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元朝末期到李自成：農民起義的意義何在(3)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的是，雖然秘密宗教在起義後期的作用已經不大，但是在起義準備過程中甚至在起義前期招兵買馬的時候還是給領導這們帶來了極大的好處。農民起義通常是結構鬆散紀律性不強的，而可能在一群散兵游勇建立威信的唯一可能就是秘密宗教，當起義軍建立起嚴密的機構組織的時候，他們基本上就擺脫了農民義軍的角色了。

　　農民起義的另一項重要的口號就是「均田」思想。土地兼并是中國古代社會統治階級必須面對的一個棘手問題，不僅因為土地的兼并影響到國家的稅收，還容易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後果就是社會的動蕩，輕則形成流民潮，重則誘發農民起義。明末政治腐敗，農民破產，壓迫剝削日益加重，陝西又逢旱災，人民無法生活。

　　崇禎元年七月，起義在陝西爆發，從崇禎元年至三年間，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先後起義，暴亂大有燎原之勢。明朝政府剿撫並用，一度取得成果，但是又來由於各種原因，已經取得成果付之東流。相反，經過13年的游擊流動的作戰，農民軍逐漸集中，至崇禎十三年底，匯合為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為首的幾支主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