相惜也並不僅僅因為川普出於政治經濟利益希望和俄國交好，更在於川普的「偉大美利堅」等民族主義論調讓普京找到了一個共同語言者，普京斯坦對話川普斯坦，是敵是友都更門當戶對。這種基於民族主義、國與國交好交惡的話語體系讓人想起一戰或二戰前的世界，而默克爾-奧巴馬推廣聯盟、支持寬容開放、強調貿易體的新語境是普京難以進入的，他時常在國際危機中被凸顯為一個強勢卻也孤立的大國領導人。因此，俄羅斯情報部門介入外國選舉，其目的不僅僅是要幫助「利於俄國」的候選人上台，還在於為國際舞台上增加普京的合適對話者，只有這樣的對話者數量足夠多，普京才有望扮演世界領導者的角色，也因此鞏固自己在俄羅斯國內的民意支持。

強人政治、排外主義應對國內社會危機，是20世紀30年代歷史的重演。鮑曼曾作出過警告，「大屠殺就像是一幅掛在牆上的畫，還僅僅給人很少啟迪。」

鮑曼去世前兩年，反覆提及的一位同行是德國社會學家烏爾利希·貝克（1944-2015）。這位比鮑曼年輕近20歲、2015年元旦節突發心臟病去世的德國學者對全球化有過深入的研究。

在給《先鋒報》的遺言中，鮑曼說，「川普等人的選舉勝利說明全球化失敗了？失敗應該是許下承諾卻無法實現的人。而全球化大體而言是一個自發的、無規劃的、沒有受到控制的、也沒有任何全球性權力機構協調的過程。全球化和物種演化的過程反倒更近似。經濟全球化和犯罪、恐怖主義全球化一樣，已經成為現實，然而，政治全球化卻還沒有開始。作為對跨世紀文化現象最深入和尖刻的觀察家，烏爾利希·貝克堅持認為，我們都在未被徵詢同意與否的前提下被推入多元大世界情景里，在我們生活的所有環節我們都是彼此依賴的。但我們卻仍然沒有一個多元大世界意識。我們也從未認真地開始想要擁有這樣的意識。在貝克看來，這樣一種摒棄是我們時代最大的惡咒、挑戰和潛在的威脅。」

鮑曼一生經歷過各種磨難，他一直保持著樂觀，以歌德的話作為座右銘：幸福就是一天接一天地克服不幸。在深刻剖析世界問題的同時，鮑曼亦從未失去希望，世界要實現新的平衡還需要很多時間。他仍然寄希望於年輕的一代，希望他們在全球化背景中成為消除隔閡、多元融合的主角，同時他也格外提醒歐洲的年輕人，需要挺起胸膛去面對不安全感，放棄把生活當作「一系列快感和禮物」的幻想。

【注】本文題圖為齊格蒙·鮑曼。

【作者簡介】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