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准風月談」

魯迅很少給日報投稿，但後來，他給《申報》上的「自由談」專欄投稿了很長時間。這與「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有關。而魯迅在這欄目上的文章後來收集為兩本書：《偽自由書》和《准風月談》。

黎烈文從1932年12月起接任「自由談」的編輯。他托熟人郁達夫向魯迅約稿。魯迅早就與創造社有過衝突，他雖然在郁達夫身上看不到一般創造社成員常有的可厭的「創造臉」，兩人的友情也很好，但他答應了郁達夫的轉請後，並沒有認真對待。後來，魯迅聽說一個傳聞，說黎烈文為了編輯工作，老婆生孩子都沒顧上到醫院照顧她。老婆在醫院死了，黎烈文很傷心，每日讓孩子看媽媽的遺照。這些，黎烈文寫進一篇文章《寫給一個在另一世界的人》中。這個故事感動了魯迅，他便開始給「自由談」投稿了。

正如魯迅後來所說，他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仁雜誌，「自由」當然更不過是一句反話，他投稿是為了與郁達夫的交情，以及對黎烈文熱情工作的支持。每月八，九篇地投稿，五個月下來，便成了一本薄書《偽自由書》。

到了1933年5月，國民黨政府對文字出版的控制更加嚴重了，迫於政府的壓力，黎烈文在5月25日的「自由談」上發表啟事：說「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桿尤難」，「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魯迅本來就見其假自由，見怪不怪，民國的什麼怪現狀能出乎他的預料？談風月就談風月吧，魯迅什麼樣的文章也能寫，只是風月話題里藏根針刺就是魯迅自己的事了。這就成了魯迅的又一本書《准風月談》。

魯迅的十幾本散文集，要算《准風月談》最朦朧含蓄的了，了解創作背景的人自然明白原因。但魯迅有更深刻的見解，他認為政府壓制言論自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寧可冤枉一千，不可使一篇可疑之文漏網，黎烈文以為「多談風月」，就能平安無事，是不準確理解那樣的民國政府的。魯迅的文章才能雖然高妙，但「民心似鐵，官法如爐」，雖變換著不同的筆名，但被刪除全文或文中部分內容的事屢見不鮮。政府也感到這樣刪改文章太麻煩了，索性關閉刊物和書店，一打一大片，既省事，又有殺傷力，更能顯示民國政府的國家機器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由於《申報》後台硬，朝中有人，但黎烈文終究在1934年5月被迫辭職了。

《准風月談》要算是魯迅批評時政內容最少的雜文集，但魯迅又會談論什麼樣的風月？這更能顯示他與其他作家的性質區別吧。比如，周作人躲在象牙塔里談《喝茶》，說什麼與兩三朋友坐在戶牖下，半杯清茶，無聊談話，「可抵半世的沉悶」。魯迅顯然與周作人兩種風格，他的文章都是「戰鬥」的，雖然環境惡劣，但風月題下仍藏著戰鬥的鋒芒。魯迅也《喝茶》，但認為這只是戰士的休息，為的是積蓄力量。有閑階級的喝茶因為有閑便裝雅起來，但過分的「雅」脫離了生命的自然性，也「是進化中的病態」。

不能談時政，魯迅就談文化，借文化，魯迅在《准風月談》中猛烈地批評了一些文化人的醜陋表現。魯迅說自己的雜文「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他在這本雜文集子中就取了不少醜陋文人的類型，如「二丑」，「捐班」，「登龍」，「商定」文豪等。

《准風月談》中最優秀的文章無疑是《二丑藝術》，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借家鄉戲中的一種角色概括了文壇上一種醜陋文人的類型：「依靠的是權門，凌篾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但「二丑」究竟是知識分子的類型，「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閑，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余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只要社會存在闊人和窮人，「二丑」就源源不絕。魯迅的照妖鏡照得見千秋萬代的丑角，只要這種子綿延不絕。

這個雜文集里的《夜頌》，《秋夜記游》，是《野草》的余續，繼承了《野草》的含蓄，深沉的韌的戰鬥的特色，是優美，含義豐厚的散文詩。有機會，魯迅也寫時評的戰鬥雜文，雖然這冒很大的風險。《准風月談》里的《華德焚書異同論》等文章，就抨擊民國政府學習希特勒，在中國實現法西斯統治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