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家主義代表伯倫知理的學說

【字號大中小】　【我要列印】　【我要糾錯】【Email推薦：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逃亡日本，與孫中山聯合反對封建專制，大肆鼓吹革命共和道路，相繼引進霍布斯、斯皮諾莎和盧梭的《民約論》。盧梭認為「民約雲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主權在全民，強調人民有權用暴力推翻專制政體，盧梭學說成為法國革命、共和的理論根據。梁啟超曾認為，盧梭的學說「為近世民主主義開山之祖」。其理論「精義入神，盛水不漏」，必為後世萬國樹立榜樣。將盧梭學說引入中國，促進了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漲。此後，隨著經歷的豐富、理論研究的深化和對國情的深入了解，梁啟超的政體觀發生巨大變化。1903年初，他去美國考察，發現中、美兩國政情民俗的巨大差異，認識到中國根本沒有實行共和政體的條件。因此，他回國之後即於11月發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引進德國教授伯倫知理和波倫哈克的國家學說，肯定了共和政體的五大優點，也係統地駁斥了盧梭主權在民的片面性：一則實行全民的自由、平等是不可能的；二則首領更迭頻繁，政局不穩，無法規劃未來；三則首領多從實利主義出發，無暇研究「無形之文明」以導進國民人格；四是主權在民說，被一部分人盜竊共和名義，成為「專制的國民主權」，此法國大革命後之教訓也。該文頗為具體地分析了美國、瑞士共和政體的建立是由於他們都有長期的民主自治基礎；法國大革命前長期處於封建專制統治之下，毫無民主自治傳統，在盧梭學說鼓動下實行大革命，經數十年動亂而後定，中南美墨西哥等國也是如此。波倫哈克得出結論說，「因於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於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梁啟超在讀到伯、波兩氏學說後，不禁涼水澆背，一旦盡失其所據，頓悟「吾黨之醉共和夢共和歌舞共和屍祝共和，豈有他哉」，為中國幸福自由耳，「而孰意稽之歷史，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徵諸理論，乃將不得自由而得專制」，因此，不得不「犧牲現在以利將來」，「且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又先後發表《過渡時代論》、《開明專制論》介紹西方國家從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諸種道路，進一步說明政體的選擇不能照搬他國模式，應依據各國具體國情而定。中國既無條件即刻建立民主共和或君主立憲政體，不如以開明專制為過渡，逐步實行民主。因此，他在反對同盟會革命共和道路的同時，將義大利馬基雅維裏的《君王論》介紹到中國，以《開明專制論》為題加以發揮和論述。認為，開明專制政體與非專制政體孰優孰劣、不能一概而論，一定的政體只適用於特定的歷史及國情環境。一般說來，久經野蠻專制、民智幼稚、土地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必須加強中央集權，以開明專制為過渡，逐步實現富強民主。「此國家進步之順序也」，強調社會發展階段性和漸進性。梁啟超還進一步指出，社會發展「無論為生計，為政治，其胚胎時代，必極放任，其前進時代，必極幹涉」，至19世紀末帝國主義大興，乃至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集權中央。指出盧梭等人之自由觀，已經過時，「無復過問矣」。「若謂盧梭為19世紀之母，則伯倫知理其亦20世紀之母焉矣。」梁啟超這種啟蒙思想來源的多元性，使他在比較中擇適者而從之，才有了180度的大轉變，他的這種轉變既有理論根據，又符合國情特點。應該是可取的。卻遭到同盟會革命黨人痛斥為保守、反革命。孫中山仍堅持走法國革命道路，學習美國，欲將中國「造起一個20世紀頭等的共和國來」。可是，武昌起義全國響應，革命派卻無能構建一個新式政權，共和國被新舊軍閥玩弄到體無完膚，一個烏托邦的狂想破滅了。1920年前後，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和《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等文章裏對往日追求共和制進行了坦誠反思，他說，「我們曾要求學習西方的代議制度，中國一點也沒有學到，所學的壞處卻是多百十倍，弄到國會議員變成豬仔議員，污穢腐敗，是世界各國自古以來所沒有的」。「十年以前，非特一般人不知共和為何物，即知識階級亦鮮解共和真理」。因此，革命後一盤散沙，烏合之眾，「共和的基礎，怎麼鞏固呢？」他進一步認識到，「一味盲從附和，對於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我們必須按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社會潮流去做，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孫中山從革命共和後歷經的困惑中悟出一個與梁啟超同樣的道理，在一個歷經長期封建專制的多民族的落後的大國如何邁開近代民主的第一步，必須實行開明專制，也設想在中國建立一個俾斯麥式的強有力的權能政府，政府能充分施展職能，「為人民謀幸福，人民有權選舉並罷免政府」。如此，中國就可以「駕乎各國之上」。從以上樑啟超、孫中山之追求革命共和，一先一後或主動或被動放棄在中國實行美式共和政體的歷史教訓中，可以看出深刻全面理解馬克思論暴力革命的一段名言的重要性。馬克思說革命「暴力是一切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這就嚴肅地指出「革命」「共和」是有條件的，要求新社會的胎兒必須在舊社會的母腹裏發育成熟後，暴力革命——助產婆才會促使並保護嬰兒順利誕生，如果胎兒在母腹裏沒有發育成熟，助產婆卻揮動雙手在孕婦腹上加壓摧產，其結果只能使胎死腹中或夭折，造成歷史的悲劇。這與波倫哈克所說的「因於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於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的結論是完全一致的，也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因而也是科學的。可見，作為政治家革命領導者，千方百計地多元化地探求建國和治國理念，特別重視在爭鳴中冷靜地接受聽取哪怕是論敵的意見，以便較為正確地制定自已的政綱，力求避免歷史的大麴折，是非常重要的。(作者: 董方奎)進入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幕府（指德川幕府1603—1867年）是封建專制王朝。在幕府統治下，幕府將軍是全國的最高統治者，天皇沒有實權，僅具有傳統的精神權威。除將軍的直屬領地外，幕府又把全國將近3/4的土地分給二百幾十個「大名」。「大名」割據一方，其領地稱為「藩國」。以幕府將軍為首的大小封建領主，為了從農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年貢，千方百計把農民束縛在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農村。經濟上落後閉塞，政治上封建割據，這是德川幕府體制的主要特徵。對外交流方面，德川幕府從1603年起連續五次發布「鎖國令」。從此，島國日本對世界垂下了「鎖國」帷幕長達二百餘年。「鎖國」政府的精神支柱是「華夷」思想。自名「神州」，「皇國」，除了崇拜中國之外，視異國為「夷狄」，「黠虜」。而這種「華夷」思想本是中國儒家的傳統觀念，即所謂「夷不亂華」，「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德川幕府把儒家的朱子說作為官方哲學，「華夷」思想成了其對外關係的指導思想。然而，「鎖國」並不是絕對的。官方允許長崎作為一個通航的港口，與中國、荷蘭商人來往，1811年，德川幕府在天文台內設置專門的翻譯機構，把西方書籍譯為日語，內容十分廣泛，是規模最大的教授和研究西學的機構。另外，先進的日本知識分子透過「鎖國」的厚重帷幕，利用一切縫隙吮吸西方傳來的新風。特別是由荷蘭傳來的西方文化，得到了較大的傳播。前野良澤（1723—1803年）與杉田玄白（1733—1817年）從荷蘭語翻譯人體解剖學著作《解體新書》（1744年）標誌蘭學在日本形成。此後，他的弟子大槻玄澤（1757—1827年）創立了日本最早的蘭學墊芝蘭堂。到19世紀初，蘭學已在江戶，京都，大阪，名古屋和長崎等城市的部分知識分子中傳播開來。蘭學的代表人物有司馬江漢（1747—1818年），林子平（1738—1793年），本多利明（1743一1820年），渡邊華山（1793一1841年）和高野長英（1804—1850年）等。他們對西方文明的認識，沒有局限於西方各國的科學技術，而且朦朧地認識到西方社會制度的先進性。本多利明認為：「國土之貧富皆在於制度與教示。」<轉引自王家驊《幕末日本人西洋觀的變遷》，《日本史論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他認為英國雖然處孤島，氣侯寒冷，物產貧乏，但終於能成為強國，其原因即在於有大力發展生產與推進海外貿易的勸業制度與海洋涉渡制度。對西方文明的新認識，使他們對「華夷」觀念和中國崇拜發生了疑問。與蘭學對立的是十九世紀20—30年代形成的後期水戶學，它是日本儒學的一個支派。這個學派的中心人物是水戶藩九代藩主德川齊昭（1800—1860年）。從十八世紀末開始，日本人首先感到沙俄南下的威脅。此後，英國商船也出沒日本海。僅在1822—1824年間，就有十餘艘外國接近水戶藩沿岸，這都加劇了水戶學者的危機感。他以形容日本當時的處境是「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認為「天下之憂，孰甚於此？」然而這種危機感，並沒有使他們象蘭學學者那樣放眼海外，放棄卑鄙的鎖國主義，也沒有促使他們提出現實的民族防衛主張。隨著外來勢力的不斷侵入，日本知識界對後期水戶學的西洋觀和鎖國攘外論投以懷疑，進而力圖探求克服民族危機的新對策。1853年美國巨艘大炮威逼國門，強迫日本「開國」之後，他們的探求就更有緊迫感和現實意義了。

和魂洋才松代藩士佐久間象曾經是篤信的朱子學者，對後期水戶學也深懷敬意。但事實使他認識到清朝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唯知本國之善，視外國為賤物，侮為夷狄蠻貊，而不知彼之熟練於事實，興國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遙出己國之上。」<《日本思想大系55》第284頁>這表明他已看到了中國失敗的癥結，認識到歐美在技術上的先進地位，開始批判「華夷」觀念。深受福井藩主信任的藩醫橋本左內也達到了同樣的認識，他批評視外人為「夷狄」的人，認為他們是「迂人」，「俗客」。但是，佐久間象山和橋本左內等主張攝取西方技術，並不意味著他們要按照西方的面貌來改造日本社會。佐久間象山曾說：「台眾國之政法，如何之善，於本邦則難於實行。」<轉引自王家驊《幕末日本人西洋觀的變遷》，《日本史論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他於1854年寫成《省諐錄》，把這種思想凝鍊為「東洋道德，西洋藝術」。這裡所說的「道德」包括「倫理道德和政治制度」，「東洋道德」就是以儒家思想為理論指導的封建政治和倫理體系．橋本左內也在1857年提出了大體相同的主張，「仁義之道，忠孝之教由吾開，器技之工，藝術之精取於彼。」橋本左內還認為學習西方技術的目的在於「補助我義理純明之學。」西方技術仍不過是在民族危機威脅下，維護「東洋道德」的純潔性、維護封建制度的手段。和魂洋才 - 教育方面

德川教育在日本一直受到重視。整個德川時代，學者與教育行以人員曾經相當廣泛地討論教育問題。不僅重視武士教育，而且對平民教育也大力發展。」德川時代末年，江戶及其附近約有寺孰1200所，全國總數約為15500所。就平民來說最重要的教育機構是寺孰。」當時武士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就平民而論，一般認為男子有40—50％識字，婦女有15％識字或受過正式教育。」<（日）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頁>這就為明治維新教育的迅速發展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1867年，日本天皇睦仁推翻了德川幕府，即位初就發動維新運動。維新運動的具體策略是「教育立國」，在此基礎上「雷國強兵」，「殖產興業」，從而達到「文明開化」。1868年4日頒布《五條誓文》，提出：「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1868年10月改年號為明治。明治政府的緊迫任務是用西方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制度代替封建制度，以便能夠跟西方競爭。1871年度除藩屬制度，設立縣制，同年政府下令廢除藩校，並成立了文部省來管理全國的學校。文部省最先一項任務是制定全國教育計劃。最早的一份政府綜合法是1872年的《教育基本法》它仿效法國學制的摸式。在文部省領導下，全國分為8個學區，每個區設立一所大學，再分為32個中學區，每個中學區設一所中學，再分為210個小學區，每個小學區設一所小學。同年文部省辦了東京師範學校，該校是在美國教育家斯科特領導下採用新的課程內容與方法來培訓教師。三年後，各省設立了6所省立師範學校，地方政府設立了82個師資訓練中心。「《教育法》施行了十年的時侯，日本有小學29081所，中等學校194所，高等學校21所，大學1所。小學的數量幾乎與今天的相等。」<（日）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頁>在此過程中，經歷了一系列調整。1879年頒布了《教育令》，放棄了法國式的教育，開始傾向於採用美國式的教育制度。1880年部分修改了《教育令》，1885年進一步修改了《教育令》。這也表之了日本教育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艱難歷程。西化壓倒一切的時期大約在19世紀80年代來結束。此後、政府制定和慎審地執行「西方技術與東方道德」分離的政策。國家的教育政策重新肯定傳統的國學與儒教學校。西方派慢慢同民族主義思想一致。只是在技術及其實踐的範圍內進行教育的西化，包括課程結構、教學方法與學校組織等。教育的「道德」項的由傳統的民族哲學來審慎地闡述，這在1890年的《天皇教育詔諭》中詳盡地說明了。《詔諭》是由元田永孚（皇官的一位儒學育官）與井上毅（國家的一位西學派法官）兩人合作寫成的。它用明治天皇的名義公布。根據民族主義——儒學的準則說明教育的目的．它強調國家的榮譽與儒家忠君、孝親與服從長輩的道德概念，並且把這些規定列為神聖的國民道德教條。這些教條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失去作用。因此，儘管國民的物質生活方面幾乎全盤西方化，日本教育卻沒有被「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一類概念滲透進去。由此可得出，日本教育比較忠實地執行「和魂洋才」，它的起點高，規模大，學科全、學校類別多，真正做到了教育立國，為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鋪平了道路。和魂洋才 - 評價

德川在思想啟蒙方面，按照《日本維新三十年史》的說法，明治時期流行的重要西方學派分為三派。即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英吉利派之功利主義」，以中江兆民為代表的「法蘭西派之自由主義」，以加藤弘之為代表的「德意志派之國家主義」。福澤諭吉有「日本伏爾泰」之稱，著譯很多，其中《西洋事情》、《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影響最大。除了譯書著書，他還創辦了慶應義塾，培養了一大批學生。從《福澤諭吉自傳》中我們可以了解他的教育思想。在小標題為「教育方針以數理和獨立為本」中講到，智育方面「我的教育主張是著重於自然原則，而以數理和獨立兩方面為其根本。」道德方面「我認為人為萬物之靈，假如自尊自重，就不會做卑鄙之事，也不會使品行失常」。他對比了東西方進步的差異。認為「拿東方的儒教主義和西方文明主義相比，那麼東方所缺少的東西有兩點：即有形的數理學和無形的獨立心。」因此「不會使我國做到真正開放而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馬斌譯《福澤諭吉自傳》，商務印部館1980年版第179—180頁>福澤還進一步揭示了專制度是阻礙日本進步根源。他指出：「自神武天皇以來，國家權力偏重王室。」「源，平二氏興起後，天下權力又歸於武門。」「日本人民不關心國事，國民不重視自己的地位。<（日）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42頁>福澤雖然是民間學者，但他對日本思想的啟蒙的貢獻是巨大的。英國功利主義代表約翰·穆爾在明治初期是日本最受歡迎的西方思想家。由中村正直翻譯的《自由之路》（1871年），在日本知識青年中曾經幾乎是人手一冊。法國自由主義代表盧棱，他的《民約論》在日本有多種譯本。其中最著名的是中江兆民附加註解的《民約譯解》，此書於1812年出版，中江也因此獲得「東洋盧梭」的美稱。關於德國國家主義代表伯倫知理的學說，加藤弘之成為在日本傳播德國國主義思想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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