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大學如何「寧靜」，怎樣「致遠」

了解中國大學的整體實力，明白自己大學的真實位置，理解現有的教師隊伍以及制度，設計合理的工作目標，腳踏實地去做，而不是拔苗助長，追求「大躍進」的效果，那樣的話，中國的大學才有希望。

　　暨南大學提出「寧靜致遠工程」，得到廣東省領導的讚許，省教育廳更是以此為契機，召開「高等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與隊伍建設」學術論壇，這是個好兆頭。可道理人人明白，關鍵在落實。為了「鼓勁」，也為了「補台」，我談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在校長與教授之間;第二，如何看待學術評估;第三，怎樣善待年輕學者。　　【在校長與教授之間】　　暨大人事處來信，說在網上查閱了我的言論，發現跟他們校長的思路以及「寧靜致遠工程」宗旨接近，於是邀我來論壇作一主旨發言。為了表示是做了功課的，隨信附錄了他們輯錄的「陳平原言論」。我很好奇自己的「言論」是如何被摘編的，十幾段文字，前兩段出自《人民日報》2010年10月27日的《人文學者不可丟「三氣」》。先是：「學問不是評出來，而是做出來的，是經過20年、30年、40年，心甘情願坐冷板凳、嘔心瀝血做出來的……大家現在被各種評比、評獎、評估搞得雞飛狗跳，根本無法靜下心來潛心學問。這很可惜。」後有：「一所大學或一個院系，要有意識地培養幾條『大魚』。對於那些有個性、有才華、有脾氣的好學者，要讓其山高水長自由發展。」　　其實，在這兩段文字中間還有一段話，也很重要——「作為系主任，我的基本原則是：為中才立規劃，為天才留空間。好的教授視學術為生命，根本用不著催促;有的老師，或因能力限制或因健康原因，或對學術根本不感興趣，再催也沒用。但中間這一大塊，若有合理的評估體系及獎勵機制，能做出更大的業績。所以，最重要的是調動中間這部分老師的積極性。」若拉下這一段，好像我完全否定任何學術評估，那樣決絕的姿態很好看，但不是我的原意——我批評的是目前中國的評估體系及獎勵制度。朋友們嘲笑我當了系主任(北京大學中文系——編者注)，立場有所變化，以前根本看不起「科研項目」，反對「數字化管理」，現在也得鼓勵教師積極申報國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課題，甚至對教學及科研提出一定的量的要求。我的回答是：「屁股決定腦袋」，不在這個位子上，站著說話不腰痛。作為教授，你只管做好自己的學問，不必也不該太看重評估及獎勵;作為系主任或校長，則不能完全漠視各項學術評估。　　正因為當了幾年系主任，深知校長們的壓力。你上百度百科檢索「香港中文大學」，吹噓有幾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一看就是校方直接製作或提供的資料。接下來的敘述很有趣——「2011年9月，國際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S發布2011年世界大學排行榜，香港中文大學較2010年再升5位，位列世界第37名，繼續處於內地名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之前。2010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中文大學較2009年上升4位，位列全球第42名。」有心人馬上發現，這資訊殘缺不全，一個是2011、一個為2010?為什麼?原因是2011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的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中文大學的排名由42急速墜落，變成151。本想特立獨行，不提交資料，不參與排名，可前一年上升4位沾沾自喜，如今一跌就是109位，怎麼跟校友解釋?我贊同學校的理念，可也理解校長的難處——還沒到哈佛、耶魯的地位，無法拒絕這些明知缺陷多多的遊戲。校方只好一方面安排沈祖堯校長發表《別讓「排名」擠掉大學的首要使命》(2011年7月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另一方面悄悄準備資料，爭取明年名次回升——請問，此外你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教授可以說「風涼話」：大學排名毫無意義，排名高低跟我沒關係。校長可就不敢這麼說了。對於大學排名以及學科評估，所有的大學校長都是又愛又恨。名次下降則抱怨，名次上升則引用——若真有本事，應該是「也無風雨也無晴」才對。院系領導也一樣，明年進行全國第三輪學科評估，若是你領導的院系的全國排名急劇下降，你真能「風雨不動安如山」?　　最近這十幾年，我寫作並出版了幾本關於大學的書籍，不少大學校長讀過，其中一位很誠懇地告訴我：你說得很好，可惜你沒當過校長。我明白，這話既是表揚，也是批評——潛台詞是，大學校長的苦衷你不了解。我想這是真的，可書生議政，只能談自己了解且有把握的話題。我不是大學校長，也不是國務院總理，你要求我說話像校長，或從國務院的角度考慮問題，那是不對的。各自明白自己的位置，說自己想說的話、能說的話、該說的話，這社會才能健康發展。　　十幾年前，談及大學史的寫作，我說到：「大學主要由三部分人構成：學生、教授、校長(及其代表的管理層)。三者的知識背景及文化立場不同，其利益往往互相衝突，發生摩擦在所難免。」(《大學史的寫作及其他》，《讀書》2000年2期)八年前，北大醞釀人事制度改革，我又談及「屁股」如何決定「腦袋」：「你以前可能是很好的教授，可你當了校長、部長、院長，屁股決定腦袋，思考問題時，必然注重行政管理。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應該承認各自利益以及立場的差異，這樣才有對話與協商的必要。」(《大學改革，路在何方?——「大學改革座談會」發言整理》，《讀書》2003年9期)其實，校長與教授之間意見不一致是正常的，關鍵是找到合適的對話途徑以及利益重疊的地方。　　校長是任期的，教授是終身的(即便退休，也可繼續做研究)，這就決定了前者需要階段性業績，後者更傾向於可持續發展——既反對管理層拚命催肥，竭澤而漁，也不能讓校長老是兩手空空，無法向上級以及熱心的校友交差。教授與校長之間，需要互相磨合，共謀出路。　　為什麼要說這些「閑話」?就因為在我看來，一所大學的校風是否「正」，能否「寧靜致遠」，關鍵不在教師，在領導。單有理想還不夠，還得考慮可操作性，以及能夠承受的壓力。當校長的都明白，此舉從長遠看很好，但短期內很可能影響大學排名。人家急功近利的，數字好看，排名上去了，吃香的喝辣的，你卻只是在江湖上收穫「及時雨」的好名聲——說不定還因此限制了仕途，你頂得住嗎?想清楚了，不管別人怎麼罵，也不計一時之得失，「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這才可能闖出一片新天地。　　【如何看待學術評估】　　凡在大學教書的，大概都承認，最近這20年，我們的收入在提升，我們的壓力也在增大。以前只要教好書，論文寫多寫少，出版不出版，關係不是很大。現在不一樣了，要是評估不過關，輕則降級，重則解聘。其實，香港也是這樣。在香港科技大學創立之前，香港的大學教師是比較悠閑的，自從放進科大這條「鯰魚」，真的是攪亂一池春水。香港政府將香港的大學分為教學型與研究型，三所研究型大學(港大、中大、科大)的教授需要多發論文;可教學型大學不甘示弱，也對教師提出嚴苛的要求。換句話說，香港及台灣的大學，較早引進美國大學的管理制度，學術評估已成常態，且做得比較規範。此舉有好有壞——好處是研究業績迅速提升，缺點則是教學明顯受到衝擊。　　1998年5月，江澤民主席在北大百年慶典上講話，代表中國政府明確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偉目標。摘掉意識形態保護傘(此前的口號是「創建世界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意味著參與激烈的國際競爭，用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的眼光來看北大、清華。此後次第展開的「985工程」等，政府在給錢的同時，也讓在崗的大學教師感覺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到目前為止，中國大學仍在改革途中，tenure(任期)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很少解聘不合格者。但學術評估及獎勵體制的引入，還是促進了教師的科研熱情，大大提升了中國科研論文的生產力。英國皇家學會2011年3月28日發布題為「知識、網路、國家：21世紀下的全球科技合作」的科技調研報告，稱中國有望在2013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科技出版物數量最大的國家(參見《英報告稱中國將於2013年超美國成超級科研大國》，《環球時報》2011年3月29日)。而中新社北京12月2日電：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2日在京發布，2001年至2011年中國科技人員發表國際論文數量為83.63萬篇，升至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論文數量首次超過日本。此類「好消息」還有很多。可從事專業研究的人都明白，數量與質量並不同步;我們之所以突飛猛進，得益於人口多，投入大，加上數字化管理模式。　　科研論文的「量」是上去了，「質」則不是很理想。談論科研成果，除了經費、熱情、幹勁，還有學術積累以及制度建設。而後兩者的制約更為深層，不是短期努力就能解決的。單看論文數字，北大、清華與世界一流大學越來越接近，可內行人都明白其中的差距。記得6年前香港科技大學的丁學良教授發表「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五個」的高論，引起軒然大波。丁的解釋更是讓人沮喪：「我認為，是否是真正意義上合格的經濟學家，可以按照香港科技大學評定副教授的要求來衡量。我不是按照國際排名前10位的經濟學系的要求，也不是按照終身教授的要求，這樣不至於高得離譜，因為我們談的是華人社會裡的經濟學家。」(參見《丁學良：什麼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無獨有偶， 2011年8月15日，饒毅在博客文章《減少中國科學界浮躁的一個必要步驟》中，談及中國生命科學這20年的基本情況：「國外做過博士、博士後，回國立即做正教授，再做一兩篇Nature、Science、Cell，或者幾篇同領域最好雜誌的論文，就可以做院士。科學程度一般(不是所有人)到此為止。也就是說，在國際優秀大學晉陞副教授的時期，在中國可以做院士。而中國做了院士以後，各種事情又多起來，做科學的時間減少。如此造成中國比較好的科研人員的科學活躍期結束比較早。」這兩個專業都是我不懂的，可看他們如此評說中國學界，心裡很難受。各大學、各院系的情況不一樣，但即便人文學科，我們私下裡也承認，與美國一流大學差距很大。北大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你若能在美國一流大學獲得正式教職(即便是教中國文學或中國歷史)，回來自然升一級——助理教授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正教授。國內其他大學，大概也都如此辦理。這不等於公開承認，人家的學術水平明顯比我們高嗎?　　當下中國學界，正從追求規模逐漸轉向強調質量。在我看來，關鍵在於努力改善學術評估方法。當領導的，起碼可在下列問題上有所作為：一是積极參与修訂各種學科的評估體系;二是制定高低軟硬恰到好處的內部標準;三是鼓勵投稿好雜誌，但拒絕欽定「頂級學刊」;四是守住底線，同時為特異之士保留自由活動的空間，且隨時準備因天才出現而修訂規則。　　【怎樣善待年輕學者】　　關於大學管理，我有四句話：第一，展示願景——讓老師們看到國家的、大學的以及自己的前途;第二，了解自家人——切忌引進未必精彩的女婿，而氣走好幾個能幹的兒子;第三，明確自家位置;第四，善待青年學者。這裡就談後兩點。　　鼓勵學術競爭，這本是好事。可懸得過高，達不到，就容易造假，或養成急功近利、喜歡吹牛的壞毛病。最近，某著名大學聘請講座教授，要我幫助判斷「被評價人在其學術領域的國際排名」：前5名、前10名、前20名。我知道，若勾第三等級，大概就沒希望了。可國際排名前5，那是什麼感覺?我哪敢隨便下筆。也是最近的事，北大中文系招聘青年教師，學校有關部門領導追問：你能否保證此人5年內成為本領域的全國前3名。我拒絕了。人家說我傻，你先答應下來，5年後，誰還記得這話?再說，那時你和他都不在這個位子上，誰來負責?可這不符合我的性格，實在說不出口。什麼叫「前3名」，怎麼評定，那些40歲以上的副教授、教授全都不做學問了?　　我幫美國哈佛大學遴選講座教授寫過推薦信，對方除了綜合評論，沒問我此君的國際排名，只是列出四個他們認為大致同級別的教授，讓我比較各自的長與短，說明為何推薦此君而非彼君。我也幫香港科技大學晉陞教授做鑒定，最後一項是比較：這位候選人比你最近參加評審且通過的北大或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正教授如何。這樣的提問很具體，也很實在，我能回答;至於國際或國內排名，我不懂，也不相信。　　中國大學還沒好到那個程度。前些年有大學炒作，願出多少錢聘請諾貝爾獎獲得者，結果當然是落空。北大設立講席教授，年薪60萬～80萬，開始以為很有誘惑力，但聯繫多位國外著名教授，都不成功。因為，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了解中國大學的整體實力，明白自己大學的真實位置，理解現有的教師隊伍以及制度，設計合理的工作目標，腳踏實地去做，而不是拔苗助長，追求「大躍進」的效果，那樣的話，中國的大學才有希望。　　可如今，幾乎所有的中國大學都在吹牛。記得某名校歷史系規定，博士生必須在《歷史研究》上發表論文才能給博士學位。《歷史研究》一年總共才發多少篇文章?照此要求，全被這學校包圓了。即便是訓練有素、頗具創見的中文教授，一年能寫一兩篇好論文就不錯了，而且並不一定要發在《中國社會科學》或《文學評論》上。眼下中國各大學明碼標價、真金實銀地獎勵老師們在「頂級學刊」發論文，其實是不自信的表現。這還不說只講論文而不論教學質量，明顯扭曲了大學的職責及精神。　　由於排名的刺激，各大學都在爭搶「大師」或「明星學者」。而對於剛出道的青年教師，則不甚關心，當廉價勞動力使用，且提出不近情理的考核標準。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哪有這樣的好事?　　不久前我在紐約大學演講，談及轉型期中國學界最受傷的是人文學，尤其是從事人文研究的青年教師。「以項目製為中心、以數量化為標誌的評價體系，社會科學容易適應，人文學則很受傷害。從長遠看，受害最嚴重的是從事人文研究的年輕學人。稍微年長的，或足夠優秀，或『死豬不怕開水燙』;40歲以下的副教授或剛剛入職的青年教師，一方面有朝氣，還想往上走，不願意就此停下來，另一方面呢，學校壓給他(她)們的任務比較重，因而心力交瘁。人文學需要厚積薄發，很難適應眼下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的『時代潮流』，這就導致那些願意走正路、按老一輩學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學的年輕人，容易被邊緣化，甚至被甩出軌道。」(《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讀書》2012年2期)　各大學的「高標準嚴要求」，使得年輕學者全都手忙腳亂，心氣浮躁，根本沒有時間想問題或從容讀書。我再三向北大校方提議：善待40歲以下的年輕學者。記得我們當年剛留校，系裡給一學期時間，讓你好好聽課、備課，這都是「從長計議」。不像現在，巴不得你今天報到，明天就走上講台。再好的苗子，也得用心栽培，休養生息，才能長成參天大樹。若都急功近利，會出大問題的。非常希望暨南大學真能落實此「寧靜致遠工程」。這樣做，暫時效果不一定好，但10年後，定然大有收穫。　　我在北大讀博士時的導師王瑤先生早年從事中古文學研究，特別喜歡《世說新語》，日常生活中也擅長提煉各種「雋語」。比如，他在政協會議上有一名言——說是當了政協委員，「不說白不說，說了等於白說」。這話太悲觀了，於是有人給添上一條光明的尾巴——「白說也要說」。關於當代中國的「大學」問題，我也持此態度。　　(本文系作者2011年12月16日在廣東省教育廳和暨南大學聯合主辦的「高等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與隊伍建設」學術論壇上的主旨發言。)　　2011年12月11日初稿，19日改定　　(作者系北京市政協常委，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導，本刊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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